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新媒体期间的舆论法则思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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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新媒体期间的舆论法则思索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
主流媒体要发挥“稳压功能”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一
范正伟
2012年02月27日00:
00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
若不是媒体的及时报道，焦三牛恐怕还在“蒙冤”。
“1989年出生，2011年7月工作，2012年1月副县，牛呀！
”当这名清华毕业生的正常提拔，遭遇“腐败想象”的舆论包围时，人民日报以《三问焦三牛》澄清事实真相，阻截了各种谣言的弥漫，维护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力。
由此思考一个问题，在新的舆论传播格局下，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当如何定位，作为空间又在哪里？
毫无疑问，新兴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加速了信息流动，丰富了公众表达，但也带来了信息碎片化、表达情绪化等问题。
浩如烟海的信息如果不能及时清除泡沫，结果就是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众声喧哗的表达如果不经过理性沉淀，很可能变成人云亦云、三人成虎。
这些年来，诸如“金庸去世”、“滴血食物传播艾滋病”等虚假新闻，类似网络炫富、炒作三俗等不良风气，不仅耗费了不菲的社会成本，也影响着一些地方的稳定和谐。
越是真伪难辨，人们越希望获得真实权威的解读；越是众声喧哗，主流媒体越有责任发出鲜明声音。
一项调查表明，在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后，70%的人会再利用传统媒体验证所获信息的准确性。
在此背景下，如果主流媒体只是跟在网络信息后面跑，满足于在网上找选题素材，丧失了去伪存真的专业能力，沉迷于取悦迎合的自我定位，不啻对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放弃。
更重要的是，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主流媒体的作用不仅是传播信息，更有着强大的社会政治功能。
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既要当时代变迁的风向标，又要做社会舆论的稳定器。
事实上，汶川大地震中，正是主流媒体的及时公开报道，凝聚起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精神；“7·23”动车事故后，关于遇难人数的传言不断，正是主流媒体真实客观回应公众关切，才使得真相得以还原、谣言迅速平息。
今天，身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舆论场，主流媒体的“稳压功能”尤为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媒体要时刻铭记“角色意识”，提供优质信息，而不是粗鄙媚俗；传播事实真相，而不是夸张炒作；彰显主流价值，而不是割裂社会共识；倡导社会互信，而不是放大对立误解；引导社会舆论，而不是迎合偏激情绪。
换言之，主流媒体只有以敏锐的新闻触觉，对处于青萍之末的舆情保持敏感；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可能引发误解的事件主动回应；以积极的建设性思维，通过舆论监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才能消解网络传播中的“偏激共振”，破除焦虑情绪下的“谣言法则”，驱散心理逻辑上的“腐败猜想”，化解媒体竞争时代的“眼球情结”。
一切传播关系都反映着社会关系，主流媒体更是维系社会健康运行的重要一环。
小平同志强调，“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面对纷繁复杂的改革发展环境，主流媒体要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做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压器”，疏导社会情绪的“整流器”，化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
如何消除“偏激共振”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二
吴焰
2012年02月28日00:
00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
当“官二代”的身份标签被证为“莫须有”，药家鑫之案成为社会反思的一个痛点。
无数人追问：
为什么当初理性的分析无人理睬，诸如家庭背景的各种揣测却受人热捧？
