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必要知道如何做好民营企业的战略管理CFO战略财务智慧共享之道.docx
《会计必要知道如何做好民营企业的战略管理CFO战略财务智慧共享之道.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会计必要知道如何做好民营企业的战略管理CFO战略财务智慧共享之道.docx（4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会计必要知道如何做好民营企业的战略管理CFO战略财务智慧共享之道
∙会计必要知道如何做好民营企业的战略管理CFO战略财务智慧共享之道
CFO战略：
财务智慧共享之道
当我们深入观察已经消亡的和正在拼争的各种商业机构及其行为表现，会发现众多企业的智商基数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化。
机构智力的差异化充分表明了企业之间战略智慧、业务智慧与财务智慧持续状态的不同程度，智慧的多寡最终决定了企业的存亡之道。
众多企业破产倒闭缘于封闭且拙劣的财资运作能力，未能及时借鉴与分享社会存有的财务智慧来扭转和挽救本企业的财务困局，造成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无效损耗与愚蠢性浪费，细想下去，确实值得深思。
财务智慧的解读
财务智慧是一种十分专业化的企业管理智慧，通常蕴含于企业的战略创新、战略执行与业务运行之中，往往被人简单理解为公司日常的财务数据簿记，财务知识的掌握和财务技术的拥有，风轻云淡布满数字的财务账册与报表似乎就等同于财务智慧的终极表达。
但事实并非如此，财务智慧是现代企业智慧量级中更为厚重的能力变量，它是企业管理团队洞悉财务本质，掌握企业发展规律，运用财务知识、经验、方法、技术和资源，有效地解决企业资源整合、资产运作、价值创造、制度创新、盈利持续等重大问题的专业实力与能力。
企业财务智慧的数量与质量及其发醇程度，影响并决定着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资产运营效率、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不同状态，并最终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生存能力。
财务智慧与财务知识关联密切但又很不相同。
财务知识是通用的，是财务技术和财务准则程式化的表达，可以从院校的课堂上和财务的书本上学到求得，是一种技能而不是智慧。
所以有人说“知识不是力量，智慧才是力量”。
财务智慧是在财务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个人的聪颖才智与财务知识及组织资源充分融合的产物，是在财务实战中不断探索与积淀，在财务阅历中不断熔炼与打造而形成的一套治企理财之道。
企业管理团队是财务智慧的主体，不论是CEO、CFO和市场高管，人人都应当而且都会拥有一定的财务智慧，这是从事商业活动的“本能智慧”。
智慧主体的聪明度、事业心、责任感、学习力、思考力和悟性，是财务智慧积累的主观条件。
管理团队只有对本企业生存与发展殚精竭虑，用心体察，准确定位，厘清优劣势，明确风险与收益之辩证关系，不断提高财务素养，不谋求“说了算”而注重“做的对”，才能不断定型财务智慧、升华财务管控能力。
企业财务运行的内外部环境是“客体”，是财务智慧形成的“熔炉”。
企业财务实践的复杂性、业务的多样性、营利的艰巨性和财资的丰富性，均是财务智慧的厚实根基和土壤。
离开职业环境的实际与实战，离开财务事件的时势与空间，财务智慧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薪之火。
上述的主客观充分统一，是财务智慧升华的根本条件，是时势与英雄的拥抱和烈火与真金的亲和。
所有的财务智慧，都是企业高管及其团队在不断解决本企业复杂财务问题的实践活动中砺炼而成的，是入世经事之道而不是空洞理论。
因此财务智慧具有独有性，源于个人心智，生于经营实战，凝为经验与能力，是带有“know—how”性质的隐形知识产权。
企业财智的凸点
人的智慧是分层的，包括精明、聪明、高明和英明四个层次。
商业机构的智能程度也可以做此类划分。
处于精明和聪明层次的企业财智，能够做到簿记清晰、核算准确、收支规范、汇算及时、资金平衡、企业权益的财务维护和企业业务的财务支持。
但这些智慧焦点只是维持企业财务平稳运转的“度时”能力，而不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谋势”能力。
好的商业机构拥有的谋势能力，居于财务智慧的高端层面，是一种超常能力而不是平常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个层面：
（1）整合财务资源的智慧
财务资源既属于企业的短缺资源又属于企业的核心资源要素。
以必要的成本对价整合企业发展的约束性资源，必须拥有十分强大的智慧能力。
企业发展的约束情境已由市场约束向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转变。
拓展资源的机遇把握与方式创新时时都在考验财务团队的审时度势与精准测算。
一是不断提高获取运营现金流的能力，这是财资的核心源泉；二是有效地使用债务杠杆，获取债务现金流的能力，形成较低的债务成本，较高的债务收入；三是有针对性地进行股权融资，使股权融资推进本企业的治理提升和资产证券化率；四是资产变现能力，经营效率不高的资产转换成运营急需的现金，这不是简单的资产处置，之前要进行必要的资产整合。
（2）制度创新与流程再造的智慧
一个大型商业组织，财务制度与财务流程是有序经营、有效经营的重要保障。
好的财务制度可以规划企业集团内的各种财务活动，确保财务资源按组织目标进行有效配置，使财务数据处于规范化的可控在控状态。
这是基于公司章程和会计准则下的企业“财务宪法”，是企业多年的财务智慧积累的集中体现。
财务流程是使财务宪法由规范空间向现实空间转换的技术保障。
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企业内部财务智慧流程化是财务执行力提高的长治久安之术。
一位从事多年财务管控的CFO曾这样描述流程的作用：
“好的流程是很多聪明人管理智慧的结果，流程可以帮助企业制定好的游戏规则，避开人治的陷阱，”由此形成的财务软件更具有上述规范作用。
（3）资产运作的智慧
笔者曾在《饥渴的企业》一书中主张，企业管理的本质是资产管理，企业效率的核心是资产效率。
财务智慧与资产运营效率息息相关。
基于运营管理或股权融资进行的资产平台的设计以及其后的资产整合和资产剥离的安排，都是企业资产价值实现的财务智慧的集中运用。
企业并购行为已经成为企业资产重组和规模扩张的常态，但并购过程中的财务判断、资产定价谈判，交易时的融资支持和重组后的业务与财务整合，若缺乏卓越的财务智慧，资产并购的成功率就会大大降低，甚至会走向失败，还会成为侵蚀企业存量资产效率的“毒资产”。
中国资本国际化须战略导航
进入2012年，从山东重工收购意大利豪华游艇生产商，到三一重工收购世界混凝土工程机械第一品牌普茨迈斯特公司，再到国家电网收购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25%股份，频频上演的并购大戏预示着中企海外投资将再掀热潮。
从几年前少数几个企业的投石问路，到现在初具规模的“走出去”集体选择，中国资本国际化进程在曲折中取得不俗成绩。
但与此同时，高失败率与亏损频发也暴露出中企海外投资中人才短缺、风险防控能力不足等多个短板。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一些代表委员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亟须一套更加清晰与全面的战略体系，这既需要相关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服务支持体系的健全、也需要资金融通等政策的保驾护航。
并购中国海外投资再掀热潮
著名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企业共完成110起海外并购交易，与2010年相比增长93%；披露的并购金额达到280.99亿美元，同比增长112.9%。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
在数量激增的同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近一年来在投向区域、投资领域等方面也都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从区域来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洲资产相对缩水，欧洲对中国资本的强烈需求，都客观上促成对欧洲投资的猛增。
