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及变革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现状.docx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及变革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现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及变革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现状.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及变革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及变革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及变革分析
提要：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揭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重塑银行产权结构，变革组织架构能力等措施，对商业银行制定发展战略，具有一定作。
关键词：
商业银行改革现状变革路径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正处在经济、金融体制进行全面调整的过渡时期，面临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发展战略的调整，承受着来自市场风险的冲击、制度监管的压力以及社会改革的洗礼。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也正处于深刻的结构性变动之中，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内在的脆弱性和当前深化金融改革的攻坚性质，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现状的研究，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带给商业银行的种种影响，尝试提出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变革的合理途径。
一、银行的起源
世界上最古老的银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当时西欧古代社会的一些寺庙已从事保管金银、发放贷款、收付利息的活动。
公元前４００年在雅典，公元前２００年在罗马帝国，先后出现了银钱商和类似银行的商业机构。
近代银行的出现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在当时的世界中心意大利首先产生。
意大利于１１７１年设立的威尼斯银行，１４０７年设立的热亚那银行以及此后相继成立的一些银行，主要从事存、放款业务，大多具有高利贷性质。
１６９４年英国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股份银行。
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广泛确立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银行得以普遍建立。
资本主义银行是特殊的资本主义企业，它的主要职能是经营货币资本，发行信用流通工具，充当资本家之间的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
进入帝国主义时期，银行的垄断组织随着资本的不断集中而形成。
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溶合为金融资本，银行由原来的简单的中介人演变为万能的垄断者，它既是控制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又可通过资本输出和跨国银行的形式加强对外扩张。
我国银行业的产生可追溯到１０００多年前的唐代，当时出现了一些兼营银钱的机构，如邸店、质库等；随后，宋代有钱馆、钱铺，明代有钱庄、钱肆，清代有票号、汇票庄等。
这些机构虽还称不上是真正的银行，但已具备了银行的某些特征。
１８４５年在上海由英国人创办的东方银行，是由出现于我国的第一家银行；１８９７年成立的中
国通商银行，是我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结构和组织形式种类繁多，按其职能划分有：
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储蓄银行和各种专业信用机构。
以中央银行为中心，股份商业银行为主体，各类银行并存，构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体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银行既是经营货币、办理信贷、结算业务的经济组织，又是国家调节经济、管理经济的重要机构。
二、商业银行的起源及演变
从近代的银行来看，银行是以信用媒介、信用代位、信用转形、信用创造等信用业务为主的机关。
这些信用业务的发展只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情。
从早期银行来看，银行主要从事于货币处理业务，即货币保管、货币兑换、货币汇兑、货币的代收代付等。
银行一词，英德两国都称之为①，法国称为，都来源于意大利文，即商业银行交易所用的柜台。
日本和我国都称之为银行。
根据日本的说法，银行一词始用于年（明治五年）发布的国立银行条例，而且是根据英华词典所译。
那么我国的学者为什么要把意译为银行呢？
其原因，一是由于我国的货币向来以银为主，二是由于店铺在我国通称为行，故名之。
一般认为，在银行的演进过程中，经过货币处理业务与贷款业务的结合和银行业务的纯化与独立，逐渐演化为今日的银行。
最初的货币处理业务与贷放业务是相互分离的，专营货币处理业务者，经营着货币保管、出纳、兑换、代收代付等纯货币流通业务。
这些业务，最初由普通商人兼营，尔后则成为专营，或由与其业务相近的金匠兼营。
由于
在生产生活中为了解决收支不平衡的状况，便产生了货币借贷的需要，但这时货币的提供者不是货币处理业务者，而是由商人、地主、包税者或寺庙来提供的。
这时货币贷放与货币处理业务并未融为一体，而是各自独立发展。
