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逻辑上的区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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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逻辑上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逻辑上的区别
余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逻辑上的区别1
概述1
一、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标准1
1、西方学者排斥科学研究的原因1
2、西方学者对科学标准的曲解3
3、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基础4
二、经济学研究中的假设与伪设6
1、假设与伪设的概念6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示例7
3、西方经济学的伪设示例8
4、假设与背景的区分9
三、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比较9
1、西方经济学对历史逻辑的违背10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历史逻辑的运用14
四、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逻辑比较15
1、西方经济学对现实逻辑的违背15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逻辑的运用18
五、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理逻辑比较20
1、西方经济学对数理逻辑的违背和滥用20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数理逻辑的运用21
结论22
参考文献22
概述
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上，西方经济学一方面混淆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将其与现实不符的理论称为是科学的，另一方面则采取双重标准，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与其同样具有“科学性”。
但是，西方经济学并不总是能够表明自身的科学性的。
在这种时候，西方经济学就会否认一切可能的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存在。
但是，不仅科学的经济理论是存在的，而且西方经济学决不是科学的经济理论。
西方经济学在逻辑推理上违背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三大逻辑标准：
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的三大逻辑的典范。
一、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标准
1、西方学者排斥科学研究的原因
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
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
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
”而为了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西方经济学就必然要模糊科学标准，以便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东西。
只有这样，西方经济学理论才得以借助逻辑上的不严谨来对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艾克纳等人也曾经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较大的社会有关的范围内对经济系统的实际运行作出解释——实际上它对此基本上是无用的——而是为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思想提供支持”。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强调每个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那么，西方经济学家也同样是这样的人。
“一种关于学术经济学家活动的行为理论并不假定，这些经济学家的唯一兴趣是为了了解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和能够提出解决经济难题的政策方案。
……为了在本学科内获得名望。
经济学家需要发表的是那些专家们认为价值高的著作。
而不必考虑他的作品是否使他远离了他自己的科学抱负。
写一些受到专家赞同的著作，就能很容易地实现生活方式的抱负。
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不仅能在咨询和政府负责的研究机构中，也能在著名院校中占居一席之地。
……如果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正统的新古典学派，那么对年轻的和相对来说不为人们所识的经济学家来说，为了获得声望或任何学术地位。
最明智的策略也许是也成为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循着类似的途径进行研究。
这当然是最省事的使事业成功的策略，更不用说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还能对如下事实感到欣慰：
他的观点不是孤立的。
与正统观点保持一致会使著作得到专家的赞同，这对谋取职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在有些成员不是经济学家的晋升和任命委员会中存在着典型的信息效果的现象。
如果通常构成这类委员会中经济学代表的多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声称某一与他们自己的著作类似的著作具有很高的价值，那么非经济学代表们是难以反驳的。
如果候选人的研究表明他们未来可能的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人的敌视。
与主流经济学家观念中的经济学家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处于一种被扫地出门的巨大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无用的垃圾。
这些经济学家结果会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
”
从而，“只有那些已经接受经济学当前的缺陷的人，才能取得作为这个学科的成员的资格，这些缺陷包括它的非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未经经验证实的整个思想。
因此，它有助于保证以经济学专业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能够原原本本地再生出自身。
”
西方经济学的这套手法，马克思早就在资本家的身上发现过。
“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们是自己审问自己。
举一个例子。
克肖—莱塞公司的纺纱厂主，一个叫埃斯克里奇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
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几个月以后，一个叫鲁滨逊的人——也是纺纱厂主……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奇想出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尔特市治安法官。
庭上坐着4位法官，其中3位是纺纱厂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奇为首。
埃斯克里奇宣判鲁滨逊无罪，并且说，对鲁滨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奇也是合理的。
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
不用说，这种法庭的组成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
”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纯粹来自于西方经济学内部的自吹自擂和相互吹捧。
田国强曾撰文强调，“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
