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六大属性浅议.docx
《中国文化六大属性浅议.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文化六大属性浅议.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文化六大属性浅议
中国文化的六大属性浅议
作者马得清
第一：
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性
一．整体思维是古代哲人思维智慧的结晶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闪烁着先贤圣祖的聪明才智。
难怪冯友兰先生说，一部《周易》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
的确，《周易》是道家、儒家发生学的源头，《周易》提供的整体思维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道家和儒家的思维方式。
从古到今，人们对《周易》的解说纷繁复杂，以至于说易者超过了三千众。
从先秦至民国，易说名家就超过了两百人。
《周易》原本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占噬书，虽然其占噬之法早已失传，但是好在历来学者对《周易》的义理钻研不辍，其研究成果足以从多种角度揭示《周易》这部古书对于我们后世子孙的意义。
从民族文化角度说，不能不说《周易》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根脉，我们似乎可以从《周易》里挖掘无尽的文化宝藏。
然而社会在发展，在历史长河中，《周易》的内涵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同文化阶层的人们站在各自的视角和需要在研读它。
只是不管怎样研究，笔者认为，《周易》对于我们来说，最具普世价值的还是它独特的汉语言形式中所蕴含的整体思维的智慧。
一个民族的思维特性总是隐含在其民族语言形式中的，离开了民族具体的语言形式，一个民族的思维特性就无法通过文本创造出来并供后人阅读、研究和传承。
易花萍在《汉语名词陈述句研究》指出，汉语的名词陈述句包括五种产生因素，其首要因素就是“整体思维因素”，它们是源于汉民族思维特点的。
从语言形式上说，当我们剔除后人对《周易》原文的解释性语言之后，很容易发现，《周易》原文的语言形式其实是由整体思维体系统筹的四个小的具体可操作的模式所构成的完整又开放的思维体系。
《周易》创立了整体思维体系，其整体思维体系是由四个小的可操作的方法构成的。
它们是分类（从乾到未济六十四卦名）的思维方法、形式推理（主要由阳爻和阴爻构成）的思维方法、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方法、开放（未济，也就是变化难以穷尽，承认有些事情是无法预测的）的思维方法。
这四种可操作的思维方法是《周易》整体思维体系的基本结构要素，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可惜，历来对《周易》的研究或以其算命术不加重视，或过于注重对经意的阐释，侧重于义理的阐发，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其语言形式所内涵的思维智慧的探究。
我们知道，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任何语言文本的存在都离不开具体的语言形式。
《周易》正是用汉语书面语言表达其整体思维成果的经典。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只注重阐发其义理而忽视对其语言形式的研究。
人的思维是运用表象或概念分析、判断、推理的认识活动过程，属于心理活动范畴。
从阅读角度说，思维模式是可以学习并经过学习可以掌握的，是指阅读文本的人可以照着文本的语言形式进行思维的样式（例如在语言教学中的仿写）。
周易的思维模式是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形成的，是联结理念和实践的基本桥梁。
它奠定了中国人书面语言整体思维形式的基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
天人合一，把世界看成整体存在，分类定位、把握和推演，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用变化的态度看世界，坚持开放态度，能主动地吸收和融合外来民族的文化元素。
二．整体思维立足于探讨整体的结构功能
整体看世界是《周易》语言形式中表现出的主要思维模式。
《周易》整体思维的特点侧重于探讨事物整体的结构功能。
这种思维模式为历代思想者所效法，并且，对今天我们站在世界整体的立场看世界变化也很有现实意义。
任何思维模式都是一种最简洁的思维形式设计，其设计目的就是为了确认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真相，就是为了给人自己提供正确的行动路径，即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服务。
《周易》语言形式中的主要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天、地、人，古人把它们当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看待。
古人借助天象、地貌、人事等表象概念简洁地概括世界纷繁复杂现象，以表象概念的功能理解表象的本质，并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释现象、揭示规律，为人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服务。
例如“乾”即揭示了“天”的功能。
“乾”这个汉字表象概念生动形象地告诉我们，熠熠生辉的太阳普照万物使万物生长，即上天有好生之德。
但是只有天还不足以发挥其功能，要发挥天的功能还得有地的承载功能，所以古人发现地的承载功，并用汉字“坤”形象地表现出来：
大地在阳光普照下生长万物，生生不息。
所谓“云行雨施，物品流形”正是天地大德的杰作。
人处天地间，感应天地之德而顺应天地变化规律，人也就仿效了天地的德性，找到了自己的实践路径。
故《周易》所探讨的是人如何遵循天地周而复始的变化以及人怎样把握变化的学问。
因此，纳天、地、人于一体，《周易》的整体思维模式也就具备了朴素的辩证思维特质。
从其六十四卦的关系看，《周易》整体思维的智慧就在于不是简单地把事物看成一个静止不变的整体存在，而是通过具体可操作的四个小的思维模式把事物看成一个由变化因素和不变因素所构成的动态的、开放的整体，力求探讨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整体存在的影响，进而对事物的整体状态做出基本推断，最终指导人的实践行为。
