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声字方音构字与古代方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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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声字方音构字与古代方言
形声字、“方音构字”与古代方言
王义然
从汉代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撰《方言》，许慎（约58－约147）著《说文》，国人便开始了语音的研究，留意方言现象。
但至今说起古代方言，人们仍然感到很渺茫，听不见，看不着，似乎很遥远。
笔者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其实，古代方言就在眼前，而且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
本文和笔者编纂的《形声、合音字典》就是证明这一论断的充分证据。
一、形声字与“方音构字”
由表意的形旁和表音的声旁相组合构成的汉字叫形声字。
这种构字方法叫形声造字法。
它克服了象形、会意和指事造字法的弱点，突破了单纯表意文字的局限，使汉字有了表音的功能。
在这种造字法的推动下，汉字的制造得到迅速发展。
据有关资料介绍，殷、周时代，形声字只占当时汉字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到汉代，《说文解字》所收9353个汉字中，形声字就有7697个，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现行汉字中，则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形声字。
形声字在汉字群体中的主体地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形声造字法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至今仍是我们简化汉字和制造新汉字的一种主要方法。
按照字音与声旁字读音相同程度的不同，形声字可分为全同、双声和叠韵三类。
声母和韵母都相同的是全同类；声母相同，韵母不同的是双声类；韵母相同，声母不同的是叠韵类。
但有不少形声字，虽然人们都认为它是形声字，却看不出它的读音和声旁读音有相同之处。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形声字既不属双声，又不属叠韵，更不属全同。
这类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已经完全丧失。
如：
“雕、凋、碉”等字，人们已经看不出它们的读音与“周”字有什么联系；“堵、睹、都”等字，人们也看不出它们的读音与“者”字的联系。
显而易见，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已经变得十分低下。
据周有光先生统计，《新华字典》（1977年版）所收的全部正字，其中声旁字1348个，含声旁字6542个，两项合并在一起，其有效表音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九。
对形声字表音率低下的原因，学界多数认为是由语音演变引起的。
因为语音的演变，一些声旁字和含声旁字的读音都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声母和韵母已经和形声字制造时大不相同了，所以不再具有表音功能。
笔者对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
通过对古今语音的对比研究，特别是对古今方言对应性的研究，笔者认为，引起形声字表音功能低下的真正原因，不是后发性的语音演变，而是原发性的“方音构字”。
所谓“方音构字”，简单地说，就是使用方言语音制造形声字。
笔者发现，在整个汉语语音体系中，中古时期客观存在的声母（不是人们错误归纳的“三十六字母”），与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差别并不大，且现代的一些方言特征在中古时期便已存在，从而断定中古时期汉语语音的不统一性。
并由此推知，上古乃至远古时期的语音，肯定也存在不统一性。
在此基础上，对制造形声字的语音背景，进行了如下联想式的分析。
1、制造形声字是一种无组织的分散的个人行为。
制造结构复杂、为数众多的形声字，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项巨大工程，不是哪个人，哪个地方人，哪个朝代人独立完成的，而是全国各地众多学者共同参与，经过漫长岁月前仆后继的努力，才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
