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为何读研究生教授张汝伦复旦大学的讲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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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为何读研究生教授张汝伦复旦大学的讲演
我们今天为何读研究生
——张汝伦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我们中国人向来不只是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总是将个人的努力与家国天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奋斗，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而最近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人类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关头。
人类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中国也同样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
她甚至更加需要，而人类又希望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能像过去一样，为现代人类面临的危机提供新的智慧。
然而，我们似乎还沉浸在能发财的喜悦中而未能自拔。
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世界需要我们提供的不是越来越多追求无限物质消费的消费者，而是对人类命运有担当的创造者。
【作者简介】
张汝伦：
1957年生于上海。
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
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
198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赴德深造，先后在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博士研究。
1991年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后又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做访问学者。
1992年秋回国工作。
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
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
《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
读研究生热似乎是近些年的一个时髦。
现在有许多人读研究生是出于生计或其他非学问的考虑；我的讲演不是对这些人，而是对那些为了追求学问而读研究生的人讲的。
人为什么要追求学问？
那就要先问：
什么是学问？
我认为学问不仅仅是知识，它还包括思想、价值和见识，一句话，它包括人类精神文明最核心的一些东西。
古人云：
学之为言，觉也；觉其所未知也。
追究学问也是这样。
追究学问不仅仅是追求纯粹的知识，也是在追求人生的觉悟，所以古人才会将学问放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
另一方面，学问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追求学问就是试图掌握这份宝贵的遗产。
学问之宝贵，不仅仅像古董那样在于古老和珍稀，而在于能给世世代代的人提供不竭的智慧。
一、读书重在“明理”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研究生？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读研来追求学问？
刚才我讲的“学问”概念似乎已经做了回答；其实还很不够。
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问，首先不是因为要找个饭碗或谋生，因为事实上没学问的人可以在谋生上非常成功，谋生不一定需要学问。
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问，是因为他有惑，有种种的惑。
也就是孔子讲的“困而学之”的那个“困”。
人是一个充满困惑又不甘困惑的动物，他总是试图要摆脱困惑。
古诗云：
“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
”为何人明明知道人生不满百，却偏要长怀千岁忧？
“千岁忧”，“忧”什么？
显然不仅仅是一己的生死祸福，而是超越自身利害关系的人类之忧。
不但忧自己的人生意义，也忧家国天下的兴衰，忧人类文明的前途。
文明将如何传承？
如何发展？
发展的方向何在？
这些都是读书人要忧的。
以前读书人之所以被人尊重和尊敬，就是因为他们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他能忧，他关心自己和子孙万代的前途。
今天，一定会有许多同学说，我没有那么多“宏大的”想法，我只想多读点书，多掌握些知识。
这样的想法当然不错，但却不免糊涂的成分。
读书也好，掌握知识也好，不是全然中性的事。
我们总是以一定的态度来读书和求学问的。
为读书而读书，为知识而知识，听上去似乎很纯洁，很高尚，其实难免糊涂。
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会不知道一些非常需要的基本区别，这就是读什么书？
求什么知识？
你如果是在无目的地读书和求知识，那结果一定不太妙。
最起码你在求学路上不会太坚定，一有别的诱惑就会掉头它去。
古人总是把读书与明理联系在一起。
明什么“理”？
明真理。
读书若只是为读书，而不是为求真理，那么读书未见得是一件好事。
我这里说的真理，不是与善和美相区分的真理。
我始终认为，真善美实际上是无法分开的。
区分真、善、美是现代性思维的产物，未必有道理，因时间关系，我们在此暂且不论。