整体看人生和世界是我们老祖宗最为宝贵的哲学智慧。
部分只有放在整体中才有意义，才可能有意义，没有绝对独立于整体之外的个体存在。
伏羲一画开天，这是智慧的最简洁明晰的表达形式，从此，我们拥有了把握世界的智慧。
“一”是多么的光辉灿烂！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是古代哲学家老子理智的清新论说。
“一”具有建构世界和人类智慧的强大的思维功能。
老子说“抱一而天下式”。
这里所说的“一”就是整体。
不论宇宙多大，我们都可以用一来概括。
不论事物有多复杂，我们都可以用一来计算。
有了整体思维，“一”既可以是最小的也可以是最大的，“一”这个概念就具有了哲学含义，“一”这个概念包容最大和最小，它可以包容极大和极小两极。
三．整体思维是一种美妙的思维智慧
《淮南子·诠言》所说“一也者,万物之本也”就是对整体思维认识的高度概括。
运用整体思维走向成功的例子很多，例如古代名医张仲景《金匮要略》它使中医由单方向复方发展，这是整体思维的创举；《水浒传》成书过程就是一个个单本故事到全部故事的演变过程，是整体思维的范例，这可以从《大宋宣和遗事》的36个水浒故事，为水浒故事形成基本架构；整体思维的成功实践产物还有都江堰，它是人与自然和谐存在的伟大工程之一，若无整体思维和设计是不会有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人的思维结果表现中对人的思维质量追本溯源，从而发现其整体思维的巨大价值。
世界起源于一，统一于一。
用一这个概念和数字概括宇宙和人生社会，最简洁最明晰。
这个一，也是我们人类语言中最简洁最明晰的数理逻辑的思维原点。
从一开始，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世界。
如果你真的热爱人类创造的全部智慧和爱，那就不妨从一开始智慧和爱的旅程。
《周易》有言：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效法自然，从一开始积极地建构人生和社会，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当我们回顾和深思中国先哲的一画开天，当我们温习老子的道的箴言、聆听孔子仁的言说时，当我们确认世界是物质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时，我们可曾想过，不管历史上哲人怎样言说与深思，其实这些先哲无一不在告诉我们，世界起源于一，并且深刻地统一于一，不论自然还是人自己、人类社会本身、宇宙本身，无一不始于一、运行于一，不管其形式有多么纷繁复杂，一是自然、人生和世界的起点。
难道不是吗？
其实，从《周易》思维模式看，我们的祖先遵循最简洁、最清晰的原则建构自己的文化哲学。
对中国人来说，不论是再小的事物还是再大的事物都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符号表示，这个符号就是“一”。
注意，这个一既是语文表达也是数学表达。
这种化繁为简、化大为小的智慧，就是九九归一的数理逻辑：
人与天地也是统一在一起的，这叫作天人合一。
我们古人讲究“天数”，24这个数字就是天数，与此有关的是我们对自然循环24节气的观察和确认，对自然秩序和内涵的认识与体悟是精确与深刻的，天变则人变，天不变则人不变。
我们知道时不我待，尤其是农时不可耽误，清明前后点瓜种豆，这是常识。
自然变化如此，社会变化亦如此，庄子在他的《天运》里说得更加明白：
礼仪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
再小，也把你看作一；再大，还是把你看作一。
再小，也可以把你看作大，再大，也可以把你看作小。
你为民做主，你就是大人；你祸害百姓、鱼肉乡里，不管你是皇帝老子还是宰相大员，你都是小人一个。
对小的认识，老子用“无”，庄子用数理逻辑“日截其半”实验并推理，结果发现，所谓事物的小是无穷的，没有尽头的。
这与量子力学的测不中原理是何其相似。
在古代，中国人的学问是种个综合的学问，因为学问难以绝对分家。
因此，今天我们强调综合与通识教育实在是明智的选择。
整体思维，整体认识理解事物，包括天地这样大的事物，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思维的特点。
作为计数，一是算术的起点；作为哲学范畴，一是整体；作为思维，一是高度抽象的世界存在模式。
一无所不包，向外的思维再扩展也难以超越一，向内的思维再精致，也难逃一的规范；一画开天，真是了不起的创造。
太极之太，可大可小，大能大到无极，小能小到无极；大无绝对，小亦如是；大小之间，可以转换；一个宇宙是一，一个太阳是一，一个人是一，一只动物是一，一个民族是一，一个国家是一，一件事情是一，一段往事是一，一种心情是一，一场雨雪是一，一个季节是一。
一，对千变万化的世界如此具有概括力量，又是如此简洁明晰。
一即整体，确立了我们思维的支点。
一是可以切分的，几分之几，一日二十四个时辰，一年二十四个节气，这样，我们把部分统一在整体中。
反过来，我们可以把部分归入一个整体，不管部分有多少，都难逃如来佛的手掌一。
一是既相对存在又不相对存在的智慧。
它既相对于部分却同时又包涵部分。
即使没有部分，它仍然存在。
一既是简洁的，又是复杂的。
一没有边界，一也有边界。
当我们套用西方哲学范畴来言说时，我们自己的哲学就被看小了，好像缺乏数理逻辑，好像模糊不清，其实不然，我们的中华哲学从一开始就是数理逻辑基础之上的自然与人文的综合体，一是我们老祖先创造并一直应用的伟大而神奇的哲学范畴。
请问，还有哪一国的哲学、哪一民族的哲学用“一”这样最简单明白、最高度概括的范畴囊括世界的存在？
以一为支点，一具有分身术，可以化出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一，可以不断转换角度看世界。
我们古人用天地人三才概括自然与人的秩序，三成为我们哲学秩序稳定的思维结构。
我们依次复制这一结构，把许多东西切分成上中下三个层次，老子有上中下三士之分，军队有左中右之分，医生有上工中工下工三种技术水平。
三从一而来，是多么神奇的数理结构，是多么美妙的思维结构！
我们可以化整为零，我们可以用部分代替全体。
窥一斑而见全豹就是这种智慧的生动诠释。
一是高度抽象的概括。
四．整体思维塑造探索进取的开放心态
《周易》整体思维的天人合一理念被老子发展总结为一个哲学概念“道”，强调“道法自然”，因为不论天道还是人道，其自在的属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道法自然的真谛就是自在，不论万物如何变化，自在是恒常的存在。
可见，老子依然继承了《周易》整体思维的大智慧，使辩证思维特质获得发展。
到了孔子的时代，天道被诸侯的纷争扭曲，人道更是被扭曲，因此孔子把注意力集中在人道的拯救上是时代赋予他的社会责任。
但他整体看人道的思维方式没有变。
他用“仁”这个词语来概括人道的核心价值。
就整体而言，中国人更看重家庭、宗族、集体和国家和爱国主义。
不论从整体的哪个层次说，《周易》整体思维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体和谐才能存在。
