中国历史地理复习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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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复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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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四纪气候变化与人类产生

第四纪冰期的出现和消失必然会引起地球表面植物界和动物界的变化。

新生代第四纪气候变化引起部分地区森林面积缩小，是迫使猿从树栖生活转向草原、灌丛生活而直立行走的重要条件，自然是使这些猿类空出前肢，促进手的进化以及而后的劳动的先决条件。

二、冰后期的环境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繁荣

第四纪在距今1万年左右进入全新时期，这个时期是在经历了一个第四纪第四次冰期（大理冰期）后的一个间冰期，气候日趋转暖，也称冰后期。

众多事实证明，距今8000年至5000年的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处于一个十分温暖湿润的时期，这给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大暖期湿润的气候环境，特别有利于古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大暖期的鼎盛阶段（距今7200年至6000年），古代人类文化飞速发展，这在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马家兵文化、渭河流域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前期和半破类型都有十分明显的表现。

人地机理是：

新石器文化是一种原始农耕文化，它是从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采集狩猎过度到农业、采集、狩猎并进行的阶段。

气候的转暖自然有利于各个地区旱地农作物生长，也有利于人类原始耕作。

这便是新石器文化繁荣的环境背景。

三、黄河文明产生的气候机理

距今5000至4000年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黄河文明，并不是黄河中下游的人们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加聪明，而是其他地理环境的气候、土壤、地貌条件所决定的。

虽然全球气候走出最适期，气候转向干燥，大陆度增大，但东亚大陆当时的湿润还是比现在高。

就黄河中下游地区讲，气候普遍比现在湿润。

气候的湿润为农作物更好生长创造了条件，自然灾害频率低，为农业耕作稳定奠定了基础。

黄河流域的土壤和植被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黄壤、壤土和下土坟垆粘着性不强，疏松柔和，在生产工具不发达的夏商时代，最易于耕作。

森林分布比现在多，这一切都为黄河中下游农业的发展使人们有更多的交流的必要，文字便出现了：

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求得精神的寄托，也有大量时间和财力去投入，大型礼仪建筑出现了；经济的发展为金属冶炼和加工创造了基础。

文明由此产生了！

区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超前形成的吸力主要不靠区位，而是靠区域的综合环境与文明产生所需的生产力的最佳碰撞的超前核心的形成。

只是在暖温带的大河地区，气候适中，疏松肥沃的土壤有利于用石器时代的工具大量拓殖，大江大河有利于农业灌溉，适度的森林和开阔的土地为人类进取奠定了基础。

这种文明产生的生产力与温带大河流域的环境的碰撞便是中国黄河文明形成超前的核心区关键所在。

四、汉唐盛世与气候波动

秦和西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强盛的王朝，秦汉中国疆域广大，国力强盛，汉代文明在世界上享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暖温湿润的气候为农业文明创造了条件。

从东汉开始的中国历史进入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长达600多年的相对寒冷期。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一个王朝，经济繁荣，城市发达，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幅员辽阔，国力强盛，外夷臣服。

近年来已有研究表明，气候温暖时期往往与兴盛的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相对应。

唐代文明的兴盛，是以当时十分温暖的环境作为基础的。

其对唐代农业经济的影响：

温暖湿润气候造成农牧业分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

唐代温暖湿润气候使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北线北移，产生多样性更明显。

唐代温暖湿润气候使可供农作物生长增长，农作物生长周期缩短，复种指数提高。

唐代温暖湿润气候使农作物单产提高，粮食总产量提高。

唐代温暖湿润气候使水利建设成效显著。

由于国力强盛，使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保证。

气候的温暖湿润为唐代农业经济发展创造了环境基础。

物质文明的发展为政治稳定、军事国力强盛和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唐代在科举、疆域、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方面的成就不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当时的世界范围都有极大的影响，唐代文明由此成为世界文明史上足可以大书特书的一页，而这种文明正是以唐宋这个中世纪的温暖为基础的。

五、明清小冰期与社会波动

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有称“明清小冰期”。

特别是15世纪至17世纪寒冷特征最明显。

专家认为，16世纪至17世纪这个下冰期是受整个银河系、太阳系、行星处于不同位置而引动的引力、电磁场、宇宙线、宇宙空间物质密度变化等变化而来的故又称这个时期“明清宇宙期”。

