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自然环境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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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自然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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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主要由地况与气候组成，此处主要着眼于气候。

气候变化长期之中又有显著的短期波动。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波动的气候成为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包括农作物生长期的长短、产量、自然植被区域的界线等）及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布罗代尔指出：

“15～18世纪期间，世界只是农民的广阔天地，80～90%的人口依靠土地为生，而且仅仅依靠土地。

收成的丰歉决定着物质生活的优劣”。

“气候像一位乐队指挥，发号施令的权威胜过了太阳王。

无论欧洲的谷物区或亚洲的稻田和草原，普罗旺斯的橄榄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被打上它的意志的标记”。

[1]李伯重亦指出：

“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

关于17～19世纪中国气候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龚高法、张丕远、倪根金、陈家其、邹逸麟、周翔鹤、米红、王业键、黄莹珏等都曾作过深入的研究[3]。

他们指出，明清时期中国气候变化有全球变化的背景，也有自身的特点。

从全球范围看，人类文明史主要发生在欧亚等大陆冰川消退后的冰后期。

而冰后期中，冷暖、干湿亦不断在交替变化。

他们多引用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4]，认为中国近5000年（相当于冰后期后半期）的冷暖变化经历了4次温暖期和寒冷期，如下表：

表1我国近5000年气候冷暖变化大约在15～19世纪中叶，中国进入与欧洲小冰期相当的所谓明清“小冰期”[5]。

明清小冰期也有不同的冷暖时段，周翔鹤、米红将竺可桢之说归纳为4次冷期和3次暖期，如下表：

表2明清以来气候的冷暖变化可知，明代仅嘉靖隆庆年间（或许还包括万历初年）较为温暖，其余大部分时间寒冷，万历末年、天启、崇祯年间尤其寒冷；清代则顺治与康熙年代特别冷；雍正、乾隆、嘉庆较为温暖，晚清又转为寒冷。

气候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影响重大。

欧洲小冰期里，英伦三岛、北欧、东欧、俄罗斯都出现了谷物欠收、饥荒、放弃耕作、舍弃村庄、人口严重减少的迹象。

清代的情况也是一样。

据研究，气候寒冷期影响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农作物的生产与产量。

周翔鹤、米红认为，对水稻而言，冷害有3种类型：

1.延迟型冷害。

由于温度偏低，作物生育期延长，秋季霜前不能成熟，遂受其害而减产。

2.障碍型冷害。

作物在小穗分化和发育期对低温最敏感，如此时受到低温危害，则会造成小穗不育，甚至绝产[6]。

3.混合型冷害。

夏季持续低温可能导致以上两种类型并发，造成大幅度减产。

明清，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最冷期中，水稻不但容易遭受霜冻和冷害，同时夏季较凉的气候，也减低了稻米的产量。

他们依从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及关系粮食亩产、总产、总供给量的多熟耕作制指出，依明清时稻米在粮食供给中的地位最为重要（明代水稻占粮食总产量的70％，晚清早熟稻占稻米产量至少一半），麦子其次。

早熟稻通过稻麦轮作、双季稻以及对边缘土地的利用来提高粮食总产量。

如果稻谷生产（特别是早熟稻）受到损害，将危及粮食总供给。

[7]陈家其、沈小英等亦从气候变化对多熟耕作制的影响指出，明末以前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太湖流域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气候变得寒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粮食大幅度减产。

[8]夏明方亦指出，晚清气候变冷，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非常明显。

如长江北岸的怀宁县，道光以前水稻“宜早晚二季，第刈早稻种晚稻，正大暑节土膏发育之时，农人争天时，一刻千金，率晨刈昼犁而夜种之……家人不足给事，皆于外乡雇老农并力及时以事晚稻焉”，道光以后“地质大异，每种晚稻，收入犹不足偿耕耨之费，是以皆易早晚二季为中迟一季”[9]。

