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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的魅力之源

简?

奥斯汀是平凡的，平凡到她的写作题材只是局限于英国中产阶级的喝茶、聊天、散步、舞会、牌局和婚姻嫁娶，她的这种私人叙事从她的作品问世至今一直备受批评，尤其是受到男性批评家的批评；甚至连女性都鄙视她的保守顺从，其中夏洛蒂?

勃朗特对奥斯汀在这方面的非议最为著名，她说在奥斯汀的作品中“任何近似热情或热心的情绪，都是格格不入的”，奥斯汀“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但凡心灵的剧烈而隐晦的悸动

，血液的急速流涌，生命的无形的活动场所，以及死亡的有知觉的袭击目标”，她“无不置若罔闻”。

这样一个只会在“二寸象牙”上“细细描画”的英国老处女似乎不应有太长的艺术寿命与艺术魅力，但令人惊奇的是奥斯汀这位19世纪的女作家在二百年后的今天，又红了起来。

李安导演的电影《理智与情感》于1996年获第53届好莱坞外语影片全球奖六项提名，同时获最佳摄影奖、最佳剧作奖；1995年《新闻周刊》把奥斯汀评为年度当红明星，《娱乐周刊》评选奥斯汀为1995年年度十大娱乐人物，因为20世纪末奥斯汀的全部著

作都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而红极一时，甚至流行于21世纪这样一个婚姻关系松散的时代。

21世纪的现代观众之所以能耐心坐下来欣赏奥斯汀19世纪小说改编的电影，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观众对奥斯汀的欣赏肯定了奥斯汀小说的巨大魅力。

当代著名批评家艾德蒙?

威尔逊曾说：

“英国文学史最近一又四分之一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趣味的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惟独莎士比亚和简?

奥斯汀经久不衰。

”

奥斯汀的魅力无法让人等闲视之，这种谜一般的魅力到底源于何处？

当你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文字中探寻这种魅力来源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来自小说中随处可见的一种张力结构，即反讽。

反讽就像一个漩涡，在那些看似平凡的文字中漩了下去，对作品领会的越多，就会发现这些漩涡越深，它在小说的每一个层面都越来越透彻地漩了下去。

奥斯汀研究学者利奥奈尔?

特里林说过：

“当我们谈到奥斯汀的时候，迟早要谈到她的反讽”。

反讽是奥斯汀小说的显著特色，她继承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熔铸成更为成熟的“奥斯汀的反讽”。

利奥奈尔?

特里林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指出：

“奥斯汀的讽刺主要不表现为一种语调，而是表现为一种理解方式，也就是通过世界所包含的矛盾

、似是而非的反论来领悟这个世界”。

她通过世界所包含的矛盾来领悟这个世界，体现了奥斯汀反讽精神的现代意识，也体

现了奥斯汀心中的世界：

一个充满矛盾又不乏和谐、充满谬误又不乏希望的世界。

奥斯汀的辩证反讽精神最突出的表现于主题上――对“理性和情感”母题的辨证反讽处理。

理性与情感的矛盾是奥斯汀所有作品的基本矛盾，她的六部小说分别揭示了“现实与幻想”（

《诺桑觉寺》）、“理性与情感”（《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生活真相与主观误导”（

《爱玛》、《劝导》）、“规范守成与活跃不羁”（《曼斯菲尔德庄园》）等矛盾的题旨，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均属于“理性与情感”的矛盾范畴。

奥斯汀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开这一主题，即通过“乡村三四户人家”的婚恋趣事展现“理性与情感”的过程。

奥斯汀小说中“理性与情感”的矛盾是她精神生活中冲突的思想的体现，蕴涵着两者位置、关系的探讨、理解和困惑。

在她笔下“理性”与“情感”既是一对泾渭分明的矛盾，又是一组难解难分的生活“情结”，矛盾双方观念截然相异，但又相互依存、相互交融；二者关系在奥斯汀文学世界中的调和源自奥斯汀对她笔下人物关系的处理。

