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武大教授査全性建议恢复高考被邓小平当场采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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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武大教授査全性建议恢复高考被邓小平当场采纳
【历史】武大教授査全性建议恢复高考，被邓小平当场采纳
【历史】武大教授査全性建议恢复高考，被邓小平当场采纳
2014-10-11武汉大学
珞珞的话
现在的高考对于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绝大多数都是通过高考进入武汉大学的。
在刚刚恢复高考的时代，高考更可谓是改变许多人命运的渠道。
可是大家知道是谁提出要恢复高考的吗？
珞珞要自豪地告诉大家，是武汉大学的教授——査全性。
今天珞珞为大家带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关于查全性的报道。
查全性
1977年教育工作座谈会后的合影，邓小平右侧为刘西尧，左侧为方毅，第三排左起第八人为查全性。
考场气氛肃静，秩序井然
1978年2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大学校门。
图为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阅读导语
查全性的独特贡献：
邓小平原打算从1978年恢复高考，查全性一番慷慨陈词，邓小平改变主意提前一年从1977年恢复高考，几十万青年从此改变命运。
这一年招生27.3万人，其中很多人成长为社会栋梁，他们之中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外交部部长王毅。
历史为什么选择查全性？
因为他实事求是、敢想敢讲、善抓机遇。
（一）
查全性先生，武汉大学教授。
祖籍安徽泾县，出身书香世家。
祖父查秉钧，清朝翰林。
父亲查谦，早年赴美留学攻读物理，后任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第一任院长。
查全性生于南京，长于武汉，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留校任教。
后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
回国后继续在武大任教。
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官儿”是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最高的“职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最高荣誉是全国劳动模范。
查先生大脑袋亮堂堂。
治学严谨，做人认真。
说话办事，一丝不苟。
我问：
“查老师，您今年高寿89吧？
”他摇头：
“多点。
”“90岁？
”他又摇头：
“少点。
”“啊啊，您现在是89岁零四个月！
”他这才微笑，点头。
他生于1925年4月。
我采访他，是在2014年8月5日。
查先生是电化学家，本职工作是从事电极过程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学科发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第一届“中国电化学成就奖”的获得者。
他的科研成果，在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他撰写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一书，1976年出版，此后30年，一直是我国研究生用的主要教材之一，研究生们称之为我国电化学的“圣经”。
让查先生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是在本职工作之外，他做的另外一件大事。
他在邓小平面前慷慨陈词，建议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从善如流，当场采纳他的建议。
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教育界拨乱反正、翻天覆地的第一件大事。
（二）
1977年7月底的一天，查全性记不住具体在哪一天，也记不住哪一位校领导通知他，说教育部来了通知，点名要他到北京开会。
既没有说开会内容，也没有说会期有多长。
从“文化大革命”至此时，他一直没上讲台，在学校实验室搞科研。
既然不知开会内容，他也没有为发言作准备。
8月1日，坐飞机到北京，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
刘道玉在调任教育部之前，是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参加会议的人员，都住北京饭店老楼。
查全性与吉林大学著名的唐敖庆教授住在一个房间。
此时，他才知道，这次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科学界领头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教育界领头的是教育部长刘西尧。
参加座谈会的33位同志，绝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如：
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还有中科院的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等等，年龄多在六七十岁。
查全性算是年纪轻辈份浅的，52岁，副教授。
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座谈会？
查全性并不知道，一个大人物早就谋划着科学和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正在把查全性拉近这件大事的中心。
（三）
这个大人物就是邓小平。
年轻人看到本文题目《查全性与恢复高考》，可能好生奇怪：
恢复高考？
难道有不要高考的时候？
有。
从1966年至1969年4年，大学停止招生。
大学老师到“五七干校”，在校学生搞“文化大革命”，然后上山下乡。
这4年是新中国大学教育的空白。
1970年，毛泽东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也就是到查全性参加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之前，这7年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招生。
工农兵学员基本上是好的，他们填补了7年的空白，成为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他们之中也出了很多人才。
全面客观地看，十六字方针有两个严重问题：
一是没有刚性的公平的操作方案，“群众推荐”往往走了过场，“领导批准”为领导走后门提供了方便。
当时还流行“血统论”，出身不是工农兵家庭的子女，基本上推荐无望。
另一个问题是取消了文化考试，学员文化程度差异很大。
1972年5月，北京市对11所高校搞了一个调查，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相当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文化程度占60%，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20%。
大学上课，学生80%是初中和初中以下的文化，必须补初中、高中课程。
一个班里，有高中文化的有小学文化的，老师只能就低不就高。
大学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就想到了恢复高考。
他开展全面整顿，其中就想整顿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
他准备在中国科技大学搞试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
谁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来，邓小平再次打倒。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正式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
邓小平7月21日才正式恢复职务，查全性他们7月底就接到参加科教座谈会的通知，可见邓小平对科学和教育的拨乱反正多么着急。
7月23日，他在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
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
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可见他当时就有明确的恢复高考的决心。
7月29日，他在听取中科院负责人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汇报时，谈到找什么样的人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
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与“四人帮”没有直接牵连的人参加。
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火速确定了参加座谈会的33位专家学者。
教育界15位，由高教司司长刘道玉选定。
武汉大学谁来？
刘道玉选上了查全性。
（四）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这是邓小平再度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邓小平说：
“这次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