随着商品流通的出现和发展，出现了三种资本，即商业资本、货币处理资本和贷放资本。
在这三种资本产生的初期，其人与人、资本与资本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商人以其在货币流通上的知识与便利，兼营货币处理业务。
或者用其所积蓄的货币进行贷放，以获取高利。
而经营货币处理业务的金匠或兑换商，有时也以其所支配的货币进行
放款。
同样，贷放业者有时也兼营商业，不过在这些经营者当中，还是以商人的商业资本为中心。
三种资本在发展中逐渐走向融合，产生了货币处理业务和贷放资本的结合。
商人在经营存款时，最初把这种经营中所支配的货币用于商业，其后偶尔也进行贷放。
同样，货币处理业务者将其业务经营中的货币并入自有资金兼营贷放业务，结果货币处理与贷放就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结合，但这种结合并不稳定、规模小，而且专业化程度低，只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
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诸种业务经过收缩变质或分离淘汰，而使银行得到纯化和专业化。
世纪初叶，当时的通货完全是金币和银币，伦敦的金匠和金商，经常应顾客之委托，代为保管金银，并签发保管收据。
起初这些收据只能作收回保管物证件之用，久而久之，其辗转流通而蜕变为变相支付工具，即银行钞票的前身。
其次，金匠也可遵照顾客的书面指示，将其保管的金银移交给第三者，这种书面文件则是银行支票的前身。
最后，金匠也发现，为应付顾客的提取，并不需要经常维持百分之百的贵金属准备。
金匠尽可将一部分贵金属贷出以赚取利息，顾客将借款再度存入时，金匠又再次签发收据。
如此辗转循环，金匠签发的存款收据最终将比原来存入的贵金属大数倍之多，这便是构成现代银行部分储备制度的起源。
另外，银行在政府的压力下，向当局提供贷款，也是促成部分储备制发展的要素。
在我国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银行业务部分性质的，应算隋唐时期的飞钱（类似汇票）以及北宋时期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但这两者均未成专业，而且中途消失。
我国最早的银行业当首推山西的票号。
山西票号，是清乾嘉庆年间（）的
年前后，山西平遥人雷履泰所创设。
此人在天津开设日昇昌颜料铺，由于采办货料，往返于晋鲁冀豫等省，觉得携带银两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其他商人也有同感。
于是，雷氏就附带经营票号，兼营汇兑，凡是客商汇款，或国库收解，都可托其划付。
道光十年（
），日昇昌颜料铺改行，成为专营汇兑的票号。
其后效仿者日渐增加，山西票号遍及国内各重要的商业地这可谓是中国土产的货币处理业，与欧洲的银行并无血缘关系，这种票号，以后又兼营存放，其业务更加发展，其业务经营的种类与经营方式后来为商人贷放者所效尤，演变为由沪杭人为主的钱庄。
钱庄发达以后，票号反而衰退，其业务被钱庄所取代。
咸丰同治年间，全国钱庄蓬勃发展，这是由于适应国内外贸易的需要而形成的。
钱庄的业务包括货币处理和贷放两个方面。
所贷出的标的多是本钱庄所发行的本票或兑换券，
这种性质多少仿效了来华的外国银行，但具有我国固有的商场习惯（如重许诺、股东负无限责任，店员多出身于学徒等）和具有半殖民经济社会的烙印（如直接间接地为外国驻华商行服务，有间接的买办性质）。
咸丰同治年间，单上海一处，钱庄就达余家。
钱庄又分为两类。
资力最大者称为汇划钱庄，或入园钱庄，资力较小者称为未入园钱庄，未入园钱庄又分为元、亨、利、贞
四级。
在汇划钱庄之间，其往来收付款项，可以转帐划拨，无须每笔使用现金，它们一面广收存款，一面发行庄票与兑换券，一面与内地行庄密切联系，一面与外国银行联系，不仅融通了当地市面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而且几乎包揽了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代理收解，势力很大，信誉极佳。
清末民初间，庄票
的声誉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很受外国驻华贸易商及驻华银行的信赖，其经营能力超过了本国新兴的银行。
其他未入园钱庄，由于资金少，信用较差，业务范围也窄，其兑换货币的需要，乃是由于军阀割据，币制混乱所致。
欧美银行的放款，到世纪末才有所谓的商业信用未成立前，银行信用先行予以代位
的方式，即不由贴现而只凭信用发放贷款的方式。
但在我国，在钱庄发展之际，工商业尚未发展，商业信用更未发展，而钱庄的贷放，一开始就以信用授信借款人，极少通过信用代位来进行。
这对我国银行来说，可谓越级学步。
正是由于这种越级的学步，使其贷放中所附带的现金流出量较大，而且其债权中有相当部分不具有自动清偿能力，因而回流性较弱，风险性较大，另一方面，又扼杀了商业票据发展的机会，致使金融市场难以发达。
虽然我国的钱庄盛极一时，凌驾于新兴银行之上，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没落。
其原因有四。
一是由于钱庄不是公司性组织，因而资金力量较小，每庄多者不过
万元，少则不及万元。
二是贷款方式的局限性。
由于不通过信用代位放款，因而资金自动清偿能力差，归流性差。
其三，贷款多用信用方式，不要求提供抵押品，缺少了回流停滞时的最后保障。
其四，经营方式陈旧，主持人多缺乏近代眼光，因而在剧烈的竞争中，难以长繁不谢。
终于在年－年间，由于世界经济恐慌涉及我国，大多倒闭，步入穷途末路。
信用放款方便
了小工商业者，是其优点，但在经济恐慌和商业道德崩溃之下，这种优点却变成了致命的弱点，使其最终被现代银行所淘汰。
据统计，到民国年（），全国的公私立银行达家，仅上海银行公会会员银行家的实收资本，已达
亿元，可谓比较发达。
但我们知道，银行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储蓄存款、营业存款等存款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又依赖于大量的商业信用等银行信用的代位，以及大量的产业资本循环中所发生的对于流动资本融通的需要，前者依赖于产业资本的大量积蓄及其休闲资本的大量增加，后者则仰赖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扩大发展和一般信用交易的发展。
所以，银行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实质产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在当时，我国产业尚未发达，钱庄称雄金融界的情况下，我国的民族银行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呢？
