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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考古学研究简述
性别考古学研究简述
——以中国考古学为中心
姓名：
***
年级：
2011级硕士
院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性别考古学研究简述——以中国考古学为中心
内容摘要：
虽然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渐趋多元化，而性别考古学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梳理了性别考古学产生以来所走过的的历程，尤其对中国性别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
本文将中国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划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至建国、建国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90年代至今，第三个阶段后现代视角的性别考古学真正在中国产生。
本文并对中国后现代视角下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反思，希冀能够引起学者的注意。
关键词：
女性主义性别考古反思
一、性别考古产生的前奏——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
[1]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
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著重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sexuality）之上。
女性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家务分配、压迫与父权。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味着妇女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
五四运动时传到中国，定为女权主义。
在西方女权主义最初是指追求男女平等，首先是争取选举权。
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基本上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在社会生活与人们的观念中，仍与男子不平等。
女权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这其中有一个性别关系、性别权力的问题，所以女权运动就变为分析男女为何不平等，男女的权力架构，强调性别分析。
西方的女性主义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女性主义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与欧洲工业革命同步，为女性主义的发生和初步发展期。
第二个阶段的女性主义开始于20世纪初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时及之后的动荡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也由于具体的斗争目的不同开始分道扬镳，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也被称之为现代女性主义。
第三个阶段的女性主义始之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反思上一阶段的女性主义所造成的一些社会问题，批判男女两性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呈现更加的多元化，是不同流派的集合体，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概念去界定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因此又被称之为后现代女性主义。
性别考古学正是受到了后现在女性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至今也才不过三十年的历史。
二、性别考古在西方
在性别考古学产生之前也有女性从事考古工作，而且其中有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Garrod）1939年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考古女教授，玛丽·利基（MaryLeakey）1978-1981年在坦桑尼亚东部的雷托里找到了三百六十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的足迹。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参加考古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女权主义运动促使政府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法案，但是此时女考古学家得到的研究基金依旧很少。
直到1980年，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女性考古学家对“狩猎男人”主宰史前史的观点提出挑战，认为许多出土物都与女性的活动有关。
还有一些女性考古学家对寻找女性神像和考察妇女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虽然以前也有学者的考古研究涉及到女性，但是性别考古学诞生后则是开始系统、有意识研究考古材料中所体现的女性及其作用。
但是总体观之，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女权主义对考古的影响具有相当的滞后性。
从1984年，MargretConkey与JanetSpector发表ArchaeologyandtheStudyofGender，批评考古学科中的男性中心偏见，抨击人们用现成关于性别结构的陈腐假设去理解考古材料，首次将“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引入考古学，成为性别考古学进入美国正统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若从此算起，性别考古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关于美国性别考古学发展史林嘉琳和孙岩在其主编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的前沿中已有简单的回顾。
回顾美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正如女性主义的发展一样性别考古学也经历了早期由简单地质疑历史上及当今考古学界中男性的本位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要求纠正偏见，从而以寻找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活动和地位为主要目标，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对古代会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关系的探索，讨论的议题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
而通过随葬品寻找性别信息，进而提炼出“性别代码”亦成为当今学者努力探索的重要议题。
