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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分析俄罗斯的超国家梦想0326
金雁：
俄罗斯的“超国家”梦想
最新文章经济观察报[微博]金雁2013-03-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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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苏俄历史上曾经数度经历过意识形态霸权和民族主义霸权互换的过程，两者间的交替升降，表面上看差异很大，实则基于俄罗斯利益考虑的心态并没有改变。
2011年10月，还在俄罗斯总理任内的普京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欧亚一体化方案——未来在今天的诞生》的文章，引起人们的注意。
此文一出，很多人认为他是在释放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战略构想。
果真，2012年5月，他就任总统后首批签署的文件《关于俄罗斯联邦对外方针的实施措施》再次强调：
“把发展独联体空间的多边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对外政策的关键方针，在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范围内加深欧亚一体化，并在2015年1月1日前建立欧亚经济联盟”。
外交研究者认为，这说明普京新任期的强势外交的显著特点，调整了前任梅德韦杰夫致力于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基调，又一次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前店、后院，重申对前势力范围“支配权观念”，希望把欧亚联盟打造成世界格局中的举足轻重的一极，与中、美、欧四分天下。
也有人认为，所谓的普京“新外交学说”其实并无新意，只不过是过去“超国家联合体”思想的又一次翻新，一个老话题的重新包装，是“迷你型精装版”的“亲俄力量”再整合。
普京执政以后，反复向世界“大秀俄罗斯的肌肉”，以证明它的力量不断增长，这些做法无非是：
第一，让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仍是一个超级大国，其核力量地位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是唯一具备在短时间内彻底摧毁美国的国家。
如果俄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它可以成为不负责任的国家，放纵觊觎核武器的各种各样的激进分子，那时各国后悔就来不及了。
第二，告诫那些前“卫星国”，只有与俄罗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才有光明的前途。
欧美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本身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暇顾及那些前来投怀送抱的前苏联国家。
普京要让“势利小人”明白——要使用俄国的能源，没有特殊的关系就没有特殊的价格；先别急着更换主人，兴许“东家”还是老的好。
俄罗斯采用这种方式，无非是希望在自家的“围墙”以外有一圈原来的小兄弟替它“看家护院”。
基于国家利益，任何国家在地缘政治中都多少有些双重标准，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认为的，俄国是一个具有更多的“民族自恋”的国家，如果说其他民族或多或少都有“自恋”情结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特质要表现的更浓烈、更露骨。
虽然普京在“欧亚一体化方案”中反复陈述：
苏联时代“我主你辅”的方式已成为过去，欧亚联盟追求的是“每一个成员国都能体会到从超国家的联合中获益”的互利共赢，它是“按照平等、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尊重主权和边界不可侵犯的独一无二的原则”而建立。
但是了解苏俄史的人仍从中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
现今俄罗斯垂直权力模式的威权主义+民族主义的“混搭”结构，这种政权对潜在的伙伴吸引力有多大？
，它真能转变“支配型”的思维定势，做到“成员国一律平等的原则”吗？
新瓶装旧酒？
以一个“一体化的整体”展现集团力量的思想在俄罗斯由来已久。
谁都知道，一个国家再强大，也不能包打天下，也需要依托一个国际组织以壮声势。
历代沙皇，从斯大林到普京，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变幻，外交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基调，一直强调他们的国家像一架没有围栏的婴儿车，在地缘政治上缺乏防御能力，又强调俄罗斯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国家，需要一种防御性的自我保护的地缘战略和卫星国家的扈从。
长期以来，在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图景中，它都是一个有“安全焦虑症”的国家，自然地理环境上一望无际的东欧大平原和冷兵器时代国土易遭侵犯的民族积淀，以及西欧、北欧国家领先于俄罗斯崛起的刺激，更有历史上蒙古人240年统治的记忆，使俄罗斯人头脑中有一种的“屏障缺乏感”的“安全忧虑”意识，加之靠中央政权对外扩张得来的辽阔领土造成的鞭长莫及的紧张感，总感觉别国都在觊觎它的领土。
最后，在其国土上众多后进入帝国版图内民族，导致了国家民族代码识别的复杂性，使民族性的归属和身份认同具有宜散不宜合的特点。