……现代经济学则按照科学的方法并运用分析工具——通过观察、理论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但是，从田国强给出的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来看，“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做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的恰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
在这种排斥异已、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西方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象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
”
事实上，受雇于资产阶级的西方经济学所宣讲的只可能是“虚伪的遁词和空话”，只能走上庸俗神学的道路。
即使在不涉及意识形态和私人利益的纯学术研究的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也无法做到严谨、求实，无法追求和坚持科学的标准，甚至要否定一切科学的标准，以便鱼目混珠。
2、西方学者对科学标准的曲解
“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样的问题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
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科学’一词的理解”。
“‘科学’一词可以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场合使用。
一种是库恩—拉卡托斯所说的具有一个硬核的总体范式。
这种硬核是一个学科中的大多数人赞同的，也是他们追求‘标准科学’的基础。
另一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谈的科学”。
“根据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科学是经验的、可以验证的、综合性的和无价值观念的；而且科学的定义要具有某种逻辑理性的结构和确定的内容。
”“尽管经济学现在是库恩—拉卡托斯观念上的科学，但是它远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虽然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的是后者意义上的科学。
”
艾克纳等人关于科学的这两个定义严格来说都是存在问题的，他们对“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的探讨，则不过是要用后凯恩斯主义的新范式取代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旧范式而已。
就其第一个场合而言，大多数人赞同是什么意思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的赞同人数加起来曾经远超过西方经济学的赞同人数，西方经济学连库恩—拉卡托斯观念上的科学都谈不上，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还死守西方经济学不放呢？
库恩—拉卡托斯把科学视为一种范式是不恰当的。
这是因为能够成为范式的东西太多，而它们并不是科学的东西。
例如，在中国，易经八卦等算命术也是具有大多数算命者赞同的硬核的一个范式。
中国象棋是一种范式，国际象棋是一种范式，围棋是一种范式，儿童玩的斗兽棋也是一种范式。
把科学定位于范式，实际上就使科学脱离了实际，而成为一种游戏。
而把经济学定位于范式，就等于将其定位于一种超脱经济实际的棋类运动，就等于将其排除在科学的大门之外。
可笑的是，西方经济学这种棋类运动，却偏偏要强调现实世界应当按其棋盘上棋子的运动方式来运行。
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可以说，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这样的科学，因为西方经济学从来不认为它的理论假设是可以经过验证的，而其所谓的经过实证验证过的一些重要理论，比如我们将在后面分析的生产函数，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验证。
反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证实了西方经济学的失败。
另一方面，凡是涉及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都是不可能不带有价值观念的。
“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
”
例如，公平与合理是人类社会的主体几千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也是资本家及西方经济学者所极力为资本主义鼓吹的。
但是，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平与合理”实际上更具有欺骗的性质。
这是因为，经济学中的所谓“公平与合理”都是以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为前提的，其帕累托最优原则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
在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私有财产与工人对立，工人只有通过出卖自己，才能使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有可能获得维持和再生产其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
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
于是，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只要资本家支付的劳动力价格大于零，就算得上是“公平与合理”的了。
总之，无论是强调价值观念，还是拒绝价值观念，西方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只是为了袒护资产阶级。
但是，无论是明里还是暗里，鼓吹绝大多数人应当为极少数人的享乐而受苦的经济理论，都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理论。
为了掩盖西方经济学的反科学性并为了否定一切妨害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科学，一些西方学者主张，经济研究不象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做实验，从而经济研究是不可能科学的。
但是，艾克纳正确地指出，“当提及经济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时，不是指唯科学主义。
唯科学主义在忽略本质的同时，也不注重科学的形式。
这表现在为术语而术语，为用数学而数学，为使用试验室和‘有控制’的试验而试验。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难懂的术语、数学语言和‘有控制’的试验被当成是一门真正科学的标志。
正因为如此，唯科学主义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祸根。
”
3、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基础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科学不等于自然科学，也不等于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同构，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抽象而出的科学的定义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
我们认为，只要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其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同时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符合一定的逻辑基础，那么该学科就应当称为科学。
具体到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科学而言，其研究的逻辑基础有三个：
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的出现也具有其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相应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即要符合历史逻辑。
然而，“‘历史经验’不足和统计知识不够的现象在经济学家中是很普遍的。
历史经验既包括充分占有历史事实，也包括有足够的历史感。
”
恩格斯在谈到施米特把价值规律叫作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科学假说时指出，“施米特直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