历史上虽有仓颉造字之说，但完成造字的巨大工程，决非仓颉一人之力。
形声造字法所提供的便利，使很多人都具备了造字的能力。
人们根据记录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实际需要，随时随地都可以造字，不需官方组织，不受权力节制，完全是分散独立的个人行为。
2、方言语音是古代语音存在的基本形式。
语音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靠人们口耳相传、互相模仿来学习，存在很多近似、模糊的因素。
长年累月形成的各地语音的巨大差别，难以进行调整，几乎是不能人为控制的。
在悠久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有过统一文字的壮举，却没有统一语音的纪录。
所以，语音的传播只能是顺其自然，世代相袭，完全处于自流状态。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在普通话出现之前，在悠久的汉语语音发展史上，既没有客观上独立存在的标准语音，也没有人为制定的语音标准，只有方言。
方言是汉语语音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
这种历史状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3、“方音构字”是制造形声字的唯一方式。
总起来说，汉字是一种记录语音的符号，形声字也理所当然的不能例外。
制造形声字，必须以字音和声旁字已经存在为前提。
但全国各地的语音从来就不统一，所造字和声旁字的字音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
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不仅列国封疆，诸侯并立，而且山川阻隔，交通困难，不同地区之间难以得到充分交流。
散居各地参与造字的学者，没有与各地学者共同研讨的机会，不可能站在统揽全局的高度，去考虑各地语音的差别，所以，各自按照自己的方言制造形声字便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就是笔者所提出的“方音构字”。
可见，“方音构字”是由历史的局限所决定的，是唯一的形声字制造方式，别无选择。
二、“方音构字”假定的证明
笔者提出的“方音构字”，虽然是以古今语音的对照研究为基础的，但在未经严格的逻辑证明之前，还只能算是一种推测，一个假定。
按照假言推理的思维过程，要证明这个假定，就首先要顺理成章地推出，在“方音构字”的假定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在大量的形声字中寻找这样的结果。
如果这样的结果存在，假定就是成立的。
下面笔者将完成这一过程。
首先界定一下语音的方言特征和特征标志。
汉语音节的构成，分为声、韵、调三个方面，人们研究汉语语音，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研究方言也不能例外。
通过对大量形声字的观察，笔者看到，制造形声字选择声旁时，一般不考虑声调问题，所以本文所说语音的方言特征，不包括声调，只包括声母和韵母两个方面。
从语音的角度考察，方言的一般表现形式是同一个字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读音。
这些不同的读音，有的表现为声母不同，有的表现为韵母不同。
与普通话读音相比较，这些不同读音的特点就是把声母或韵母为甲的字，与声母或韵母为乙的字在读音上相互混同。
也就是说，在某一特定方言环境中，一对本不相同的声母或韵母被视为相同；方言环境不同，互相混读的一对声母和韵母也不同。
所以，一般地说，所谓语音的方言特征，就是不同方言在混读对象上相互区别的表征，而不同的混读对象就是区别不同方言的特征标志。
例如，在湘、赣、粤、闽等方言区内，都存在f—h混读现象。
在这种方言环境中，或者把“洪”读为“冯”，或者把“冯”读为“洪”，反正f、h两个声母的读音被视为没有区别。
我们就把这种方言特征称为f—h混读特征。
这对互相混读的声母，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特征标志。
基于以上界定，在“方音构字”条件下，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是在同一方言特征环境中，使用不同声旁，制造了多个形声字；二是在不同方言特征环境中，使用同一声旁，制造了多个形声字。
先分析第一种情况。
因为某一方言的语音特征标志是一对相互混读的声母或韵母，而在这一方言环境中的造字者，会把这对本不相同的声母和韵母视为完全相同，所以，尽管他自认为所选择的声旁字和所造字的读音完全相同，但我们今天站在普通话语音标准的角度去考察，这个字和它的声旁字的读音仍然会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恰好与这种方言特征的特征标志相对应。