除一战中，我国轻工业开始萌芽，促进了银行业繁荣的原因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存款方面虽无产业界的闲置资本，但有许多官僚军阀的大量存款和因农村混乱逃避到都市的资金可资利用。
二是贷款方面，虽然没有正常的商业信用可资银行信用进行代位，但银行仍可由其大量廉价地购买公债及经营地产投机而获取厚利，因而得以发达，到钱庄失败以后，便更为发达。
尤其在抗战期间，银行业者集中，不少兼营囤积投机事业，瞬息数年间，即成为巨大有力的机构，支配了全国的经济。
如国民政府的四行二局一库
，就属于这种沙滩上的暴发户。
看似是欧美的金融资本，使我国与其他先进国家一同进入了金融资本时代。
表面上貌似，实质上神离。
遗憾的是我国的金融资本，不像英国式在产业资本后期形成的金融资本，不像德美式的在产业资本中期形成的金融资本，也不像日本式的在产业资本初期形成的金融资本，而是在畸形的商业投机期形成的金融资本，只能造成一部分特殊势力，而不能真正代表国富和国力，也难以形成促进产业资本发展之力。
解放后，则是重财政而轻银行，经济发展的落后，也造就了银行业的落后。
在产业资本发展基础上，促进金融资本的形成，并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建立广泛密切的良性循环和关系，这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基本态势
三、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现状
（一）产权性质趋同，国有化程度高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市场来说，由于大型商业银行（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庞大、市场份额稳定，占据市场竞争垄断地位，客观上决定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性质比较单一，国有化程度较高。
而一个成熟的市场竞争必然是在不同产权主体之间展开，只有打
破垄断格局，才能籍以提高银行业的效率效能。
（二）资源配置无序，决策效率低下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以层级授权的方式作为经营管理和信息传递的纽带，以分支行作为资源配置中心来开展各项业务。
由于层级设置复杂，使得管理成本大大增加，总行对可使用资源的掌握和调配能力严重不足，在市场竞争中决策滞后、反应迟钝。
即使总行能够及时下达决策指令，往往也缺失权威性，有令不行或者执行而不到位比比皆是。
（三）核心业务单一，经营范围较窄
与外国金融机构相比，我国商业银行推出的业务品种单一、业务范围较窄，无法满足高端客户快捷、多样、高效的金融服务需求，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世纪
年代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着重于大力拓展业务规模、扩充目标客户，应该说在业务数量上有了呈几何倍数的规模。
近些年，虽然不少商业银行引进国外先进经验，进行业务创新，例如挖潜私人银行业务市场、理财产品开发、建立金融信息技术平台发展电子银行业务等，但是在深层次的衍生金融产品发掘方面受到人才和技术资源匮乏的限制，短期之内也很难获取显著成效。
（四）混业经营受限，市场资源割裂
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规定使商业银行面临风险集中的境况，这与全球商业银行混业和全能化发展的潮流是相悖的。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分业经营使其业务被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服务对象就难以跳出固定的框架范畴，而且分业经营直接导致金融市场资源的割裂，市场效率大大降低。
（五）不良资产巨大，金融安全堪忧
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因历史原因产生的不良资产包袱是沉重的。
尽管国家在政策层面上给予扶持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对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剥离，平时商业银行也通过自身提取拨备准备对诸多不良资产进行了核销处置等，但是旧的不良资产尚未完全剥离，新的不良资产已开始不断生成。
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虽然外部的一些体制性的因素，例如国有企业破产等，正在逐步减少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影响，但是宏观经济波动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影响却在加剧，并且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不善，包括经济案件，也直接影响到不良资产的生成。
正是出于银行内部监督控制不力以及外部信用制度缺失、经济体制转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使得我国商业银行既要承担违规经营的成本，又要承担经济大幅度波动的成本，而且还
要间接承担宏观调控的成本。
（六）管理控制失效，风险防范不足
我国的商业银行因为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及时对利率、汇率或其他宏观政策变化引起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进行主动预警、精确定价和内在自我调节的机制，所以防范风险的能力有限，银行内部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也无法达到与外部经济环境有机融合的状态。
伴随外部经济周期的变化，商业银行会因此积聚各种潜在的风险，甚而爆发不可逆转的危机。
从内部体制分析，不论是体制建设还是技术能力都反映了我国商业银行对管理控制的不力，一方面风险管理体系以及定价管理体系的缺失，使得银行管理控制能力以及定价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所使用的管理会计系统与业务统计管理模块数据是割裂运行的，无法与风险管理要求相匹配，很难对客户、产品、部门、区域做到精准核算。