周翔鹤、米红还指出，除粮食外，严寒和粮食减产引起的饲料不足，使得耕畜越冬困难，人畜被冻死的记载时有所见。

他们进而认为，明清之际寒冷期间农作物产量下降，耕畜死于严寒，农业经济萎缩，抑制了人口再生产。

雍正、乾隆以后，气温逐渐转暖，粮食产量上升，人口再生产上升。

这说明，何炳棣以早熟稻和甘薯、玉米推广使明清以来中国人口一直上升的论断应该进一步探讨。

因为按何炳棣观点推演的结果是：

假如粮食生产遭到重大挫折，将导致人口的大幅度下降。

事实上，农业不能摆脱自然条件的约束，人口上升的态势将因自然条件的变化出现曲折（有时可能是非常大的曲折），很难是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

[10]第二，与旱涝灾荒的多发有关。

如果说，上述小冰期常年气候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那末，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对社会的冲击力更为巨大的所谓“气候的极端事件及其发生频率”。

这气候的极端事件，便是大旱大涝大寒的自然灾害。

据王业键、黄莹珏的研究，华东、华北地区气候的冷暖周期与旱涝多寡有关。

冷期自然灾害较多，正常年相对较少；暖期自然灾害较少，正常年相对较多。

[11]他们利用《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12]，求得华东地区每10年中“正常年”、“旱涝年”出现频率的百分比：

“正常年”在暖期（清康熙四十年～嘉庆二十五年，1701～1820）约占60％；冷期（明天启元年～清康熙三十九年，1621～1700；嘉庆二十五年～光绪十六年，1820～1890）约占28％及31％。

“旱涝年”在暖期（清康熙四十年～嘉庆二十五年，1701～1820）约占40％；冷期（明天启元年～清康熙三十九年，1621～1700；嘉庆二十五年～光绪十六年，1820～1890）约占72％及70％。

又求得冷暖期每10年中“正常年”、“旱涝年”出现频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正常年”出现的最大值，暖期是53％及54％，冷期是45％及48％；“正常年”出现的最小值，暖期是20％及25％，冷期是13％及18％。

相反，“旱涝年”出现的最大值，暖期是80％及75％，冷期是88％及83％；“旱涝年”出现的最小值，暖期是48％及46％，冷期是55％及53％。

华北地区同样——冷期灾害较暖期为多，“正常年”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均小于暖期；“旱涝年”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均大于暖期。

[13]第三，影响粮价。

然王业键、黄莹珏的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粮价上涨主要与“气候变化的极端事件”紧密相连；粮价峰值通常出现于当年或1、2年前有重大或连续的自然灾害发生之时。

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涨落并无明显关系——冷期粮价未见上升，暖期未见粮价下跌。

如17世纪与19九世纪的冷期，粮价呈现下降；18世纪的暖期，粮价却温和上升。

这说明，人口、货币等因素对于粮价长期变动的影响，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大。

[14]第四，影响农牧过渡带的推移。

在我国历史上，北方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接地区由于热量水分条件的不同，湿润程度自东向西由温润、半湿润、半干旱至干旱过渡，存在着一条农牧业过渡带。

其大致走向为：

北起东北的大兴安岭东南麓，经辽河中上游，沿阴山山脉向西，经河套、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南下，直到云南西部。

南北宽几百公里，东西长几千公里。

过渡带东南部季风区主要为农耕区；西北部干旱区和西南部高寒区主要为牧业区。

过渡带内，农牧并存，各自独立经营。

过渡带的进退推移，反映出在气候环境影响下北方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政治、经济势力的消长以及疆域、政区和产业布局的变化。

邹逸麟认为，明清时期北方农牧过渡带有过明显的推移。

明代初年，农牧过渡带的北界大致为阴山、大青山斜向东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南侧一线。

15世纪初，因气候转寒农牧过渡带有所内缩，明朝卫所军队及其家属的生存无法靠农耕维持，内迁至长城以内，军队从军屯自给，变为国家提供军饷，明朝由此加赋1200万两，成为财政窘迫的滥觞之一；18世纪前期，北方气候一度转暖。