在这种方言环境中制造的与这个字同音的形声字，也会具有这样的性质。
我们把这些形声字汇集在一起，便会形成一个序列，这个序列的所有形声字都与它们的声旁字存在读音差异，这种差异都与这种方言特征的特征标志相对应。
因为形声字的这种序列能够证明方音构字说的成立，所以笔者把它称之为方音序列，并以方言特征标志对其命名。
以下便是zh—d混读方音序列和en—an混读方音序列的例子：
zh—d混读序列
召刀隹堆者堵坠队占玷真滇滞带终冬重動詹膽證登奓多叕掇摘啇旃丹氈亶
en—an混读序列
欣掀林婪音暗因烟金淦箴咸人闪粦憐旬绚分扮甚堪亘桓
很显然，在这两个序列中，双行并列的字之间都有声旁关系，且二者读音都不相同，但第一个序列，上一行的字，声母都是zh，下一行的字，声母都是d；第二个序列，上一行的字，韵母都是en，下一行的字，韵母都是an。
这就是说第一个序列中的形声字都是在zh—d混读方言特征的影响下造出来的；第二个序列中的形声字都是在en—an混读方言特征的影响下造出来的。
再分析第二种情况。
由于方言语音的存在，同一个字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读音。
人们在制造形声字时，总是喜欢选择那些人们熟知的字作声旁字，而越是人们熟知的字，因为早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方言特征也就越是成熟、稳定。
所以，不同地区的造字者虽然使用同一个声旁字制造形声字，造出来的字读音却不相同。
如果把同声旁的形声字汇集在一起，这种读音的差异就会明显表现出来。
我们按照读音的不同，把同声旁形声字分别整理汇集，也会形成一些序列，在这些序列中，同一序列的形声字读音相同，不同序列的形声字的读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而每一种差别，总是与某种方言特征相对应，总可以用方言特征的影响对这种差别的形成做出合理解释。
由于这种序列是按声旁字编排的，所以，笔者称之为“声旁序列”，并以声旁字对其命名。
下面便是“周”声旁序列的例子。
周
读音zhou。
全同序列：
周赒輖睭淍週郮晭徟霌婤騆读音zhou。
双声序列：
啁读音zhao。
受ou—ao混读特征影响，韵母变为ao。
叠韵序列：
绸稠惆禂皗椆读音chou。
受zh—ch混读特征影响，声母变为ch。
全异序列：
调凋碉雕彫奝鵰读音diao。
受zh—d混读特征影响，声母变为d；受ou—ao混读特征影响，添加介音i，韵母变为iao。
全异序列：
蜩读音tiao。
受zh—ch、ch—t混读特征影响，声母变为t；受ou—ao混读特征影响，添加介i，韵母变为iao。
全异序列：
裯翢读音dao。
受zh—d混读特征影响，声母变为d；受ou—ao混读特征影响，韵母变为ao。
全异序列：
錭读音tao。
受zh—d、d—t混读特征影响，声母变为t；受ou—ao混读特征影响，韵母变为ao。
全异序列：
鲷读音di。
受zh—d混读特征影响，声母变为d；受ou—ei、ei—i混读特征影响，韵母变为i。
全异序列：
倜读音ti。
受zh—d、d—t混读特征影响，声母变为t；受ou—ei、ei—i混读特征影响，韵母变为i。
以上“周”声旁序列，是笔者所编纂的《形声字典》中的五百个声旁序列之一，它包含九个读音不同的子序列。
其中第一子序列是全同序列，这一序列的字音与声旁字完全相同。
其余子序列按照与声旁字读音的差别，又分为双声、叠韵、全异三类。
实践证明，同声旁的形声字可以分成很多子序列，如“隹”声旁的形声字，笔者归纳了二十三个序列。
众多声旁序列的存在，是受不同方言特征影响的人使用同一个声旁字制造形声字的必然结果，可以反映出古代方言分布状况的复杂，也可以反映出古代方言对形声字的制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这些序列的字音与声旁字的字音有着各不相同的差别，但这些差别都可以用一个或几个方言特征的影响解释其形成原因。
为了证明方音构字说的成立,笔者查阅多种字典，相互对照，对五百个声旁字整理了两千五百多个子序列。
并根据这些子序列归纳出四十五个方音序列。
笔者将把五百个声旁序列编纂成册，命名为《形声字典》；把四十五个方音序列（二十五个声母方音序列、二十个韵母方音序列）附于文后，供读者参阅。
大量方音序列和声旁序列整理成功，充分证明了“方音构字”这一假定是完全成立的。
至此，笔者可以大胆地说，“方音构字”不是别出心裁的猜测，而是亿万炎黄子孙共同创造古代文明，繁荣民族文化的真实写照，是对大量形声字的制造历史状况所做出的正确判断，是汉字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
三、“方音构字”与“方音训字”
在《镜花缘》一书中，李汝珍列示了“敦”字的十二个读音，这十二个读音在《康熙字典》的音训中都能找到出处。
细读《康熙字典》可以发现，一些常用字，几乎每个字都是多音字。
如一个“风”字，就有“丰、分、方、蕃”四个不同的读音。
在证明“方音构字”这一假定的过程中，笔者看到，与形声字的情况相类似，这些字的多个读音之间的差异，同样与方言特征密切相关。
于是由“方音构字”联想到“方音训字”。
