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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书信摘抄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摘抄

  篇一:

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背景及要点

  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背景及要点

  2014-11-1810:

18来源:

《前线》杂志作者:

武茂昌

  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一般包括5封。

在我国学术界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人们以前对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的重视是不够的。

之所以对“书信”持这种态度,一般认为:

一,书信不同于科学论文和论著,都是未经发表过的言论。

既然是未经发表的,就没有深思熟虑,因而它的科学性就必然受到一定限制。

二,书信的言论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

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态度。

应当承认,同科学的论文、专著相比较,书信确实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但是,这丝毫不能抹杀书信的理论价值。

由于书信本身具有的特点,就使得书信具有科学论文和专著不具有的长处。

一是,表达观点很灵活;二是,理解要点更容易;三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四是,有助于理解其思想发展过程。

因此,重读恩格斯的这些书信,在当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这是恩格斯1890年8月5日写给施米特的一封信。

康拉德·施米特是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这封信是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青年派”的错误而写的。

  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工人运动中处于统治地位,历史唯物主义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削弱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采取了各种恶劣手段对它进行歪曲。

德国的唯心主义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他从唯心史观立场出发,对唯物史观进行歪曲。

硬说这一科学历史观是所谓“经济派唯物主义”、“经济技术史观”。

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也错误地对唯物史观加以简单化,庸俗化。

他们不把唯物史观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事实,单纯用经济因素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机械地理解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在这封信中,恩格斯驳斥了巴尔特的歪曲,阐明了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意识对物质生活条件起反作用。

恩格斯批评“青年派”在辩论分配问题时不考虑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把社会主义及其分配方式看作是一成不变的。

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鼓励青年认真研究经济和历史。

这封信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全面、辩证的阐述和论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这是恩格斯1890年9月21—22日给柏林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月刊》编辑约瑟夫·布洛赫的一封信。

马克思逝世后,资产阶级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肆意进行歪曲和篡改,胡说唯物史观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否认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反作用。

当时有些人就此问题写信求教于恩格斯,布洛赫就是其中一个。

1890年9月3日,约瑟夫·布洛赫写信给恩格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恩格斯对这两个问题作了答复。

  在信中,恩格斯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在历史发展中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恩格斯自始至终贯穿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从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以及客观规律和个人意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论”思想。

这些论述,内容十分丰富,思想极为深刻,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恩格斯在信中还对如何正确地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宝贵指示。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这是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写给施米特的一封信。

面对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及德国“青年派”说:

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人的参与。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不能不充分论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问题,不能不充分论述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反作用问题。

  在信中,恩格斯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着重强调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恩格斯的这封信,对于我们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历史,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法,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克服唯心史观的干扰。

恩格斯的这些宝贵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国家权力、法,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

  这是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给弗兰茨·梅林的一封信。

梅林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

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梅林写了《莱辛传奇》一书,并将此书寄给了恩格斯。

恩格斯在给梅林的回信中,通过对《莱辛传奇》的附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全面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从而深化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和其他几封信中所谈的这个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各种社会现象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因此,在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时,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

恩格斯一再指出,在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一定要注意因果之间的辩证法。

如果形而上学地对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那就很可能会被一些人抓住用来作为歪曲唯物史观的理由,就会出现像“青年派”那样的教条主义。

总之,要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就要坚持唯物辩证法。

这是我们应当从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

  这是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给博尔吉乌斯的信,写于逝世前一年。

恩格斯在信中,针对博尔吉乌斯来信提出的问题,回答了作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指的是什么,论述了以技术装备为标志的生产力对于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对于阶级的划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以及国家、政治、法律等决定作用,指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意义,“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学习这封信对我们的重要意义在于:

第一,在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要善于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在大量的偶然现象中,找出必然的发展规律来。

第二,恩格斯在这封信中阐明了伟大人物是历史的产物这一著名原理,并结合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篇二: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著作必读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著作必读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

《反杜林论》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唯物史观五书信):

《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列宁: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列宁:

《国家与革命》

  斯大林:

《论民族问题》

  毛泽东: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普列汉诺夫:

《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普列汉诺夫: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普列汉诺夫:

《唯物主义史论丛》(以上二篇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著作必读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

《反杜林论》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唯物史观五书信):

《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列宁: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列宁:

