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五册课文翻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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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五册课文翻译
教育界的科技革命
如果让生活在1900年的人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他会辨认出我们当前课堂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那盛行的讲座、对操练的强调、从基础读本到每周的拼写测试在内的教学材料和教学活动。
可能除了教堂以外，很少有机构像主管下一代正规教育的学校那样缺乏变化了。
让我们把上述一贯性与校园外孩子们的经历作一番比较吧。
在现代社会，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广泛的媒体，而在早些年代这些媒体简直就是奇迹。
来自过去的参观者一眼就能辨认出现在的课堂，但很难适应现今一个10岁孩子的校外世界。
学校——如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界——天生是保守的机构。
我会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保守的趋势辩护。
但变化在我们的世界中是如此迅速而明确，学校不可能维持现状或仅仅做一些表面的改善而生存下去。
的确，如果学校不迅速、彻底地变革，就有可能被其他较灵活的机构取代。
计算机的变革力
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科技事件要数计算机的崛起。
计算机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从交通、电讯到娱乐等等。
许多学校当然不能漠视这种趋势，于是也配备了计算机和网络。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科技辅助设施已被吸纳到校园生活中，尽管他们往往只是用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模式教授旧课程。
然而，未来将以计算机为基础组织教学。
计算机将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针对个人的授课，这种授课形式以往只向有钱人提供。
所有的学生都会得到符合自身需要的、适合自己学习方法和进度的课程设置，以及对先前所学材料、课程的成绩记录。
毫不夸张地说，计算机科技可将世界上所有的信息置于人们的指尖。
这既是幸事又是灾难。
我们再也无须花费很长时间查找某个出处或某个人——现在，信息的传递是瞬时的。
不久，我们甚至无须键入指令，只需大声提出问题，计算机就会打印或说出答案，这样，人们就可实现即时的"文化脱盲"。
美中不足的是，因特网没有质量控制手段；"任何人都可以拨弄"。
信息和虚假信息往往混杂在一起，现在还没有将网上十分普遍的被歪曲的事实和一派胡言与真实含义区分开来的可靠手段。
要识别出真的、美的、好的信息，并挑出其中那些值得知晓的,这对人们构成巨大的挑战。
对此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世界一直充斥着错误的信息。
的确如此，但以前教育当局至少能选择他们中意的课本。
而今天的形势则是每个人都拥有瞬时可得的数以百万计的信息源，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
教育的客户化
按以往的趋势变化看，从授权机构获取证书可能已不如过去重要。
每个人都能在模拟的环境中自学并展示个人才能。
如果一个人能像早些时候那样"读法律"，然后通过计算机模拟的实践考试展现自己的全部法律技能，为什么还要花12万美元去上法学院呢？
用类似的方法学开飞机或学做外科手术不同样可行吗？
在过去，大部分教育基本是职业性的：
目的是确保个人在其年富力强的整个成人阶段能可靠地从事某项工作。
现在，这种设想有了缺陷。
很少有人会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许多人都会频繁地从一个职位、公司或经济部门跳到另一个。
在经济中，这些新的、迅速变换的角色的激增使教育变得大为复杂。
大部分老成持重的教师和家长对帮助青年一代应对这个会经常变换工作的世界缺乏经验。
由于没有先例，青少年们只有自己为快速变化的"事业之路"和生活状况作准备。
技术的更深远影响
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教学成为对教育产生主要科技影响力的同时，其他创新手段也会冲击教育。
医学技术可使人们对学生在解决各类问题或进行创造性活动时的大脑活动和血流状况进行研究。