《热河志》所载乾隆御制诗中反映当时秋季气温较高、雨水较多的诗句很多。

如“关外逢秋热，忽如夏杪时”；“今秋已过闰，情知凉应速。

此热实利稼，秀实催嘉谷”；“木兰九月雨，秋暖实异常”。

又如“气候自南北，其言将无然。

予年十二三，仲秋必木兰。

其时鹿已呦，皮衣冒雪寒。

及卅一二际，依例往塞山。

鹿期已觉早，高峰雪偶观。

今五十三四，山庄驻跸便。

哨鹿待季秋，否则弗鸣焉，大都廿年中，暖必以渐迁”。

可知，北部气候转暖，大约延迟一个节气。

农牧过渡带的北界应该是自然条件允许的最北界、无灌溉旱作的最西界；其西段大致为阴山、大青山北麓的海流图、百灵庙一线；中段大致为大马群山、小滦河上游一线；东段大致与大兴安岭南端相接，沿岭东斜向东北。

西段原黄河河套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利资源丰富，秦汉都曾开发为发达的农业区，明中叶后农牧均衰，一片荒凉。

康熙末至乾隆年间，内地人民不断涌入，土默特左右二旗地“迷漫千里，悉皆腴壤，人居颇广”。

中段康熙以后内地大量移民出口垦殖。

雍正二年（1724），出边汉民于察哈尔右翼四旗私垦农田近3万顷，“自张家口至镶兰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15]。

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曾一次开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4万顷土地招民垦种[16]。

乾隆初，归化城郊“开垦无复隙土，大成村落”，蒙、汉、回等族居民，人烟凑集，出城西行至河套、向北直至大青山下，皆有“山西人携家开垦”，“散布山谷间，山土饶沃”[17]。

乾隆八年（1743），归化城土默特旗的75000余顷土地中，牧地只占14268顷，农耕已居主位。

[18]东段今内蒙赤峰和辽宁凌源、建昌一带因地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农业发展较早且速，康熙年间汉人趋之日众，18世纪中叶，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19]，嘉庆初边禁放松，内地大批农民携眷出口垦耕。

嘉庆十五年（1815）“热河迤北一带”，“山广平原，尽行开垦”[20]。

道光年间，开垦较晚的喀喇沁右旗也因“商民日集，占垦地亩日广”，终致“蒙古人无地牧放牲畜”[21]，最终完成了半农半牧区向农业区的转化。

而雍正、乾隆年间在长城以北设置一系列与内地体制相同的厅、州、县制，也是农耕区北展的反映。

可知，农牧过渡带北移，是康乾时期农业经济呈显盛世气象的重要原因和结果之一。

温暖气候大致延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嘉庆、道光年间，而后转冷，出现多次寒冬[22]。

咸丰年间，原在康雍乾农业兴旺的归化城一带，仍成“苦寒之地，春末开冻，秋初陨霜，统年燠少寒多，禾稼难以长发，稻梁菽麦本非貊地所生，蒿子油莜变皆视为嘉谷，劳于耕作，而薄于收成”[23]。

大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出现短暂的温暖气候，这就是清末光绪年间大规模开垦蒙地的地理背景。

[24]王会昌则对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长时段的考察，指出气候变化是王朝兴衰更替和北方游牧民族（冷期）南进、（暖期）北撤的直接诱发因素[25]。

综上所述，气候竟然是17～19世纪中国社会兴衰、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布罗代尔说：

我们“不妨承认人类天生脆弱，不足以抵御自然的威力。

不论好坏，‘年景’总是主宰着人”。

“17世纪中叶，中国内地各省也像路易十三时代的法国那样，因多次气候反常导致旱灾和蝗灾，农民起义接连发生”。

他认为：

“这一切赋予物质生活的波动更深一层含义，并可能解释波动的共时性：

如果世界可能具有某种物理整体性，如果生物史可能普及到人类的范围，这种可能性也就意味着，早在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经济的相互渗透以前，世界已取得了最初的整体性。

”[26]二、灾荒：

频度与烈度如上所述，灾荒是对社会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所谓“气候的极端事件”。

按照冷期自然灾害较多的论断，17～19世纪中国处于“小冰川时代”，整体上自然灾害应该较多。

“小冰川”也有冷暖时段之分。

清朝相对更为寒冷的一首一尾，占了4个重大灾害群发期即4大“宇宙期”——“夏禹宇宙期”（约4000年前）、“两汉宇宙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00年）、“明清宇宙期”（1500～1700年）、“清末宇宙期”（19世纪中叶以后）之中的两个[27]。