不占人口多数的俄罗斯“霸权性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念根深蒂固，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俄罗斯的国土安全意识强烈和不易摆脱超国家的梦想。
久而久之，这些基因沉淀变成了一种整个民族对“安全需求度”很敏感的自觉意识。
在国境线以外寻找更大的安全空间是俄罗斯既定国策。
它总希望把国土的疆界扩大到“相对安全”的地带，它把被包裹在中心地带的心理需求变成了一个主流社会心态。
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它需要别国承认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后苏联空间的优先利益区和特殊地位”。
苏联剧变以后，俄国一度从世界一流大国的名单上消失，大国自豪感不再引发的全民族的失落和不平衡心态形成一个摆脱不掉的阴影——“收缩即灾难”。
就像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的：
“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罗斯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
”“它需要解决的不仅是自己国内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全世界文明的问题。
”（久加诺夫：
《强国》莫斯科1994年，14页。
）
叶利钦时代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俄罗斯的吸引力下降，北约蚕食般地步步逼近，环俄罗斯的一些独联体国家在“颜色革命”下倒戈，使俄罗斯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普京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国际地位下降，“我们暴露了弱点，而弱者总是会挨打，某些人希望从我们这里抢走一块肥肉，另一些人则充当了帮凶。
”所以，积极主导欧亚地区事务，重返集体安全组织的领头羊角色，成为了俄罗斯的当务之急。
在苏俄历史上曾经数度经历过意识形态霸权和民族主义霸权互换的过程，两者间的交替升降，表面上看差异很大，实则基于俄罗斯利益考虑的心态并没有改变。
尤其是苏联社会制度变迁，现实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消耗殆尽以后，公众的感情朝着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观转移越发不可抑制。
很多人认为，俄罗斯有巨大的领土、巨大的核武器库、巨大的经济潜力，同时还具备掌握宇宙空间的技术，但是它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与这些“能量”严重不匹配，于是滋生了大众追捧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土壤。
毫无疑问，普京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支持率是考虑到了这种社会情绪的，或者说他有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以达到调动俄罗斯基层情感的目的。
这是他屡试不爽的“借用传统”实行“内伤外治”的一种政治手段。
普京本质上是想把新民族主义打造成对内的一种精神和意识形态，对外的一种软实力，以此服务于俄国的整体发展和强国战略，为了克服俄国历史的不稳定性和文明选择的难题，俄国需要超强的整合机制。
它们要么以意识形态形式出现，要么以帝国的形式出现，目的都是为了战胜离心力的作用。
这种思想曾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出现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往往一种表现形式衰落后，就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推动力使其延续。
我们在目前的俄罗斯对外关系仍能嗅觉到历史气息的遗留。
“第三罗马”：
宗教“超国家”思想
“第三罗马”是一个宗教概念，按理说与世俗的治国理念并没有什么瓜葛，但是它却给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注入了一种穿透性的理念，使其经久不衰。
众所周知，欧洲民族都愿意以罗马帝国的直接继承者自居，一方面可以表明其来源的合法性，另外也可借此大旗整合诸侯林立的欧洲大陆，以实现欧洲大一统思想。
法国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自称来自罗马人的直系，日尔曼人号称“神圣罗马帝国”，而俄罗斯是后崛起国家，只能从与东罗马（拜占庭）的渊源上做文章，而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宗教的继承关系。
古罗斯人原来是多神崇拜，988年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经过6个世纪的演化，外来宗教终于成为罗斯的民族宗教，包括农民在内的人都称自己是基督徒（古俄语基督徒和农民是同一个词）。
蒙古入侵以后，由于其宗教宽容政策，不断选举罗斯人担任主教和都主教（原来由希腊人担任），但是都被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拒绝。
由于奥斯曼帝国威胁加强，1439年佛罗伦萨宗教会议通过东西教会联合会议，不久君士坦丁堡沦陷，拜占庭帝国灭亡。
在罗斯人看来，这恰恰证明是希腊人对西方教会的投降、导致对上帝不虔诚造成的恶果，这是上帝对他们游离的原始宗教观念的惩罚。
在此历史背景下出现了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1510年，普斯科夫叶利扎罗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上书瓦西里三世（1505-1533）：
