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1995 0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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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199502
当前宏观经济的焦点问题与政策分析
樊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94年的通货膨胀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①，1至10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消费物价指数为24.8％，零售物价指数为20.7％（消费物价指数过去最高为1988年的18.8％，零售物价指数过去最高为1988年的18.5％）。
但是，在高通货膨胀的表面现象背后，我们应该看到经过一年多的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其实正在降温，通货膨胀趋势正在缓解。
这需要对当前高通胀的原因进行分析，也要对许多人们通常不那么注意的经济指标进行观察。
1．1994年通货膨胀的特殊原因
首先要注意到的是，1994年较高的消费物价涨幅应该说主要不是当年货币供给量过大、超额总需求过大（“总需求膨胀”）我的结果，而是1992—1993年货币供给量过大、总需求过度膨胀的滞后反映。
实际情况是，在1992—1993年有许多月份，由投资需求膨胀带动的总需求膨胀引起生产资料价格以30％—40％的幅度上升，1993年全年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涨幅为33.7％，而消费品价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变化很小（正是这个“表面现象”导致一些人在当时认为经济没有出现过热趋势，不必进行宏观调控，甚至声称中国已不会再发生通货膨胀）；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在现阶段的定价制度下迟早会“走到”下游产品的成本中，其结果，便出现了1993年下半年以来许多人观察到的所谓“成本推动”式的消费物价上涨。
成本价格在前两年已经上去了，现在要把消费品价格压住是难以办到的。
应该说，这种总需求膨胀的滞后效应目前仍没有释放完。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总需求目前仍处在“膨胀”（即增长过快）状态当中。
1994年的高额通货膨胀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从2—3月份起，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对物价总水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个因素在6月份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正式提高之后实际上已变成了解释当前消费物价上涨的一个主要因素。
有资料表明，在第三季度20％左右的消费物价指数中，近4／5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
这个数字本身当然也是与过去两年的货币购买力的扩大相联系的，但更主要的是与若干年来农产品价格（首先指市场价格）未能得以及时调整的结构性问题相联系的——这次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过去4—5年来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一次性总调整。
这个因素对消费物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物价一旦上去，也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至少一年左右）使“与去年同期相比”的消费物价指数表现得较高，但相信以月通货膨胀率（与上月相比）表示的实际价格上涨幅度不会长期居高不下。
总之，一年前5％的消费物价上涨率可能预示着“过热”，目前20％的物价上涨却需要做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2．货币供给量增长快并不必然使“通胀压力加大”
1994年10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第三季度的货币供给增长情况，现金（M0）比上一年同期增长26.4％，广义货币（M2，现金加存款）比上一年同期增加37.1％，按季度比，第三季度比第四季度增加7.4％。
有人见到这些数字觉得问题很严重，认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加大”。
对此，当然不能说没有问题，但也要作一些具体分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首先必须承认，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只要大于国民总收入的增长，就一定构成当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一个货币条件。
1994年前三个季度的社会投资总额，特别是“国有单位”的投资总额，因过去两年各地大上建设项目，还有许多没有完成或刚刚上马，加上新开工的国家重点工程，总的说来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1至9月比去年同期增长43.9％），尽管到了下半年投资增幅已呈下降的趋势。
仅仅为了使许多国家基建项目得以顺利完成，为了一些企业不被投资项目的拖欠款所拖夸，银行就投放了大量的货币。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外汇储备的增加。
中国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的基本稳定，1994年收购了大量的外汇（这意味着基础货币的增加），由这个渠道增加了相当大量的货币供给。
外汇的增加除了出口增加和外资投入的原因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量过去滞留在境外的外汇在1994年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环境下被调入境内，以缓和许多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持经济高增长的作用，但也致使了货币供给量增加，构成当年物价水平得以较大幅度上涨的一个货币条件。
不过，这并不能说1994年的货币供给量增加较多，所形成的新的“通货膨胀压力”就必然较大。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还不知道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情况。
以货币购买力衡量的社会总需求，不是简单地由货币供给量决定的；同一个货币量，流通速度（在一定时间内被用于交易的次数）慢，实际的总需求就小。
就中国经济的经验来看，在经济状态“热”的时候，货币流通速度往往较快，经济状态较“冷”的时候，流通速度较慢，所以我们需要参照反映经济状态的其他一些指标来对货币供给量与总需求的关系作出判断。