低温会使农业生产受到致命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发则影响农业生产，民生日苦同时也直接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进而造成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剧烈的社会动荡，形成大迁移、大位移、大战乱。

明清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民族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状态。

由于气候寒冷，黄河流域农业经济进一步衰落，沙漠化进一步向南拓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成为定局。

由于气候寒冷，自然灾害频率大，社会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影响了中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经济推动里和效率的转换。

六、黄河流域文明的推移发展与森林分布的变迁

近5000年来人类活动的影响。

都取用于森林资源，为缓解不断增强的人口压力，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毁林开荒，扩大耕地面积。

产业选择与资源的最佳配置往往是无意识的，往往一味强调农业文明优于林牧业文明，历史上的“重农轻牧”便是具体的体现。

5000年来，黄河流域所处的中纬度地区，气候总的来看是向干冷演变，森林资源受此影响，生存、保护和再植都越来越困难，森林植被类型也越来越单一，整个森林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

黄河流域的森林兴衰正好有黄河文明兴衰同步，这说明黄河流域森林植被对文明的发展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资源兴废与黄河文明的兴衰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七、政区演变与中国自然环境的关系

行政区划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依“山川形便”即行政区与自然区重和原则。

古代的九州表示了九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唐代的十道体现了只要考虑的也是自然因素。

直到元代的行省制度，许多交界线也是以重要的山川为界。

山川形便顺应封建自然经济的发站规律，有利于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对内部交通、经济交流的形成，以及文化的认同也有好处。

历史时期的行政区与自然区、经济区的关系大体上秦汉重合、魏晋背离、隋唐重合、宋元背离，明清逐渐重合，而统县的政区一般在宋代以后都与自然区重合起来，这在南方尤其明显。

一般来说，一个以加强中央集权为首要任务的政权，往往先不考虑山川形便，故意犬牙相错，反之则刻意使政区与自然重合，以有利于管理。

八、政区演变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关系

历代行政区划主要是第一级政区的变化很大，由于第一级政区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往往特别大，土地人口众多，军需粮草自成一体，财力雄厚，容易产生与中央对抗的割据的力量，甚至是造成推翻中央王朝的主要力量，故中央王朝总是想总总办法来控制地方第一级行政区。

而作为州县一级政区的财力和军力对中央政府往往不存在实质性的威胁，所以变化相对不大。

在元代以前，中国主要以山川形便来划分行政区，政区独立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较强，所以中央与地方一级政区的矛盾很大，产生割据局面的时期较多。

从元代开始，中央完全打破了这种原则，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较大的地区拼成一个一级行政区，有时往往走向极端。

这种将自然地理单元分割，文化认同差异鲜明而形成的省区内部，往往一时文化认同感差，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体，不利于地方发展经济，也不利于形成与中央对立的区域文化认同，其目的主要是削弱地方经济力量和文化认同感，防止政治上地方割据政权出现。

十、政区演变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地方政区的主要职能是经济上职能，替中央或上级行政单位在一定区域内组织生产；完成国家在本行政区内赋税征收任务。

历代封建统治者划分政区都多以经济指标来划分。

唐宋以前北方地区政区数目多，幅员小，而南方地区政区数目小，幅员大。

这主要是与中国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在黄河流域，人口密度大相关。

唐宋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南迁，南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响应政区逐渐增多，这样在历史上，中国南方地区的地方行政区比北方地区变速要大。

十一、政区演变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

一是在划分行政区域时，在考察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的同时，还要考察文化的认同感，然而行政区域的形成又反过来有利于区域内文化的一体化，进而促使文化认同感的产生和进一步强化，只是这个过程十分缓慢。

研究表明地方行政制度设立与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些特殊的关系。

如崇尚数字等。

十二、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变迁

在先秦时期今天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湿润，河湖众多，土壤肥沃，有着十分先进的农业文明，故夏商周三代都主要以这个地区的农业文明为基础。

