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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不C构式研究综述

“V不C”构式研究综述

　　摘要：

“V不C”构式是汉语中表示“否定可能性”的一类独特而地道的表达方式。

自吕叔湘对其进行研究以来，汉语学界对这一构式从句法特征、语法意义、历时演变方面进行了详尽细致的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尝试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语法化等理论探索这一现象的心智过程。

本文在对以往研究进行综述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及研究缺口，希望对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V不C”构式结构和语义描写认知解释

　　一、引言

　　世界语言中对否定可能性的表达有各种型式，体现了相似的概念结构编码为语言形式时的类型学共性和差异。

我们初步考察以下几种常见的语言。

若表达“门无法被关上”这一意义，英语使用的表述是“Thedoorcannotbeclosed（up），”即情态动词+否定副词+be+动词变体（过去分词表被动）（+副词），同属日耳曼语族的德语使用与英语基本平行对应的句型“Türl?

sstsichnichtschlie?

en.”法语属于印欧语系拉丁语族，它的表述是“Laportenesefermepas.”“ne...pas”分列动词两侧，表示否定，“se”为被动标记。

日语将此义表述为“ドアが?

]じない”。

动词未然形+否定助词。

而汉语对此意义的自然表述是“门关不上”。

“关不上”是汉语“V不C”构式的一个实例，我们再看一些例句：

（1）好多年前，我在京郊插队时，常常在秋天走路回家，路长得走不完。

（王小波《三十而立》）

（2）牛大胆：

“家家都有余粮吃不了，可卖也卖不出去。

”（电视剧《老农民》第49集）

　　（3）干不完的工作，停一停，放松心情；挣不够的钱财，看一看，身外之物；看不惯的世俗，静一静，顺其自然。

（移动手机短信?

生活百科语录）

　　（4）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兄弟们一起在家里玩，虽然免不了吵架，但很快就忘光了。

（林志颖《我对时间有耐心》）

　　（5）多数人要等到奥运会揭幕前才仓促出战，默契自然谈不上。

（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

　　（6）公园里一排排的大橡树令我惊喜不已，我禁不住跑到一棵大树边，用两臂丈量树围，足有6米多粗。

（薛玉凤《剑桥日记》）

　　现代汉语中，“V不C”作为一类内部构成较为固定的结构可以用来表示否定可能性，称作“动补结构的否定可能式”（丁声树等，1961；赵元任，1968、1979；刘月华，1998；沈清淮，1998；石毓智，2011：

80）、“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朱德熙，1982：

132）、“现代汉语情态式”（石毓智，2002）、“否定能性述补结构”（吴福祥，2002ab；沈家煊，2005/2009；杨万兵，2012）或“情态述补结构”。

在成分构成上，“V”包括动词和少量形容词，“C”包括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

结果补语由为数不多的动词充当（如：

走、跑、动、倒、到、见、成、完、通、住、着、了、得、翻、死、穿、透、掉等），也包括少量形容词（如：

看不清、说不好、洗不干净）。

趋向补语主要有：

来、去、进、出、上、下、回、过、起、开，复合趋向补语：

进来/去、出来/去、上来/去、下来/去、回来/去、过来/去、起来、开来。

　　二、“V不C”构式研究回顾

　　20世纪中叶以来，“V不C”构式受到语法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我们以研究的不同取向为纬，以时间为经，对“V不C”结构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V不C”的传统语法研究（1944年～20世纪90年代）（结构主义取向）

　　现代汉语学界的传统是将“V得C”与“V不C”放在一起研究，对这两个结构的关注始于吕叔湘。

在《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1944）一文中，吕叔湘首谈“V得/不C”结构，提出“得”表可能性，“不”表不可能性，并论述“V得C”“V不C”相关词序排列的理据为“‘V得’接合之密胜于‘得C’而‘V不’接合之密远逊‘不C’”（吕叔湘，1944：