“旧罗马被不信神的野蛮人攻陷了，第二罗马由于改弦易辙被阿加尔人（土耳其人）的战斧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罗马，由您统治的帝国的神圣使徒教堂，全部基督教将归于您，两个罗马已经垮掉，第三个罗马在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有了。
”万物归宗，基督教普世主义在欧洲的集体认同之高是超越民族的，抓住了这一关键环节等于抢占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道德制高点”。
从此后罗斯便被称为“神圣罗斯”，以表示精神上当然的正统性。
1579年库尔布斯基王公在与沙皇伊凡四世的通信中第一次使用“神圣罗斯”后，这个称号便流行起来。
它包括有几方面的含义。
首先是对罗斯民族的褒奖。
据说，因为罗斯人的虔诚，对正统观念坚信不疑，因此被上帝定为神选民族，而神选民族是其他各民族的救世主（弥赛亚）。
它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在人类出现危机的时候，被赋予神圣的力量民族在关键时刻会挺身来拯救人类，它将起到擎天柱的作用，“弥赛亚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渗透在俄国人的血液当中。
其次，“第三罗马”的理论把东西方对立起来，形成对改变初始宗教西方的敌视和挑战。
因为欧洲基督教分裂成东西两个文化区导致后来的一系列争斗，以拜占庭嫡系自居的俄罗斯自然要扛起“反拉丁化”的大旗。
的确，在现实中伊凡三世（1462-1505）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亚为妻，以拜占庭的双头鹰为国徽，起码从形式上明确了与拜占庭的继承关系。
1589年莫斯科从主教区升格为牧首区，取代君士坦丁堡成为东正教的中心，理所当然的成为东正教衣钵的嫡传继承者，使俄罗斯的教会领导地位更加名正言顺，第三罗马的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根据。
既然东罗马帝国的统治不局限于一地一国，继承其衣钵的第三罗马也注定会成为霸权型的“新实体”号令天下。
此后，从体制外的霍米亚科夫到基里耶夫斯基，到体制内的波别多诺斯采夫，都把东正教看作是与西方天主教不同的发展道路，俄罗斯文化有独特的类型和独特的发展道路。
强调俄罗斯精神的完整性，是一种普世原则，是和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它应该普及到全世界，俄罗斯的世界使命就在于把这种理念推广到全世界，这样就使东正教的“第三罗马”再一次具有“超国家”的特征。
霍米亚科夫曾为维护本民族的特色与“西方派”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辩论。
他认为俄国是世界历史的领袖，拯救世界的历史性的任务是由某个具体的历史力量承担的，这个力量的载体就是斯拉夫民族。
其实“西方派”也有同样的思想。
恰达耶夫认为，上帝安排俄罗斯承受苦难，是为了让它警示世人，不让别人重蹈覆辙，在他看来俄罗斯有巨大的隐含的尚未实现的潜质，他的落后有一天会变成他完成历史使命的起点。
自由主义哲学家索洛维耶夫也认为这个世界是三足鼎立是靠三种力量制衡的，即东方、西方和俄罗斯，东方文化是没有人道的神，西方这是不信神的人，只有俄罗斯可以、也应该给与人类新的文化内涵，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第三种力量的介入，东西之间的较量将无休无止，这第三种力量是一种崇高的力量，剔除了东西方相互排斥的矛盾性，给世界带来正确性的创造业者。
别尔加耶夫说：
“俄国人的理念不是文明的理念，是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普遍救世理念”。
在“哲学家之船”离开苏俄的时候，学者米·安·奥索尔说：
“离开俄罗斯的时候我在想，俄罗斯只占世界1/6的面积，还有剩下的5/6呢？
遗憾的是，不是任何植物都经得起移植并适应另外的气候和土壤的，这不是民族主义的情感，这是一种天生的水土不服，也许还有一种傲慢在里面。
”（别尔嘉耶夫著，伍宇星编译：
《哲学船事件》，花城出版社2009年）他们不论在对内问题上如何理智，却少有“清醒者”对这种“越界”的民族主义发出过质疑。
他们认定俄罗斯是只能当“主角”的“核心力量”，而不能想象它沦为“跟屁虫”的角色会是多么悲惨不堪。
可见，即便在理智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以俄罗斯为老大的泛斯拉夫主义也是多么有市场。
众所周知，“超国家”理论泛斯拉夫主义的提出者是达尼列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是《俄国与欧洲》。
在其著作中他以文化历史类型为基础把人类分为十种历史类型：
埃及、中国、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犹太、阿拉伯、日耳曼和斯拉夫。
他认为，日耳曼欧洲正走向衰落，亚洲类型不足为虑，而斯拉夫俄罗斯有其东正教的正统性、农村公社的平衡性和个体服从整体的巨大能量，具有无限美好的前途，必将战胜西欧文化统治整个欧洲。
他主张建立一个由俄国主导的“全斯拉夫联盟”，把东正教文化价值发扬光大，这个帝国的首都建设在君士坦丁堡，名称叫“沙皇格勒”，帝国内统一使用俄语，由俄国人充当领导者的角色。
它包括八个部分：
1、捷克斯洛伐克和摩拉维亚。
2、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3、保加利亚。
4、罗马尼亚。
5、希腊。
6、匈牙利。
7、大俄罗斯。
这里面没有提到也是斯拉夫民族的波兰，是因为在他写书的时候波兰已经被瓜分完毕。
恩格斯说“这种泛斯拉夫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罗斯的鞭子”。
泛斯拉夫的“超国家”思想中无疑吸收了东正教普世主义和俄罗斯历史使命感的种种内涵。
20世纪初，总理大臣维特曾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说，将来的俄罗斯“会主导从喜马拉雅山到太平洋西岸的全部地区内的事务，它不仅成为欧洲的霸主，也将成为亚洲的霸主。