据邓拓等人的研究[28]列下表，可知上一世纪30年代之人将清代灾荒频度与历代灾荒频度进行的直观比较：

表3历代较大灾荒频度一览表至于清代灾荒，最早有王树林曾依据地方志进行总体和分省的统计，附表即达18份之多，尽管数字或有问题，但仍被认为在清代灾荒量化研究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29]。

王树林以后，详尽的清代灾荒量化研究几至阙如。

直到当代，鸦片战争以前的灾荒量化研究可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30]，鸦片战争以后的灾荒量化研究可推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续编[31]。

李向军以《清实录》为主，依据官书、方志、档案、笔记、文集中的有关资料，统计出顺治元年（1644）～道光十九年（1839）全国共发生水、旱、风、霜、雹、火、蝗、震、疫等各类自然灾害28938次，并以历年受灾州县数，制成清代诸省区灾况年表及灾况变动图。

他指出，康熙十三年（1674）和乾隆九年（1744）出现过两个灾害高峰期，后趋下降，再经乾隆末嘉庆初一个小小的升降波动，便一直上升，于道光十九年（1839）达到高峰。

李文海等则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详尽排列了自鸦片战争到1949年间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的状况，以资料的翔实、广泛，赢得“还没有看到哪一本书曾经对这一问题提供如此详细而具体的历史情况”[32]之赞誉。

除此外，另有陈振汉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中的灾害部分，统计出《清实录》记载清前期顺、康、雍、乾、嘉5朝全国18直省总计发生各种自然灾害524次。

[33]受灾地区以华北为首，清前期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省共计受灾12256次，占灾害总数的42％强；灾害中以水、旱灾最多、危害最大，占灾害总数的60～88％。

[34]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更为细致和深入。

上世纪70年代，国家气象局曾系统搜集了大陆所藏2100余种明清地方志、《明史》、《古今图书集成》、《清实录》、故宫雨水粮价档案中有关旱、涝的记录，在全国选了120个站点（每1站点代表1～2府），参考现代实测降水资料，按“涝”、“偏涝”、“正常”、“偏旱”、“旱”5等级的旱涝级数序列对各个站点分别考察，绘制出自明成化六年（1470）至1950年全国每10年的平均旱涝振动曲线[35]。

80年代，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又以此为基础，补充了包括散藏在台湾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内的近1000余种地方志资料，增加了旱、涝之外的饥馑、霜灾、雪灾、雹灾、冻害、蝗灾、海啸、瘟疫等8个考察科目，重新编绘出1470～1950年间涝灾、雹灾、雪灾等10年平均振动曲线。

这些研究显示出，清代自然灾害出现过两个群发高峰期，其一约在顺治七年（1650）～康熙十年（1670），其中顺治十七年（1660）为峰值年；其二约在雍正八年（1730）～乾隆十五年（1750），其中乾隆五年（1740）为峰值年。

后趋下降。

乾隆末嘉庆初出现一个小小的升降波动，而后，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起，一直保持大幅上升的趋势，于光绪六年（1880）左右达到最大峰值。

[36]对清朝一首一尾两个“宇宙期”即两个重大灾害群发期的评价，自然科学家一般认为明末清初的“明清宇宙期”最为寒冷。

其时自然灾害之多之重，号称“古今40个世纪之最”，有关“人相食，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37]之类人间惨剧的记载比比皆是，大灾大饥大兵之中，人口剧减，社会残破到了极点。

