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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精华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收费站谢幕能否开启“通达时代”
让道路更宽敞、更便捷，让公众日子更滋润、更顺畅，是发展与建设最重要的目标
18公里，23年。
上世纪80年代耗时4年修建起的国内首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今年元旦又成为国内首条提前停止收费的高速公路。
23年，比起沪嘉高速原定收费期限缩短了两年。
这条连接上海城区与郊区嘉定的高速公路，原本5元的过路费在上海这座城市并不算高，但竟有开车族特意在不收费的第一时间驶去，只为感受一下收费“0元”的过关快感——“特别爽、特别棒”。
不只是沪嘉高速。
2011年，全国18个省市取消了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撤销收费站1892个。
新年伊始，不少地方还宣布，取消或降低城市路桥通行费。
比如浙江，61个公路收费站点停止代收杭州、宁波等省内7座大中城市的道路通行费。
比如江苏，省内联网高速公路一类客货车的最低收费标准也即将从15元降为5元。
这些改变，从2011年夏天的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行动就已开始。
目前，虽然还有公众对巨额公路收费的依据和使用情况追问诘责，但清理公路收费，毕竟有了实实在在的阶段成果。
减免公路收费，要算的绝不只是减少企业负担、降低经济成本的账，它也是一条通达民心的“高速公路”。
对单车单程，减免5元10元的物质收益可能有限，但这种畅通给人带来享有公共产品、享受公共服务的“主人感”，是更应珍视、也更为重要的心理感受。
实际上，当沪嘉高速取消收费后出现车流量激增、局部拥堵的“烦恼”时，公众更看重的，依然是“取消”释放的信号。
还路于民、让利于民的努力，哪怕只是一小步，也可以让人们燃起更多欣悦与期待。
然而，仅一条沪嘉高速取消收费是不够的。
在高速公路里程已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公路的收费管理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政府还贷公路和经营性公路，经依法批准后，“可收取车辆通行费”。
客观地说，在资金缺口和发展压力的矛盾之下，政府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有偿集资建设公路，仍是难以避免的建设“路径”。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对我国公路建设的突飞猛进功不可没，从根本上改善了交通条件。
但收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有简单化甚至异化的地方，特别是那些秘不示人的收费标准、永不过期的收费期限、名目繁多的收费种类，越来越引起公众关注与不满。
2012年，道路或许还将继续拥堵，但这些减免、撤销收费的消息，这样一批收费站的谢幕，无疑可以让人们少一些堵心，让中国社会前进的车轮多一点欢快。
说到底，拆除隔离、降低门槛，少设人为的关卡与盘索，让道路更宽敞、更便捷，让经济运行的血脉流通更通达、更自然，让百姓日子更滋润、更顺畅，才是发展与建设最重要的目标。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以宽容共度网络售票“调适期”
无论对铁路部门还是普通旅客，网络售票都是铁路服务改革过程中的新事物，需要有个“调适期”
2012年元旦起，随着网络售票全面推行，中国铁路终于全面迈入电子商务时代。
不过，春运临近，网络售票也出现了“不适”：
登录难、浏览慢、扣款不出票、登录就没票……很多旅客反映，火车票网售不怎么靠谱！
说起网络售票，要先说说春运买票难。
买票难，一难难在买不到票，大家都想在节前回家，可铁路拼了家底儿，一天也就479.8万席位，很难完全满足庞大的客流需求；二难难在买票过程辛苦，为了“抢”到回家的票，人们不得不到火车站、代售点的窗口前，顶着严寒，彻夜排队。
网络售票，实际上就是借助信息化手段，解决这第二难。
这种售票方式不能增加席位，但舒适、灵活、方便，可以把旅客购票的空间从寒冷的室外转移到温暖的室内，从固定的车站、代售点扩展到任意地点，是件便民利民的好事儿。
为了把好事儿办好，铁路部门下了不少功夫。
去年6月12日起，高铁、动车组、特快、快车等车票陆续上线，到年底，仅京津城际高铁一条线就网售车票35.8万张。
近日网络拥堵发生，铁路部门也相继推出增加带宽、延长支付时限等措施，对网购普遍存在的身份信息抢注问题也提出了应对办法。
铁路的功夫没少下，但信息化是个新挑战，破解难题恐怕还要转变思路，从根源上对售票机制进行更多改革。
比如售票网站登录难的问题，铁路车票预售期只有12天，春运临近，几亿人抢几百万张票，网站登录自然免不了个“难”字。
对此，铁路是否可以借鉴民航做法，拉长预售期？
这样，一些旅客就可以提前订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流量压力。
再比如，国外一些铁路售票系统采用排队制原则，旅客提交订单后，电脑系统可按下单时间自动排队。
旅客不仅可即时查询排位，也可以审时度势改选其他旅行方式。
帮助“铁老大”适应“信息化”，旅客们也可以尽一份力。
同样以登录难问题为例，目前网络售票是错峰发售，即不同车站的车票在不同时间段发售。
旅客们是不是可以放弃“占座”，而是按图索骥，区分不同时段“伺机”登录？
要知道，春运旅客人数众多，即便一部分人在同一时间点击同一页面，也是个巨大的数字。
再比如，网上支付时限目前是45分钟，可实际上完成一笔支付的时间完全可以不超过5分钟，已经下单的旅客是否可以“手脚麻利些”，缩短“闲逛”时间，留下些带宽资源给后面着急回家的旅客？
2005年，广铁集团开始推行电话订票，去年广东地区电话订票占总票数比例已近七成，成了百姓订票主渠道。
如今的网络售票刚刚起步，无论对铁路部门，还是普通旅客，都是铁路服务改革过程中的新事物，需要有个“调适期”。
对于新事物，大家不妨有颗包容的心，共同努力，缩短“调适期”。
参与者善意提出改进意见，改革者虚心接纳社会批评，围观者少些冷嘲热讽、捧杀棒喝，这样，才能让本不平坦的改革之路一路向前。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农民工融入不只是改称谓
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春运火车票网络出售，一位农民工通过媒体投书铁道部，直言网络售票对一些农民工而言“太复杂，不太切合实际”。