所谓“方音训字”，就是指用方言语音诠释汉字的读音。
前已论及，在古代社会，既没有客观存在的标准语音，也没有人为制定的语音标准，方言是汉语语音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
对异彩纷呈的方言来说，它们在整个汉语语音体系中，都具有同等的地位，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也没有包含、服从等归属关系。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制造形声字只能使用方言语音，同样，人们诠释汉字的读音，也只能依赖方言语音。
所以，在古代社会，“方音训字”也是别无选择的文字训诂方式。
这里不妨分析一下一些多音字读音的形成过程。
在古代，没有现代交通运输的便利，也没有现代印刷技术的支持，更没有现代语音记录手段为依托，人们互相隔绝，消息闭塞，文字及其语音的传播十分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一位学者在一本书上为一个汉字标注了读音，若干年后，却仍鲜为人知。
所以另一位学者又在另一本书上对同一个字标注了读音。
依次类推，可能会有很多互不相知的学者都在不同场合为这个字标注了读音。
由于这些学者所受方言特征的影响不同，对同一个汉字标注的读音就会不同。
此后便是字书的编纂者，他们把这些散见众书的读音汇集在一起，面对多个差别很大又说不清形成原因的读音，难作取舍，只能采取类似《康熙字典》的办法，“同则合见、异则分载”，保留原貌。
于是，一字多音就这样形成了。
当然，学界不乏治学严谨的先哲前贤，搞文字训诂也会引经据典，未必都根据个人方言。
但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在语音问题上，任何经典都不能作为标准。
因为在没有语音标准的情况下，所有经典的原始根据也只能是方言。
所以，引经据典的结果，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方言代替另一种方言罢了。
“方音训字”这一历史事实，同样可以用这种训字方式所产生结果的存在来加以证实。
笔者发现，尽管多音字的读音可能很多，不同读音之间的差别也可能很大，但其中的任何一种差别，都毫无例外地与某种方言特征相对应。
这就是有力的证据。
如李汝珍列示的“敦”字的十二个读音“惇、顿、遁、堆、对、导、雕、豚、吞、团、准、俦”，这十二个读音的声母包含d、t、zh、ch四个，韵母包含un、uan、ui、ao、iao、ou六个。
在四个声母中，zh—d与ch—t都属于知端同声特征的标志，d—t与zh—ch都属于送气音与不送气音混读特征的标志；在六个韵母中，包含着en—an混读特征、ei—en混读特征、ou—ao混读特征、ou—ei混读特征，等等。
十二个读音的形成都可以用笔者所归纳的方音序列作出解释。
如，从“惇”到“团”的读音差别，就可以解释为：
受d—t混读特征影响，声母变为t；受en—an混读特征影响，韵母变为uan。
值得一提的是，凡是多音字，其读音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多音字的读音与方言特征相对应的事实，证明了这些读音确实来源于“方音训字”。
“方音构字”与“方音训字”，二者互为佐证，进一步说明了这两个判断的正确。
四、“方音构字”说的启示
上文已证明，“方音构字”与“方音训字”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
但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却长期遮盖着神秘的面纱，让人们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
在古代汉语语音研究领域，人们常常陷入猜谜语般的困境，就是因为没有看清这一简单的历史事实，总是到历史中去寻找标准语音。
所以，“方音构字”说会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1、形声字表音功能低下的根本原因，不是后发性的语音演变，而是原发性的“方音构字”。
“方音构字”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每一个形声字都是在特定的方言语音环境中产生，而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被应用。
因而，流传至今的所有形声字，从它产生那一天起，便被浸泡在方言语音的大染缸里。
绝大多数的汉字使用者，对造字者造字时的取音意图并不理解，甚至根本不去理会，只是按照各自的方言语音去读这些字。
这样，就使这些字的实际读音与造字者的初衷发生多方向的背离。
这就是形声字表音功能低下的根本原因。
虽然“方音构字”这种造字方式在古代社会是唯一的选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前人。