近代社会史家则更关注“清末宇宙期”自然灾害群发的严重后果。

夏明方著文[38]指出，19世纪以后，大洪水、大地震、大旱灾、大瘟疫、大风、奇寒似乎不期而遇地汇聚在一起，交相并发，愈演愈烈，并在70～80年代达于极点。

他汇集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列举了此时灾荒的3个特点：

第一，灾害频发，并呈加速度发展的态势。

以河流为例，如下表：

表4夏明方列举晚清河流灾况示例表第二，受灾地区分布广，成灾面积空前大。

夏明方据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资料，归纳出咸丰十一年（1861）～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35年间，全国各地（今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自治区不计）共有17278县次发生一种或数种灾害，平均每年受灾493县次，按当时全国县级行政区划（包括县、散州、散厅等）总数约1606个[39]计算，“每年约有31%的国土笼罩在各种自然灾害的阴霾之下”。

随着时间推移，受灾地区及成灾面积呈现出稳定发展扩大的趋势，其中最严重的光绪七年（1881）～光绪十一年（1885）受灾地区高达2829县次，平均每年受灾596县次。

第三，特大灾害迭至并起、集中爆发，具有群发性、周期性、破坏巨大等特征。

表5夏明方列举晚清群发性重大灾害示例表夏明方总结道，道光二十年（1840）～宣统三年（1911）的72年中死亡万人以上的巨灾共48次，死亡总数为1728万人。

而西汉初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到清道光十九年（1839）2000年中，死亡万人以上的巨灾不过161次，死亡人数只有994万人[40]。

葛剑雄则不大以为然。

他说，当前好几位学者提出现在的自然灾害是越来越多，而且在不少论著里面都会排出一种表格，周朝1次，商朝2次，到了唐朝5次，宋朝8次，清朝20次，民国30次，现在80次，就给大家造成这么一个印象。

这个印象对不对呢？

应该讲相当片面，属于误导。

因为历史上留下的文献越早越少，越后越多。

比如地方志是很重要的资料，因为有些灾害全国挨不上号，但地方的县志里要记载。

而宋元地方志加在一起全国不到100种，明清民国地方志加在一起则8000多种。

如果平均每一种方志记载一个灾害，那么宋元不到100次，而明清民国8000多次，那怎么可以？

这样算下来，再往前，周朝、三皇五帝一次灾害都没有，因为历史文献没有啊。

[41]夏明方认为葛剑雄的问题是忽视了人类活动与灾害形成的正比例关系,亦即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生产生活区域的成倍扩大，遭受到或记录下来的灾害也会相应增加，从空间分布看，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自然变异成灾的机会就越多，灾害的次数也越多；相反，人口越是稀少的地区，成灾的机会就越少，记录下来的自然灾害也不多。

至于无人区发生的自然变动现象，如其后果没有波及到人类，“那就是一幅大自然的奇观，而谈不上是一种灾害了。

”[42]而另一方面，夏明方也指出，各种自然灾害，就个别情况来说无不具有极大的偶发性、不确定性和区域局限性，但从长时段、整体上看，通常又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和独特的韵律性。

它们的产生，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群的产生，首先往往是包括天文系统在内的自然变异的产物，是自然界运动不可逆转的一环。

自然科学家以为，世界性的低温期与九星地心会聚的周期有关。

九星即太阳和除地球外的八大行星，地心会聚指九星全运行到地球一侧的现象。

若九星在冬半年发生地心会聚且分布的扇形区域张角小于70°，则会使地球公转轨道、速度发生变化，影响冬、夏长短，造成一段多灾的低温期；若九星在空中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张角小于47°，地球气温就将大幅度下降，进入多种自然灾害集中出现的所谓“灾害群发期”，经济和人口发展受到严重挫折。

自夏初以来，中国气候大变化发生过4次，都与一两次发生在冬半年且张角很小的九星地心会聚有关，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次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对应公元前2133年12月和前1953年1月的九星会聚），发生了持续多年的特大洪水，产生了大禹治水的传说。

氏族公社制迅速衰亡，黄帝、蚩尤、炎帝、尧舜、三苗等部落之间先后爆发多次大战，人口明显下降。

第二次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对应公元前1099年3月和前918年3月的九星会聚），年平均气温陡降3.5℃，发生了商灭周兴的社会大变动，人口剧减四成以上。

第三次在公元5世纪（对应450年9月的九星会聚），年平均气温比西汉低3℃，自然灾害频繁，水灾次数相当于前两个世纪的总和。

此时正当“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一段极其黑暗、混乱的历史，人口始终在低谷徘徊，并曾几度明显减少，不足西汉人口总数的3/4。