主要还处于采集、游牧、狩猎为主的蛮荒时期，农业经济在经济中的地位还很底。

到秦汉时，黄河流域的农业核心地位进一步确立。

最发达的经济区主要有三个：

关中平原地区、关东地区、即函谷关以东的的汾水、涑水平原和华北平原、成都平原地区。

汉代的长安、洛阳、宛、成都、江陵、吴、番禹、临兆、邯郸主要在这些地区内。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南下压力增大，北方战乱不已，北方地区农业经济收到破坏。

而同时江淮地区、太湖流域、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唐代我国北方农业经济有所恢复。

同时在中唐以后，南方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长安、洛阳成都、扬州。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气候转寒，战乱不已，农业经济再度衰败凋敝。

到五代南宋以来，随着北方中高纬度地区气候变冷趋势发展，农业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冲击农耕区，再作为政治中心战争不断，农业经济更受到摧残。

五代以来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给南方地区带去了新的生产技术；而同时由于社会总体生产力的提高，对付南方涂泥办法增多，加上宋代早熟稻的推广，南方农业经济迅速发展。

在宋朝江下游的经济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南迁到长江流域。

在城市经济方面，重要城市的分布重心东移南迁，北京、临安、广州、泉州、福州、成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十分繁荣。

明清以来，北方地区在明清宇宙期的背景下，经济更加残破，经济地位大大下降。

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平原经济也发展起来，明清以来长江下游经济继续发展，商业城市大量出现，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当长江上游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

东南沿海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南京、苏州、松江、杭州。

近代以来，一方面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积累，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入侵，工业经济在经济中的地位开始上升。

农业经济由于水稻种植和农业副业发展，形成了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可替代的经济地位。

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战略，秦汉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是处于东西对抗时期，西北强东南弱；晋至南宋时期，南北对峙，为从北强向南强逐渐转变的时期；到了元明清时期，西部整体发展减慢，东部地区经济实力大增，成为东西抗衡时期，东强西弱。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的重心不断地东移南迁，直到今天。

农业发展主要是靠土地资源的扩展，农业种植的扩展主要在东部季风气候区。

再加上历史时期中国北方中高纬度地区气候总的来看是日趋干冷，这便使中国北方农业经济地区地位下降有一种不可逆转性。

天地生综合背景，不可回归性，不可逆转性。

十三、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及原因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是造成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

我国人口的重心至少是在北宋已经移到东南地区，唐末五代大量北方移民进入南方地区便是新的人口分布状况形成的重要原因。

天地生综合研究来看，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

东亚大陆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中国最早而影响力深远的文明发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中国黄河流域处黄土地区，黄土土质松软，土壤自我加肥力强，再加上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森林植被好，农业生态也比现在好，土壤适宜于文明产生时的石制工具和简单金属工具耕作，适宜于早期的粟、的种植，温暖湿润的气候更促进了这种农业的发展。

由于生产力水平、气候条件和土壤状况的限制，才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国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

黄河农业文明产生而一直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区均在黄河流域。

但是从天地生背景来看，东亚大陆的气候环境不断变化，中国生产力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两者的碰撞造成区位适宜性互动，这便使中国经济但是从天地生背景来看，东亚大陆的气候环境不断变化，中国生产力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两者的碰撞造成区位适宜性互动，这便使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呈现为一种不可逆转性。

气候变化总体上是日益干燥寒冷，大陆度增加，气候变得干燥同样使中国北方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受到影响，河流断流改道，沙漠化进程加快，农田水利受到影响，农业经济更加残破。

同时北方作为政治中心，政治斗争激烈，战争连续不断，更使经济受到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方人口大量东移南迁，使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下降，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地位大大下降。

中国南方地区气候波动本来不如北方地区，况且气候的变迁对于南方沼泽地区的开发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利多弊少。

生产工具中铁农具广泛使用，犁耕推广，提灌工具大量使用，宋代早熟占城稻的引进和大面积推广，再加上北方移民迁入带来了小麦生产技术，使南方地区稻麦两熟制成为定制；另外加上南方地区地型多样，亚热带山区丘陵地区生物多样性明显。

这一切通过大量北方技术人口迁入南方更加快了开发的步伐，最终结果是使南方地区得到有效开发，农业经济水平大大提高。

在明清小冰期，中国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更加恶劣，虽然不乏有人在北方地区屯田开发，但成效甚小，在某种程度上讲还更加造成了北方自然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指南针用于航海，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地位上升。