但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实际上这种造字方式早已在古代形成一种人们觉察不到的社会公害。
受这种社会公害影响，长期以来，在汉语教学与研究中，对大量形声字读音与声旁字不一致的问题，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十分无奈，人们往往以“语音演变”为遁词，回避寻求事实真相这一难题。
笔者提出并证明“方音构字”说，使历史的本来面目昭然天下。
相信当广大读者见到本文的时候，关于形声字读音问题的困惑，定会冰消雪解。
2、古今语音具有高度一致性。
笔者整理的四十五个方音序列可以证明，在人们开始制造形声字的时候，语音发展已相当成熟，与现代语音十分接近。
因为方言是汉语语音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所以，古今语音的一致性也必然是以方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如，由ei—ai混读序列可知，在人们开始制造“槐、徊、匯、脍”等形声字的时候，就存在把韵母ei读为ai的现象。
这种方言特征在《诗经》收录的作品中明显存在。
如在《国风·周南·卷耳》中有“陟彼崔嵬，我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等句。
这里，“嵬、隤、罍、怀”四字谐韵，说明该篇的作者是读ei为ai的。
唐代诗人李白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诗句，“来、回”二字谐韵。
这说明到唐代，ei—ai混读的方言特征依然存在。
在近代，鲁迅有诗句“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以“莱、哀、雷”三字谐韵。
这说明，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时期，ei—ai混读的方言特征仍然在延续。
只要留意观察便可发现，这种方言特征至今也没有绝迹。
与ei—ai混读的方言特征相类似，四十五个方音序列所对应的方言特征，绝大多数都能在现实语音中找到它们的影子。
如“获”字和“摘”字，据笔者所知，在现实语音中，仅从韵母方面考察，“获”字的读音就有hu、huo、hui、huai四种，“摘”字的读音也有zhi、zhe、zhei、zhai四种。
在两个字的实际读音的韵母u、uo、ui、uai和i、e、ei、ai中，包含着i—e、ei—i、ai—i、ei—ai、ui—u、ui—uo等多个混读特征，且这些混读特征都包含在四十五个方音序列之内。
这是古今语音一致性的有力证据。
3、所谓“古韵失传”，其实是人们的一种错觉。
《康熙字典》范例中说：
“古韵失传，魏晋以降创为律韵行世。
”看来，人们对“古韵失传”的担忧从汉朝以后就开始了。
当人们发现古书上的字音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语音不一致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大量形声字表音功能低下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便推论出“古韵失传”。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自古至今，这个错误判断的阴影一直笼罩着音韵学界。
笔者在开始整理方音序列时，只是从理论上认为它应该存在，也很担心会因为“古韵失传”破坏了古今语音的继承关系，整理不出这样的序列。
于是先从自己知道的几个现代方言特征入手进行尝试，然后逐步扩展，结果非常成功，竟整理出四十五个方音序列。
可以断言，每一个方音序列，都是人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使用方言语音制造形声字的积累结果。
这种积累，从古至今，一以贯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语音中的方言特征，在古代形声字制造时便已形成。
反过来说，古代久已形成的方言特征，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
由此可见，亿万人民世代相传的语音是非常稳定的，所谓“古韵失传”，的确是一个错误判断。
4、现存的形声字是最丰富的古代语音信息资源。
与其他事物一样，“方音构字”也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它使大量形声字表音不准，造成了历史性的不可挽回的社会公害，影响到千秋万代。
另一方面，这种造字机制，把大量世代相传的方言语音渗透在形声字当中，完整地保存下来。
用广义信息论的观点去分析，每个形声字都是古代语音信息的载体。
数字庞大的形声字，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古代语音信息库。