这也是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理念源头。
今天的世界更需要整体思维。
美国人类学家约翰·博德利在《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中指出：
人类学家应立足于人类的整体性，用更加宽广的视野看待当前的困境，重新思考发展模式问题，寻找解决办法。
新西兰人类学家史蒂文·罗杰·费希尔在其《阅读的历史》一书中指出：
仅仅呈现事实难以使思维走向深度和广度，为此，我们有理由从整体出发去探究对象。
现代社会科学主要奠基人涂尔干强调：
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有事实就有议题，有议题就能够产生共同思想。
看到思想的表达，才见到人成为人，在共同思想中，才见到社会。
地球村，这是我们把世界看小的思维表达，是我们思维认识向前迈进的标志性关键词。
在茫茫宇宙中，孤悬于空间的小小地球其实是寂寞的一个行星而已。
仰望苍穹，沧海一粟的人类有足够的理由为全球化的美好和平愿景而不懈努力：
放下分歧，共创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地球村——在人类共同的人性上统一人类自己的世界。
《周易》的思维体系具有整体性，具有形式上的确定性和内容上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它揭示了变化是永恒性，另一方面，它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变化不可穷尽。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在实践中具体分析和把握正在发生的变化。
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周易》这本书开启了实践观和开放观：
我们只懂得一般道理还不足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大量的充满变化的问题的钥匙，如何具体分析我们遇到的诸多问题，还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断。
可以说，周易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根基，也决定了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基本逻辑思维特点，那就是善于从整体出发看事物，譬如，面对一个家庭也和，面对自己的民族也要和，面对世界更是要和，结果，就自然形成了和为贵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行为理念。
而且，这种整体文化观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就是开放闭合——闭合开放的循环。
今天，我们不也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了吗？
（马得清）
第二“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漫谈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这个《决定》标志着我国文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就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而言，我们面对的基本命题就是：
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深入广泛地思考，如何站在全球化的角度，如何用继承和创新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以期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
首先，在做好当前各类文化工作的同时，有必要继续加快研究和总结中国文化特征的进程。
因为，我们虽然身在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之中，但是，并非人人都清楚我们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究竟是什么。
至少在文化理论上，这仍然是一个必须进一步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因为，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虽然学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讨论，提出了不少的观点，但是至今并未形成统一的“中国文化特征”的定论。
因此，理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我们准确认识中国文化的关键，也是我们在当代走向世界，形成文化中国盛景不可缺少的基础。
理由极为简单：
不清楚自己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搞不清其文化传承的基本脉络、方式和途径，我们还怎么有效继承和创新，怎么对外自信地宣传，并放眼世界，积极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将其有机地“化”入中国当代文化。
因为文化的基本功能是与时俱进地继承、融入和创新，有此功能或曰此功能强大，文化才有生机，才有活力。
其次，我们不妨基于中国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分类地看待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然后思考我们究竟该如何、用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以及用什么样的外来文化，来“文化中国”，进而用文化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走向繁荣和富强，走向世界。
中国文化十分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唯有从其文化的阶段性特征角度分类思考，方可最为简洁地廓清其总体特征与结构体系。
中国文化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封建文化范畴。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海洋性文化的求变性、竞争性、个性文化不同的，而是从人本出发的从自然秩序演化而来的大陆性人伦秩序及其政治经济秩序，并逐渐演化为一种稳定的制度文化，即以家庭和社会等级伦理文化为核心的制度文化。