古人读书欲明之“理”，乃这样意义上的真理。
而现代人却往往将这样的真理与所谓知识分开，这样，知识常常成了人类作恶的工具。
奥姆真理教的一些骨干分子就是一个例子。
而今天流行的那些为读书而读书、为求学问而求学问的想法，是与没有这样的真理概念密切相关的。
由于没有这样的真理概念，我们的同学求学可能缺乏真正的动力和热情，不能忘我地投入。
在古人看来，求学就是求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求学求道乃生命之事，非关稻粱之谋。
无论是我们的古人还是西洋古人，都认为个人是小宇宙，这个小宇宙与那个大宇宙归根结底是一体的，人这个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之间对应一致。
宇宙和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精心设计的等级秩序，它与人体各部分的有机结合相对应，是人类在宇宙中的投影。
虽然从物理学的时间意义上来说，每个人的一生在无垠的宇宙时间中只不过沧海一粟，但人类文明却正是由无数这样在物理时间意义上微不足道的有限生命来薪火相传的。
如果你在这样的薪火相传中也接了一棒，也跑了几步，那么，你也就可以与天地参。
当我们接触到所谓学问，即人类文明的成果时，等于是前人将那个接力棒交到了你手里，你可以接棒继续跑下去，也可以扔了这棒或乱跑一气。
不想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自己贡献的人，等于是扔了文明的接力棒。
而歪曲和糟蹋人类文明的人，则是接了棒乱跑一气。
也许有人会说，我只是为了自己解惑而读书求学问，没有能力也没有野心要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可是，当你想要用人类文明的成果来为自己解惑时，这已经超出你自身了，你已经将自己置身于人类文明的语境中，你的取舍选择代表了你对文明的态度。
事实上，文明的命运正是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
轴心时代的世界文明和现在消费时代文明的巨大反差，不正由于人们对文明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吗？
只要我们生活在人类文明中，就无法摆脱对它的责任。
并非只有文化巨人才对文明有贡献，每个普通人对文明的理解和态度都影响着文明的未来。
我始终认为，人类文明是由巨人和普通人共同造成的。
所以当我们选择以学术为志业时，我们就为文明的未来承担了责任。
熊十力先生当年在复性书院的开讲词中说，现今学校教育，唯重知识技能，不重器识的培养，但知能所以善其用者，在于人之器识。
他对器识的解释是：
能受而不匮之谓器，知本而不蔽之谓识。
我的理解是，一个有器识的人就是一个能尽量接受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不蔽于自己的私欲俗见者。
当然，今天许多人读研，并不是为了将来从事学术工作，而是为了给将来从事实际工作做准备。
这也无可厚非。
在任何时代，从事学术工作的总是少数人。
但这不等于说，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可以不文明和不知人文为何物。
正相反，因为实际工作会直接影响社会，所以准备将来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更应该利用读研的宝贵时间，努力掌握人类文明的精髓。
中国人往往把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叫“草包”。
“草包”就是肚子里没货的人。
没“货”者，不懂人类文明、没有必要的知识之谓也。
不能以将来要从事实际工作而只学一些技能和实用性知识，而拒绝了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追求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
一个只懂技术而不知文化修养为何物的人，是可怕的。
这样的人主持实际工作往往是以物为本，而不能以人为本，因为他不知人文为何物。
做实际工作的人要对人文（人类文明）有基本的了解，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人文意义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高瞻远瞩，有想象力，能对自己的工作有创造性的把握和开展。
而要做到这些，不认真读书是不成的。
立志从事学术工作就更不用说了。
本科教育基本是通才教育，研究生才是通向学术工作的第一步。
在这个阶段，主要还是进德修业，为未来的学术事业打基础。
进德，不用多说，主要是敦品励行，求真服善，养成人文素养。
修业，则是指求学问道。
首先要对与自己所学专业有关的一切有广泛了解，当然最好不要囿于自己的专业，对人文科学的一切领域最好都有所涉猎，这不仅是扩大所谓的知识面，而且是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所必须。
要知道，我们的实际生活和思想其实是不分专业的；而现在所谓的专业，直接或间接都与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有关，硬生生地划分专业，虽然也有它的道理，但终究是无法让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深刻的认识。
各专业的大家，大都博洽多闻，很少是只通专业的专家，就是这个道理。
那些在各自领域开风气的大师，就更不用说了。
研究生当然离大家和大师尚远，但知识基础必须开阔。
就像挖地一样，要想挖得深，口子要开得大。
拿哲学来说，只有文史哲的书一起读，才能对哲学有真正的理解。
除了哲学，其他人文知识几无所知的人，肯定成不了哲学家。
打基础当然也包括基本技能的掌握：
外语、古文、工具书的使用，等等。
研究生阶段还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其中包括培养不可动摇的学术兴趣。
二、问题是通向真理的门径
我觉得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是养成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这种能力，所以学术思想少有突破性的发展。
近代以来，肯下死功夫的人不难找到，但真正有批判意识的人却不多。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从众心理，随大流，表现在学术上就是因袭。