从1994年各方面的情况来分析，货币流通速度比前两年是有所下降而不是提高。
同时，由于银行资金控制较紧，也导致人们（企业）手持现金增加，现金货币量增加，但这不一定意味着总需求增加。
第二，在一个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期，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会有相当一部分是“配合性”的（配合当年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能形成的“新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能并不很大。
从1994年的情况看，1至9月份经济增长率为近12％，这本身要求货币量也有相应的增加；零售物价指数将近25％，意味着要实现同一个产品量的交易，现在所需的货币量要比过去多25％。
如果把这两个增长率简单相加，就已经是37％了（相当于广义货币的增长率），并没有新增的“通货膨胀压力”。
当然这里谈论的是“零售物价指数”，较少涉及到投资物品的价格，与表示物价总水平的“国民收入平减指数”会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一分析无论如何也能说明对37％的货币供给增加量，它在1994年这个特殊年份中所能提供的“新的通货膨胀压力”不象它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大。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从其它一些相关的经济指标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呈现出加大的趋势，相反在有些方面还有所缓解。
3．通货膨胀压力趋于缓解、经济“热度”下降的若干迹象
以下四方面的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总的来说已经趋于降温，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缓解：
（1）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已由高峰期的50％以上，下降到25％左右；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由高峰时的70％以上，下降到40％左右，9月份已经降至35％左右，已基本趋于正常。
中国的经济波动历来主要是由投资、特别是国有部门投资带动的，投资水平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总需求的规模也就受到了抑制。
（2）与投资增长率下降相适应，生产资料价格已稳中有降，1994年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已为负数（－1.2％）；全年生产资料价格估计要比上年降低3％左右。
（3）同时，各部门存货、积压都开始明显上升。
1994年上半年全国物资系统库存比上年增加12.2％；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比年初增加500亿元。
某些生产资料如钢铁、石油存货增加的直接原因虽然是进口增加，但过去增加进口是因为国内市场上供给紧张、货到之后现在却成为积压，这本身说明总供求关系已发生变化。
（4）外贸剩余增加，外汇储备增加，汇率趋升。
1994年8月份开始出现外贸顺差；9月份进口比去年同期下降3.5％；全年预计出口增长30％，进口仅增长10％左右；前11个月贸易顺差达到47.8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预计将达60亿美元。
中国的外贸、外汇状况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总供求关系。
此次波动亦是如此。
今年以来国内总需求受抑制，导致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外汇结余增多，对外汇需求减少；同时，由于国内控制信贷资金，导致一些单位从境外调入外汇结余，以补国内资金不足，也是引起外汇储备增加和汇率趋升的一个原因。
在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状态时，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
总供求关系是否均衡，经济运行状态是冷是热，与消费品物价水平（这是我们当前谈论“通货膨胀”时的主要对象）有着十分密切的因果关系，但二者并不一定同时发生：
经济状态很热的时候，消费品物价水平可能上涨不多，在经济运行状态已经“冷下来”的时候，仍可能有较高的消费物价涨幅，二者之间的“时滞”需要认真分析。
对物价指数本身也要加以分析。
“与上年相比”的物价指数有时虽然很高，“与上月相比”的指数却可能在下降。
比如1994年10月份，居民消费物价与上年相比为27％，比9月份还略高，而月比指数，却从8月份的3.8％和9月份的3.6％，下降到1％。
这正说明，在高额的“与上年相比”的通货膨胀的后面，物价可能正在趋于稳定下来。
4．10％左右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来说目前不算“过热”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经济是“过热”、正常或“过冷”，是存在超额总需求还是发生了生产过剩，并不由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加以说明，而是由总需求规模、实际增长率与全社会当前的实际生产能力（或增长能力）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这种关系集中地体现在前面所分析的几个指标中）。
在有的情况下，5％的增长已经是过热了，在另一些情况下，10％的增长率却可能并不过热。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分析判断目前的增长率是否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实际社会生产能力相适应。
从中国当前各方面条件来看，如果宏观政策得当，10％左右的增长率是能够由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大支撑的，属于能够持续相当长时期的正常增长率，理由如下：
（1）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覆盖面的扩大，有效投资的增大，市场导向生产活动的增加，改善了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与配置效率，这种由体制改革引起的效率改进，对增长率的贡献不可低估。
（2）外资投入仍在继续扩大，而且越来越多地投入实际生产部门，包括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部门。
与外资投入相联系的是先进技术设备的引入，这对增长有加倍的作用。
（3）国内储蓄率仍然很高，接近40％，只要宏观政策运用得当，不发生通货膨胀预期的剧烈变化，这个势头仍会保持，可以有力地支持增长。
（4）“基础瓶颈”的缓解。
除了中央投资外，这几年各地方政府也开始大力向交通、通讯、电力、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投资，各种瓶颈在一些地方有所缓解，这可以“释放”出大量已经存在但过去被“瓶颈”抑制的生产能力。