这种文化具有秩序性、稳定性、包容性、含蓄性等和谐属性。
唯其如此，才具有了厚德载物的美德。
这种等级伦理文化制度的功能是维护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和谐（在家，以族长为大，由此形成恒久的长幼有序的宗族关系；在朝，以皇帝为大，由此形成恒久的君臣有序的政治关系。
）。
其中，最为稳定的是政治方面的制度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制度文化，其稳定程度或者也可以用超稳定来描述——保持两千年不变。
而古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则是在这种稳定和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保持稳定和发展的。
从发展的角度看，总体上并非绝对保守。
外来文化、且不管其多么复杂，一经进入中国，则统统被中国化——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佛教文化的传入被中国化是最为典型的表现。
我们不能一说中国封建文化就认为都不好，就腐朽；要知道，我国的封建文化是我国奴隶社会或更早的文化继承和创造。
因此，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国封建文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还要要正确对待其他民族遗产问题。
例如，封建文化的集大成是封建政治制度文化的确立和发展——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其优势是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秦王嬴政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开始，他自己成为始皇帝，并以郡县制为核心的制度文化确立新的统治秩序。
自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即皇帝不断加强皇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高度集中的体制做保障，没有这种矛盾统一，中华民族会最终形成一个有机融合的文化统一体。
我国封建文化的经济支柱是小农经济，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个体家庭为单位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我国封建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广泛的渗透在官方和民间，表现为以等级制为基本伦理文化的家庭和社会道德规范。
儒家主张仁政，提倡经世济民，以助君主。
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结构。
这种结构具有相当的稳定特性。
文化是结构社会的黏合剂，其中的文化思想就是形成社会筋骨的源泉，它具有造型和造血作用——培育社会基本道德和核心价值。
儒家思想就起到了这种作用。
儒家思想从先秦发轫到汉代独尊儒术一统天下，一直到清代结束时仍然不灭，几乎对一直对漫长的封建社会起着主导作用。
其稳定与和谐的思想价值对中国社会的造型作用是深刻的——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和社会伦理观。
可以说，儒家思想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总体塑造力是十分强大的，相对而言，是万事俱变中的不变，并广泛表现在与阴阳辩证法结合而形成的中医文化的“和”、茶文化的“和”以及人们的基本生活理念“和为贵”之中。
中国人处事一向讲究稳妥、舒缓，平和，总是想法设法避免矛盾。
有时甚至要回避矛盾和容忍矛盾，即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
表现在生活态度上即宽以待人，化干戈为玉帛。
这一切，都高度凝结在君子的为人处事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十分丰富，不能在此一一道来。
今天，在文化强国的时代，我们只有充分研究中国文化的特点，从各个角度深入解释其独特性，才能更好地理解其精髓，传承其血脉，剔除其夹杂的糟粕，从而进一步明确用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化育”当代中国人的人文精神。
因此，所谓“中国文化”就是指中国固有的文化特征或曰基本属性和功能，而“文化中国”则是指如何用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化育当代中国文化的进步和繁荣，保持我们民族文化的长盛不衰，使之恒久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说到底，就是要通过繁荣民族文化，让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里永远流淌中国文化的血液——让我们自信自豪地对世界说：
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因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可见，文化强国的内涵多么深刻。
二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近代文化范畴。
中国近代历史在时间上持续得极为短暂，不到半个世纪。
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传统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的被动变革和不稳定性表现，是新型政治、经济文化的萌芽和社会实践时期，或许可以用“裂变”这个词语来描述比“启蒙”一词更加确切，因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变革总体上是被动的。
例如，它使得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灭亡了，使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度面临新的资本经济制度的冲击，人们的文化心理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不能沉受之重。
世界在变化，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也在经受考验，并在新文化运动中接受了批判和反思甚至否定过程。
在此，我们有必要确认破环我国古代社会固有的秩序性、稳定性、包容性、含蓄性等和谐属性的主要因素——战争。