奥斯汀小说中有两种类型的主人公：

“理性型”人物和“情感型”人物。

《理智与情感》中，理性的埃利诺和感伤的玛丽安观念性格迥异，但又亲密无间、相依为命；

奥斯汀其他小说中一对对不无矛盾的有情人――如现实的蒂尔尼和幻想的凯瑟琳、沉稳的奈特利和主观的爱玛、傲慢的达西和偏见的伊丽莎白――则涉过“理性和情感”交汇的长河，结为伉俪。

作者仿佛在暗中取笑：

谁都想把“理性”和“情感”分个清楚，但又有谁能真把它们分开呢？

作者是怎样促成双方握手言和的呢？

首先，在作品中设置两类个性极强的人物――理性型人物与情感型人物，在他们之间或者放进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或者放进相互矛盾又相互吸引的友情，或者是手足亲情。

不同类型的人物截然不同又难解难分，他们的矛盾冲突促进了故事的发展，故事进程中“理性”与“情感”或势均力敌，或此消彼长，始终没有一方能够完全压倒另一方。

作者时而捉弄这个，时而嘲笑那个，单独哪一方面都不是完美的，都不能支撑一个完整和谐的世界。

当双方在各自经受了小小的挫折、稍稍碰壁之后，都认清了这一现实，“理性”与“情感”从互相排斥到互相吸引再到互相补充，最终达成一种充满活力的动态平衡。

从大的结构来看，奥斯汀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戏剧性反讽的张力结构。

小说从正面嘲讽理性不足的喜剧人物入手引出故事情节进而铺开“理性”与“情感”两条矛盾线索，这两条线索对照鲜明，有分庭抗礼之势，但又时时交织，相互影响。

《理智与情感》中理智的埃莉诺与多情的玛丽安各自按自己的择偶标准

自行其事，但玛丽安的为人遭际又时时牵动着埃莉诺的心，甚至会使她流露出“放纵感情的倾向”，而埃莉诺的沉稳也深深影响了玛丽安，使她逐渐冷静下来。

《傲慢与偏见》中达西的傲慢与伊丽莎白的偏见更是时时交锋、相映成趣，并互为波澜地推进幸福结局的到来。

代表“理性”的线索一般不以故事性取胜，而以“事理”见长；代表“情感”的线索则精彩生动，由一个个“结合机智的反讽和戏剧性场面”组成，构成小说的主导情节和高潮。

小说的结局却是“理性”与“情感”两条线索的叠合。

在经受了挫折后，“情感型”人物接受了现实或消除了误会；“理性型”人物也满足了自己的感情需求，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归宿。

《理智与情感》中的玛丽安在经受失恋的打击后与“理性型”的布兰顿上校结为夫妇，埃莉诺与爱德华的爱情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驶向婚姻的彼岸；《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克服了对达西的偏见，达西也克服了自己因门第偏见而产生的傲慢，男女主人公在各自修正了自己理性的偏颇之后皈依爱情，共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对“理性与情感”主题的反讽处理不仅体现在事情发展的前后对照中，也体现在人物自身的前后对照中。

笔者拟以奥斯汀最负盛名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为解剖对象再来做番精耕细作。

作者让男女主人公在皈依爱情之前都富有相对多一些的理性色彩。

男主人公达西从小就在地位和权势意识很强的氛围中生活

，傲慢自大，虽然他也情不自禁为伊丽莎白的非凡才貌所吸引

，但仍对她那些不体面的亲戚耿耿于怀，为此，即使他被不可抗拒的感情所驱使屈尊向伊丽莎白求婚时，还是牢记他与对方之间的地位落差而顾虑重重，这是达西的理性思考，虽然不无偏颇；伊丽莎白的理性则表现在她的冷静、清醒和讲究实际上

，她与达西一样对社会地位也极其敏感，不同的是她并非对自己的地位、出身抱有优越感，而是对自身所处的地位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也从不幻想有一天要做达西夫人，别人对达西恭敬有加，她却和达西时时逗嘴，丝毫不怕得罪他，竭力反抗他的傲慢，并发誓世界上的男人都死光了，也不会嫁给这个傲慢自负的讨厌的家伙。