学术怎么做，做什么，持何观点，都看当下的流行；很少一意孤行、独辟蹊径之人。
结果是学术充满了流行的陈词滥调和代代相承的老生常谈，却少有真正的思想。
伪问题、伪概念充斥，却不太有人提出真正的问题。
研究生对自己研究方向的选定大多受流行影响，受时髦说法和做法的影响，很少独立寻找值得做的选题去做。
但学术工作最忌的就是从众和随大流，学术工作的突破总是建立在反流行之道而行之的基础上的，哥白尼和康德就是这方面的显例。
但是，批判思维不等于摆出一副横扫一切、推翻一切的架势，否则就是拾人牙慧，或老调新唱。
没有思想和学术底蕴的批判根本就不是批判，而只是不讲理的简单的挑战姿态而已。
近代以来，这种不是出于思想与学术、而是出于其他考虑的“激进”批判，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我们生活中多的是这类东西，其等而下之者，便只是谩骂。
批判的思维决不是如此；批判思维不是骂人，而是讲理。
是要通过讲理来辨别流行说法和观点的错误，提出真正新的思想与观点。
中国和中国学术太需要一大批能讲理和会讲理的人，否则，我们就会一直沉陷在流行太久的错误想法中无法自拔。
至于如何养成批判性思维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是无法教的。
但有一点可以提出以供考虑，就是要敢于怀疑，越是流行的东西越要怀疑，人类才会前进。
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这两句话从表面上看自然不错，但仔细想想就不尽然。
大胆假设没有问题，但必须与怀疑一切严格区别开来；如何求证就更是个问题。
什么算是证成，什么是否证，很多时候不像尝尝梨子的滋味那么简单，这实际上总是求证者在求证之前先加以规定了的，因而本身也是可以怀疑的。
当然，我们人类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前提和预设，但要学会不断怀疑和批判自己思想的前提和预设。
有一点必须注意：
批判性思维的精髓在自我批判，不能彻底实行自我批判的人，就不能很合理地批判别人。
因为我们一开始总是先接受别人的观点，把这些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
不批判这些接受来的观点，如何能有新的思想？
批判性思维离不开思想的基础和学术的积累。
以为不学就可以批判的人，根本就是妄人，不值一顾。
我们要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慢慢养成批判性思维能力。
总之，从事学术工作就是走上了一条永无尽头的奋斗之路。
研究生阶段，借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但即使是第一步，不下苦功夫也是走不好，甚至是走不出的。
刚才说基础要打得宽，这决不是说不要深度。
提倡批判性思维，也就有深入学习的意思。
即便是研究生，也必须在深度与广度上同时用力。
但要知所先后，先广后深，没有一定的广度就不会有深度。
但广博决不等于泛滥无归。
饭要一口一口吃。
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只能先拣最重要的东西逐步掌握，要知所取舍。
但要有重点，有专长，否则无法取信于师友，取信于天下。
广博在实施上比较容易，多读多看多闻就行了。
问题是如何专门而深入？
这是个难题。
我以为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带领我们走向深入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根据我和同学们的接触，有些同学问题不少，但大都是假问题，纠缠于假问题上，除了浪费时间，毫无益处。
所以要学会辨别真问题和假问题，不让假问题绊住手脚。
那么怎么区分真问题和假问题？
真问题往往是人类长期思考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而假问题则是没有根据的问题。
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出莎士比亚？
中国为什么没发展出现代科学？
为什么说这些问题没有根据？
是因为它的提问没有根据，这就像我们问一个人，你为什么出生在上海而不是出生在北京一样。
这种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相反，当我们问：
用heaven来翻译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的概念是否合适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它之所以是真问题，是因为通过问这个问题，我们得具体辨析heaven和“天”细微而重要的区别，从而进一步辨别中西思想的一些基本差异和共同点，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中西文化都是有益的。
辨别真假问题的关键在于知道真问题，对我们研究生同学来说，阅读经典中产生的问题一般以真问题居多，如阅读莱布尼茨得到的真理先于实在的问题。
文科研究生最佳的学习途径是阅读经典，而不是阅读二手著作，更不是上网。
阅读经典是一本万利的事。
首先它使我们可以直接接触人类文明的原始成果，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对人类文明的精神遗产有第一手的了解。
其次，它可以使我们养成自己的判断能力，不会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第三，它可以给我们指点为学和为人的方向。
读经典必须有三到：
手到、目到、心到。
所谓手到，是要勤记笔记，将重要的内容，自己读时的困惑，以及感想都记下来。
目到，是要仔细读，反复读，切忌一目十行，不求甚解。
基本概念、条理、旨要都要弄清楚，否则书就是白读了。
读经典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经典著作要反复读。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每年读一遍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直到耄耋之年。
这是对的。
中国古人则讲温书，温故而知新，也是指反复阅读经典，不断从中发现新的东西。
仔细研读一部经典，胜过浮皮潦草读一百本书。
心到，则是在阅读中勤思考，善思考，对所读的东西反复咀嚼琢磨，找出问题。
