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第三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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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第三讲

五四文学思潮与论争

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

（胡适与陈独秀）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中国趋向）——新浪漫主义

周作人《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

（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与日本“白桦派”的人道主义理论）

理论需求与翻译热潮

晚清的文学作品翻译：

林纾

《新青年》的翻译：

屠格涅夫、王尔德、契诃夫、易卜生（俄、法、北欧）

1918年4卷6期“易卜生专号”

翻译者群体：

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田汉、瞿秋白、耿济之

刊物：

《小说月报》、《新潮》《少年中国》《文学周报》

译介进入的思潮：

文学思潮：

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未来派等

哲学思潮：

人道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尼采和叔本华的哲学、弗洛伊德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

影响：

象征主义、浪漫主义对鲁迅小说

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斯宾诺莎等对郭沫若诗歌

欧洲浪漫主义与日本私小说对于郁达夫小说（自叙传）

论战：

1919年，刘师培、黄侃《国故》——《新青年》《新潮》

（林纾——蔡元培）

《荆生》《妖梦》——随感录

1922年，《学衡》倡保全国粹，与新文学阵营观念相左。

批评白话文学的肤浅，击中弱点

强调民族文化的自我赓续，有其合理处

1925年，《甲寅》再倡国粹和复古，“读经救国、取消白话”。

1924—1926年，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政治自由主义、审美上的唯美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审美功利主义）

新文学社团与流派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北京。

主要发起人：

沈雁冰（茅盾），叶绍钧、振铎，王统照，周作人，许地山等12人。

其机关刊物主要是革新后的《小说月报》。

）

语丝社、未名社

创造社

南国社

弥洒社

浅草——沉钟社

新月社

湖畔诗社

参考资料：

关于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正当“礼拜六派”小说在都市中盛行之时。

因此，它在反对旧的封建文学的同时，注重反对这种有著庸俗倾向的游戏文学。

其宣言声称：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可以说，从有益于“人生”出发，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注：

参阅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这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所共有的基本态度。

他们肯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注：

《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5月25日），不承认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的观点（注：

郎损（沈雁冰）：

《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势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

创作也大多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出现不少所谓“问题小说”。

至于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会员们的意见却并不一致。

部分成员抽象强调文学的“美”和“真”；即如提倡“血和泪的文学”（注：

西谛（郑振铎）：

《血和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号，1921年6月30日）的郑振铎，在反对借文学"阐道翼教"的封建观念的同时，也有“无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注：

《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的说法。

但就当时以写批评论文为主要任务的沈雁冰来说，却是比较明确地鼓吹著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

“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苦痛”以及新旧两代的思想上的冲突（注：

郎损：

《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

正是从这种主张出发，有些成员后来在“五卅”革命高潮推动下，更进一步接受了建立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揭起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譬如讲佘山必须至少去过一次，必不能放无的之矢”（注：

沈雁冰：

《什么是文学》，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但是由于受到近代欧洲文艺思潮的影响，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他们的理论中也杂有自然主义的成分，并且把自然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最新发展来加以提倡（如《文学与人生》、《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

为了推进新文学的创作，文学研究会十分注重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而这种介绍，也是和他们整个文学主张相一致的。

沈雁冰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说：

“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

……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艺术是最高的实体，人生不过是装饰’的思想，不能不说它是和现代精神相反；诸如此类的著作，我们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所以介绍时的选择是第一应得注意的。

”本著这种精神，文学研究会著重翻译俄国（以及苏俄）、法国及北欧、东欧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有时也从笼统的“为人生”思想出发，介绍了阿志跋绥夫、安特列夫诸人不满现实但具有明显悲观颓废甚至反动倾向的作品）。

《小说月报》曾经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特号、《法国文学研究》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此外还分别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刊。

