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曰生.docx

大德曰生.docx

《大德曰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大德曰生.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大德曰生

大德曰生（或：

兴事厚生）

1894年7月22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

当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倾盆大雨，路面积着很深的水，文武百官一大片匍匐在御道两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红缨褪色流下鲜红的水，顺着一张张脸颊往下滴淌，所跪的四周一下子变成了殷红的泽国。

慈禧太后好象有意识要考验一下大臣们对自己的忠诚，坐着轿子十分缓慢地从众官夹道中经过，竟连眼皮也没抬一下，视若无物。

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不禁自问：

读了这么多年书，难道就为了当个叩头官吗？

这个人，就是三个月前刚刚“大魁天下”，成为恩科头名状元的张謇。

照例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旧时代读书人心目中最大的喜事。

张謇大器晚成，苦尽甘来，应该非常高兴才是，但张謇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一年后，张謇毅然放弃仕途的追求，辞职返乡，走上了“下海”办实业的道路。

状元下海办实业，是千百年来一个天大的笑话。

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进士，自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以来，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然而，张謇却偏偏颠覆了这个传统，这在当时的朝野和社会上引起了难以形容的震撼。

直到现在，许多人也许仍然感到不解，已过不惑之年的张謇，经过20多年时间的勤苦攻读，好不容易跻身士大夫之林，完全可以在登上科举制度的金字塔之后，继续爬官僚体系那座更高、更为显赫的金字塔，步入飞黄腾达的仕途颠峰，怎么就说放弃就放弃？

何况“下海”从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舍身喂虎”。

但据我分析，张謇弃官从商，虽在意料之外，更在情理之中，其原因主要有四个：

原因之一：

坎坷的人生经历。

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了26个年头，历经种种艰辛，特别是冒籍风波带来的5年坎坷经历和更名之辱，使张謇从学官乡绅动不动伸手要钱的恶劣行径中，看透了官场积习，从而在心灵里埋下了憎恨下层贪官的种子。

原因之二：

险恶的宦海官场。

在考中状元前，张謇有着10多年的幕府生涯，对宦海波涛的险恶早有所知。

在京城履职的这段十分短暂的时间里，对朝廷的腐败无能也看得真真切切，尤其是群臣雨中跪迎慈禧太后，更使张謇对上层封建官僚集团大失所望，心中弃官另谋实业的志向逐渐明晰起来。

原因之三：

激烈的帝后党争。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张謇在京城里一度成为政治上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是帝党中间重要的决策人物之一。

随着战事的节节失败，张謇、翁同龢、沈曾植等主战派极力主张弹劾李鸿章，另择重臣，以战定战，因人心而申国势，然而呈递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没有结果。

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和帝党遭受的挫折，使张謇对宦海险恶的警觉，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弃政从事实业的决心。

原因之四：

难逢的人生契机。

帝党斗争的失利，使张謇心烦意乱，便找翁同龢商量辞官之事，翁同龢极力劝其缓行，张謇说：

“国家现在危机四伏，祸在旦夕，门生不能救国家于水火，只好回去干点实实在在的事。

”不久他父亲病逝，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三年，于是有了脱身南归的机会。

说来也巧，第二年农历八月，一向很器重张謇的洋务派头号人物、两江总督张之洞，得知张謇在家乡准备办实业后，遂奏派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并授意张謇在通州办纱厂。

这两个客观因素，给张謇弃官从商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当然，促使张謇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痛下决心辞官“下海”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謇爱国主义思想的不断积淀。

早在1886年，张謇就产生了“中国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

他还在替张之洞起草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明确提出“富强强国之本实于工”的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是激发了张謇赤诚的爱国情怀和的责任感，他想通过推行“棉铁主义”来实现自己的救国救民梦想，成为尧、舜那样的实际政治家。

1895年冬天，张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通州开办纱厂，以此作为“下海”从商的第一步。

那么，张謇为什么首先要办纱厂呢？

从我所掌握的史料来看，这并非出于偶然的选择。

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产业重。

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更为疯狂，在像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国商品中，洋纱所占比重最大。

棉纺织业是关系国民生计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也是受到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危害最为严重的产业之一。

张謇曾在为纱厂撰写的《厂约》中讲到兴办纱厂的动机和目的：

“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张謇在选择办纱厂的背后，还有着抵制外来侵略的爱国情怀。

二是原料足。

通州是全国著名的产棉区，土壤、温度、雨量、霜期都很适宜种棉花，种出的棉花不仅产量高，而且色地洁白并富有弹性，很早就以“沙花”著称，盛销于东南沿海地区。

纱厂的原料可就近获得供应，产品又可就近销售，条件十分有利，加上本地手工棉纺织业很发达，生产的棉布、小布、大尺布畅销东北传统市场，张謇又与这些花、布商人早就建立了密切联系，所以兴办纱厂可以说是地利人和。

三是投入少。

在当时来说，棉纺织业投入资本比其他行业要低得多，据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中记载，“百万之锭，即需资本5千万元”。