这样的呼声，让人心酸，也再次折射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相对弱势处境。
此前，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主要领导，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
消除附着在称谓上的歧视确实很重要，但农民工遭遇火车票网购门槛一事也提示人们，要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并非称谓改变就能完成。
实际上，对农民工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不断推出给力的“顶层设计”。
“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对农民工同工同酬、户籍转换、就业培训、权益保障等提出明确要求；民政部出台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
这样的政策导向和制度构建，无疑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保证。
然而，要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不仅需要政策壁垒的渐次打破，也不仅需要“身份迷失”的不断厘清，更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比如，网络售票是好事，但如果能更多考虑不会上网的农民工等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合理的售票策略，开辟更多农民工团购票渠道，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售票服务，或许能让农民工的春运之旅更加畅通。
交通部门如此，邮政、银行、医疗、教育等相关机构、部门，同样可以做得更好。
从这个角度上说，“融入”不是一种物理行为，而要形成一种生物学效应：
社区是城市肌体的组成器官，农民工是流动的细胞。
只有农民工个体融入社区，才能实现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
从赋予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政治融合，到扶持就业的经济融合，再到拓宽社会交往空间的心理融合等等，发挥社会、社区之力，农民工融入才能减少“排异反应”。
社会组织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
有了群体的文化生活，工作之余的空闲可能就不会显得如此漫长；有了社团的培训辅导，流动的渠道、上升的空间可能就能更多更大一些。
孤单寂寞时，如果能有心理志愿者聆听倾诉；权益受损时，如果能有法律援助予以支持……这些，都是在农民工问题上，“社会协同”大有可为之处。
回家的车票、年终的讨薪，甚至仅仅是提供一本书籍、开通一个信箱，对于农民工，就不仅是生活的便利，更是心灵的慰藉。
而正是这样的“末端治理”，才能让农民工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毛细血管”里，无障碍地融入城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用什么把“老虎”、“蝇蚁”都管住
值得关注的不光是“虎贪”，也要高度警惕蚕食百姓利益的“蚁贪”
临近春节，年味儿渐浓，有那么一部分人却注定与快乐新年无缘。
但他们的“不痛快”，让百姓拍手称快。
1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总计对超过14万人进行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并将777人移送司法机关，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4.4亿元。
这些数字一方面触目惊心，一方面也令人解气，既说明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也反映出反腐斗争的严峻形势，同时表明老虎、苍蝇甚至蚂蚁都煮在这口反腐的高压锅里了。
正在立案调查的有像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这样的“老虎”；还有没资格列进这个队伍的“苍蝇”，如已被执行死刑的疯狂敛财1亿多元的辽宁省抚顺市科级女贪官罗亚平；更多的则是处在权力末端、连官儿都算不上的“蚁贪”，如村主任、股长，甚至是要害部门的“门房”……
事实上，值得关注的不光是“老虎”式鲸吞国家资产的巨贪，蚕食百姓利益的“蚁贪”也要高度警惕。
他们蚁行于最基层，善于找到并撕开制度的漏洞，但凡手中有一丁点儿权力，就要“咬一口是一口、不咬白不咬”。
当老虎、苍蝇、蚂蚁一起疯狂食利，其贪腐行为将消解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颠覆财富分配的公平感，销蚀全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幸福感。
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层层堆叠的“蚁贪”，正在大口吞嚼这些年的发展成果，令人悲哀且愤怒。
这提醒我们，必须强化制度管官，制度的堤坝绝不能决口。
事后处分固然能够标志反腐成果，但更应该强化的，是源头的防范。
很快我们将迎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周年。
当年，小平同志睿智地预言“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他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
“30年”已经过去了2/3，在反腐领域，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呼之欲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再次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始终贯穿制度建设。
是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唯有制度监督，才能逼使大大小小的权力晾晒在公开透明的阳光下。