“如果要找今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关键词的话，那一定是锁定‘欧洲’。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亚欧联合资本集团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欧洲已跃升为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市场。
中国对欧洲的投资额从2010年的4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04亿美元，对欧投资在中国全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例由2010年的10%升至2011年的34%。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领域更加广泛，在对能源类并购对象兴趣持续的同时，对工业类、消费品类、高科技类的兴趣也在上升。
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消费升级拉动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境并购的目标也逐渐由资源为主转向技术与品牌，以寻求新技术的引入或产业链的补充。
普华永道数据显示，2010年工业品和消费品的海外并购占中国海外并购的22%，2011年上升至35%。
2011年初，中国化工集团与以色列企业MakhteshimAganIndustries签署协议，以24亿美元收购其60%的股份，从而将其农作物保护技术在国内推广应用；2011年5月，复星集团与希腊时尚品牌FolliFollie签订合作备忘录，以8458.8万欧元收购其9.5%股权；2011年8月，光明集团收购澳大利亚品牌食品企业ManassenFoods的75%股份。
专家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
全球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加快，产业技术革命正在孕育，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意愿和能力不断上升，对外投资合作的外部发展机遇不断增多，内在条件日益完备。
世界经济发展、国际产业重组等都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更快。
风险项目报亏暴露海外投资多重短板
中国海外投资交易数量与交易金额保持显著增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失败率也一直很高。
这一方面显示出海外投资的风险巨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国企业“走出去”在风险防控、人才培养、文化沟通等方面还存在很多短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华黎明近日表示，2004年以来中国共有14家企业在海外发生巨额亏损，14个项目累计亏损达950.5亿元。
而这实际上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对外投资真实存在的风险要比现在已经暴露的大得多。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3月2日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虽然已经有了很成功的例子，但是总体上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原因在于企业对国际市场还缺乏深入的认知和全面的把握，对于国际惯例、通行规则还不够熟悉，也不太善于与当地开展公共外交。
致公党中央在提交的大会发言中表示，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战略、策略和技巧上，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近年来国内一些企业对境外投资的热情不断上涨，但如果战略不当，无论是境外投资还是国际化经营都会遇到障碍。
“海外投资充满机遇，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与挑战，如果我们防范和应对不当，就会在海外投资项目伊始埋下隐患，最终导致海外投资越多，损失越大。
”全国政协委员、贸促会会长万季飞说，近些年来，我国企业在投资海外时频频报亏，更有甚者亏损高达数百亿人民币。
万季飞分析说，这些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投资前决策失误，未能充分考虑美国次贷危机等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第二，过程失控，海外投资超越企业经营能力的边界，最终只能以国内盈利资产弥补海外亏损；第三，监管不力，决策问责缺失；第四，投资争议解决方式选择不当；第五，存在经营管理不善以及文化差异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走出去”肯定是一个大方向，现在的总体趋势也是好的，但目前在三个方面还有缺失：
首先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范围还是比较窄，仍然是以资源能源和金融为主，而对这些领域往往面对国外较多的限制，有些国内企业会受到很大挫折。
此外，现在中国能够适应国际经营的人才还比较少，这就带来了管理问题。
最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对社会责任关注度不够。
据了解，政治、经济、环境、文化以及管理等各方面的差异也是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越来越凸显的一个重要阻碍。
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师陈丛威多年关注企业并购，她对记者说，各国语言文化之间的隔阂，经常使得中国企业无法与外国企业、媒体、政府进行正确有效的沟通，导致并购过程复杂化，最终导致了国内企业铩羽而归。
而即使并购成功，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可能为今后建立一个拥有各国雇员的国际企业带来极大的挑战。
建议构建海外投资战略体系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一些代表委员表示，企业“走出去”亟须一套更加清晰与全面的战略体系，这既需要相关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服务支持体系的健全、也需要资金融通等政策的保驾护航。
全国人大代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表示，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多种类型的“水土不服”瓶颈已经出现。
目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挑战主要集中体现在产业选择、人才储备、品牌认同、信贷扶持、海外沟通等方面。
企业在发挥自身能动性克服困难的同时，也需要国家在战略层面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重要指导。
与国内投资经验相比，海外投资本身就面临一系列的独特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等，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上行，汇率波动、主权债务危机与地区性突发事件、政局动荡相交织，加之部分国家针对我国企业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日益上升，这些都加大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与海外经营的风险。
因此，在立法方面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就显得极为迫切。