对学习过程的基因基础的进一步了解也可能影响课堂教学。
也许由此能够决定哪些年青学子可能更快取得进步，哪些注定要有"艰难的"求学历程。
一些权威人士坚持认为这些发现应该应用于特定情况中，而另一些人则极力反对在基因信息基础上所做的任何决定。
声称能改善学习、记忆或激发热情的药品将唾手可得。
教师和家长将面对以往只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道德上的两难窘境。
最后，近来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突破会给教育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每个人都设法通过基因工程"设计"后代，或改变现有一个人的基因结构，或使克隆人类成为可能，那么成为一个人、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意义何在，我们对此所作的定义将永远处于变化中。
保守主义未必是坏事
前文提到，教育是保守的，这个保守的趋势也不一定是坏事。
诚然，对于价值观的传授和某些学科的讲授确实还需要保守的方法，但知识爆炸要求对课程设置予以密切而全新的注意。
如果年青人要为自己期望承担的迅速变换的角色作好准备，那么必须想出新的和富于想像力的方法。
做自己的裁缝
某人去裁缝铺试穿一套西装。
他站在镜子前发现上衣的末梢不太平整。
"哦，"裁缝说，"不用担心，你用右手把短的一端向下拉着，别人就看不出来了。
这位顾客一会儿又发现上衣领子不平整，向上卷起来了。
"哦，那个呀，"裁缝说，"没什么，只要稍微扭头用下巴压住领子就行了。
"顾客接着抱怨说：
"裤子的裆高了一点。
""哦，不用担心，"裁缝说，"您只要用左手向下拉着裤子，一切就都完美了。
"这位顾客同意了，觉得这件衣服现在看起来挺好，于是就买了下来。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那个残疾人。
我走路时又拽又拉又跛，硬撑着，还低头躬背，但为什么我还没有使教育体制看起来像一套合体的衣服呢？
因为我听从了裁缝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声音。
在我们从事教学生涯之初，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声音清晰地对我们说：
"我是教师，我有自己的价值。
"这个声音肯定地说，孩子和老师之间的神圣关系是课堂的力量所在。
这个声音回荡着：
"孩子第一；做重要的事，依照原则办事，努力工作，小心谨慎。
"这个声音坚持说：
"做出成绩来。
"
这个声音现在得到回应了吗？
作为教师，我们是渴望相信自己，渴望做出成绩，以至于我们从没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工厂的工人而已。
我们不想承认这个以培养思想和创造梦想为已任的体制只不过是一个19世纪的工厂，我们的学生不过是在流水线上积累基本技能而已。
我们尽力不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一个号称学校的工厂中的工人，而非专业人士。
如今我们的声音又何在呢？
我们忙着灭火，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一个接一个地囫囵吞下新课程，试图在一天的培训课程中吸收各种新的策略——什么都消化不了，还要满足无数特殊兴趣的要求和期望。
我们工作的节拍不允许我们有时间深思和梦想。
梦想源于深思，但我们并非深思型的职业；梦想源于宁静，而我们干的也不是一个宁静的职业。
我们已经答应让裁缝来为我们设计服装。
有个声音大声向我们呼喊，我知道真相：
我知道为什么学校不起作用，为什么这套衣服不合适。
我们对它置若罔闻：
别嚷嚷，否则，你可能会惹麻烦。
这个声音请求说：
我需要时间充实自己，培养和学生及同事之间的关系，我需要减少学生数量。
谁说教师可以带25个学生？
但我们止住了这个声音：
人们会说你太天真。
这个声音建议：
我需要强化训练，而不仅仅是周末研讨会或课后的会议，以便学会如何在我们班中实施新方针或真实地演示学生的熟练程度。
我们压制了这个声音。
第二天，那位顾客穿上了新的西服，他用双手和下巴做"调整"。
这个可怜的人跛着腿去公园，缩着下巴，一只手拽着上衣，另一只手抓着裤子。
这时，两个下棋的人停下来看他。
"哦，天啊，"第一个人说，"看那个可怜的跛子。
"第二个人沉吟了一下低声说：
"是啊，他是跛得够厉害的，但我想知道他是从哪儿搞到这样一套合身的衣服的。
"
任何官方法令都不会产生我们认为必需的那种变化。
只有当我们按照反映我们价值的声音行事时，教育才会发生它几十年来一直寻求的变革。
那时，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昂首挺立，无愧于教师的称号。
住口！
如果你那样说有人会认为你很古怪。
但愤怒的声音讲个没完。
我不能用一天45分钟的备课时间和20分钟的午餐时间拿出真正管用的教案或自行编写的教材，同时还要照应130个学生。