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
价值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用说比虚构，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要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
……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
”也就是说，这里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
所谓现实逻辑是指，经济研究中的逻辑过程要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并要符合唯物辩证法。
例如，人们只能先吃完第一口饭，才能吃到最后一口饭。
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却不这样认为。
我们将在后面介绍的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连锁店悖论，其实质就是，先假定吃到最后一口饭，再回过头来决定是否要吃第一口饭。
至于唯物辩证法，其含义非常丰富。
我们在这里主要强调三点：
第一，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但西方经济学家却喜欢孤立地看待问题，为此提出了不少著名的无关论。
其中最有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又称MM理论。
当笔者找出MM理论在逻辑上的致命缺点时，有人指出，这一理论还得到后来才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Stiglitz）及其他学者的补充证明。
尽管当时笔者尚未见过这些证明，但是笔者仅从对唯物辩证法的信心，就断言，那些所谓的证明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只在于尚没有发现其中的缺陷而已。
结果自然为笔者所言中。
而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提出的另一个著名的股利政策无关论，后来也被笔者从逻辑上进行了否定。
第二，自我循环论证不是证明。
所谓自我循环论证，是指待论证的结论已经事先隐含在论证的前提之中。
而自我循环论证却是经济学的主要证明手法之一。
上面提到的有关资本结论无关论的许多“证明”就是由此而来的。
第三，需要正确把握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声称，人都是自私的。
但只要革命先烈的“自私”行为是他张五常做不到的，就足以表明他的自私与革命先烈的“自私”是存在本质的差别的。
厉以宁也曾把股份制称为公众所有制，并把它说成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但是此“公”非彼“公”。
在一家上亿股的公司里，持有几百股的股东与持有几千万股的股东，在各种权利方面绝对存在着的质的而不只是量的差别。
最后，所谓数理逻辑是指，经济学中所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必须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量使用了各种数学模型。
显然，在运用数理逻辑进行的经济研究中，数理逻辑应用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理论的成立与否。
但是，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数学模型对数学的应用并不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
西方经济学不是在应用数学而是在糟蹋数学。
田国强曾把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规定为五个部分或步骤：
“
（1）界定经济环境；
（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但这只不过表明他所主张的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研究框架，与真正的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科学分析方法，是不一致的。
这是因为，在他这里，既没有关于行为假设成立的理论推导，又没有关于行为假设成立与否的假设检验，而假设检验正是被西方经济学滥用的概率统计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因此，田国强所推崇的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只是算命先生们常用的分析框架而不是科学的分析框架。
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
而西方经济学不仅形而上学地运用数学，而且试图把数学变成形而上学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
这是西方经济学会在数学的应用上会犯下种种错误的根本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在经济学研究的三大逻辑中，数理逻辑是排在最后一位的。
一旦经济研究的过程违背了历史逻辑或现实逻辑，那么，再多的数理逻辑也不过是“废料进，废料出”，其结论是不可能作为“经济科学”的内容而被接受的，至多是归入庸俗的“经济神学”一类。
而且，许多历史过程只能通过历史逻辑来表达，而无法用数学公式，即数理逻辑来表达。
因此，数学方式，既不是表达经济规律的唯一方式，也不是表达所有经济规律都合适的方式。
经济科学的这三大逻辑基础，构成了经济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是经济理论得以被视为科学的理论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一个经济理论只有不违背这些必要条件，才可能被视为科学的理论。
按照这一标准来划分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划分结果：
首先，经济科学不是一个空集，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理论；其次，西方经济学中背离经济科学研究的逻辑基础的所谓著名理论比比皆是，西方经济学从整体上来看，不属于经济科学这个集合。
二、经济学研究中的假设与伪设
1、假设与伪设的概念
在就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关于上述三个逻辑标准的比较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经济学研究中的假设与伪设问题。
经济理论的研究往往要从一些假设前提出发，而这些假设前提又与现实中的情形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有的西方学者主张经济理论的“结论就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
而且由于假定前提不同，在西方经济学中常常出现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并存的西方经济学的特有现象，从而西方“经济学家不是在从事科学活动，而仅仅是用提出的幻觉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是有知识的。
”
这些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为了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刻意地“过份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
”但是，如果将这些看法推广到其它经济学理论上去，尤其是推广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去，就是不正确的了。
事实上，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形成时曾正确地指出，“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
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
”
实际上，公认为科学的物理学的研究也往往假定物体处于并不现实的真空状态之中，但只要这种假定只是便于排除不相干的从属情况的干扰而不妨碍对真正过程的研究和对真实规律的把握，这种假定就只是“一种科学的手续”，而不是对科学的否定。
为了从概念上加以区分，我们把作为科学的手续的假定，称为“假设”；而把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所谓假定，称为“伪设”或“虚构”。
实际上，尽管西方学者也在拿物理学关于真空状态的假定为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进行辩护，但是西方经济学的那些假设前提更多地只是伪设而已。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示例