明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继下游以后发展起来，而长江上游地区相对下降，珠江流域的经济水平大大上升。

直到近代，虽然科学技术相对更发达了，但区位成本与环境成本的影响，东南沿海仍得开发之先，这不过是中国经济东移南迁的继续。

而改革开放以东南沿海为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不可逆转性和不可回归性。

十四、中国古代都分布演变与原因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这些古都的建立是一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古代都城的位置变化，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政治制度异同、传统文化背景差异有关，也与社会历史诸多偶然画件有关，同时与自然环境中的长期变化关联。

三皇五帝，黄河下游地区，河南、山西，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初期，由于原始血亲复仇之遗风，统治者内部斗争激烈，而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又十分有限，故城址迁徙频繁。

便由于受整个经济区的影响，都城迁徙的范围仍主要在今黄河流域中下游的河南、山西、山东等地，从西周开始都城相对稳定下来，对都城建筑的等级规模也有了更明确的限定。

周朝以来对镐京的经营，为关中地区作为众多朝代的都城之地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以来，诸国林立，政权变易，国都也多有变化，但长安、洛阳一直是作为重要地方王朝的国都存在。

长安，隋唐对于长安城多有修建，但唐代后期由于关中地区经济的衰退，漕运困难，多就食东都洛阳，长安城的地位开始下降。

五代十国时期，也是诸国林立，政权变化大，但与南北朝相比，都城总体上向东南迁移，洛阳、开封、成都、太原等城市多次作为都城。

这种发展趋势为宁代建都东南奠定了基础。

开封，临安，中国统一王朝的都城开始明显东移南迁。

从元明清民国以来，中国都城分别在北京、南京这间南北移动，中国古代都城的东移趋势稳定下来，但在位置上有北移的趋势，这主要是与元明清特殊的气候和民族背景有关系。

七大古都（安阳、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之说。

中国古代都城经过了一个从西向东南迁移又向北移的过程，这个特殊的过程与中国近4000年来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经漳重心东移南迁、大漠内外游牧民族活动东移有关，从中国历史气候说体上来看，在宋代以前相对于宋以后更加光明温暖湿润，西汉和唐人总体来看，都是比较温暖湿润的朝代，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相对更好，长安成为这些朝代的政治中心自然有其环境的大背景，但历史时期中国北方的人地关系体现为两种趋势，一种是北方大漠内外游牧民族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特别是西北地区农业民族造成极大压力，使北方战乱不已，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另一种是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本气候变干冷，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农业经济衰退，民生困难，社会矛盾突出，使本来作为政治中心复杂的政治斗争更加激烈，战乱更加频繁，使西北地区的一些都城基本建设受到破坏，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

都城作为政治中心一般意义上要与经济中心重合，这在生产力低下而交通运输不发达的上古和中古时期体现更为明显。

宋以前中国都城的核心区在黄河中游下游地区，基本是与当时的经济重心重合，唐末五代以来，都城中心从长安开始向洛阳、开封东移，宋代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中国古代都城也随之东移南迁，开封，临安成为都城，这自然是在情理之中，元明清以来虽然由于民放问题都城北移，但由于有大运河的维系，将华北政治核心区与江南经济区联系起来，都城才能稳定下来，近代以来，现代交通的出现更是使用权经济区与政治区的分离成为了可能，北京才可能长期成为中国都城存在，由于特殊的地埋环境，传统中国主要是一个大陆性国家，大漠内外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威胁最大。

在元明清三代以来，由于受天地生大背景的影响大变为对华北的影响大，这样表现为两种机制对定都的影响。

一方面北方游民牧民族在元明清以后多入主中原建立统一的王朝，为了以发源地为根基控御南方各族，建都往往都靠北，坐北朝南，另一方面，如果是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为了对付华北北部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要将都城建立得靠北一些，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如明代和民国初期。

许多城市都发生了迁移。

明代，中国县级城市的城墙经历了一个由寺墙演变为砖石墙的高潮，城墙的坚固性得以加强，城墙本来有军事防御、内部控制、防洪等将人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自然有利于以上功能的实现。

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人口的增长，城墙往往与扩大空间之间形成矛盾，城墙阻碍了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到了封建社会后斯，城市的发展突破了城墙的约束。