这是最关键的，因为问题是通向真理的门径。
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文科的学制偏短，即便硕士博士加在一起读六年，也只是略识之无而已。
这还是从量上说；如从质上说，就更难了。
经典著作不是那么容易消化的。
所以，要学得好一点，学得像样一点，必须刻苦用功，要疯狂地投入，否则难以为功。
据我所知，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研究生都非常用功，半夜两三点睡觉是常有的事。
当然，你们中许多人也许也两三点睡觉，可人家是心无旁骛，而我们的研究生分心的事情太多。
你们可以自己统计一下，每天有多少时间是用在学习上的。
在你们的心目中，学习究竟排在第几位。
毋庸讳言，现代中国尚缺乏真正的大师，这决不是中国人脑子不行，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精力投入得不够。
李敖看了胡适的日记后说，他如果不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应酬的话，他的学术成果会大不一样。
一个人如果在学生时代已经不够投入，那么就不要指望他毕业之后还会忘我地投入。
学术在这一点上与体育一样，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甚至是非常人能接受的时间。
三、以学术为志业是一种承诺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又是一个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时代。
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以各种捷径获得所谓“成功”，而不愿意下苦功夫。
人凭什么下苦功夫？
人怎样才能下苦功夫？
无它，立志而已。
古人认为，为学先须立志，不立志无以为学。
人无志，非人也。
“志”字上面是个“士”，下面是个“心”；读书人要有向学之心，就要立志。
要有志气，也要有志向。
志气志气，关键在“气”。
这个“气”不是别的，就是孟子讲的浩然之气。
没有这样的浩然之气，我们就无法抵抗弥漫四处的俗气、戾气、浊气、邪气和乌烟瘴气。
浩然之气不是天生的，而要养。
如何养法？
《孟子》一书中有所指示，但还不够，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自己养气的方法。
光有浩然之气还不够，还要有远大的志向。
现代是个平庸的时代，要找有远大志向的人不太容易。
我觉得，志向是人格挺立的关键。
也许我们的同学会说，我们都是普通人，能力有限，就想做个普通人，安安稳稳过一生。
这当然没有错，可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因而没有志向。
一个人的能力与志向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中国人认为，人的能力是一回事，志向是另一回事。
一个高远的志向可以使我们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而志向低下或毫无志向，则会使我们的能力萎缩，灵魂萎靡。
所以，志向不能太低。
古人云：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志存高远，然后才能将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发挥，不虚度此生。
学术工作隐含卓越的要求，学术工作的内在逻辑不会允许平庸，平庸的学术根本不是学术，而只是三家村学究谋生的手段。
你要从事学术工作，就必须追求一流，追求卓越。
至于做到做不到，那是另一个问题。
追求不追求是志气问题，做到做不到则是能力问题。
志大才疏的成语是说一个人空有大志，却不踏实努力、不断提高自己；而决不是说一个人不应该有大志。
我们中国人向来不只是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总是将个人的努力与家国天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奋斗，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而最近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人类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关头。
人类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中国也同样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
她甚至更加需要，而人类又希望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能像过去一样，为现代人类面临的危机提供新的智慧。
然而，我们似乎还沉浸在能发财的喜悦中而未能自拔。
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世界需要我们提供的不是越来越多追求无限物质消费的消费者，而是对人类命运有担当的创造者。
当我们选择以学术作为终身志业时，我们不是选择了一种谋生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承诺，一种对先人和后代的承诺；我们不是选择了一种通向名利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种对于人类的责任。
人类思想的确不首先和完全是通过学术产生和发展的，但却是通过学术而接受批判，变得精纯。
当人类将欲望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若无思想加以引导和批判，人类将自我毁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无数人毁于自己过度膨胀的欲望一样。
选择从事学术文化工作，在今天是选择了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的角色，似乎愚，然而高尚；没有希望，却代表希望。
吴志攀：
斯人已逝，遂成绝响
二十五年前，在北大法律学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经常在校园里看到一位老师：