（5）中国本身的国内市场庞大，“廉价”劳力资源丰富，可以支撑的高增长期会比其他国家都长些。
因此，尽管中国今年的增长率因某些滞后因素仍然有些偏高，但它所具有的“过高”性质已大大减弱；今后几年增长率若保持在10％左右，亦不应视其为过热增长（当然，若再次出现持续攀升的趋势，则需警惕再度趋于过热，不可掉以轻心）。
5．小结：
宏观政策如何调整
以上分析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那就是目前中央政府可以调整宏观政策，适当扩大总需求规模，不应只看到眼前较高的物价水平而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作出“过度”的反应。
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可以完全放弃较紧的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的宏观运行机制仍然存在着“软约束竞争”、“资金倒逼”等“膨胀机制”，不能一刻放松宏观调控，不能再象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时那样眼看着“泡沫”四起、生产资料物价持续高涨而迟迟未能进行有力的宏观调控；必须严密监视、经常实行“微调”；目前为了实现有效的调控，甚至对某些部门在某些方面还不能取消一定程度的行政控制，而只能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改革调控手段，这样才能对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有利。
但是，在目前情况下，确实不宜将（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压得过低。
我们现在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虽然已不是价格改革，而是企业改革；但破坏价格改革所要求的“宽松环境”的超额总需求要尽可能地压缩，以防价格放开引进高额通货膨胀；企业改革所要求的“宽松环境”则首先是保持适当的增长率。
增长速度过低，许多体制上、结构上的问题，并不一定就能得到解决（这已经被前几年的实践证明了）；相反，保持经济的正常增长，通过“增量”的扩大，反倒有利于许多问题的解决，实现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改革。
这一点是宏观政策决定者应充分予以注意的。
当前调整宏观政策的基本方向是适当放松规模控制。
但似乎不应以放松信贷为核心（可适当放松对非国有银行发展的限制和信贷规模的限制），而应以调整投资规模为核心。
要吸取1990—1991年只在“中间环节”上增加贷款，结果还是“启动不起来”，反倒陷入“三角债”的教训。
要瞄准“最终需求”作为调控政策的目标。
这是由中国目前特殊的体制条件所决定的。
当前仍不宜放松对地方投资规模的控制，也不应扩大对现有国有企业的投入，但可以适当增加国家对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的投资规模，这样既可充分利用某些原材料工业的现有生产能力，减少库存，又可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缓解瓶颈制约，同时起到适当维持最终需求规模和经济增长率的作用，以此来带动其他方面的市场需求。
这也不违背市场经济下政府投资只应集中于公共设施领域的发展方向。
这样做会不会使目前仍然不低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提高？
在目前（外资进入较多的）条件下只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长率不超过30％，增长率估计不会进一步提高。
今年在宏观政策较紧的情况下增长率仍然较高，有两个特殊的“对策性原因”，对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起到了抵销与“瓦解”的作用，而它们的有效性正在逐步减弱。
一个因素是“企业拖欠”特别是基建工程对原材料生产厂家的拖欠（到6月底，企业间相互拖欠达360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84亿元，增加44％）。
这相当于企业间用商业信用（而不是货币使用）扩大了自己的购买力，使已上马的工程得以继续，或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继续扩大生产，减轻宏观政策的抑制作用。
但相互拖欠或“三角债”不能无限扩张下去，目前已到了一定的界限，因此这个因素的作用正在减弱。
第二个抵销因素是“外汇调入”。
在国内资金较紧的情况下，一些企业或工程将原来存在境外的外汇调入，以补资金不足，今年以来通过外汇渠道投放了大量的货币，境外外汇的调入是原因之一。
而这个因素的作用显然也是有限的，到一定时期以后就会减弱。
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已有所减弱的时候，适当增加中央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会使增长率进一步提高。
在调控目标上，也需适当有所调整。
当然要注意不能因改变调控目标而造成公众对政府调控决心的预期与信心发生重大改变，但我们也要承认在体制改革与经济起飞过程中我们的经济中存在10％以上的通货膨胀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的通货膨胀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原因：
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起飞阶段上都会遇到的一般性原因；另一方面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特有的体制原因。
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到一起，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就是难免的。
在经济转轨与“起飞”阶段，宏观调控是要避免出现20％、50％或更高的通胀，但硬要把通货膨胀压低到10％以下却可能影响经济的正常增长与经济改革，就象1990年至1991年曾经出现过的那样。
就宏观货币政策本身而言，1994年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是没有把“外汇储备”这个“基础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看成是货币管理的对象，将它与中央银行贷款（以及贷款总额）一起作为决定货币供给量的重要因素，眼睛只盯着贷款总额，忽视了另一个货币供给“渠道”即外汇收购。
我国经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开放的经济”，货币政策与货币管理目标，也需要作相应的调整，否则难免陷于被动。
（责任编辑：
宋明子）
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价格冲击与宏观经济稳定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部①
15年改革开放引导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