第四次在公元17世纪（对应1665年1月的九星会聚—），年平均气温比16世纪末下降约2℃，是典型的“小冰期”，气象异常，灾荒频仍，引发了明末清初大动乱。

除外，中国的低温和干旱还存在着180年左右的明显周期，与九星地心会聚平均178.7年的短周期高度吻合。

从太阳黑子和大气中放射性碳（C14）含量的变化来看，近500年的寒冷期正好是太阳活动处于低水平的时期，第一次冷期对应着1460～1550年的史波尔极小期；第二次冷期是500年中最冷的时期，因而也对应着太阳活动最弱的时期，即1645～1715年的蒙德尔极小期；19世纪中后期所在的第三次冷期，同样对应着一个较弱的太阳活动期。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九星会聚正发生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之间，低温持续半个世纪，降幅约1℃，甚至华南滨海平原也频频出现霜雪，海南岛“溪鱼多冻死浮水面”。

其间水旱灾害严重，黄河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长江于同治九年（1870）先后出现历史最大洪水，生命财产损失奇重。

与上述情况相反，中国历史上一些经济比较繁荣、人口攀上高峰的时期，差不多都处于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稳定期。

公元前6～4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前期、7～8世纪的盛唐，均较现代暖湿。

同样，清代“康乾盛世”也处在一段明显的气温回升期中。

他强调，单纯用全球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当然是片面的，但它与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确有关系也是不争之事实。

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特别显著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人祸往往与天灾相关；气候恶劣驱使北方游牧民族向南方较为暖湿的汉族区扩展，导致民族战争、中原动乱和人口锐减。

[43]尽管如此，夏明方仍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重大灾害都与太阳活动的谷年或峰年有关，随着时间推移，自然灾害表现出的是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性变化，并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振荡。

他强调指出，与历史上其他的灾害群发期相比，清末宇宙期是公认的自然变异程度较弱的时期，但其造成的后果却惨绝人寰、无与伦比。

这些现象显然不是纯粹的自然因素所能尽善尽美予以解答的。

[44]三、旧生态体系的结束从人与生态环境关系角度研究社会历史进程，包括17～19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已经形成了新的热点。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代社会面临着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严重挑战，迫使人们反思自己成功的历史，重新审视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寻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于是，两个新的研究学科——“生态史”与“环境史”的发展方兴未艾。

[45]正在迅速兴起的“生态史”与“环境史”脱胎于历史地理学，主要考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

“生态史”以一定空间范围内历史自然环境中生命系统的发展变化为关注重点，如高等动植物的种类构成、种群数量、活动分布的变化，及其与整体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如气候、水土状况和生物环境特别是人类社会环境）变迁的关系等。

其中，又分为主要探讨人类活动（社会活动、经济活动）造成生态环境不断发生改变的“生态社会史”，及采用生态学（包括其分支如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社会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等）理论方法研究社会运行发展的是“社会生态史”。

“环境史”是上一世纪60年代出现于美国以人类、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历史上环境状况的研究，探寻时至今日环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

如其代表人物唐纳德·沃斯特所言，当世界卷入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视角之中时，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自己过去的观点——以为历史是被掌有国家权力的伟人所彻底控制和组织——失去了信心[46]。

他们跳出了传统史学以“政治史”或“民族国家史”为研究核心的束缚，开始以“环境史”的全新视角重新审视历史。

而“环境史”也由此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史之后成为西方历史编纂学中的第四大类型。

在讨论17～19世纪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纵览各家各派的研究及成果时，可以看到成为主流的明显两途：

一是从环境出发；一是从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出发。

其研究路径大致如佳宏伟所概括的那样：

1.概述区域环境的自然地理状况；2.考察区域经济开发过程；3.探求经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4.分析环境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5.总结人地关系的演进特点及相关历史经验教训。

[47]从环境出发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首先是区域环境变迁史的研究。

区域环境总体上分西部、东部两个部分。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在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朱士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等[48]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涌现出以马敏、王玉德《西部自然环境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