”在苏联时期，这个多少俄罗斯人梦寐以求的预言几乎已经成为现实。
那个时候俄罗斯达到了自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巅峰地位，它带给俄国人的心理满足只有在失去以后才深刻体现出来。
21世纪，当普京再次追忆苏联解体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论断：
“这是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最大的灾难”，可见其痛惜的心情。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的“超国家”思想
1919年3月成立、1943年6月解散的第三国际与第三罗马有很多相同之处，换用现在流行话语，“共产国际”是“第三罗马”意识形态的升级版，是用社会主义语言包装的“第三罗马2.0”版本，是用意识形态语言包装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阶段。
从苏联时期，莫斯科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麦加”、“国际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心脏”、“世界苏维埃联邦的总指挥部”就可以窥其实质。
对第三国际的通俗解释是，“苏维埃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因为就其‘救世’的性质而言，它可以担当世界的拯救者”。
普通的俄国老百姓认为“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从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时反对它的组织叫“圣灵第四国际”可以看出来，第三罗马渴望而没有实现的愿望第三国际都实现了，第三国际也是一个神圣帝国，也是以正统的思想为基础的，也是以俄罗斯人引领世界潮流的。
在这里两个救世主——俄国人的救世主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是相互重叠无法区分的。
十月革命时苏维埃的领导人都怀有不可抑制的“世界革命”的激情，这里面既有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有“弥赛亚精神”沉积散发的效用。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后的苏俄会孤立地存活。
俄国革命被看作是掀起欧洲革命的冲锋号，是推欧洲革命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列宁认为，只要俄国发生了革命，整个欧洲都会很快行动起来，只要俄国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打开缺口，不愁欧洲无产阶级的整个方阵不会跟上。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的宣言上写着：
“只要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会刀剑入鞘。
”在第三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发言人的结束语都是高呼：
“世界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就是筹备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
列宁认为，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就应该在一个“总指挥部”的指导下运行，各国的运动都必须在第三国际范围内统一协调，斯大林甚至把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标。
（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0卷，47页。
）
为此布哈林提出“红色干涉”的口号，托洛茨基提出组建一支骑兵军，去远征印度，策动南亚的革命。
1919年苏俄还组建过一支不属于红军的“苏维埃多民族特别军”，并由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司令瓦采季斯统一指挥。
季诺维也夫乐观地认为，不出两三年，整个欧洲就会苏维埃化。
1920年红军曾进入伊朗，建立过“吉朗人民共和国”，1921年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借口消灭白军强行进入蒙古，扶植建立了亲苏的政权。
苏维埃政权还曾组织过以库西宁为首的芬兰政府和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波兰政府，对波罗的海三国也兵戎相见。
在西方受挫以后，又改换“西守东进”的策略，在东方四面出击，尤其是在中国，命令远东局联合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组建中国共产党。
所有这些行动，就像梁启超所说的：
都隐含着“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的用意。
（参阅郭恒钰：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110页。
）
第三国际策动世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产国际就是超国家的共产主义联盟的雏形，是苏俄对外政策的工具。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
“历史的火车头带动我们去建立国际革命苏维埃”（《真理报》1918年1月29日），新的国际采取的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的形式。