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脱离了传统的经济剧烈波动的发展轨道，保持了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轨迹。
但是，这种新的增长格局正在明显地受到日渐突出的通货膨胀的干扰，每2—3年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中国经济就被迫进行经济紧缩。
在经济紧缩政策实施后，通货膨胀仍会保持相当高的水平。
1994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未出现明显的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特征的经济过热情况下，又出现了出人预料的高通货膨胀问题，这提醒我们应当注意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深层次原因。
一、如何判断1994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目前，国内从经济学界到高层经济决策部门在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199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依然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与1993年相比，1994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在以收紧银根为标志的宏观调控政策干预下，已经从总量失衡转向总量均衡。
我们持第二种观点。
在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判断时，因为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度量存在着实际的困难，人们往往是采取间接的办法去分析总供求之间的关系。
在众多方法中，用通货膨胀水平去分析总供求关系简便易行，因此被广为采用。
其内在的理论逻辑似乎十分清晰，总供求间的缺口及程度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动方向和变化速度。
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逆的逻辑推理，即我们无法以价格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对社会总供求平衡问题给出唯一解。
因此简单地运用物价变动去说明宏观经济形势意味着，以价格水平的变动去证明价格水平变动的原因。
可见，对间接方法的采用要十分小心，其中应特别注意对指标体系的综合运用：
（1）工业产品销售率是判断总供求关系的重要指标。
1994年，工业产品销售率曾持续偏低。
进入下半年，在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工业品销售率上升，产成品严重积压的局面才有所缓解。
（2）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与上年相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上年相比大约下降25个百分点。
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控制在26％，大致实现了年初制定的控制目标。
（3）从战后各发达国家控制通货膨胀的经验看，一般以批发价格指数作为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核心指标。
这是因为，批发物价变动主要决定于生产资料价格，在一般情况下，它的变化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基础，与经济周期关系密切，因此更为准确地反映了总供求间的均衡关系。
而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则与宏观经济的周期的关系较弱，主要是反映了较短期的局部市场供求情况，一般不能反映社会总供求间的关系。
1994年中国通货膨胀具有典型的结构型和非总量型的特征，在居民消费价格大幅度上升的时候，除资源性产品外的生产资料价格均呈下降趋势。
（4）一般说来，货币供应量增减幅度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很有说服力，特别有助于解释总供求失衡条件下的通货膨胀问题。
1994年货币供应量有较大增长，但是从货币供应结构看表现为M0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994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是，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干预下，基本实现了总供求平衡的预定目标。
初步实现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软着陆”。
当年的通货膨胀主要决定于总供求关系外的其它因素。
二、如何理解总供求均衡条件下的通货膨胀
总供求均衡条件下的通货膨胀问题，源于有关不确定因素对宏观经济产生冲击的研究。
如70年代石油价格上升对西方经济的冲击。
价格冲击表现为一种或数种主要投入品的价格突然较大幅度上升，引起相关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形成价格总水平的上升。
价格冲击式通货膨胀的直接结果是，在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未进行适应性调整时，引起价格总水平上升和经济衰退并存。
如图1左表示，在没有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价格冲击首先表现为，经济活动沿着总需求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实际GNP低于潜在GNP，即宏观经济运行突然进入衰退状态。
价格冲击的幅度越大，物价总水平的上升越显著，经济衰退的程度越深。
其次，当宏观经济处于实际GNP低于潜在GNP的衰退过程时，企业的定价行为是使价格趋于下降，并形成一个动态的价格调整过程，即宏观经济在经历了最初的价格冲击进入经济衰退过程后，会经历价格持续下降和产出增加的过程，最终使实际GNP恢复到潜在GNP水平。
它形成了一个价格冲击——物价总水平上升——经济衰退——价格下降——实现新的均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其最终结果是价格总水平回落到价格冲击前的水平。
图1右侧表明，在价格冲击出现的时候，若宏观决策者不期望经济明显衰退，实施适应性货币政策来增加货币供给，它将使总需求向潜在总供给（Y*）移动，其结果是防止了经济衰退，但在社会总供求均衡的条件下将价格水平保持在较高的位置上。
将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解释为价格冲击型通货膨胀的理由在于：
1994年构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最主要因素是当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及部分资源性产品价格的调整，汇率调整及税制改革引起的价外税的出现。