有纪检官员认为，收入申报制度、年终考核制度，就是“两个最管用的制度”，把管用的制度真正用起来，才能使老虎、苍蝇和蚂蚁无所遁形，才能根治腐败，满足公众不断上升的反腐败期望值。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发展接力”不能变成“污染接力”
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一定要坚守环保红线
是转移产业，还是转移污染？
近日的几条新闻中，这个问题切实地摆在“转移”的两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面前。
在安徽利辛县和涡阳县，沿海某省化工企业“转移”来20多吨有毒废料，造成大面积土壤污染。
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石药集团中润（内蒙古）公司等企业转移来后，违法排污形成多个“污水湖”。
此类事例，让人深思：
为何会有先发展地区与后发展地区的“污染接力”？
产业转移是否必然“携带”污染转移？
东部地区环境容量有限，对污染的限制更为严格。
一些地方和企业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之下，不是在自主创新、转型升级上下功夫，而是千方百计寻找政策缺口，甚至不惜违规违法。
发生在安徽的危险废料转移倾倒事件，可谓典型。
而中西部地区面临的，则是发展的巨大压力。
少数地方患上了“引资饥饿症”：
招商引资成为第一大政绩，一些地方的教育局、环保局甚至法院、检察院也有招商引资任务，“地上有的圈起来，地下有的挖出来，外地老板敲锣打鼓请进来”，甚至饥不择食地承接东部转移来的高污染项目。
这两方面压力的作用，使得我国的“经济版图”和“污染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要通过转移提升产业结构，一方则要承接转移实现跨越发展，“产业大转移”因此自东向西、自南向北、自城市向乡镇与农村，不断延伸。
而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看，这种产业转移也符合经济梯度推进的规律和全国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环境容量，环境质量令人担忧，环境事故进入高发期……在这种背景下，后发展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之时，也难免会承接环境成本，让以“发展接力”为目的的产业转移，畸变成“污染接力”。
究其根源，产业转移沦为污染转移，首先是因为片面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一些中西部官员将发展简单理解为GDP的数量增长，环境保护基本上处于“讲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阶段。
同时，环保执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也为污染转移开了方便之门。
隶属地方政府的环保部门常常出现执法“疲软”，为迎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而降低环保执法水平；一些在东部地区不允许存在的污染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却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工生产，甚至成为当地的重点保护企业。
因此，根绝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嫁现象，一方面要求中西部地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国家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地区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因地制宜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也要求中西部地区积极履行环保职责，严格执行环保法律和环境准入标准，坚守环保红线。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东部地区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既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较快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再也不能重蹈覆辙。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公众人物请好好学“说话”
提高话语水平，决不是要八面玲珑，而是要补习政治常识、培养文化自觉，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
”说这话的那位佛山市人大代表大概不会想到，寥寥数语几天来掀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闻者都认为此言不妥。
从后续报道看，这位代表的本意，似乎是对一些地方“花钱买稳定”、一些事情“一闹就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象不满，因而提出应由教育引导入手，从源头上化解极个别不合理的诉求。
可惜的是，虽然反复进行解释，这位代表也没把这层意思说清楚，反而“难掩心中的愤怒”，认为媒体断章取义，曲解了自己的原意。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公众人物参政议政的话语水平问题。
从有关此事的舆论评价看，大多数人认为该代表“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表达了一个错误的理念”。
平心而论，这样的批评堪称中肯。
首先是定位有偏。
作为人大代表，在两会这样的政治场合，开诚布公宣示自己的观点，是法律和选民赋予的责任，不仅应该，而且必须。
但这个责任，主要是以公正为旨归，代民众立言，为庶民谋福祉。
用那样的语气说话，将百姓视作被“教养”的对象，首先就是自己的位置没有摆正。
其次是判断有失。
不合理的诉求是否存在？