达西第一次傲慢的求婚让她愤怒不已，即使万贯家财也不能让她割让一点点自尊，但当她认清了真相，排除了误解，她还是不由自主地倾心于他，虽然还是那个曾经傲慢的达西。

奥斯汀的高明之处是她深谙人性之复杂：

达西虽然耿耿于自己地位优越，伊丽莎白虽然看重自尊甚于前途，讨厌“傲慢”甚于讨厌做老处女，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感情都发生了变化。

无法抗拒的爱情使达西卸下了“傲慢”，也是潜移默化的爱情使伊丽莎白排除了“偏见”的干扰，男女主人公最后的圆满结局是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物都始料未及的。

奥斯汀作品中对“理性与情感”的反讽处理不仅表现在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前后对比的情境反讽中，也表现在人物刻画上。

对于“理性型”和“情感型”这两种类型，作者并不完全赞同谁，也不完全否定谁，在“理性与情感”的天平上并不失之偏颇，虽然她很爱她的“宝贝儿”，但更愿意看到他们能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找到平衡点，建立和谐关系。

不管对“情感型”人物还是“理性型”人物，在奥斯汀的世界中，她都因材施教地给他们上了一课。

人们通常认为奥斯汀是位理性作家，她的作品通常颂扬理性，贬抑感情，因为她的小说中“情感型”人物总是被“嘲讽”的对象，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从“反讽张力”角度看，奥斯汀笔下有三类人物受到嘲讽，最明显的一类是“理性缺陷者”，像不称职的父母如班纳特太太、伍德豪斯先生

，还有愚蠢的柯林斯先生、偏执的珈苔琳太太、嗦的贝茨小姐等，他们是奥斯汀小说中脍炙人口的笑料；第二类是“情感型”人物，她们都是作品的女主人公，如幻想的凯瑟琳，多情而轻率的玛丽安，活跃不羁的玛丽，误听劝导的安妮等，小说通过她们未能自制而经历的曲折，嘲讽了不节制或不自知的主观多情；但小说还有更深一层的反讽是冲着“情感型”人物的对照面――“理性型”人物――而来的，只是这一层反讽渗透于结构之中，不易为人察觉。

这些“理性型”人物不适宜的理性也同样是造成“情感型”人物不幸的诱因，如《诺桑觉寺》中理性的蒂尔尼不必要的诱惑助长了凯瑟琳的浪漫幻想；《劝导

》中正派的拉塞尔夫人自以为是的劝导给安妮带来了长达八年的痛苦；《理智与情感》中“理性的蓝本”――布兰顿上校对

玛丽安的磨难束手无策；《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埃德蒙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定见的环境的俘虏，摇摆于两个女子之间。

这一切都寄寓着作家对理性人物的反讽，这些“理性型”人物根据一贯“正确的”理性作出选择，却被证明并不正确，或并不能有效地应付生活，这是作者对他们的反讽。

读者也可以从奥斯汀的小说中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

被认为是体现作者“价值观”的“理性型”人物固然都公正清醒、文雅体面，都有美满的婚姻结局，但他们却总是小说中公认的最乏味的人物。

从男性一方的布兰顿、奈特利、蒂尔尼、埃德蒙到女性一方的埃莉诺、范妮、吉英等，莫不如此。

他们多在小说中处于“陪衬”地位；而被认为受到嘲讽最多的“情感型”人物，则都是小说中最活跃的主角，是作者倾注最多的笔墨、心血和创作激情的“宝贝儿”，也是奥斯汀笔下最为人称道的文学典型。