144）。

自此至20世纪90年代（对“V得/不C”的结构和语义描写至今仍在继续，但代表性观点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汉语语法学家们专门撰文或在汉语语法论著中对“V得/不C”结构做了大量细致的描写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共时结构特征及语法意义（丁声树，等1961；胡裕树，1962、2011；赵元任，1968、1979；刘月华，1980；朱德熙，1982；杉村博文，1982；张旺熹，1999等）和历时演变规律研究（岳俊发，1984；杨平，1990；李思明，1992；蒋绍愚，1995等）两大方面。

　　在结构特征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点：

分类和结构成分分析。

在分类上，具有代表性的是王力（1985）和黄伯荣、廖序东（1997：

73）的“两类”说（“V得/不C”和“V得/不得”），刘月华的“三类”说（“得/不+结果补语/趋向补语”（A类）、“得/不+了（liǎo）”（B类）、“得/不得”（C类），即：

将“V得/不C”细分为A、B两类）（刘月华，1980、2001：

582）和赵元任（1979：

210）、丁声树等（1961：

60～62）的“四类”说（将“词汇性的可能式”单列为一类；同时将B类补充为“得/不+了（liǎo）/来”“了（liǎo）”和“来”都没有特殊意义，是一种傀儡补语”）。

我们认为“四类”说兼顾形式和意义，分法更为合理。

结构成分分析的关注点主要是：

对进入“V得/不C”结构的“V”（动词或形容词）和补语“C”的选择性限制（朱德熙，1982：

132；刘月华，1980、2001）、宾语位置（丁声树等，1961：

62；朱德熙，1982：

132；刘月华，2001：

588）、否定词“不”和补语的语音（主要是重、清音）问题（林焘，1957、1962；沈炯，1999）、与其他句法成分（如状语、“把”字句、“被”字句、连动句等）的组配相容问题（杉村博文，1982；刘月华，2001）、“V得/不C”与“能/不能VC”的用法比较（杉村博文，1982；刘月华，1980、2001）等。

　　在语法意义方面，丁声树等（1961：

60～62）认为补语的否定可能式（除了习用语性质的一类）表示的意义均是：

“不能+动词+补语”，如：

“拿不出去”表示“不能拿出去”，“要不得”表示“不能要”，似乎过于笼统且与语言事实有出入。

赵元任（1979：

216）简述了词汇性可能趋向补语的意义和用法，认为其多数为熟语性，有些只有否定式，肯定式不存在（如“怪不得”“怨不得”）或是逆派生（如：

“对不起/对得起”“说不上/说得上”）。

杉村博文（1982：

29）认为“V得/不C”接近于形容词，表非完结性状态，这种看法很深刻，但当时未引起足够重视。

刘月华（1980、2001）在对三类“V得/不C”结构的语法意义和用法进行总述（表示“主客观条件是否允许某种结果、趋向，某种情况发生”）和分述的基础上，提出“V不C”的语法意义为“非不愿也，实不能也”，张旺熹（1999：

136）将之简化为“愿而不能”，认为典型的“V不C”结构表示：

“人们主观上企望执行某种动作行为以实现某种结果的企望义和由于客观原因而使结果不能实现的可能义。

”因为并非所有的“V不C”实例都蕴涵“主观企望”义，所以“企望义”不具有普适性；相比而言，“可能义”更为根本。

吴福祥（2002：

30）的概括是“是否具有‘实现某种结果/位移的可能性’这一语义是语法化为‘V得/不C’述补结构的内在要求。

”具体到“V不C”构式，其语法意义为：

不具有实现某种结果/位移的可能性。

这一论述与刘月华（1980、2001）、石毓智（2003：

112）的论述十分接近。

从语法意义的层面看，我们基本认同这一概括。

　　历时演变研究主要包括“V得C”述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岳俊发，1984；杨平，1990）、“V得/不C”结构中宾语位置的发展变化（李思明，1992）等，影响较大的是蒋绍愚（1995）的历史语言学研究。