具体来说，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发展目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李宁利在其《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中已做了具体的详述，而陈淳的《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对美国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回顾及内容介绍，这两篇文章是我们比较直接、方便了解欧美性别考古学的材料。
在西方性别考古学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关于性别考古学的一系列著作。
MarieLouiseStigSorensen的Genderarchaeology（2000）是对性别考古学回顾得较为完整的一本理论性的著作，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美国性别考古学产生、发展的过程，所涉及研究的内容和途径及将来需要关注的议题。
SarahM.Nelson主编的Worldsofgender:
thearchaeologyofwomen’slivesaroundtheglobe（2007）、Handbookofgenderinarchaeology（2006）和Womeninantiquity:
theoreticalapproachestogenderandarchaeology（2007），这三本书是了解世界各地的性别考古学状况的不错的著作。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著作，如GilchristRober的Genderandarchaeology:
Contestingthepast（1999），这本书也主要回顾了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Hays-Gilpin,KelleyandDavidS.Whitley主编的Readeringenderarchaeology（1998）等。
三、性别研究在中国
国内据地下出土材料对古代社会进行研究而涉及性别研究的先驱要数郭沫若先生，其于1930年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第二章《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通过甲骨刻辞中关于对娥皇、女英、多母、多父的记载，来印证商代的婚姻制度为彭那鲁亚家族的亚血族群婚制；同时有根据卜辞中所反映的殷之先妣皆特祭、帝王称“毓”（“后”）、王位继承的兄终弟及制等三方面，认为殷代依旧保存颇多的母权中心的痕迹[1]。
虽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并已经过时且非正确，但毕竟开创了从地下出土材料来探讨古代男女两性婚姻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新途径。
其后，多有学者从此途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进而涉及两性关系研究，尤其是婚姻制度。
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厚宣于1944年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一篇从卜辞内容讨论商代封建制度，其中一节专论妇女的分封；而第二篇从卜辞专论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认为商代并非亚血族群婚制[1]或对偶婚制[2]而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由多妻生多子，进而需要确立宗法制度、嫡庶制度，并认为宗法和嫡庶制度不是周人的首创，在商代就已经产生了。
胡厚宣先生的论证虽然仍没跳出通过卜辞探讨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而上升到社会性质的讨论的窠臼，但是其研究结论相对于郭沫若、曾謇、董书方等人更为正确。
建国以后至八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受苏联考古学影响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将研究社会性质看作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而研究社会性质又主要是运用考古材料去证明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母权制—父权制—奴隶制—封建制……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3]”。
此时涉及女性研究的几乎全是墓葬，通过人骨鉴定性别，根据墓葬中男、女两性的组合、比例、葬式、随葬品的多寡和精美程度，之后再根据墓葬布局、墓地位置和民族志研究来推导当时的婚姻制度和家庭状况，以此来论证是女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还是男性占主导地位，以此来比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史前婚姻制度的论述，并推断此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的哪一个环节。
由于这一时期考古工作者热衷于讨论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因此诸多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运用考古材料对诸如妇女在史前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变化、性别观念及其在宗教活动中的体现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重视[4]。
以墓葬中性别为基础，综合其他因素来推论婚姻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一推论模式主要运用于史前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中。
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也正是关注社会发展形态问题，而墓葬所反映的两性关系是所有缺乏文字记载或文献不足征时期用来推导这一问题的最好材料，所以这一时期的史前和青铜时代的有关墓葬的考古报告中一般都会刊布人骨性别鉴定的结果。
而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报告中却较少地刊布墓葬中的性别鉴定结果[5]，如著名的《洛阳烧沟汉墓》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6]，因此更谈不上据此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对此现象，我们觉得还是与不同时段考古所要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及特点相关。
史前和青铜时代，尤其是史前考古这一时期比较关注社会形态，而此之后关于社会形态比较明确，因此关心的主要是性考古遗物获得文化分期。
另一方面，亦是由于当时考古工作者还无意识到性别会对各类考古遗存布局、形态及其包含物产生影响，因而自觉地认为如墓葬所反映的器物组合差异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而非性别。