他总是背着一个很大的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的是各种地图。
这位老师有时在大饭厅吃午饭，他和所有的学生一样，或者蹲着，或者站着，在拥挤的环境里怡然自得，总会有学生凑过去与他说话。
有时，他站在三角地书店前的宣传栏，一边看着那些墨迹淋漓的海报，一边抽烟，若有所思。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模样：
戴着白色塑料框的眼镜，头发稀疏，穿白衬衣，个子不高，比较瘦弱，还有些驼背。
我怀疑，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其貌不扬的老师，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自己也已成了教授，可只要我一站上讲台，就会想起他讲课时的音容笑貌。
这位老师，就是陆卓明先生。
念研究生的时候，我选了一门课，“世界经济地理”。
选这门课完全是出于对内容的兴趣。
当我走进课堂，发现上课的老师竟然就是我经常在大饭厅、三角地看到的那位先生。
此时，我才知道他叫陆卓明，经济学院教授。
那一大塑料袋里装的地图，都是他自己绘制的。
除了开课之外，学生会还多次邀请陆老师举办全校讲座。
讲座时教室的过道上都站满了学生，还有很多学生在讲台周围席地而坐，在窗台上也坐满了学生。
我还清楚地记得，陆老师的课安排在“老二教”的103阶梯教室，大约可以坐二百多人。
那时，“老二教”配备的麦克风时好时坏。
讲这样的大课，老师是很花气力的。
但课堂的纪律太好了，教室里总是鸦雀无声，就算坐在最后一排，也可以听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有一次陆老师晚上做讲座，两个多小时站在讲台上一动不动，也没有喝水——因为周围都坐满了同学，他只剩下“立足之地”了。
好在地图事先挂好了，陆老师不用动腿，只需动嘴。
他也想走到黑板边，用手指一下地图，可没有办法做到，就只好用语言来指引。
同学们的目光，随着陆老师的话音，一点点地，找到他所指的区位。
我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陆老师这样地受欢迎？
而且是在名师如云的北大？
答案只有一个：
听他的课，真的是最高水准的艺术享受！
陆老师的名气，其实并不大，他也没有留下太多的著作。
可是，我，还有数以千计听过他讲课的北大学生，当年都相信他是罕见的天才。
现在回想起来，我更加佩服他的博学，他的语言那么生动那么幽默，他对各个学科的认识都很独到，他对未来有惊人的预见力，他还是个了不起的战略家……
陆老师的课“信息量”很大。
他的眼界之开阔，令人叹服。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陆老师在解释“战略极”的概念时认为，当今世界上有五极：
美国、苏联、西欧、中国和日本。
他列举了大量的理由，从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来说明为什么这五家可以称为“极”。
他特别强调，由于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等战略武器的出现，已经改变了世界地理的旧观念。
他还强调：
虽然日本地理位置与中国很近，而且整体上看，还是美国战略极在亚洲的代表，但是，日本的实力最不容小觑。
我记得有同学提问，日本没有核武器，为什么能作为世界意义的战略极呢？
陆老师解释，在日本的横须贺港，有美军的基地，随时可以部署核武器，而且凭日本科技水平与经济实力，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
我们看这个问题，不能静态地看，未来一旦有事，是否会发生突变？
要处理国际问题，必须看得长远，要有战略眼光。
还有一次，陆老师讲到西非的自然灾害与人口数量的关系。
他说，西非连续出现饿死千百万人畜的大旱灾，灾荒频率在逐渐提高，灾情一次比一次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一次旱灾过后，雨水较丰的年月总是使更多的人畜拥入这个地带，人们都认为灾荒仅仅是暂时的天降不幸。
可是，这样的人口流动，后果是灾荒频率更高、灾情更严重、灾区的面积更大。
所以他提出了三个观点：
（1）人口的增加超过土地负载能力是导致灾荒的根本原因。
因为整个地带都已出现人口过多，尽管受灾各民族的生产方法与生活风习各不相同。
（2）灾情不仅取决于降水量，而且也取决于人口数量。
（3）越是采用‘乐观派’的‘广阔天地大与作为’论，就越是会加重灾情。
陆老师的视野很宏大，他说，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干旱区的一个个灌溉区都在经历着同一个过程，即由于人口增长而增加耕地，但新耕地不久就被增长的人口所淹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灌溉区，这个过程的推进尤其快速。
陆老师的这些精辟的见解，真让我们大开眼界。
在“文革”刚刚过去不久的时候，要讲这样的观点，可能也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更重要的是，陆老师启发了我们，要学会对各种现象进行国际比较，从而发现规律。
我后来教学生，也一定要求学生，不论研究什么问题，都先把世界各国类似的、相关的问题罗列出来，如此才能得出可靠一些的结论。
又如，陆老师在课堂上还讲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
经济地理学上有一个问题争论已久，就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一是，由于近代外向性经济的发展，“沿海布局”已成为现代生产力分布的一种模式。
各大陆经济分布的中心大都在沿海地带是这个看法的一个证据。
二是，沿海应该支持内地的经济发展，以促进内地与沿海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平衡。
这是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的理论的一部分。
这两种看法其实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如果沿海布局已成为一种模式，内地的发展又怎么能够赶上沿海？
陆老师很深刻地指出：
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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