1920年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国际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具体事宜。
列宁在为此起草的文件中说：
通过联邦制来实现苏维埃制度，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专政变成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性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发迫切了。
为了确保俄共的老大地位，列宁为申请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规定了20个条件，特别强调，“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改变自己的名称。
都应该称为：
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所有的他国党作为支部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并向其宣誓效忠。
共产国际对其直接实行组织控制，完全可以凭他们的考虑选择该国共产党领导人，旨在于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和“俄国利益化”。
1922年苏联成立的时候，就名称问题曾有过一番争议。
有人提议，目前其他地区的革命尚且遥远，而欧洲革命指日可待，因此可以“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为名，简称“欧联”。
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他们诘问到，那是否意味着以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便不能加入“欧联”？
最后大家觉得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命名更妥当，这样凡是苏维埃国体形式的国家都可以参加进来。
苏联在成立宣言中强调说：
这种国体形式“保证现有的或将来产生的一切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加入联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成立宣言》，见《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科出版社1987年，73页。
）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前夕，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文中说：
“从前教会常说：
光来自东方，其实在我们的时代，革命已在东方开始了。
”接下来他写道：
不再是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幽灵，而现在在欧洲大陆上昂首阔步的是有血有肉的共产主义了。
欧洲不能不看到拯救欧洲的只有全大陆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一旦德国加入这个联邦，苏维埃意大利和苏维埃法国也都会加入，只不过是早一个月迟一个月罢了。
（多伊彻：
《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494页。
）亚洲的苏维埃国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将来我们的苏维埃联邦会无比壮大。
如果暂时还达不到“大苏维埃联邦”的设想，那么就掌控这些民族的领土，培养维护苏维埃俄国利益的势力也极为重要。
1920年列宁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宣告：
“我们将手挽手地同德国苏维埃政府一起前进，这已为时不远了。
”正因为如此，红军把波兰人赶出乌克兰后，列宁主张打波兰，以便穿过波兰去帮助德国。
当时的口号是：
只有苏维埃华沙红旗飘，我们才罢休。
苏波战争是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打出国界的军事行动，当时认为波兰是俄国通向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通向世界的必经之路，打下了华沙，德国革命就为期不远了，整个西欧的革命便指日可待。
俄共对其所属的波兰支部是这样教导的，“没有俄国的自由，就没有波兰的自由”，红军的对波战争是“正义之师”的“解放行动”。
1920年托洛茨基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了“把白色波兰变成废墟”、“英雄们，向华沙前进！
”“向西进军！
”（МаршнаВаршавуназапад）的动员令，并拨款10亿卢布组建“红军波兰第一集团军”和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准备随红军接收波兰政府。
在部队动员的时候，列宁、托洛茨基反复向部队强调，我们是解放者和拯救者，是去帮助波兰工人阶级摆脱奴役，而波兰政府的进攻是违反本国工人阶级意志的，红军的到来将会受到波兰民众的欢迎，我们将在白色波兰的尸体上，和自由独立的波兰工农会师。
列宁说：
“要谴责保卫祖国的思想”，号召波兰工人“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
和中国在抗战时提出的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相反，第三国际从来认为工人阶级不应该对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感兴趣，所以不给本国政府以任何支持，而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放在一切利益之上。