其实早在1944年，吕叔湘就提出“V得C”与“V不C”虽然形式上对立，来源却各异，并对“V不C”“VO不C”“V不CO”的来源解释道：

“未必为得字之省略，盖旧来自有此种句法，如‘呼之不来，挥之不去’，惟本用以表实际之结果者，今用以表悬想之可能而已。

”（1944：

143）至于舍“不得”而用“不”与“得”字相对，是奇偶匹配、句法整齐的动因所致。

蒋绍愚（1995：

193）继承吕叔湘（1944）的观点，提出：

“V不C”是“VC”的否定形式，“V（O）不C”由主谓结构“V（O）不V”经重新分析发展而来；“V不C”比“V得C”产生得早。

这是汉语语法学界较为认可的一种看法。

石毓智（2003：

112～117）将“V不C”的产生过程解析为：

12世纪左右，“不”与补语先融合为一个语法单位；大约在13世纪，“不C”（石毓智用“R”指称补语“C”）与动词进一步融合，情态式的否定式开始出现；15世纪左右最终建立，形成一种稳定的语法手段。

吴福祥（2002：

35～36）通过进一步考证认为：

唐五代时期“V不C”表实现还是表可能，需要借助语境来判断。

而到了宋代，“V不C”已摆脱对语境的依赖，广泛用于表示否定可能性。

（二）生成语法视角（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从生成语法角度进行的“V得/不C”结构研究不多，目前尚未发现专门研究“V不C”的文献，部分学者对“V得C”的研究或许有借鉴作用。

黄正德（1982、1994、1995、2007）立足于生成语法，对“得”字结构的各种构式进行研究，认为汉语动词和其他语言的动词一样，分属非宾格（描写状态为主，以受事为中心）和非作格（表达动作为主，以施事为中心）两个系列。

他据此将汉语动结式结构分为4种：

二元、三元非作格和二元、三元非宾格。

“张三醉得站不起来。

”属于二元非宾格，“这酒把张三醉得站不起来。

”属于三元非宾格，其中结果补语被视为“V得”的内在论元（指涉一种状态）。

另外一种可能是把结果补语视为述语的一部分（等同于次要谓语）。

（黄正德，2007：

18）黄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可能补语否定式的一种生成语法解释。

杨寿勋（1998）依据Chomsky提出的“最简程序”，把“得”当作泛动词，通过泛动词短语结构来推导各种形式的“得”字句。

陈虎（2001：

59）认为可能式“得”字句中的“得”是一个兼有情态动词性质的结构助词，因与其后的补语“C”关系密切，被重新分析为一个新的动词中心语“Vo”。

在对泛动词“v”中的强“V”特征进行核查时，包含“V+de+C”的“Vo”就会一起上移至泛动词“v”中，从而生成“V+de+C+N”的结构，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可能式“得”字句不能有“V+de+N+C”或者“V+N+V+de+C”的结构。

　　（三）“V不C”结构的认知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Chomsky的转换生成学派针锋相对的认知语言学在西方语言学界掀起一场研究思路的革命。

受其影响，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英语和汉语语言学界也开始了汉语语法的认知研究探索。

从认知角度对“V不C”构式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

1.“V得/不C”的语法化、词汇化研究（石毓智，2002、2003；吴福祥，2002；赵长才，2002；刘子瑜，2003；孙剑，2008；张怡春，2010等）；2.“V得C”与“V不C”（及“能/不能VC”）的对比研究（石毓智，1990；胡清国，2003；沈家煊，2005/2009等）；3.“V不C”的认知路径（概念化）研究（吴为善，2011；段业辉、刘树晟等2013）；4.“V得/不C”构式和次构式研究（卢英顺，2010；申莉，2011；杨万兵，2012等）；5.“V不C”的应用研究，主要是运用认知理论分析“V不C”构式以指导对外汉语教学（这一类论文数量较多，不一一列举）。

以上认知取向的研究呈现如下主要特点：

1.运用认知语义学理论探讨“V得/不C”相关构式的认知理据。

例如：

胡清国（2003：

127）运用象似性原则来解释“V不C”（之于“V得C”）的强势，即客观世界中人的主观企望总严重受制于客观条件的不具备，这种“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