民建中央在提交的《引导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提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没有一部纲领性、权威性的法案，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难以适应当前境外投资发展的要求，并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有序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
万季飞也表示，中国的外商投资法律不少，但目前海外投资法律阕如，应考虑制定“中国对外投资法”及配套法律法规，就海外投资项目的审批、监管、保险、争议解决等作出规范，保护并促进海外投资健康发展。
此外，人才培训、投资信息、评估咨询、法律顾问、风险控制等社会服务支持体系不健全、融资困难也是制约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因素。
有委员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创新财税制度，通过财税政策调整，增强企业资金实力，创新金融服务体系，改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完善企业“走出去”的信用担保制度。
万季飞认为，这样的政策服务体系应该包括风险预警机制和投资协调机制。
一是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商协会的作用，建立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
监测和预测海外投资风险，对风险进行分析、报警、预控、处理，对企业进行及时引导，以求将风险降到最低。
二是构建包括管理监督、服务促进和风险保护在内的海外投资协调机制。
如签署双边、多边以及国际投资保护协定，坚持将争议提交缔约国涉外仲裁机构仲裁，以保障海外投资安全和避免损失；鼓励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充分利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平台，解决海外投资融资难等问题，降低海外投资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小济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政府和社会应为企业营造一个宽松的氛围，“要允许企业失败，毕竟没有常胜将军。
”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力所能及的向企业提供信息，制定一些产业鼓励的政策，并在资金融通方面提供支持。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李克强在2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中撰文称“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系统总结了2011年经济工作，全面部署了2012年经济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大政方针和主要任务。
在此，我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这一问题，谈些认识。
一、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创造良好环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在新形势下，统筹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当前和长远发展，对于做好2012年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过去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把控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势头。
全年经济增长率9.2%，居民消费价格涨幅5.4%。
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实现了“十二五”时期的良好开局。
新的一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更为复杂严峻，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的关系，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远未结束，一方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西方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低迷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要国际组织都调低了对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
当然，美国等国也出现了一些复苏回暖的迹象，对此我们也要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物价上涨较快，一些发达国家通胀率也处于较高水平，宏观决策面临两难选择。
目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互联互接，世界经济增长下滑、通胀水平抬升和发达国家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会通过多种渠道对我国发展产生影响。
从国内看，经济增速缓慢回落与物价涨幅仍处高位的问题相互交织，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
一是经济增长存在放缓压力。
在外需下降的同时，制约内需增长的因素也在增加，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企业投资能力和意愿下降，扩大民间投资还存在不少障碍。
二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影响因素仍然较多。
既有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上涨造成的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也有国际市场部分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形成的输入性通胀的影响，还有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疏导突出价格矛盾的影响。
三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
内外需结构仍不合理，一二三产业不协调，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这些都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2年，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的关系，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我们要保持的经济增长，是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条件下的增长，是总量平衡、结构优化的增长；同时，我们要保持的物价稳定，是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下的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
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总体上往往是一对矛盾。
只要增长速度、不顾物价稳定，或只要物价稳定、不顾增长速度都相对容易，难的是二者兼顾。
当前，国际上流动性过剩和市场预期低迷并存，国内货币存量也较大，给“两个保持”带来很大压力。