事实上，我国对风险防范的金融制度研究和衍生金融工具研究都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例如对市场风险的管理才刚刚开始，以市场价格计量的交易类账户的风险作为计量、监控对象，相关的会计、税收配套政策也未确立。
而国际会计组织
和已针对各种风险工具在全球金融机构中推广应用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披露与列报等约束条款，对我国已经上市和即将改制上市参与到国际竞争中的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都是极大的挑战。
四、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影响
（一）经受着经济体制变迁的巨大考验
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不论是从专业银行转轨而来的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市场经济催生的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均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具有浓厚的行政分权色彩。
尽管近年来商业银行不断推进内部体制改革，总行一级法人对全辖机构统一管理调度、引导资金流向、协调利益分配的模式逐步形成，但传统的块块分割、行政分权式的总分行模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集中的风险控制能力和集约化经营效率，使得一个法人银行仍被分割成无数独立的利益板块。
显而易见，在利益多元化和目标多元化的驱策下，各级分支行具有一定的准法人权限，各自为政，盲目经营和消耗内部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总行经营政策和战略目标的落实。
（二）面临着角色定位从被动执行审批指令到主动获取行政许可的大跨度调整
随着金融业大门向国际市场全面放开的最后时限的来临，政府指令和强制审批的色彩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行政许可和备案制度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需要独立面对和迅速适应灵活的浮动定价机制、业务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是以政府文件确定的框架为行为规则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各类授信规模以及央行实施间接调控手段的效果，如存贷利差、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过分依赖监管部门的政策指令，相较之下商业银行主动开发的各类中间业务和衍生金融产品所取得的收入比重低。
由于大跨度的角色调整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原本在投资和消费领域垄断性的间接融资功能不断受到弱化，加上直接融资，特别是资本市场、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所主导并提供的资金供给、金融工具等业务比重呈现萎缩下降的趋势。
通过对我国融资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商业银行原先垄断的金融业务正受到来自市场各方的争夺，呈现出证券市场筹资、企业债券发行、信托募资、融资租赁、产业基金引入、企业集团内财务公司运作等百花齐放的势头。
（三）迎接着来自国际国内、各行各业对金融危机和银行风险的挑战
全球经济的融合及一体化使金融危机、银行风险爆发的频度、影响的广度、危害的程度不断加剧。
这种风险来自于国际国内以及各行各业的每个方面，大致归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宏观经济运行中商业银行必须面对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政策风险、货币风险和国际收支风险等；第二个层次是考验商业银行管理和控制能力水平的一系列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资本风险、结算风险等。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危机和银行风险主要集中在第二层次以及第一层次的市场风险、利率风险等，例如近些年引发的巴林、大和、里昂信贷等危机，均源于商业银行过分地追求经济效益和竞争地位而疏于控制管理风险所致。
但是，我国当前的金融风险主要是一种制度性风险，现行银行组织制度、产权关系对市场价格波动反应迟钝，对组织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也缺乏兴趣，尤其是缺失应对国际收支、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冲击等金融危机的经验和相关的制度。
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不健全的风险制度直接导致金融危机和银行风险的潜在蛰伏，严重威胁着整个银行体系的金融安全。
五、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变革的合理途径
我国商业银行不论寻求何种发展变革的途径，都应该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根据信息及科技手段的进步来选择和决定。
（一）重塑银行产权结构
我国商业银行产权结构的重塑实际上是把银行的组织变革与产权制度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调整法人治理结构来理顺产权关系，通过确立最高决策和监督机制来明确产权主体，通过理顺政企关系从而使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成为企业法人。
近期，各大银行接连进行的股、股重组上市可以视为中国银行业产权改革的大规模启动。
通过股改，银行的公司治理形态已经初步形成，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一整套包括公司章程、三会