另外，当时通州的土地价格非常便宜，每平方米价格仅为7元，与现在的地价简直是天壤之别。

四是利润高。

通州发达的土法织布业，为棉纱提供了销售市场，加上劳力资源丰富，工人工资较低，正、杂各种税也较轻，因此办纱厂有利可图。

然而，大生纱厂的创办，却让张謇领略到了未曾料想的种种艰难，用张謇自己的话来说，是“千磨百折，首尾五载，忍侮负饥，幸未终溃。

”

集股困难是张謇办纱厂遇到的第一难。

这里我仅举三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大生纱厂集资募股是何等的艰难。

举例一：

大生纱厂创办一开始，张謇就设想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企业制度，搞股份制，他最早拟定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分析了在通州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募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可以获利22两，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之处完成认购。

然而，尽管投资回报非常诱人，张謇还有一个显赫无比的状元光环，但募股却很不理想，很多人对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不信任，还有人问：

“什么是工厂？

”

他到上海招股，数月下来一无所获，还把自己袋里的钱花了清光，只好摆摊卖字才凑齐盘缠回了家。

张謇甚至连寺庙、道观的钱都想到了，有时就连半股也收，最大的一笔仅37两，集股之难可以想象。

举例二：

在办厂之前，经过张謇两三个月在通州、海门和上海之间的奔走，有广东人、上海广丰洋行买办潘鹤琴，福建人、上海洋行买办郭茂之，浙江人、宁波富商樊时勋，通州花布商刘桂馨，通州关庄布巨商、海门厅岁贡沈敬夫，以及陈维镛等6个人愿意集资办厂。

因前三位来自上海，后三位来自通州，所以分别称为“沪董”和“通董”，并议定由“沪董”负责在上海集股40万两，由“通董”负责在通州集股20万两。

但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与“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不能到位。

一年半下来，跑了好几个。

直到1896年底，才筹了不到8万两。

举例三：

在通沪两地招股很不顺利的情况下，张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时，张之洞早已调任湖广总督。

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杨树浦码头芦苇棚里的40800锭旧官机折价，折算为50两入股，性质为“官股”，大生纱厂的性质由开始时“商办”改为“官商合办”，张謇还需要另外招50万“商股”。

恰逢这时，靠洋务起家的江苏老乡盛宣怀也要买机器，就从张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官股，使大生纱厂的性质又变成了“绅领商办”。

但到大生开工时，真正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余万两。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尝尽辛酸，四处碰壁。

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集资，甚至有郑孝胥、何眉生等名士见证的合同，但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崇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

张謇便像化缘的和尚求盛宣怀，“屡催屡请执行，告急之书，几字字字有泪”，盛宣怀却百般躲闪。

大生纱厂开工后，流动资金严重短缺，张謇想将纱厂以全部股本息8厘计租，出租给浙江侯补道朱幼鸿和盐务督销严小舫，但两人一再杀价，终未成交。

眼看工厂就要停产，这一年农历八、九月间，张謇到上海，与何梅孙、郑孝胥等朋友，每天晚上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今南京路）的路灯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

后来张謇采纳了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沈敬夫的建议，下出了破斧沉舟的“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续”的险棋，才勉强维持再生产、并意外获利，为纱厂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官吏干扰是张謇办纱厂遇到的第二难。

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过程中与各级官吏打交道，希望在各方面得到他们支持，可是，非但得不到官方扶持，反而备受各种干扰，他说：

“一事一始，上则官伸之谣诼，一影而有声。

下则黠桀之猜疑，强言而弱色。

”1899年大生纱厂开工前夕，张謇在资金难筹的情况下，取得刘坤一的同意，将通州存于典当生息的公款转存大生纱厂，但通州知府汪树堂和他的幕僚黄阶平不同意，一面把通州用于秀才、举人的津贴基金全部转存到大生纱厂，一面又煽动秀才、举人们起来闹事,引起轩然大波。

民风糟糕是张謇办纱厂遇到的第三难。

大生纱厂招工时，民间盛传要“童工祭烟囱，女工被洋鬼子割乳房。

”1899年春，纱厂装机完工准备开工时，又有人在旁边冷言冷语：

厂囱虽高，何时出烟？

引擎虽动，何时出纱？

对张謇办纱厂造成重重困难的还有一些官人商人们唯利是图、言而无信的恶劣行径和市侩习气，在这方面对张謇造成的困苦最大。

张謇以堂堂状元之身，在办纱厂过程中弄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

依我个人看，实际上与他当时的身份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既不是有权力拔调官款的上层官员，仅是朝廷翰林院修撰，又不是积攒巨额财富的买办商人，甚至自己的家境也并不富裕，他办厂最初时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向朋友借来的。

1985年冬天，张謇用先期募集到的资金，在通州唐闸陶朱坝开工建设纱厂，张謇以《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取名为“大生”。

意思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要让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要让他能够逐渐提高。