“市民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被政府满足”的情况有没有？
不能说没有。
从人们的切身感受出发，这样的现象即使存在，也是个别的；与合理要求因各种原因暂未满足的情况相比，孰多孰少，众人心中自有公断。
在这种情况下，发言时有必要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否则不仅容易引发公众的逆反心理，还可能误导行政部门片面走“强硬路线”。
再次是方法有误。
次要矛盾可不可以触及呢？
当然可以。
两会讨论的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说发言只能针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像“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人民币解决”这种目无法治、以为“摆平就是水平”的做法，人大代表完全有必要予以监督和批评。
但请注意，如果真要批评“花钱买稳定”息事宁人，就应该举出具体的例子来，以免以偏概全。
近年来，随着群众权利意识的日渐觉醒，民主空气的日益浓厚，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
无论是在报纸、电视、网络这样的公共平台上，还是在全国、地方的会议活动中，“敢言”者越来越多，这是可喜的进步。
但越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公众人物越要适应新的形势，好好学习“说话”，提高自己的话语水平。
提高话语水平，决不是要巧言令色、八面玲珑，操练滴水不漏的政客本领，而是补习政治常识、培养文化自觉，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
只有上好了这一课，公众人物才会更少些“雷人雷语”，更多些真知灼见；群众才会对自己的代言者放心，对社会的管理者满意。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直面“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重温20年前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让我们既有忧患意识，又有坚持改革的信心与勇气
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
当中国历史走到1992年那个春天的十字路口，88岁的邓小平同志自1992年1月18日一路南下，以高超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要求停止姓“社”姓“资”的争论，使当时甚嚣尘上的否定改革的舆论戛然而止，直接促成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重温小平当年的讲话，仍觉振聋发聩，酣畅淋漓：
改革“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必须敢闯、敢试、敢“冒”，用“三个有利于”突破思想禁锢……
此后20年，中国经济奇迹般的腾飞，其政治基础、舆论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小平同志那席南方谈话开始奠定。
改革，始终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最强音，改革的宗旨，也未曾改变。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更成为党心与民意的共振。
改革走到今天，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暂时绕过去的问题，以及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此起彼伏地冒将出来。
尽管从GDP的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阶层还有许多怨气。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开始出现，正如小平同志当年所预言的，“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
”虽然，这些矛盾和问题里，有的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有的是改革本身不到位所造成的；有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因经验不丰富、设计不周密、操作不规范所致，但都需要高度警惕，厘清矛盾性质，靠不断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问题，以深化改革来破解改革中难题，才能更加坚定改革。
欣慰的是，深化改革已经有了新的突破。
本届政府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并郑重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
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胡锦涛总书记更是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要求全体党员“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也许，今天的我们最需深问：
究竟是什么成为了我们改革最大的阻力？
我们又该怎样激活全社会的改革动力与创造力？
小平同志当年指出，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化解。
中国改革仍然还有漫长的征途，重温20年前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让我们既有忧患意识，又有坚持改革的信心与勇气。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别让年味儿的“魂”溜走
回归春节的文化本位，才能让中国的年文化成为不断凝聚家族民族的纽带
从北方看冰灯、逛庙会，到南方逛花市、乡村游；从乡村大集演出、自办“春晚”，到城市看电影、进书店；从短信拜年、电子贺卡，到微信传情、网购年货……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着实让文化消费火了一把。