我无法执行新的严谨和富于理性的教学方案，建立合作型的学习小组，会见家长，填写一张又一张的表格，然后每晚还要带着尚未完成的3小时的工作量蹒跚回家。
我们用手捂住耳朵。
哦，停止你的牢骚吧。
这个声音叹了一口气，我也累了。
我感觉有很重的绳子缠在腰上。
政府部门、学校督察、家长、校长和特殊利益集团都牵着这些绳子。
他们都拽着我。
我头昏目眩，失去了辨别究竟孰重孰轻的能力。
沉默吧！
如果你那么说，没有人会喜欢你。
这个声音悄声说，为什么我要耗费这么多精力？
为什么我要争分夺秒讲完书中所有的内容？
为什么我每天都从上午8：
00教到下午3：
00？
为什么我要让官方测试左右我的课程安排？
我们回答，做就是了，别惹麻烦。
这个声音被压下去了，得不到培养，也从不受尊重。
它最后说，我是教师，我毫无价值。
这就是我们最终听到的声音。
这就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声音。
一位作家说：
"我行我素会遭他人舍弃，仰承他人意志却会舍弃自我。
"
我们教师已经被自己舍弃得太久了，这已使我们变成残疾。
如果教育要改进，如果我们要为进入21世纪做必要的、有系统的革新，教师们必须再次倾听那个声音：
"是的，我们是教师；是的，我们有自己的价值。
"
剑桥漫步
有时候英国的每一个城镇看来至少有五六个鬼魂出没，不是被谋杀的受害者，就是身着灰衣半夜出现的贵妇。
然而剑桥不是这样，充实这座大学城的，不是鬼魂，而是多少世纪以来居住在这儿的那些精英人物的精神。
这个地方充满了这些伟大人物。
按现有的统计，剑桥已为世界造就了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单是三一学院就有28位。
这儿出过13位英国首相，9位英国国教领袖。
昔日的伟大科学家，如达尔文和牛顿，已经让位给现代的思想家，如发现了DNA的克里克和沃森。
再随便加上许多著名诗人和哲学家，你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剑桥生活的丰富多彩。
剑桥的好处是它的中心区很小，就是说大多数地方可以很方便地步行到达。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乘坐敞篷汽车观光，也可以由官方导游陪同步行游览，不过就算是单独游览，其乐趣也丝毫不减，你在各学院之间漫步，在花园里小坐，参观小教堂、小酒馆，不受时间限制地沉浸在那迷人的气氛中。
如果你从旅游问讯处沿本尼特大街走,在左侧寻找，就能看见卡文迪什实验室。
从外表看，它或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正是在那些墙壁里面，1932年第一次分裂了原子；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杜威·沃森在1953年最终解开了DNA之谜，这项工作使他们在9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类开创性的工作发生在圣本尼特教堂的历史阴影下是多么奇怪啊，但对剑桥又是那么适当！
这座教堂的塔楼在1025年左右就有了，教堂本身也是这个郡最古老的建筑。
它的内部是古与今的混合体。
看一下耶稣的现代雕像，与大约1300年前的古色古香的柱廊呈鲜明对比。
如果你在本尼特大街的尽头向左转，就会看到霍布森水渠。
沿街修筑的这些水沟便是以哲学家霍布森的名字命名的。
正是这位哲学家资助了一项在17世纪向剑桥输送清水的项目。
剑桥的历史经常会以令人摇首惊叹的方式使你洞察它的深邃。
"霍布森渠水"在彭布罗克学院的大门外流过，该院建于1347年，到修建"霍布森水渠"的时候它差不多已有400年历史了。
通向第一个院落的门楼是剑桥最古老的一座，向右走到路的尽头是彭布罗克礼拜堂的入口。
它建于1663-1665年之间，是剑桥第一座古典风格的建筑，也是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的第一件重要的建筑杰作，他继而设计了伦敦的许多公共建筑。
剑桥的第一所学院是彼得豪斯学院，创办于1284年，差不多坐落在彭布罗克对面。
有一位从彼得豪斯转往彭布罗克的学生，这就是诗人托马斯·格雷，他因创作《写于乡间墓地的挽歌》而享有盛名。
他把那里其他的学生大都看成酒鬼，并在他认定有失火危险的自己房间的窗外装了一根绳子。
他的同学经常在他的窗外大喊"着火啦！
"，致使他终于转到了马路对面的彭布罗克。
1757年，他谢绝了要他做英国官方诗人的邀请，仍然留在剑桥，于1768年成为历史和现代语言学教授。
彼得豪斯礼拜堂有一段有趣的历史。
它建于1628年，但后来在17世纪50年代在克伦威尔军队根除帝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受到严重破坏。
它的彩色玻璃——"东窗"为了免遭克伦威尔军队的破坏被藏了起来，在1660年新国王上台后又装回原处。
在此后的300多年里，它完好无损地留存了下来。
与此形成奇异对照的是同样在这300多年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的命运。
他死于1658年。