他们的不理智的失误构成了小说最精彩、最富于生活情趣的篇章，占小说大部分篇幅。

这个悖论现象反映了奥斯汀对生活的反讽：

生活告诉人们，理性多么可贵、难得，仅凭直觉、感情要造成多么大的失误！

但生活却一再昭示：

理性不免乏味，直觉、感情是多么活跃，由它导演的戏剧是多么富于魅力，是多么易于出现而不自知！

奥斯汀对“理性与情感”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已经在上述人物

、事件前后对照以及人物描写等方面的反讽中清楚地看到，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那就是作者的“理性和情感”。

上述分析全是作者的理性认识，下文我们将简单探讨一下作者对“理性与情感”这个大课题的情感态度以及体现，这种体现不是体现在文本内部的反讽艺术，而是体现为文本的篇幅设置，反讽扩大了它的疆界，从文本内扩展到文本外，从作品人物身上扩展到作者身上。

人们常以小说的结局论主旨，认为奥斯汀笔下的“情感型”女主人公不是碰壁就是向“理性”归顺，这表明奥斯汀在贬斥“情感”，这同样值得商榷。

如果说奥斯汀通常给她的小说来一个因“领悟理性”而得到的“喜剧式结局”

，那么，她也同样展示了一个“凭感情来领悟”而招致的“悲剧过程”。

玛丽安多情而招致磨难，凯瑟琳沉湎于哥特式传奇而被戏弄，爱玛过于一厢情愿而弄巧成拙等，都说明人类学会“认识自身”的过程多么艰辛、曲折，这个悲剧过程一般占了小说大部分篇幅，是被精雕细刻的“二寸象牙”的主体，妙趣横生，大有欲罢不能之势，而小说的“喜剧结局”却通常仓促了结，只占少量篇幅，既无详细描述又缺乏浓墨重彩。

如《诺桑觉寺》共31章，以近30章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凯瑟琳耽于幻想的浪漫过程，而仅以1章多篇幅交代了她额外获得的幸福；《曼斯菲尔德庄园》共48章，以近47章的篇幅描述了“范妮和玛丽之争”难分权次的胶着状态，也仅以1章多不甚了然地简介了理性的范妮“战胜”多情的玛丽，成为庄园女主人的结局。

这样

的情节、结局处理，反映了作者对“多情招致悲剧结局”既熟悉、依恋又无可奈何，对“理性的喜剧结局”既视为正道又漫不经心的多重矛盾心理。

作者笔下一个个“机警辛辣、思维敏捷、体态活泼”的“情感型”女主人公在这个“理性的”社会面前，不是碰壁就是改变了性格，学会“持重正经”以便成为男子的“合格”眷属，这常使人抑郁。

17岁的玛丽安嫁给了30多岁的布兰顿，活泼的爱玛接受了“正统观念”的奈特利，单纯的安妮八年后才得到“误会”的温特沃思，“幸福”之余不无几分无奈。

“引起几乎每位读者赞叹”的玛丽最后成了只配形影相吊的孤独者则让人更感不平！

女主人公们的结局固然包含着对“情感型”人物的反讽，客观上显示了理性的“必然归趋”，但实际上则包含了对“理性社会”的反讽：

在“理性”的背后，扭曲和抑制了多少率真和初衷！

休姆在《沉思录》中说：

“神圣的东西并不是活跃的生命，它包含着某种反生命的因素。

”奥斯汀目睹了同一时代女子的婚恋曲折，自己也终生在寻找这条“体面的退路”而终不可得，这中间隐含着她对“理性和情感”的多少沉思和困惑！

她似乎在通过小说隐喻这些思虑。

奥斯汀对“理性和情感”母题的反讽处理，体现了一个“跨世纪”作家的矛盾与特色：

既肯定理性也展示感情；既洞察其矛盾对立，也揭示其优劣及应有的位置；既加以嘲讽又寄予期待

。

可见，奥斯汀笔下是一部部经得起反讽关照的生活悲喜剧―

―包含了一个个理性者的喜剧，也贯穿了一个个多情者的悲剧

。

它们是那么悲喜分明，是那么是非难断，常有颂扬理性的旧烙印，又包含推崇感情的新热情，体现了她“理性其外，浪漫其中”的写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