议事规则在内的制度体系。
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要真正地重塑银行产权结构，不仅仅只是解决表面的形式问题，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是伴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对委托代理关系的要求而产生的，其核心是股东意识，围绕股东利益最大化更深层次地形成和落实一系列运行机制才是重塑产权的根本。
目前，这一深层次的运行机制尚未在我国商业银行中有效形成。
只有坚定产权变革方向，始终按照现代企业治理的要求，建立决策、经营、监督
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权力体系，运用资本力量规范和平衡主体行为，强化监督机制，才能科学解决各种集权与分权问题。
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我国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战略性参股伙伴，引入外资和民营资本，以使金融企业的股权结构更加多元化、更具制衡力，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
并且，通过资本的引入，银行不仅可以获取来自合作伙伴的资金财力支持，而且可以进一步带动其他技术、市场、人才等资源的互助和共享。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是要充分尊重多数小股东（公众）的意愿，增加股东信息的透明度，维护银行在市场中的公信力和良好声誉。
（二）变革银行组织架构
对我国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整体设想是：
组织的高端部门设置要能够完整地体现战略意图、条理化常规化；组织的低端部门设置则灵活多变，动态化有机化；按照业务和非业务条线分别设计组织类型，业务部门率先尝试组织变革，实现垂直纵向的事业部（或超事业部）制组织形式，条线管理的层次减少，信息传递更加畅通，围绕目标客户和市场细分灵活制定业务发展策略，确定核心业务，适当利用网络型组织形式外包部分不具备盈利性和竞争力的非核心业务；非业务条线在原有职能制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横向分工，适当分流，严格控制成本预算，通过借鉴矩阵制组织形式与业务部门有机穿插和结合起来，以建立高效、有序、精简的配套保障体系。
例如对客户服务、市场营销、策略研究等开拓性业务领域的部门，主要推行更为灵活的分权自主的组织形式，以保证这些
战略业务单位能够对市场变化做出及时的判断、研究和反应；而对风险控制、内部监督等管理控制部门则可以推行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以保证对风险的有效识别、计量、控制。
另外，相应的人事管理、后勤保障等部门也应该考虑到内部两类组织形式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分别设计人事管理制度以及后勤保障体系。
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首先可以考虑暂不急于对一级分行进行组织变革，而以二级分行的扁平化改革为试点，推行总行业务中心或部门直接领导的集约管理模式。
即调整和上收部分二级分行、支行的业务管理职能，扩大总行核心业务部门的管理幅度，直接对一线产品营销、客户服务业务进行管理指导。
同时，按照集约经营的原则，有必要压缩和理顺纵向业务管理层级，可以从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的机构网点撤并入手，变二级分行和各支行为更直接的前台业务岗位。
需要说明的是，撤并网点并非取消网点，只是各个网点不再具有全面的管理职能更象是一个个被定点安排在外直接面向客户销售或服务的营业柜台，网点既可以是人工服务的，也可以是无人化的电子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一般也应该是标准化及大众化的。
通过这种组织变革，可以进一步地优化资源配置，使我国商业银行将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集中到核心业务的经营中，为那些能够给商业银行创造和带来主要利润的企业客户、个人客户提供个性化、人性化、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集中力量打造核心产品、特色精品，提高资源投入的回报率，提高整体的盈利和竞争能力。
为了补充业务垂直领导、扁平化管理的不足，在二级分行扁平化改革试点的基础上，我国商业银行按照经济规模的原则，对一级分行的管理职能进行调整归并，逐步扩大管理跨度并根据实际的经营状况、业务走向、客户分布、地域特征等过渡到由总行或大区域行直接管理的模式，以此强化对全国甚至全球各地机构的有效管理控制，以便更好地满足客户的服务要求和实现银行自身的发展目标。
（三）强化银行核心业务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固有的业务模式和产品并未切合市场需求，而是让市场和客户反过来去适应银行原有的业务分工以及开展方式，这在国有银行垄断经营和缺乏竞争的时期是可行的，但面对
后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竞争已经不能适应。
由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快步伐，通过对当前市场导向的判断和对客户群的分析，根据市场需求，重新组合和选择适合于银行自身发展、定位的核心业务流程，强化核心业务，使分工更趋专业化，提高相关领域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
当前从前、中、后台分离入手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建立起业务拓展职能管理支撑运行体系，通过对不同业务职能的大类划分，经过严格的筛选考核，然后对各大类
分别进行有侧重地专业细化或分离弱化，树立品牌，形成特色服务产品，提升核心竞争力，将那些盈利空间不大的非主流产品通过外包形式从核心业务流程中分离出去，以节约和有效配置有限的银行内外部资源。
一旦银行确定了核心业务，在条件成熟时就应果断地对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