在他死后，新的国王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施以绞刑再斩首。
在害怕死者死而复生、卷土重来这一点上，国王显然没有侥幸心理。
他的尸体又被埋葬，头颅则悬挂在一根柱子上，在那里呆了20年。
在一次暴风雨中它被吹落，被一个人带回家。
人们只能想像这一"宝物"的尊容了。
这颗头颅几经易手直到1960年，在整整300年之后，才被秘密地埋在了西德尼大街上西德尼·萨赛克斯学院的某个地方，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曾在该院上学。
保密是必要的，因为人们觉得现代保皇派可能还会偷走这颗头颅并将它毁掉。
礼拜堂入口处外面的一块牌子见证了这个历史事件。
听了如此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后，你可能想到某个学院如基督学院一个更僻静的处所去休息一下。
穿过门道向左看，可以见到约翰·弥尔顿17世纪初在这里求学时住过的房子的入口，而右墙居中的位置则是通向200年后查尔斯·达尔文的居室的楼梯。
一边是《失乐园》，另一边是《物种起源》。
走过达尔文的楼梯来到第二个院落，再过去就是教工花园，一个令人愉悦的僻静去处。
在花园里坐下来向四周环顾，想想游览时与你擦肩而过的学生们，你会自问：
是否已经见到了一位未来的伟大科学家、诗人、领袖……
我们真的想长寿吗？
你希望长寿吗？
一定想过。
你可期望自己变老吗？
没想过。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想要长寿，不变老，然而他们总是失望。
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塞·德莱昂之闻名与其说是因为他在1513年发现了佛罗里达，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寻找"青春泉"。
他从来没有找到过当地人告诉他的"青春泉"，而自己却在几年之后死于印第安人的毒箭之下。
"青春泉"的传说也许起源于北印度；7世纪时流传到欧洲，中世纪时已在那儿广为人知。
一位油画家曾经画过一幅传说中的"青春泉"的名画，画中满脸皱纹的老妇从泉水的一端走进，而从另一端出来时已经变得年青貌美了。
许多作家总是幻想着有可以长命百岁的福地，在那里，人们以各种办法，多数是左道旁门的招数，保持着他们的青春和活力。
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也禁不住试用各种各样令人厌恶的方法，如从装满温热泥浆的浴缸内洗澡到注射猴子的腺体等，以抑制衰老的负面影响。
虽然长寿的可能性已经明显加大了，但是在绝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时期内，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寿命并没有多大变化。
即使主要从理论上探讨，人的寿命在写《圣经》的那个时候就是70岁，到现在也没有增加多少。
大多数人在他们的最大寿限到达之前就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死去了。
现代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多数人因为生活境遇好而能够活到天年，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婴儿不再会大量死亡，在随后的日子里人们不会因为传染病或者像阑尾破裂这样的医疗问题而死亡，也不会因为饥饿或过度劳累而死亡。
如不发生意外，多数人能够一直活下去，直到他们死于像心脏病或癌症那样折磨老年人的疾病。
目前衰老研究的重点是寻求有效的方法，确保日益增多的达到最大寿限的人能够在最佳健康状况下实现长寿，而不是仅仅在慢性病和体力衰退的折磨下再多活几年。
人们得到的多数忠告都是一些简单的常识：
坚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适度，不吸烟，经常锻炼，但是不要过量。
这些忠告常常被人们忽略,有时也不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负面影响。
马克·吐温在他的70岁生日讲话中介绍了他的养生之道：
我的规矩是，当所有人都走了，没人要陪时，就去睡觉。
当我必须起床的时候，我就起床；这也是我的一个规矩。
至于食物，我坚持不吃那些并不适合我吃的东西，除非在我和食物的斗争中食物占了上风。
我的另一规矩是每次吸烟从来不超过一根雪茄。
至于喝酒，我喜爱在别人喝酒时作陪。
除了睡觉和休息外，我从来不锻炼，从来就没想过要锻炼；我讨厌锻炼。
他活到75岁。
在1910年，这个岁数比大多数美国人活得都要长多了。
但是，即便是对那些遵循这些忠告的人来说，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作用也只不过是使他们更有机会保持就其年龄而言合理的健康状况,而不会减缓衰老的过程。