《国家与革命》

  斯大林:

《论民族问题》

  毛泽东: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普列汉诺夫:

《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普列汉诺夫: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普列汉诺夫:

《唯物主义史论丛》(以上二篇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

  篇三:

马克思给父亲的一封信

  意外发现该网站http:

///ncourse/ep/resource/part2/,上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和古今中外名著选读,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

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关于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一封信的内容,不知道是否完整正确,简单整理了一下该信的排版,正式的信的内容从第二页中下部开始。

  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一封信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这封信是几个月前我的表姐卡罗琳斯密夫人寄来的,是她从她母亲,卡尔马克思的姐姐、这个家庭的长女索菲娅的信件中找到的。

至于我的姑母索菲娅怎样得到这封信,我就不清楚了。

可能她也是从她母亲的信件中发现的。

1863年马克思本人在他母亲去世时也在特利尔,但是,他肯定不知道这封信当时还在,而且已经被他姐姐取走了。

幸好这样,否则,毫无疑问他是会把这封信销毁的。

  我非常不愿意把这封显然只是给他亲爱的父亲的信公之于世。

实际上,我只是想把这封信作为我所希望尽快完稿的马克思传记的素材。

但是,我把这封信给几个好朋友看了,他们认为,我有必要,甚至有责任发表这份特殊的人类的文献。

考蒋基在信中写道:

“我完全理解你对发表这封信的顾虑。

然而,我们并不是要公开摩尔的私人生活;别人早就这样做了......你父亲的品格和私人生活已经被公开讨论了,我们也只是对这一切感兴趣,即敌人的谎言并不是现有材料中唯一的材料.”于是我作了让步,把这封信发表在《新时代》上。

  这封信没有注明年份,只写了11月10日,但是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断出是哪一年写的。

这封信肯定写于1838年之前。

因为马克思提到了当时在柏林的鲍威尔。

而1838年鲍威尔已经在波恩了。

看来这封信不是写于1836年就是写于1837年。

我本来倾向于1836年,可是经过仔细查对日期,我还是认为1837年是对的。

  很明显这封信是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订婚后不久写的。

卡尔初次向燕妮求婚时只有十七岁。

当然,忠贞爱情的道路并不平坦。

卡尔的父母反对他这么年轻就“订立婚约”,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件事造成了相当激烈的场面,因此,马克思在信中表示他感到遗憾,同时他还竭力保证,尽管他们的意见有分歧,他还是爱他的父亲。

我的父亲常常说,他那时真是成了疯狂的罗兰,然而,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了,而且在他快满十八岁或刚过十八岁时便正式签订了“婚约”。

卡尔为了他美丽的燕妮付出了整整七年时间,七年“对他来说如同几天,因为他爱她”。

  1843年6月19日,他们结婚了。

童年时代他们一起玩耍,青年时代他们订了婚,而现在他们勇敢地携起手来迎接生活的战斗。

  那是什么样的战斗啊!

那些含辛茹苦的岁月!

那些充满了无情的猜忌,可耻的诽谤,遭受冷落的岁月!

但是在这些日子里,无论是幸福和不幸的时刻,这对毕生相亲相爱的伴侣都患难相依,忠贞不渝,直到生命完结,甚至死后他俩也没有分离。

  马克思一生奉献给他妻子的不只是一般的爱,而是热烈的爱。

我这里有一封他的情书,字里行间燃烧着炽热的爱情的火焰,那简直就象出自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的手笔。

然而,马克思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燕妮已经是有过六个孩子的母亲了。

1863年,马克思因为母亲去世回到特利尔。

他从那儿写信给燕妮说:

“每天我都去瞻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人大街)”,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宝。

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

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

  如果这封信是在订婚后五至六个月写的,那就如我开始设想的那样,应写于1836年11月。

但马克思在信中谈到了“头三本诗册”,这三本诗册是他在这个时期以前写的。

现在我手头有三本诗册,姑且认为这就是那三本吧。

诗册上分别注明为“1836年秋末于柏林”,“1836年秋末于柏林”和“1836年于柏

  林”。

这三本诗册相当厚,字体极为工整。

前两本题名为:

《爱之书,第一部、第二部》。

第一本标上了“卡亨·马克思”,第二本标上了“卡尔·马克思”。

第三本题名为:

