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林岗张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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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林岗张宇
《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林岗\张宇
摘要:
本文根据《资本论》的启示，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概括为五个基本命题，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这五个基本命题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
在经济分析中依循这五个命题，将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就能够创造出与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
引 言
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1在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前，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证明的政治经济学，2同样要适时地改变自己的形式。
问题在于，改变什么，怎样改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坚持与发展的统一。
20世纪的后20年，在与新的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社会主义在东欧国家和前苏联遭受重大挫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新老自由主义泛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一次面临新的挑战，而且可以说是自第二国际叛卖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
同时，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伟大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遇的新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联系变化了的实际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科学地回答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非难和攻击，创造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首要的条件就是坚持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硬核”的、它所特有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资本论》的方法。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卢卡奇的下列观点虽然有失偏激，但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
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
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
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4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或方法论，我们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纷繁复杂、急速变化的世界中，体验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发展起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形式。
《资本论》博大精深，但其方法论归根结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5。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过如下经典性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6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这一经典表述，是《资本论》的活的灵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指南和动力。
根据这一经典表述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他有关阐释，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
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
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
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
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
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这五个命题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发生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根本依据。
也就是说，上述第一个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
而其他四个命题，则是这个首要原则在经济分析进程中合乎逻辑的展开。
下面，我们将根据《资本论》的启示，对这五个基本命题逐一加以讨论。
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制度的变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主线。
在这条逻辑主线上，生产力是发端的、首要的因素。
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科学。
”7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科学原理”并不是一个僵硬的公式，它具有丰富而具体的理论内含。
在《资本论》中，随处可以感觉到它的力量和魅力。
在研究商品货币时，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劳动二重性”学说，这一学说被马克思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这一理论正是一个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来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现象的范例，甚至可以说它提供了一个如何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来解析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框架。
这个框架的要点有如下述。
1.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活动，而任何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重性的统一。
就生产商品的劳动而言，从一方面看，它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
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具体形式各异的不同人类劳动按照一个统一的尺度相互比较的过程，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劳动的二重性正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二重性的表现。
马克思的这样一段经典性论述揭示了商品生产的实质，也说明了经济活动的二重性：
“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
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
自然规律是根本不可能取消的。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
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8
这一段论述说明：
第一，人类的经济活动或所谓的资源配置的实质，是由生产与需要的相互适应而发生的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分配问题，这是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起作用的自然规律。
第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分配具有不同的实现形式。
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就是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在私人交换制度下的实现形式。
9第三，商品不是物，而是被物的形式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关系，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或历史形式。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中，生产力居于首要地位。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首要性的命题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可颠覆的事实之上的，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10从人的自然属性中产生出的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是全部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础。
因此，马克思对商品经济的分析，不象西方主流经济学那样从抽象的个人主观效用出发，而是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出发，即“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11，即使用价值，它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特殊关系，具体地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关系，即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承担者，生产关系形式要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像有人贬低的那样，不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而只研究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规律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形式和社会形式、劳动的一般过程和价值形成和增殖过程、资本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价值构成、商品的交换和货币的流通、物质形态的再生产和价值形态的再生产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研究资源配置，而是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来研究资源配置。
而在生产力与经济关系的对立统一中来揭示资源配置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下的具体规律，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抛开具体经济关系而讨论乌托邦式的一般均衡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原则区别。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充分体现，它是科学地研究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源配置过程的典范。
3.虽然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居于首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它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是生产力配置的社会形式，而不是生产力配置的物质过程。
在分析商品二因素时，马克思指出:
“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
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
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
”12
恩格斯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说明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
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
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
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是：
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13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源配置具有二重性，即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
社会的资源配置，归根结底是资源在相互间存在利益差别以至利益冲突的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因而在一定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是资源配置由以实现的必然机制。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源配置一般规律的研究也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更加重视资源配置的特殊社会形式。
不明确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质。
二、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
在方法论上遵循个体主义，即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是由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创的西方经济学的传统。
这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西方的现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进化论自由主义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没有从根本上背离开这一传统。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核心是，“只有个体才进行选择和行动，而群体本身既不选择又不行动，如果所分析的群体同样进行选择和行动，则就不符合科学的准则。