我们有必要区分我国封建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外来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即使有战争发生，最终也还是走向大一统。
不管是发动战争者的诉求，也不管是人民的诉求，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这个民族的存在形式——从争到和。
从总体上看，不管封建战争如何发生和结束，中国社会总是经历着从动荡到和平安定的大循环，最终回到稳定与和谐状态。
重大的封建战争总是导致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但是再怎么改，也改不了其根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改不了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观，改不了中国人求稳定求和谐的核心价值追求。
但是，中国近代所遭遇的战争不再是单一的国内战争，而主要是极为残酷的外敌入侵之战。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遭受了亡种灭国的危险。
外敌入侵之后，中国的古代文化几乎失去了确保民族进步的力量：
政治走向彻底腐朽，经济变得凋敝不堪，固有文化失去了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作用。
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有志之士看到了儒家文化的短处——其过渡追求伦理价值阻碍了中国追求科学技术进步的步伐。
外来战争不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而是西方军事、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全面入侵（包括宗教的入侵）。
可以说，外敌入侵引发巨变的是中国近代政治的文化。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它要承担的根本文化任务是推翻封建政治统治和帝国主义政治统治。
直到政治文化革新成功后，中国社会才趋于稳定，并继续向新的和谐迈进。
我们知道的常识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其主要表现是国家主权丧失，领土被瓜分，国家和民族遭受西方列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奴役。
但这种结果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嬗变之果，而是在遭受西方列强入侵后出现的被动变化，并由此从文化危机走向文化变革——救亡图存，其裂变特征是明显的——被动变革和不稳定性表现。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近代文化表现得极为不稳定。
其不稳定主要来自两大政治力量。
其一是封建尊古复古力量，其二是社会变革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苦难境地。
有志之士急于寻求政治、经济、思想、教育多方面的突围，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寻求新的政治文化。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进步者看到了我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政治的致命弱点，于是才有辛亥革命，于是才有马克思主义运动。
经济文化则是，一方面广大农村处于自给自足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在沿海殖民地大城市开始了主要由西方资本控制的资本主义生产。
这也充分表现了裂变性特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而且对世界也有过不小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在古代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
到了近代，中国文化首先从政治经济上没落，其次在科学技术上没落。
其科学技术的没落被称之为李约瑟之谜。
因为在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并不落后。
其三是教育的没落。
教育的没落，则主要表现在课程的落后，当西方正在经历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候，当西方的科学教育已经成为新兴课程的时候，中国学生读的还是四书五经，选拔人才的方式还仍旧是科举——一篇文章（八股文）定终身。
有志之士为中国文化的没落而忧心，不少人走出国门，寻找文化救国的灵丹妙药。
他们找到的就是民主和科学。
最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担当了这一重任。
它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
在极为复杂的内外环境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完成了统一国家政治文化的任务，找回了国家主权，为社会带来了新的稳定局面。
总的看，中国近代文化的变化不同于西方的近代文化的变化，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裂变之痛，而这种痛楚中的被迫自新与自强，也以沉重的国家和民族危亡图存的代价换来了中国人的彻底觉醒。
三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从1949年算起，其发展也仅有六十多年。
其基本特征是在改革、开放和矛盾变化中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有机会在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的文化基础上并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这种变革，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内涵的变革——渐进性地让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整体走向现代化。
总的看，中国当代文化的变化内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