新月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

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

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

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

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

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

建筑美是指诗歌的格式好像建筑一样。

绘画美指的是新月派诗歌的每节都是一个可画出的画面。

诗刊派和新月派，本属一派，甚难分别。

《诗刊》见民国十五年在《北京晨报》上刊的，《新月》则民国十七年在上海办的。

在《新月》投稿多的，就叫他为新月派，该派重要诗人是孙大雨、饶孟侃、陈梦家、林徽音、卞之琳、臧克家、刘梦苇、蹇先艾、沈从文、孙毓棠等。

还有方玮德及其姑母方令孺。

两个主要社团的比较

文学研究会的特点

1、把“为人生”作为文学主张。

关注社会，关注底层，面向大众。

2、创作手法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为根本。

把对黑暗污浊社会的不满，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

创造社的特点：

1、在内容上以侧重自我表现为主，较少客观描绘。

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

2、在表现手法上，利用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来对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大胆诅咒和强烈抗议。

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明显。

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指出：

“一个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适然条件之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成分不但无损于创建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反而对这种现代社会的创建提供有利的条件。

”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使得现代性追求几乎淹没了悠久传统的潺潺清流，更使得文化启蒙难以稳健、全面、持久地展开，由此带来的文化上的狭隘功利主义，也堵塞了“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资源以参加现代文化建设的大道。

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以及迅速地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急迫感，使得五四知识分子选择了“科学”和“民主”，但问题在于，科学和民主及其代表的文化价值取向，并不足以反映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全貌。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西方近现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精神和基督教的传统，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且科学与民主与中国文化传统也并不必然地相冲突。

现代化不必以抛弃传统为前提，这是至明的道理。

文化的发展，是“连续”与“变革”的统一，而不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学衡诸子深谙西方文化转进的历史内涵，认为传统儒学或西方古典主义、基督教的价值理性传统，并非与“今”相对立的“古”，或与“新”相对立的“旧”，而是人类文明中连续存在、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

这些观点，是学衡派五四观的价值之所在。

【资料之一】语丝发刊词

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

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

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

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

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这个周刊由我们几个人担任撰稿，我们所想说的话大抵在这里发表，但国内同志的助力也极欢迎。

和我们辩驳的文字，倘若关于学理方面的，我们也愿揭载，至于主张上相反的议论则只好请其在别处发表，我们不能代为传布，虽然极愿加以研究和讨论。

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在得到学者的援助时也要发表学术上的重要论文。

我们唯一的奢望是，同志逐渐加多，文字和经济的供给逐渐稳固，使周刊成为三日刊，二日刊以至日刊：

此外并无什么弘愿。

或者力量不及，由周刊而退为两周刊或四周刊，以至于不刊，也说不定：

这也是我们的预料之一。

两者之中到底是那样呢，此刻有谁能够知道。

现在也大可不必管它，我们还是来发刊这第一号罢。

【资料之二】

古书与白话（鲁迅）

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

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

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

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

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

这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

无论什么，在我们的“古”里竟无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会长进，到现在仍是说非“读破几百卷书者”即做不出好白话文，于是硬拉吴稚晖先生为例。

可是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

其实吴先生的“用讲话体为文”，即“其貌”也何尝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

不是“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么？

其中自然有古典，为“黄口小儿”所不知，尤有新典，为“束发小生”所不晓。

清光绪末，我初到日本东京时，这位吴稚晖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钧大战了，其战史就有这么长，则见闻之多，自然非现在的“黄口小儿”所能企及。

所以他的遣辞用典，有许多地方是惟独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够了然，从青年看来，第一是惊异于那文辞的滂沛。

这或者就是名流学者们所认为长处的罢，但是，那生命却不在于此。

甚至于竟和名流学者们所拉拢恭维的相反，而在自己并不故意显出长处，也无法灭去名流学者们的所谓长处；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

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的罢，便只好将还未朽尽的“古”一口咬住，希图做着肠子里的寄生虫，一同传世；或者在白话文之类里找出一点古气，反过来替古董增加宠荣。

如果“不朽之大业”不过这样，那未免太可怜了罢。

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黄口小儿”们还要看什么《甲寅》之流，也未免过于可惨罢，即使它“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

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说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过雅片者最为深知，最为痛切一般。

但即使“束发小生”，也何至于说，要做戒绝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尽几百两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

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

虽然据说美国的某处已经禁讲进化论了，但在实际上，恐怕也终于没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