但实际上苏俄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实下，维护的是大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列宁坦陈：
没有料到波兰这一在俄罗斯传统上“附属小国”骨头那么难啃。
他说：
“为了结束战争，必须给那个竟还敢于玩弄战火的最后一个邻国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我们应该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玩火”。
（《列宁全集》第2版）
1920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全世界工人谴责波兰对红军的反击。
苏维埃俄国的入侵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表现，就是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波兰的自卫就是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的强盗行径，就是对苏维埃的武装干涉。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1918年11月11日重新获得独立的波兰人丝毫不认同苏俄的“大苏维埃”构想，他们以爱国主义概念团结一致。
社会党领袖毕苏斯基说：
不管红军打着什么旗号，不管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如何叫嚣“世界革命”，只要进入波兰领土的军队对波兰人来说就是入侵者，应坚决予以痛击。
波兰各界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在毕苏斯基元帅的领导下迎头痛击越界大举进犯的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第七集团军，使苏俄红军终于兵败华沙。
对此，布尔什维克总结说，欧洲工人的保守性是政治外表下的假象，在外表下面潜伏着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本能，而所需要突破的是这层薄薄的外壳，使它释放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潜能以及表达出与俄国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意愿。
这些都反映出早期布尔什维克在心理上没有能力承受自己在世界上的孤立，也反映出俄罗斯人追求建立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超国家的本能的释放，只不过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重新包装了一下，而“苏俄中心论”和“俄国利益化”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
后来的共产党情报局、社会主义阵营的华约组织、经互会组织也是以老大哥苏联为轴心，将苏联的模式强加于兄弟国家。
苏联自恃“老子党”发号施令，从来都是把苏联与“阵营”内部的国家看作是“主导和附庸”的关系，处处以国际组织的名义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粗暴干涉和无理制裁稍微表现出“自主倾向”的力量，扶植亲莫斯科的派别，在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主导下，出兵匈牙利，出兵捷克，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也为苏东剧变埋下了伏笔。
第三罗马、第三国际都是这种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超国家”思想的体现，但事实证明它是不成功的，最大的问题在于：
它是建立在一个轴心国的强制的基础上的。
“后苏联时代”的独联体
1991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大家庭难以为继，“超国家”思想遇到了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已经意识到，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不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鼓吹的“兄弟情谊”基础上，而应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俄罗斯不应靠强制迫使原小兄弟国家追随自己的政策，推动他们走向更积极一体化的应该是，成员国主权平等和经济主导下的正常关系。
剧变以后的俄罗斯领土大大收缩，加盟共和国纷纷拉旗单干。
虽然中亚一些国家是不情愿的“被独立”，但各国领导人一旦尝到“独立国家”的甜头，是不可能再逆转受制于联邦的制约，所以“独联体”内“独”的实质大于“联”，落单的俄罗斯为了维护传统势力范围，出现了两个极端：
一方面苏联的思维模式照旧，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牺牲经济利益，喂那些过去的伙伴吃“一体化的胡萝卜”。
这叫做“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例如1990年代在能源价格方面，俄罗斯给这些国家供应的能源价格比出口欧洲的低2/3，提供给乌克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每1千立方米的天然气价格是50—60美元，是比市场价格低很多的“政治价格”，卖给波罗的海和北约成员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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