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
推进结构调整，有利于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有利于增加市场有效供给，抑制高耗能、高排放等不合理需求，消除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制约因素；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模式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形成经济增长由内外需、三次产业协调拉动和科技教育管理支撑的新格局。
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长期占优势的压力，其他新兴经济体要素潜力正在发挥的现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都要求我国加快结构调整步伐。
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结构调整也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总之，发展必须转型，转型也是发展，是内生增长、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的发展。
我们必须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变被动为主动，下大力气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2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推进改革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
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握好调控的重点、力度和节奏，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发挥规划、计划的导向作用，加强财政、信贷、产业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努力实现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创造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
二、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成为国际大趋势。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高度融合，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不断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加快转方式、调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
其一，扩大内需是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
过去两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长出现明显回落态势。
据有关方面预测，2012年国际贸易增长仍呈放缓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需要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其二，扩大内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和首要任务。
我们调结构、转方式，很重要的就是调整和转变需求结构。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出口大国，贸易依存度高于世界许多国家。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扩大出口遇到越来越多的摩擦、壁垒和障碍，国际竞争更趋激烈。
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
只有立足扩大内需，才能使我们的发展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市场空间大，回旋余地大，内需潜力大，对经济发展具有持久的拉动作用。
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总结经验做法，针对现实问题，建立健全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内需的一大源泉。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这是巨大的历史性变化。
但总的看，我国城镇化依然明显滞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据有关方面统计，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达到80%，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而且能够促进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国际上有经济学家曾经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
有关方面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00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
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
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
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人，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化蕴涵的内需潜力巨大。
在城乡之间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同时，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现象又在显现，后者既包括城镇居民与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之间在生产生活条件上形成的差异，也包括城镇历史遗留的棚户区困难群众与大多数市民之间在居住条件上的差异。
这是我们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也是潜力所在。
推动解决这种“双二元结构”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减少社会矛盾，释放出城镇化带来的需求潜力。
稳步推进城镇化，必须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进行。
要研究制定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出台综合性的政策措施。
加强城镇规划和管理，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考虑不同规模和类型城镇的承载能力，合理引导人口流向和产业转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科学布局、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
要抓紧制定并有序实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措施，推动城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基本公共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