只不过由于多种方言语音信息混杂在一起，分散地存在于各种字典之中，交互错叠，破坏了信息的可读性，使后人不能完全、直接解读这些信息。
笔者提出并证明“方音构字”说，下大气力汇集整理两类形声字序列，最终目的就要制造一种工具，帮助人们从形声字和多音字中，识别和筛分不同方言的语音信息，让形声字这一古代语音信息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四十五个方音序列和若干声旁序列互相关联，编织在一起，就构成了这种得心应手的工具。
5、要正确使用形声造字法。
尽管“方音构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麻烦，但形声造字法的历史功勋是不能抹杀的。
在现代社会，在制造新汉字和简化汉字时，这种方法仍然是人们首选的造字方法。
应当注意的是，有些新造字和简化字，至今还在重复历史的错误。
如“钻”字，从字的结构看，是个形声字无疑。
然而，它的声旁“占”字的读音与“钻”字差别太大，韵母有介音u丢弃之嫌，声母有平舌音与卷舌音混读之误。
严格地说，这个字既非双声，又非叠韵，更非全同，表音功能极低。
所以，笔者认为，古人“方音构字”造成的社会公害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今天有了统一的语音标准，则可以避免。
我们要珍惜普通话这个语音标准，在使用形声造字法简化汉字和制造新字时，一定要严格遵守这种造字法的基本要求，认真贯彻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努力提高所造字的表音质量，决不能再为“方音构字”所形成的历史性社会公害雪上加霜。
五、古代方言语音特征概貌
本文一开始笔者就提出，古代方言就在我们眼前，并且以两种不同形式存在着。
这里说明，这两种形式，一种是语音，一种是文字。
现在全国各地语音的巨大差异，实际上都是古代方言的延续，而且这种延续很少失真，是听得见的古代方言。
占汉字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形声字，原汁原味地储存了大量古代语音信息，蕴含着看得见的古代方言。
笔者正是从古代方言两种存在形式的统一中归纳出形声字的四十五个方音序列。
所以每个序列都代表一种古代方言特征。
为了便于读者记忆掌握，这里对这些特征作进一步剖析。
1、声母特征的三个大类。
在四十五个方音序列中，属于声母特征的有二十五个。
二十五个中的前三个是zh—z混读、ch—c混读和sh—s混读。
这三个特征被称为平舌音与卷舌音混读特征。
目前，这种方言特征遍布全国各地，七大方言区内没有空白地带。
尽管混读方向不同（有的平舌音读为卷舌音，有的卷舌音读为平舌音），混读程度各异（有的部分混同，有的完全混同），但混同现象的存在是较普遍的。
第四到第十四个方音序列的特征标志分别是b—p、b—f、d—t、g—k、g—h、zh—ch、zh—sh、r—sh、z—c、z—s、w（v）—f。
这十一个特征标志看似混乱，其实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前一个声母都属于不送气音，类似于国际音标中的浊辅音，后一个声母都属于送气音，类似于国际音标中的清辅音。
所以这类混读特征与国际音标中的清浊对应关系大体一致，笔者根据音韵学领域的称谓，称之为送气音与不送气音混读特征。
这类特征在吴方言区表现比较典型，在其他方言区也有表现，如把“同”读为dóng，把“亭”读为díng等等。
在传统的方言论著中把这类特征称为古浊声母的有无，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汉字音节中的声母，不存在发音时声带振动不振动的问题，所以，不宜划分清与浊。
“三十六字母”的清浊划分，既不符合汉语语音实际，又违背辅音清浊划分的基本原则。
所谓“古浊声母”，客观上并不存在。
第十五至第十九个方音序列标志是zh—d、ch—t、zh—g、ch—k、sh—h。
这些标志的前两项属于“知、端”同声特征，也就是现代湘方言和闽方言中读“知”如“低”，读“痴”如“梯”，把“知、端”两字视为同声母的一种方言特征。
后面的三项属于“知、端”同声特征进一步发展形成的派生特征。
也就是读“支”如“妓”，读“吃”如“乞”，读“是”如“戏”的一类方言特征。
传统的方言论著中未涉及这类特征，但据笔者所知，在河南与山东相邻地区，这类特征是确实存在的。
可以说“妓、吃、湿”等形声字，就是在这类方言特征影响下产生的。
第二十至二十五个方音序列标志是h—w、m—w、y—w、n—l、n—r、y—r。
这些标志属于一些分散的零星特征，在现代方言中也是存在的，不再详述。
2、韵母特征的三个中心。
关于方言的韵母特征，传统的研究比较欠缺。
资料中论及韵母特征，往往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
对古代方言韵母特征的系统论述更是一片空白。
在笔者汇集的四十五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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