此外，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男性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因而考古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无形中对作为主人、掌权者男性关注过多，而忽略了对人类的另一半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独立探讨”[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加之与西方的接触和交流增多，西方流行的各种考古学方法与理论西学东渐，中国考古学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充满反思精神和理论多元化的新时期，在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真正有条件探索一些具有发生学特征和重大理论意义的学术课题，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发展等；考古发掘成为多学科合作的交叉点和新的突破点；资料分析与整合中聚落考古学逐渐成熟，考古课题更加注重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的文化表现，更加注重考古遗存的功能分析[2]。
因而，进入90年代之后，有关两性的研究减少。
这一时期涉及两性的研究一方面主要集中在早史前和原始时期的人口性别构成[3]，从甲骨文和金文探讨女性称谓、古代姓氏及制度、女性角色与地位、婚姻制度和女权问题等[4]，这两方面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已有所涉及，属于传统的两性或或女性研究。
此外，进入21世纪后，中国考古学有关性别或两性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
除了以上所述的两方面研究，出现从西渐而来的性别考古理论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两性关系及女性历史中真实的角色和作用。
“性别考古学”一词最早出现于王苏琦翻译的英国杜伦大学（DurhamUniversity）考古学教授马太·约翰逊（MatthewJohnson）1999年出版的《考古学理论：
导言》（ArchaeologicalTheory：
AnIntroduction）一书的第八章“考古学与性别”（ArchaeologyandGender），2004年发表于《江汉考古》第1期，这是第一篇介绍西方性别考古学理论的文章。
同年复旦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陈淳与孔德贞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玉璜与性别考古学》一文，这是首篇由供职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学者从性别考古学视角所做的考古学研究。
自此之后，有关从性别考古学角度来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文章渐多。
2006年《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被译为中文并出版，此书一经问世就被众多学者奉为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山之作。
本书12篇文章，除第一篇是从学术史和理论层面评论新中国学术界性别研究的文章外，其余11篇文章的材料皆来自墓葬，研究内容“涵盖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两性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男女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劳动分工、财富来源、权力关系等，涉及到从黄河中游中原地区，至西北甘青地区、长城地带以及西南的云南等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1]。
这是第一次有规模的从后现代主义出发的性别学运用至考古材料的后现代视角，明显地区别于依附于其他社会理论分析手段的旧有的两性问题研究模式，真正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开始关注考古遗存中的性别问题或说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我们以往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分析和解释，从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关注性别考古学（表一），要求以这种后现代的性别视角审视考古遗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表一2006年至今性别考古学论著统计
姓名
文章
出处
时间
性质
陈淳、孔德贞
《性别考古与玉璜的社会学观察》
《考古与文物》
2006年第4期
学术论文
王建文、张童心
《墓葬习俗中的性别研究——以贾湖遗址为例》
《四川文物》
2008年第6期
学术论文
林永昌
《晋系墓葬性别的考古学研究》
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2008年6月
学位论文
颜孔昭
《中原地区西周墓葬性别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2008年12月
学位论文
章梅芳
《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篇之作——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8年第1期
学术论文
曹芳芳
《以安阳殷墟女性墓葬为例浅析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
《第三届全国高校考古论坛论文集》
2008年8月
学术论文
南沙娜
《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评介
《考古》
2009年第8期
学术论文
李丹
《墓葬习俗中的性别角色和年龄结构观察——以忻州窑子墓地为例》
《传承》
2010年第3期
学术论文
陈淳
《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
《东南文化》
2010年第6期
学术论文
李宁利
《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
《考古与文物》
2010年第4期
学术论文
曹芳芳
《以安阳殷墟女性墓葬为例再析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
河南大学学士论文
2011年5月
学位论文
花秦
《民和阳山墓地的性别角色研究》
西北大学学士论文
2011年6月
学位论文
贺云翱、彭友琴
《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会议论文集
此外，2007年7月16日至22日，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召开了“2007年吉林大学考古（国际）学术论坛——女考古学家的思考与实践”学术会议。
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的近四十位女考古学家汇集一堂，就考古学中区域文化研究、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文物保护、古ＤＮＡ研究等方面的议题展开精彩的演讲。
根据参会代表的性别特点，讨论会议题之一“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代表的极大兴趣。
这是国内举办的首次专门面向女考古学家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中蕴含的暗语2010年8月13-15日南京大学历史系、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举办了首届“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专门的性别考古学术会议。
之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女性考古、女神信仰、杰出女性、女性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部分，虽然其中大部分论文没有突破已有此类文章的研究深度，但是却大大拓展了性别研究的内容，突破了仅从考古资料中取材，把女考古学家本身和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纳入其中。