社会总量被认为只是个体所做的选择和采取行动的结果。
”14
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是与个体主义原则相反的整体主义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排斥对个体动机和行为的分析。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尽管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并不是单个人的简单加总。
社会是按照特殊的规则和特定的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
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单个个人所不具有的属性。
因此，“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
”15虽然“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社会的运动是由个体的选择和行为汇合而成的，但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个人的行为受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的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16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们的头脑。
”17
运用个人主义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时，个人的主观动机以及由此决定的个人行为是考察问题的出发点。
但是，事实上，任何个人的经济行为都不可能是完全主观随意的，它本身就是经济制度的产物或经济关系的“人格化”。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的那样：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
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我的观点是：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8。
因此，从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整体论的范畴。
但是，坚持整体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认识所有的问题都要从宇宙开始。
19社会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空壳，社会结构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人的实践活动来说，既是后者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社会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而是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中。
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在一定的制约中选择制度，在改造环境中改造自身，--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
他们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表述是准确的、辩证的，而且显然经过了仔细的推敲：
“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已经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线、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20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21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
”22
从孤立的个人而不是社会的个人出发考察经济问题，必然把历史和时间排除在经济学视野之外。
从现实的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个人出发考察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
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根本差别。
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某种先验的超历史的现象，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已经形成的另一个重要传统，这是从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出发考察问题的必然结果。
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从客观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而是自然的人类本性造成的。
因此，私有制被看作是人类利已本性的自然表现，自由契约被说成是天赋人权的自然延伸，等价交换则被称为平等和正义的象征，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范畴不仅可以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而且可以用来说明包括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计划经济等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理性人的范式成为了解释一切制度现象的万能钥匙。
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制度的认识与这种超历史的形而上学观点完全相反。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
按照这种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因此，没有一般的生产，只有特殊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抽象的适用于任何时代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形式是不存在的。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历史的方法实质上就是辩证法，辩证的方法也必然是历史的方法，“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23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时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
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
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它首先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
”24
马克思承认，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生产一般。
这个一般本身又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
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例如，所有的生产都要使用工具，都存在着自然的或社会的分工，都具有节约劳动的倾向，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
另外一些是几个时代所共的，例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因此，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没有这些一般规定，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
但是，所谓的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一些抽象的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马克思特别强调的是，所以要将生产的一般抽象出来，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注意统一而忘记了差别。
而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们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在对于商品货币关系的研究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中，特别是从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
对于价值形式的研究，马克思认为是《资本论》分析得最好的几个地方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的缺陷不仅是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此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
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25
新古典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科学成分统统抛弃，而集中地发展了其中的庸俗成分。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制度和时间被完全抽象掉了，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被归结为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
26西方经济学的现代自由主义学说，更是把超历史的理论传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根据这种理论，自利的人在任何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中都同样地追求效用最大化，因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实现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
这种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理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大力推行，成为90年代经济转型国家激进式改革的主流思想。
但是，实践并没有给新自由主义戴上胜利者的桂冠，前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证明了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制度演进方面的贫乏无力。
事实再次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
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
”27马克思对价值转型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历史观点分析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典范。
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是从商品货币开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经济关系都是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
但是，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和资本的所有权规律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
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产生：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从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律转化为生产价格规律。
而生产价格规律，正是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马克思的方法提醒我们：
把握现实的市场经济，必须把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
我们要尊重市场经济的所谓“国际惯例”和“一般规则”，但是不能成为它们的俘虏和奴隶，不能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社会性质被“市场经济一般”所淹没。
从国情出发选择自己的改革和发展道路，坚持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才是明智的做法。
三、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制度变迁的出发点，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主要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展开的。
在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的决定性意义，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整个经济关系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为什么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够成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的一段话概括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因素。
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
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
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
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28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29它在整个经济关系的体系中起决定作用。
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决定作用，又是由生产在人类全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专门分析了生产与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
过程总是从生产开始。
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
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
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
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着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30
在《资本论》第3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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