那些利润丰厚的专利药物,尽管广告做得很多，市场火爆，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药物能减缓衰老的过程。
惟一显示的确能延长寿命的实验是用实验室动物进行的,受试的大家鼠和小家鼠要接受严格的饮食限制。
让它们吃的食物热量越少，在不让它们真正挨饿的条件下，这样持续的时间越长，它们的寿命就越长。
但是，它们需要付出代价。
挨饿的大家鼠较少生育，挨饿的小家鼠则完全失去了生育能力。
不同的方法也许管用。
在某种程度上，长寿是一种生来就具有的特性。
果蝇是科学实验的老朋友,对它们的实验表明，与长寿的果蝇交配而产生的后代具有明显延长的生命期。
但是，这对人类来说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人类的生命周期很长，所以即便我们愿意选择那些潜在的、能够长寿的配偶，而不选择那些漂亮或富有的配偶，其延长寿命的结果也许是几个世纪后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不采用择偶的方式使后代长寿，而去控制我们的基因的话又怎么样呢？
现在，所有的基因治疗方法都开始看上去前景不错。
衰老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基因。
但是，即使人们不能消除衰老，最终也能够用基因疗法减缓衰老。
与此同时，人类要能健康地活到几百岁甚至是几千岁，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是少不了的。
如果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而其他事物又不发生变化的话，老年人将很快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
科学家估计，在现有的条件下，地球难以供养到2050年预计达到的89亿人口，这还没有将那些新出现的、超高龄的群体计算在内。
到那时，即使他们食宿无忧,这一大群超老年人也将面临非常艰难的生活，除非无需额外的医疗照顾能够生存，且能够保持足以继续工作的健康水平，他们才能避免依靠数量不断减少的年纪较轻的少数人群来抚养。
人在适当的时候结束生命是理智的。
正如大自然标出了其他一切事物的界限一样，它同样标出了生命的年限。
然而，老年可以说是人生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当我们疲倦时，当我们已经饱尝了人生一切之后，我们应该从这一幕中消失。
科学家即将改变我们的后代
基因治疗已经发展到了至少有一名科学家接近于对人体胚胎内有缺陷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替代进行测试的阶段了。
但是，对其发展有哪些道德方面的考虑呢？
选定一个胚胎。
早在出生之前，就把胚胎的种种致命的基因整治好。
改变那些会传给胚胎后代的基因。
正是提议程序中的这第三个步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医学研究者用了八年的时间一直在进行人类基因治疗的实验，但收效甚微。
他们所有的研究工作都与接受风险的个体一道消亡。
目前，一名基因学的开拓者想跨越这一界限。
约翰·安德鲁斯用两天的时间预先审查了实验治疗的步骤，以便在患有两种灾难性的遗传病的胚胎上试用。
无论哪一种，他的基因疗法都完全可能影响到研究对象的胚芽细胞基因，改变他们未来孩子的DNA。
本·乔丹教授说：
"安德鲁斯不希望我们在此时对他的方法议论长短。
"本·乔丹是伦理学专家，也是听取安德鲁斯陈述看法的联邦委员会成员。
他接着说：
"安德鲁斯承诺让公众了解他的研究领域及进展情况，以争取公众的支持。
"
从最乐观的角度看，公众的支持也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乔丹说：
"所提出的两个具体计划都受到了DNA研究委员会全面的批评。
"
按照其中一项计划，安德鲁斯的研究小组希望治愈DNA的缺陷，这是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患病的儿童要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泡状物"罩内，保护他们不受病毒和细菌的危害。
按照另一项计划，该研究小组将试图修复引起一种亚洲常见的严重血液病的基因缺陷，此病能够使胎儿在出生之前就死亡。
将正常功能的基因注入正在快速分裂的胚胎细胞以取代有缺损的DNA，这项技术有可能使发育中的胚胎及其后代产生意想不到的并发症。
研究者称这类实验为"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
医学伦理方面的另一位权威埃德加·马修斯说：
"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展示了这样一个前景，即将遗传变化传给既无法表示赞同又无法表示怀疑的后代。
"他与其他学者还担心，将安德鲁斯的技术改进后，医生最终能够操纵培育出具有诱人特征的婴儿，而不仅仅是治病了。