依据我们的粗略估计，上述诸因素对全年社会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上升的总体影响在70％以上。
其中，农产品价格调整及农业减产的影响为55％左右；汇率调整为13％左右；1994年我国财政税制改革进展比较顺利，但因企业需要一定的时间以适应新税则，因此在此期间出现一定程度的价外税在所难免，它的影响为6％左右。
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1994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所起的作用。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经验反复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稳定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在现实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相互替代的政策选择中，各国政府往往是要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双重目标。
在价格冲击引起与经济衰退并存的通货膨胀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目标通常是，尽可能在经济增长免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时，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
日本经济学家曾对价格冲击型通货膨胀中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适度与否做过如下的实证检验，其结果表明：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因货币供应量和工资上升的比率过高，导致实际批发物价的上涨大大高于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测算的理论物价上升幅度。
因此，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属于过度反应的货币政策。
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日本国内批发物价指数则接近以“投入—产出表”测算的理论上升幅度，它表明日本政府接受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中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教训，采取了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
依据我国社会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与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化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测算1994年在价格及汇率调整的条件下，1994年社会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理论值大致为17—18％，与当年实际社会零售商品物价指数的差距为6％左右。
它表明，1994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比较好地兼顾了适度经济增长和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双重目标，没有出现明显的决策失误。
三、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与价格冲击
在以价格冲击解释1994年的通货膨胀时，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里，价格冲击一般表现为非体制性的外部因素。
而在中国，价格冲击则具有长期的内生的体制性特征。
按照我们的估算，1994年假如我国GNP的增长率不是11.8％，而是6％以下，社会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有可能会控制在13％以内。
但这实际上是现期达不到的目标。
因此，我们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出现内在的价格冲击？
以及为什么中国经济不能实现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以降低价格冲击的影响，或者说中国经济的抗价格冲击的能力为什么如此微弱？
首先，我们认为，1994年在宏观经济调控的背景下进行价格调整有充分的必要性。
它对稳定我国农业经济形势，消除基础工业的瓶颈有重要作用，是我们应当也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问题的核心是，我国经济为什么周期性地发生剧烈的价格冲击？
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每隔几年进行的价格调整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价格冲击，它形成了中国经济中通货膨胀—经济紧缩周期循环的基础，并成为实现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障碍。
图2中左图是美国1880—1980年间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价格指数变动情况，右图则是1978—1993年中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和社会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
从美国的经验看，农产品价格具有在长期内稳定上升特点，并引起物价总水平上升，但一般不反映为剧烈的价格冲击。
与美国的情况成鲜明对比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产品价格上升剧烈，具有鲜明的价格冲击的特点。
更加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农产品价格在15年中的涨幅已经超过了美国180年的水平，而且在农产品价格已经接近国际市场水平后，因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显著偏低，仍存在继续大幅上升的压力。
对于我国存在内生的价格冲击的理论解释来自于对我国特有的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分析。
为保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渐进式改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率先放开部分供给价格弹性较高的产品价格，如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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