《歌之书》,同样下边标上了“卡尔·马克思”。

三本诗册都题上了“献给我亲爱的永远爱着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这封信上注明的是11月10。

这三本诗册也可能在10月底或11月初写就并寄走,但是,情况也不象如此,而且从信中有关段落也看不出这一点来。

如果我们把这封信的日期定为1837年11月,即马克思十九岁时所写,恐怕不会有什么错。

  信中还有几句隐语要说明一下。

“没有希望的爱”我已经作了解释。

“笼罩着我们家庭的阴云”既是指某次丢失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经济困难(这些事我听父亲说过,我认为就是在那时发生的),也还指他的小弟弟爱德华病势严重和另外三个弟弟妹妹体弱多病(他们都很年轻就去世),加之马克思的父亲又开始生病,这病最后夺去了他的生命。

  马克思非常眷恋他的父亲,常常不厌其烦地谈起他,而且总是把他那张老式银版照片带在身边。

不过对不熟悉的人他是不轻易出示的。

他说因为照片很不象本人。

我觉得这张照片面孔很漂亮,眼睛和前额与他的儿子的一样,只是嘴和下颚周围的线条要柔和些,总的说来,是一种典型犹太人的、而且是俊美的犹太人的形象。

马克思在他妻子死后作了一次漫长而凄苦的旅行来恢复他已经损坏了的健康,因为他想完成他的著作。

旅途中他总是带着他父亲的这张照片以及一张装镜框的我母亲的旧照片和我姐姐燕妮的照片。

我们发现,他死后这些照片还在他贴胸的口袋里,恩格斯把它们也放进了棺材。

  这封在这里公开发表的信,出于一位十九岁青年的手笔,这无疑使人感到惊讶。

这封信使我们看到了成长中的青年马克思,从早年看到一个人的一生。

我们在这里就已经看到了他毕生具备的几乎是超人的工作精力和工作热情。

他对任何工作都不会感到劳累,枯燥乏味。

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丝毫草率从事的痕迹。

我们看到了这个年轻人在几个月内完成了一般人不敢问津的工作;看到了他为了写作用去成叠的稿纸,然后又不声不响地加以销毁,只是为了想完全做到“自已弄清问题”并充分领会和掌握研究的对象;我们还看到他以十分严格的态度评判自已和自已的著作(这对一个青年来说确是不平常的),态度是朴实的,实事求是的,但已具有非常锐利的观察力。

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后来他那别具一格的独特的幽默的笔锋,这对他那种年纪来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我们还看到,同以后一样,他毫不偏废地博览群书。

法学、哲学、历史、诗歌、艺术,所有的知识对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动力。

而且他总是不干则已,一干到底。

不过,这封信还告诉你们世人马克思了解极少甚至根本不了解的另一方面,他对所有与他接近的人都和蔼可亲,他还具有爱和牺牲精神的品质。

  把这颗心灵深处的东西和盘托出,我是感到痛苦的。

但是,如果这样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从而更加热爱他,尊敬他,我就不会因此而感到遗憾。

  载于《新时代》杂志1897—1898年第16年卷第1卷第4-6页

  译自《新时代》杂志

  给父亲的信

  卡尔.马克思

  1837年11月10—11日于柏林

  原理作为导言,并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三百印张。

[5]

  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

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6]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数学独断论的不科学的形式从一开始就成了认识真理的障碍,在这种形式下,主体围绕着事物转,这样那样议论,可是事物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

三角形使数学家有可能作图和论证;但它仍然不过是空间的一个概念,并没有发展成任何更高的形式;需要把它同其他某种事物对比,这时它才有了新的位置,而对同一对象采取的不同位置,就给三角形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关系和真理。

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

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

  第二部分是法哲学,按照我当时的观点,就是研究成文罗马法中的思想发展,好象成文法在自己的思想发展中(我说的不是在它的纯粹有限的规定中)竟会成为某种跟第一部分所应当研究的法概念的形成不同的东西!

  此外,我又把这第二部分分成关于形式法和实体法的学说;其中关于形式法的学说,应当叙述体系在连贯性和联系方面的纯粹形式,它的分类和范围;关于实体法的学说,相反地,则应当叙述体系的内容,说明形式怎样凝缩在自己内容中。

这也就是我后来也在冯?