商务部1月28日发布的监测报告也证实：
2012年春节，休闲娱乐文化消费渐成主流。
中国的年文化，正在回归春节的文化本位。
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
不过，“消费主流”的同时，也听到另一种“感叹”——“年味儿越来越淡了”。
为什么日渐红火的春节文化消费市场，仍然驱散不了人们对年味儿远去的担忧？
这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焦虑：
年文化的“体”五彩纷呈，年文化的“魂”是否安好？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洋节日不断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怎样过年才算有“年味儿”？
不同的人对“年味儿”有不同理解，也不断变化。
今年春节，北京清东陵举行一场“穿越”庙会，试图“完整再现原汁原味的大清文化”，里面混杂着“穿越版”的阿凡达、机器猫，有人认为是创新，很喜欢；有人则觉得是亵渎，很反感。
又如，没有鞭炮喧天的春节，算不算有年味？
有的城市先“禁放”，后顺应民意解禁。
如今，随着环保意识增强，特别是PM2.5的触动，一些人再次提出“禁放”……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个体选择怎么过本无可厚非，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不让年文化的“魂”溜走，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文化命题。
因为，每一个春节，都包含着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丰富故事，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复杂内涵，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镜像。
“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
”春节根植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时序观，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节日。
重人伦与重仪式是其核心。
“人伦”联系着亲情友情，勾连着代际关系，所以，人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只为和家人朋友吃顿团圆饭；“仪式”则钩沉着集体记忆，培养着神圣感、凝聚力，所以，扫尘、写春联、包饺子、守岁、祭祀祈福，强化的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
许多人之所以感觉年味越来越淡，恰恰缘于春节的情感性与仪式感在弱化。
有中学生这样写道：
“春节,就是你家亲戚喊你去吃饭。
可我是独生子女，亲戚很少，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
”网上流传“中国年轻人最讨厌的长辈春节问候语”，诸如“期末考试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结婚？
”让长辈们很是尴尬。
与此同时，新的文化娱乐方式的兴起，也冲击着春节的传统仪式感。
应该承认，这些“冲击”是必然。
但反过来也提醒我们：
要想留住年味儿的“魂”，恐怕既需要增进代际沟通，让情感的力量更获得认同感，也需要使节日的仪式感更具吸引力和传播力，成为不断凝聚家族民族的纽带。
这不仅需要我们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更好地担负起责任，也需要我们每个人读懂“春节”的文化内涵。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价格听证如何压缩“公开泡沫”
全面公开才能消弭公众质疑，回应质疑才能提升公开质量，也只有公开与质疑充分交锋才能收获真正的公信力
“将成本数据原封不动公示”、“咨询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由专人回复”、 “政府雇员不能当听证会普通市民代表”……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广州市围绕水价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关注，也获得了普遍好评（详见本报1月30日13版报道）。
就像中国足球、央视春晚，尽管是老话题，但公共产品价格的每一丝变化，都能触动公众的复杂情感。
仔细分析广州的创新举措，既是中央公开要求的落实，也是对当前部分社会焦虑的回应。
与立法、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领域的听证相比，涉及水、电、气的价格听证，受到公众的格外关切。
这既是由于资源价格调整关乎每个人的利益，也是因为此类听证会每每成为“听涨会”，甚至伴随着“听证专业户”等传闻，被质疑为“公开作秀”。
公允地说，在物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资源价格的上涨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这一点，相信只要不是“天然反对派”，都能接受并理解。
事实上，一些听证会之所以遭到质疑，甚至听证主持人被扔矿泉水瓶，也并非只是因为涨价。
就此而言，价格听证会究竟是“逢听必涨”还是“逢涨必听”？
“听证会专业户”的背后到底是“内部指定”还是“无人报名”？
如果不从听证会本身出发，对类似问题的争论只能是雾里看花、难有定论。
从计划年代的“关门定价”到今天的“开门论证”，听证会的初衷就是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提高政府定价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既然是民主机制，就要允许有“意外”，而不能搞“主题先行”；既然作为“民主训练场”，就应该鼓励各种表达。
我们不妨反思：
那些被质疑的听证会，是否有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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