由此可以看出，张謇办厂的目的，与赚钱关系不大，而是为了强国富民。

1897年冬天，大生纱厂厂房基本建成，机器也安装了一半，张謇兴奋难己，一口气给大生拟了3副对联，并巧妙地把“大”、“生”二字嵌在其中：

“生财有道；大利不言”。

“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

”

“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

”

1899年5月19日，离大生开机只有4天，他派人过长江，到常熟请恩师翁同龢写了一副对联，内容是“框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一直挂在大生纱厂的公事厅，现在仍由大生集团保存。

经过漫长的筹备，“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

”大生纱厂于1899年5月23日终于正式开机。

当时2万纱锭只开足9000锭，之后又到国外买了机器零部件，5个月后开到1.44万锭。

在这44个月内，大生纱厂历尽艰辛，几度沉浮，但张謇坚定不移，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在朋友们的全力帮助下，抓住时机，走出了困境，迎来了大生发展的艳阳天。

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张謇性格中难得的一面，即百折不挠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

如没有他的这种心态和决心，大生纱厂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办起来的。

大生的开机，47岁的张謇内心自然非常激动。

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最早的自办纱厂之一，在大生筹办之初，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寥寥几家，到大生开机也只有七八家，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一带。

更使张謇没有想到的是，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赢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4万两官利后，还有7.8万多两余利。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

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190万多两。

非常有意思的是，大生纱厂实现盈利后，以前暂存纱厂的官款纷纷要求转为股本，原来躲闪不肯出钱的桂嵩庆也此时“自愿入股二万”。

就连当初写信给刘坤一，指控“张謇乱用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哪里，哪有此事”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一万两。

与筹备初期的艰难相比，大生纱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收足了80万两股本。

1907年3月，大生二厂在崇明建成。

这年7月，大生纱厂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成立了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在当时全国工商业萧条停滞的黯淡背景中，大生纱厂显得十分耀眼。

张謇的社会威望也随之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1922年，上海、北京先后举办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人物，结果以张謇的得票数最高。

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后，张謇一直不能忘怀大生最初建厂时的艰辛，特地请江宁法单琳画了四幅《厂儆图》，挂在大生纱厂公事厅两侧，以警诫全体职工和后人铭记大生纱厂创建过程中所经受的来自各方的刁难和欺骗。

四幅画分别题名为“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

初看上去，画面不大也不太复杂，只是寻常的树、草，还有仙鹤、灵芝和幼童，怎能起儆戒作用呢？

原来，经张謇精心设计，每幅画都用来隐指两人名姓。

第一幅《鹤芝变相》，讽刺潘鹤琴、郭茂之的反复无常；第二幅画《桂杏空心》，讽刺桂嵩庆、盛宣怀（字杏荪）的言而无信；第三幅画《水草藏毒》，讽刺汪树堂和黄阶平的暗藏祸心、多方阻挠；第四幅画《幼小垂涎》，讽刺朱幼鸿、严小舫的贪得无厌。

当然，这四幅《厂儆图》也形象地表达了我国脆弱的民族工业起步的艰辛，同时也生动地凸显了张謇重视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开放的先进理念，对当代的企业家来说，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戒意义

现在，这四幅图仍完好地保存在南通纺织博物馆。

我们常乐镇新建的张謇纪念馆也展出了这四幅图的复制品。

据悉，去年11月8日开馆后的一个星期，上海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老总们前来参观，当他们看到张謇为警示职工和后人，把创办纱厂遇到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制作成《厂儆图》时，非常敬佩，有好多位老总触景生情，热泪盈眶。

大生纱厂的成功创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其历史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其意义至少有三个：

第一，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大生纱厂是张謇躬身实业后在家乡创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国内最早的大型棉纺织企业之一。

大生纱厂的不断发展，可以说是我国振兴民族工业的成功典范，同时也使南通成为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基地和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讲到民族工业时，曾指出：

“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高度肯定了张謇在民族工业发展中的特殊贡献和地位。

第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建设。

因为有了大生纱厂，使原本荒漠冷落的唐闸一下子变成了兴旺发达的工业区。

1919年日本人上冢司到南通后，记述唐闸时说：

“眺望掩映在几个烟囱之间的直冲云霄的大生纱厂的时钟之时，我们仿佛现在才为宏伟的四周光景而感到震惊，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数百艘民船装载货物。

所见这些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

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的方位上印着“唐家闸”。

不仅如此，张謇在南通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使南通成为“全国模范县”，在全国1700多个县的地形图上快速隆起，一下子从历史的边缘走向时代的中心，进入世界的视野，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有力促进了多元产业的兴起。

在纱厂正常生产后，张謇又以此为轴心，在大生纱厂周围陆续兴办了榨油、磨面、冶铁、蚕桑染织等一系列附属企业，以及建设了包括原料运输、仓储、产品综合利用，设备支持等配套企业。

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着产业的关联性。

如此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与大工业制造的理念如出一辙，而且在中国绝无仅有，百年后视之，仍是商业战略的正道。

随着大生纱厂的快速崛起，掀开了张謇波澜壮阔、精彩无比的人生画卷，一场让人期待、影响历史的好戏即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