也许这是此次会议较有贡献的一个方面。
纵观中国考古学中性别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中国考古学诞生至建国，这一阶段主要是运用地下出土文字材料讨论商代的婚姻制度和母权问题。
第二阶段为建国至八十年代，进入全面利用考古材料检视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婚姻制度、家庭结构、劳动分工，并涉及到人口性比构成等，但是这些分析多是附会于社会形态和性质分析。
第三阶段为九十年代至今，传统性别研究方式衰落，但是依旧存在，且从文字材料角度探讨女性社会地位、婚姻制度的研究成果相对增多；另一个方面，是以后现代主义视角的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诞生，虽然有一部分学者和学生认识到了其对于考古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目前仍未引起整个学界的重视，许多人对性别考古学的理解还非常片面。
四、中国后现代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局限及反思
由于后现代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产生的时间较晚、发展不充分，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局限。
首先，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史前和青铜时代，后段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相对较少。
除了《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和《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两本论文集中有少量青铜时代之后的性别考古学文章，单独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除了几篇是评介和理论介绍的外，都是史前和青铜时代的性别考古学研究。
其次，在大陆任何一所高校没有开设关于性别考古学的教学课程，而台湾大学则在1997年就开设了这一课程。
其三，研究基本停留在西方性别考古研究的第二阶段，如性别差异、社会分工、女性形象和角色地位分析，极少涉猎“性别代码”和史前性别模糊化等问题。
其四，研究材料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于墓葬，连吉迪也惊呼“中国的性别考古学几乎是丧葬分析的同义词”[1]，没有对诸如居址、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岩画等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性别信息给予足够的重视。
此外，研究方法单一，大多数文章数量统计分析占了主导地位，很少从前文所提到的其他方法进行分析和解释。
中国性别考古学研究材料主要是墓葬资料，但是在墓葬的性别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主要的方面。
现在墓葬性别研究的一个局限是，将墓葬习俗中所反映的男、女两性的态度和观念直接等同主要包括女性考古于其生前的态度和观念。
众所周知，墓葬毕竟不是死者生前生活的“实录”[2]，“墓葬习俗实际上是由生者来操纵的，它最终反映的是生者的态度和观念，而不一定是死者生前社会角色和地位的真实反映[3]”。
我们如要通过男女的埋葬方式去重建他们生前的社会关系和角色，需要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两个不同的步骤进行。
林嘉琳及王迎在对安阳殷墟女性墓葬进行研究时，直接将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所体现的女性社会地位等同于死者生前实际的社会地位，而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两步走。
因此，其所得武丁二后妇妌的社会地位高于妇好的社会地位的结论也就未必正确。
其实，这不只是这两位学者所疏忽，大多数学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一方面，墓葬虽然是我们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及同性之间社会地位进行分析的最佳材料，但是墓葬并不能直接且完全反应死者生前实际社会地位和角色，我们在进行分析时必须还要参考其他可资借鉴的资料，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的墓葬性别考古应该做到如此，而史前的性别考古由于没有文献和文字资料可资借鉴，但是在用墓葬材料对死者生前社会地位和角色进行分析和判断时也应持谨慎态度，窃不可直接简单对应。
另一方面，社会地位和角色是一个变量，大至一个时期小至个人，社会地位和角色都在逐渐发生或小或大的变化，而墓葬材料所反映的死者社会地位和角色也只是一个固定时间之内的、是静态的。
因此，根据墓葬材料进行性别研究时应注意这一问题。
而我们根据墓葬材料及结合文献、文字资料和已有商代周祭制度研究成果，认为妇好的社会地位应是高于妇妌的。
另外，性别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甚至同一民族、统一文化的人对性别的认识及自我意识可能就会不同。
尤其是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有关性别的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和性观念，如酷儿理论。
它批评静态的身份观念，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只存在着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人在性行为与性倾向上均具有多元的可能。
现在的性别理论和认识能够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重合古代的性别意识和认识，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和质疑的问题，但是它至少提醒我们在对古代的性别进行研究时，不能操之简单，需要认真、具体地分析，为我们进行解释时提供一个可借鉴的视角。
五、结语
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朝着理论多元的方向发展，而性别考古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我们需要重视这一研究，并切实做出更多的实践。
其实，不止是在研究中需要带着性别意识，在考古发掘中也需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美国的性别考古学已经成功地修正了一部分男性中心主义，提高了女考古学家的待遇和地位，最好的例子无疑是美国考古学界已用“humankind”取代“mankind”来指代“人类”，与美国的性别考古学相比较，我们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在此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我们还需多元化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有关性别研究理论，扩大研究视角和材料，加强长时段、大范围的性别考古对比研究。
更重要的是性别考古学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和学生的关注，消除误解，真正认识到性别考古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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