中国历史上城市的形状多样，其中以文形最为典型。

在中国古代，对于城市的规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

中国古代都城在平面布局上特点十分明显。

首先是整齐划一，其次为中轴线纵贯全城，形成对称为二的格局，第三是宫殿为城市主体，一般居中，占据高地，占据城市要害部分；第四是宫殿建筑高台北，既为防潮，也为体现皇宫的至高无上，中国地方城镇平面布局的特点是：

第，衙署占据得要位置，多居中和居高，第二，位置分布多在交通于干线和河流两岸，以便于交通、用水、第三，街道多为东西、南北向，体现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第四，受中国城市多方形和对称划一的影响，居民区多为方形和矩形；第五，城市平面布局按功能分区，如官衙区，、手工业区、商业区、文化区、园林区等、第六，交通干线多呈辐射式，由城区向四周辐射。

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强的封团性，体面在城市上便十分注重城墙建设，故古代城墙除具有军事防御功能外，还有内部控制的功能，还有一定理念上内控。

在封建社会里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越发达，城墙对于商业的负面影响越大，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墙的修建反而越来越受重视，到明代中国县级城市，包城高潮。

这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地位不高，而内部控制更为加强，也体现了冷兵时代末期，冷兵器与城市城防的矛盾对立发展到顶点。

十五、中国人口空间与中国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在传统社会里明显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从秦汉以来，中国东南季风气候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这个区域内。

历史时期中国人口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不平衡性。

“人满东南”的趋势。

在近2000年间呈现十分明显的稳定性。

这实际上是传统农业社会里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特别是对气候依赖性极强的体现。

中国人口变化与环境的关系体现在人口南北互动上，主要体现为因历史时期南北气候变化、纬度差异而带来的南北人口移动压力。

从清代开始，南北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差不多，人口迁移呈现南北两大相对封闭系统。

传统时代人们挑战自然的能力其实是极其有限。

人口分布变动的结果，有人为的因素，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尤其是中国历史气候的冷暖交替的周期性变化的制约。

十六．北方移民大迁徙与中国南方客家文化

客家人是历史时期北方汉族移民迁入赣、闽、奥、交界地氏，以其人数的优势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载体——客家民系。

所谓客家民系指共同生活在赣闽奥交界地区，形成一种有别于相邻各民系语言的方言系统，过着具有山区特点的农耕生活，形成了以团结、奋进、吃若耐劳和强烈的内部凝聚力及自我认同意识为主要特征的汉民族群体。

唐未五代和宋初中原与江淮动荡，两宋之交社会大动荡。

十七．“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四川”

所谓“所谓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来源于魏源（湖广水利论）元未明初，长江中上游地区受战乱的影响十分大，湖广、四川都是战乱的重灾区。

到明未清初，长江中上游的湖广和四川仍是重灾区。

两次大动荡都对这两个地区人口造成极大的损耗。

而长江下游的江西等地，从安史之乱以来便是北方人口迁移的重要地区，人口自然增殖和外来移民都比较多，经济发展好于长江中上游地区，自然形成从东向西的人口推进力。

“江西填湖广”产要发生在明代。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未明初，一次是在明未清初。

清代康乾嘉三朝是“湖广填四川“的高潮时期。

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首先对于恢复四川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作物和新的民风民尚。

特别是各省移民进入后，八方杂处，各种文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四川人和四川文化。

十八、闯关东、走西口、跑口外、移台湾

由于灾荒等原因，大量汉族人迫于生计，纷纷在封禁的背景下用各种方式出关外，便形成历史上的“闯关东“。

辽东、辽西地区在清代迁入了大量的外来移民。

”西口“主要是指长城西部的张家口、独石口。

”走西口“成为西北地区进入蒙古的代名词。

”走西口“的移民主要来自华北西部地区山西、陕西地区和河北西北地区。

一般而言，人们也将走出古北口、喜峰口、张家口、独石口到草原地区垦殖称为“跑口外”历史上的走西口或跑口外，对于口外一些地区的农业开发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但要看到，口外地区从资源、环境与产业配制来看，主要是适宜发展畜牧业，在一些地区畜牧业的载畜量本来就十分低，农业开发的后果往往带来更严重的沙化，影响了农牧业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