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征求同志们的意见。
方法，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
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
这里沒有棍子，要消灭棍子。
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
邓小平是真心想听到专家学者的意见。
5天座谈，只有半天因外事活动没有参加，其余时间，天天到场，从头听到尾。
查全性回忆：
参会的都是著名学者，我开始两天没有发言，听他们讲。
后来，看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把自己的思考讲出来，很可能解决问题。
于是，开始在本子上写讲话提纲。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
党委负责人说：
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插话：
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个话题一下子触动了查全性，久藏心底的对教育危机的感觉、感受、感慨，当着小平同志的面，喷涌而出：
“邓副主席，我要发言。
”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
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原因呢？
一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
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的问题。
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年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
“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
一，埋没人才。
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
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上大学。
群众反映说：
解放前上大学靠钱，“文化大革命”前17年靠分，现在靠权。
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
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不当之风，而且越演越烈。
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
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
四，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
查全性这一段慷慨陈词，完全不同于前几天座谈会上平淡的发言，显然击中了邓小平的心弦，邓小平聚精会神倾听。
查全性接着提出建议：
“一，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
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名额分配上，多的涨死，少的饿死。
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严防泄露试题。
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
三，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
大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
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
”
“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
”
查全性一番话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座谈会上插话踊跃，气氛热烈。
吴文俊、王大珩、汪猷、温元凯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的主张。
查全性又郑重建议：
“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
查全性可能有所不知，就在这个座谈会之前一个月，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已经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
这个方案还是沿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招生方针：
“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
”也就是在座谈会召开的同一天，8月4日，教育部已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报送国务院了。
查全性更不知，就在5天前的8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的汇报时指示：
“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
开学的时间，统一在秋季好。
”
邓小平的想法，1977年，用一年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青年。
所谓社会青年，主要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大学停止招生的“老三届”，还有后来没有恢复高考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
眼前这位查全性，却提出要在今年就恢复高考。
“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邓小平侧身转头，问教育部长刘西尧。
查全性赶忙插话：
“来得及！
来得及！
宁可推迟两个月高考，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浪费损失可就大了！
”“来得及！
”刘西尧的回答，进一步增强了邓小平的信心。
邓小平一锤定音：
“改嘛！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
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
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題。
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
从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11年沒有高考的历史。
（五）
高考在冬季。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
1977年冬季高考，录取新生27.3万人。
1978年夏季考试秋季招生，录取新生40.2万人。
恢复高考，邓小平从1975年第一次复出就开始酝酿，1977年第二次复出就抓紧筹划，准备1978年恢复。
查全性独特的贡献就在于：
他在关键时刻关键的建议，打动了邓小平，使得恢复高考提前到1977年。
邓小平的决策，查全性的建议，改变了几代青年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
1977年、1978年考入大学的知识青年，受惠最大最直接。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成为日后中国社会的栋梁之材。
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7集有查全性面向邓小平，慷慨陈词提出具体建议的镜头。
但是，有关查全性在发言前找南开大学杨校长了解生源情况，则是虚构的。
查全性说，他发言前没有找人征求意见，也没有人单独指示他怎么发言。
当然，这是电视剧，基本事实准确就行，细节可以虚构。
在采写本文的时候，笔者有一个问题萦回在脑际：
为什么是他？
历史为什么选择查全性而不是别人提出那个伟大的建议？
历史的必然性在于：
恢复高考是迟早的事。
偶然性在于：
因为有从武汉大学调到教育部当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教育部才知道有个并不出名但敢讲真话的查全性。
但是，能够参加座谈会、能够见到邓小平的有33个人，都是专家学者，都是科学教育界的行家，对恢复高考都有强烈的要求，但为什么等到第三天下午，才有查全性一语惊人？
当时，压力还是巨大的。
这一年的3月，华国锋主席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两个凡是”。
“四人帮”认为教育界“文化大革命”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两个“基本估计”，还没有人推翻。
而主持座谈会的邓小平因为敢讲真话被打倒才刚刚复出。
座谈会的前两天，有的学者还在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许多人顾左右而言他，不敢触及敏感问题。
查全性后来说：
“我能够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只是我有这个机会讲真话，这个机会难得。
我敢于说，主要觉得小平同志亲临会议，如果说了，可能解决问题。
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
正因为查全性，有实事求是之魂，敢想敢说之胆，善抓机遇之智。
于是，历史便选择了查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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