科学家认为，在婴儿出生之前对基因进行干预也许会引起一系列严重先天缺陷,这个风险更具有迫切性。
"安德鲁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幼儿的责任，因为要不是由于致命的遗传病,这些孩子本来是可以生下来的，"乔丹解释道，"但是，委员会成员仍然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失败的可能性要比成功的可能性大。
我们无法说出那些新整合的基因会发生什么变化。
"
一种并不怎么生疏的技术，即体外受精（IVF）,已经使许多家庭因生育的孩子有永久的先天性缺陷而不堪重负。
一位专家说：
"在欧洲和美国，IVF已导致了早产率和诸如心瓣膜不全等生育缺陷的上升。
"一些专家将一出生就为生存而挣扎的婴儿数量的快速增长描述为一种新的由IVF引发的流行瘟疫。
许多人还谴责即将出现的生殖细胞系疗法，并指责科学家"当上帝"，或滥用了"进化论知识"，或破坏了"人类基因遗传的完整性"。
一位医院的院长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
"就我本人而言，我们一直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努力治愈疾病。
""如果上帝不想让我们干预的话，他就不会给我们这些工具了。
"
10年前，研究人员认为在冒险从事生殖细胞系治疗之前,他们能够从已出生的人身上解决基因治疗存在的问题，这是一种基因矫正与接受者同归于尽的实验方法。
问题在于，治疗许多遗传疾病的现有基因疗法仅仅部分有效，或者根本无效。
这一情况导致安德鲁斯提出在出生之前使用基因治疗，因为此时胚胎基因更易于对他的干预做出反应。
安德鲁斯争辩说，修复导致致命疾病的基因缺陷并将治疗后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而不是风险。
但是这种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科学家已确定，因某种遗传性血液病而接受一个基因可使婴儿防御疟疾，但是如从父母处各接受一个基因则会引发该病。
乔丹对联邦评审小组说：
"作为基本的哲学问题之一，关于采用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来消除某一疾病，究竟是险是利，我们必须立场明确。
"乔丹是这么说的，他指的是联邦委员会专题小组。
许多学者最担心的是怀孕的新技术在美国出现后的一种不加约束的社会环境。
由于美国已有300多个与这一技术有关的项目，对于那些试图要孩子的夫妇来说,美国是该项技术的主要提供国。
1995年，美国国会取消了对人类胚胎研究的联邦基金，这类研究不再列入联邦政府的审查和控制范围之内，从而使得这种研究落入无法制约的企业家手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类生命创造这一公众深深关注的领域，国会中反对流产的势力和保守力量已削弱了联邦政府控制和保护进行这种治疗的妇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的能力。
"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行业的增长，该行业的增长与其说是为了科学，还不如说是为利润所驱动，"马修斯说。
"与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不同的是，这项研究并没有严格的同行监督所约束。
"换句话说，希望帮助绝望夫妇的个体研究者可以自己决定采取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方法。
安德鲁斯的研究以及其他基因混合的建议已经打开了使用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的后门。
"所以，我们现在正面对这一问题，"马修斯说。
"我们究竟应该对这些治疗方式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
"
年轻人——明天的领导者，也是今天的领导者
在西方国家，年轻人一直深得政治家的青睐，只要有照相机拍照，他们会愉快地亲吻婴儿或向学生作演讲。
"儿童是我们的未来，"他们说，"也是明天的领袖。
""我们将给他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等等。
然而，"我们"很少问过他们想继承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或者要带领他们共同塑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在大多数国家，那些18岁以下或18岁左右的年轻人并没有投票权，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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