萨维尼先生关于占有权的学术著作[7]中发现的那种错误,区别只是萨维尼认为概念的形式规定在于“找到某学说在(制定的)罗马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而实体规定是“罗马人认定与这样规定的概念相联系的成文内容的学说”[8],我则认为形式是概念表述的必要结构,而实体是这些表述的必要性质。

错误就在于,我认为实体和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各不相干地发展,结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实在的形式,而是象带抽屉的书桌一类的东西,而抽屉后来又被我装上了沙子。

概念也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中介环节。

因此从哲学上说明法时,形式必然从内容中产生出来;而且,形式只能是内容的进一步的发展。

因此我把材料作了其作者至多为了进行肤浅的和表面的分类所能够作出的划分。

但这时法的精神和真理消失了。

整个法分成契约法和非契约法。

为了醒目起见,我冒昧提出了一份包括公法——其形式部分也经过整理——的分类的纲目。

  ⅠJusprivatum〔私法〕

  ⅡJuspublicum〔公法〕

  Ⅰ.Jusprivatum〔私法〕

  (a)关于有条件的契约的私法。

  (b)关于无条件的非契约的私法。

  (A)关于有条件的契约的私法

  (a)人对人的权利;(b)物权;(c)在物上人对人的权利。

  (a)人对人的权利

  Ⅰ.有偿契约;Ⅱ.担保性契约;Ⅲ.无偿契约。

  Ⅰ.有偿契约

  1.组织社团法人契约(societas);2.租雇契约(locatiocon-ductio)。

  conductio〔租雇契约〕

  1.就其与operae〔劳务〕的关系来说:

  (a)原来意义上的租雇契约(既非指罗马的租赁,亦非指罗马的租佃);

  (b)mandatum〔委任〕。

  2.就其对ususrei〔物的使用〕的关系来说:

  (a)土地:

ususfructus〔用益权〕(也非纯粹罗马含意);

  (b)房屋:

habitatio[注:

起初是对自己房屋,后来是对他人房屋的居住权。

——编者注]。

  Ⅱ.担保性契约

  1.仲裁或和解契约;2.保险契约。

  Ⅲ.无偿契约

  1.认可契约

  jussio〔保证书〕;gestio〔无因管理〕。

  2.赠与契约

  〔赠与〕;promissum〔示惠许诺〕。

  (b)物权

  Ⅰ.有偿契约

  permutatiostrictesicdicta〔严格意义上的互易〕。

  〔互易〕本身;(usurae)〔借贷(利息)〕;venditio〔买卖〕。

  Ⅱ.担保性契约

  pignus〔典质〕。

  Ⅲ.无偿契约

  〔借用〕;〔寄存保管〕。

  然而,为什么还要连篇累牍地列满我自己后来加以摒弃的东西呢?

整个体系贯穿着三分法,叙述得令人厌倦的冗长,而对于罗马概念,为了能把它们塞进我的体系,也随便乱用。

但是,另一方面,我因此喜爱这些材料并获得了综览它们的能力——至少是从一定角度来说如此。

  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9],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

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

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但在这个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

  这时我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例如,摘录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卢登的《德国史》[10]——并顺便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感想。

同时我翻译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并且开始自学,即根据文法学习英文和意大利文——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成绩,我读了克莱因的《刑法》和他的《年鉴》[11]以及所有的文学新作,不过后者只是顺便浏览而已。

  到学期终了,我又转向缪司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

在我寄给你们的最后一册笔记中[注:

见本卷第569—736页。

——编者注],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乌兰内姆》),直到最后它完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路的纯粹艺术形式。

  然而,只是在最近的一些诗中,才象魔杖一击——哎呀!

这一击起初真是毁灭性的——突然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个象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

  在作这种种事情的时候,我在第一学期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经历了许多斗争,体验了许多内心的和外在的激动。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我大大充实起来,不仅如此,我还忽视了自然、艺术、整个世界,跟朋友们也疏远了。

这似乎连我的身体也有反映。

一位医生劝我到乡下去,于是我第一次穿过全城到了城门前走向施特拉劳。

我并没有想到,虚弱的我,在那里会变得十分健康和强壮。

  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

  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

  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

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

  我写了一篇将近二十四印张的对话:

《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5]。

彼此完全分离的科学和艺术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了。

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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