马克思在探讨资本的形成时，曾作过商品价值等于商品价格的假定。
这是一个科学的假设。
因为，马克思在做这个假设之前，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来表明，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
或许个别资本家可以靠欺骗来发财，但“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
”而且，马克思还进一步地论证到，这个假设“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
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销，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规则。
这个规则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
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
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
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末资本怎么会产生呢？
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象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
”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做假设时，所排除掉的只是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而且这些从属情况就象概率统计中回归方程中的随机误差项的期望值为零一样，在考虑整体和全局的问题时是由于概率统计学中的大数定律的作用而互相补偿和彼此抵销的。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是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与之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割裂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甚至西方经济学家也意识到这样做是要犯“合成谬误”的。
3、西方经济学的伪设示例
西方经济学做假定时，出于歪曲事实的需要，往往抓住一些不相干的从属情况大作文章，其假定甚至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支持。
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任何一个不学无术的人都可以随意设定自己的假定，构建自己的理论。
西方经济学本质上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荒唐的东西。
例如，西方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条件：
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假设。
这两个假设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完全是伪设。
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伪设，把理性经济人规定为经济生活中的一般的人的抽象，认为人们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的经济利益。
而实际上，理性经济人远远不能作为一般人的代表。
“一个完全由标准经济人构成的社会是怎样的呢？
那是一个原子化的利己主义者所构成的社会，没有父母、妻子（丈夫）、孩子的亲情，没有任何团体的归属感，没有社会公德，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人格尊严。
经济人的惟一目标是个人的、短期的、物质利益的最大化。
凡有权力必寻租，凡有资源（含毒品、性、武器等）必出售，一切关系都成为交易关系，一切交易都遵循弱肉强食原则。
”
实际上，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指出，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
”也就是说，所谓理性经济人最多只是资产阶级中那些市侩们的一般抽象，而不是一般人的抽象。
而恩格斯也曾运用历史事实指出，“中世纪的商人决不是个人主义者；他象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利润和利润率。
而且是商人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
”
西方经济学的完全信息伪设，假定市场上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都对有关的经济情况具有完全的信息；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充分地了解每一种商品的性能和特点，准确地判断一定商品量给自己带来的消费满足程度，掌握商品价格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等等，从而能够确定最优的商品购买量；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准确地掌握产量和生产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技术数量的关系，了解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以及在每一个商品价格水平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量等等，从而能够作出最优的生产决策。
对于这一伪设中有关商品知识的部分，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有过批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
”倘若连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都做不到，又怎么可能做到上述的完全信息呢？
更何况这一伪设还排除了大量存在着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又无法象马克思所做的假设那样，可以用大数定律来互相抵消。
而且西方经济学的这一伪设，与其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也是矛盾的。
这是因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就不存在看不见的东西，包括看不见的手。
此外，理性经济人伪设和完全信息伪设要想被假定成立，还需要假定这样一个伪设，即每个人都必须具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和超级计算能力，不仅能够用当前数学家都做不到的方法来作出最优化决策，而且还能迅速得出计算的结果，否则最优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不可能做到的。
更进一步地，即使每个人都存在超强的计算能力，但在这里，在马克思研究货币转化为资本问题时可以忽略不计的不相干的从属情况——不确定性的存在，在这里却是不可忽略的相干的情况。
田国强声称，“尽管理性假设不完全真实，但与现实基本接近，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
比如，作为一个竞争性企业，如果总是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终究它就会被淘汰。
”但是，利润最大化往往意味着风险最大化，而一个总是追求风险最大化的企业才是一定会被淘汰的。
这样看来，西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并不与现实基本接近。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从一开始的假设前提就是站不住脚的。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则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的。
4、假设与背景的区分
最后，我们还必须区分假设与简化的背景。
而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常常混淆的地方。
例如，西方经济学家曼昆曾说，“为了研究国际贸易的影响，我们可以假设，世界只由两个国家组成，而且每个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
当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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