为什么最初自信满满的“舆论正义”，却演变为伤及无辜的“舆论乱象”？
这起事件也把新媒体时代的舆论课题放在我们面前：
如何消除越来越多的“偏激共振”，实现舆论场上的“理性共鸣”？
传播学研究发现，身处舆论场的个体容易有这样的倾向：
部分人较为偏激的观点，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强化，甚至走向极端，变为群体极化中负面观点的集体宣泄，从而形成与“沉默的螺旋”相对应的“偏激共振”现象。
这种现象，在新媒体类聚化特征与网民年轻化倾向的共同作用下，更容易被诱发并加剧。
网络环境的人以群分，跟帖留言的相互激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个性表达，往往会使“偏激共振”集聚了频率、增强了振幅，进而也放大了破坏力。
按说，“发点牢骚”并非洪水猛兽，有点“偏激”、带点“情绪”，也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当“五道杠少年”只因喜欢读党报、看新闻联播就引来众多网民人肉搜索、恶搞揶讽；一些“粉丝”容不得自己的偶像受半点委屈，而向批评者集体谩骂、泼污“黑人”，这样的“偏激共振”显然逾越了道德的底线，向“网络暴力”演化。
而在“年轻干部提拔必有背景、宝马撞人定是为富不仁”的标签化指向下，这种不求真相、只求“需要的真相”，然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很可能变成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对社会的和谐互信与稳定造成伤害。
分析多数“偏激共振”事件，那些非理性、极端化的表达之所以引来共鸣，既有认知的原因，更有情绪的驱动。
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与呼啸而来的海量信息，往往让人们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感，对于信息蜻蜓点水的快读与不求甚解的误读，极易让人得出以偏概全的判断。
另一方面，焦虑、迷茫、同情弱者、怀疑社会……社会转型期的这些典型社会情绪，也驱使着一些人以先入为主的立场，“选择性相信或不信”，不加分辨地对一些偏激观点推波助澜。
这也启示我们，消除“偏激共振”，固然有赖于相关部门在增强公信、保障民生方面做得更好，让人们的幸福感更多、焦虑感更少；作为传统媒体和网络把关人，面对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同样不应弃守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试想，假如在针对大型化工项目的汹涌质疑中，我们的权威媒体能及时介绍国外类似工程的安全性，澄清公众的误解和恐慌；设若在类似药家鑫案的一边倒众议前，主流媒体能深入采访相关知情者、当事人，防止某些人制造放大冲突对立、误导公众；如果报道“八毛门”的众多媒体中，能有人及时冷静地核实，向当事的另一方了解情况，而不是偏听偏信一方之言，又如何会诱发那么多极端情绪，造成医患双方那么多不必要的伤害？
从物理学的角度讲，消除共振的最有效方式便是错开振动频率。
这一原理对媒体舆论引导颇有启发。
主流媒体若能做网络舆论的冷却器和分流器，主动提供“多维的视角”，全面呈现“复杂的真实”，让固执的偏见不致膨胀；巧妙铺设“导流明渠”，注重公众心理抚慰，对宣泄的情绪进行“整流”；用心倾听“沉没的声音”，将“沉默的螺旋”有效激活，“偏激共振”的概率就会少一点，理性平和的声音就会多一些。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
怎样破除“谣言法则”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三
詹勇
2012年02月29日06:
40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
日前，网上一度盛传的“江苏地震”、“河北保定出现非典变异病毒”等消息，相继被证实为谣言。
发人深思的是，这些谣言尽管事后看起来“假得不能再假”，依然有着可观的网上转发量，甚至在个别媒体添油加醋的报道下导致恐慌。
这样的情形，不免令人想起去年“碘盐防辐射”谣言被极度放大后所掀起的食盐抢购风波。
如果把观察的视野再打开一些，更会发现，在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化网络中，谣言的生成、传播与消失，远非“不攻自破”那么简单，也不是一句“止于智者”所能立马解决。
在网络谣言“超音速翱翔”的背后，存在着深层的“谣言法则”，这既拷问着公众的理性，更考验着媒体的作为。
电影《让子弹飞》里有这样的台词：
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长着麻子。
正如学者指出的，一些谣言之所以逃过了人们的常理辨别系统，是因为它们与我们已经相信或愿意相信的事情合拍。
群体的焦虑感越强，谣言越容易传播开来，“成功的谣言”往往正是利用和强化了这种焦虑情绪。
从这个意义上说，食盐抢购风波凸显了公众对核辐射危害的恐慌，深圳“八毛门”事件反映了对医患矛盾的纠结，红十字会“发文索捐”谣言不胫而走表达了对慈善机构信息透明的渴望。
这反过来恰恰说明，谣言一旦与现实问题、社会焦虑“剪不断理还乱”，媒体破解谣言便升级为一场更为艰难的博弈，呈现着事实真相和信息交流目的之间的曲折较量。
看看社会学家的传播公式：
信息越模糊不清，在公众心目中越重要，流言便传播得越快。
这说明媒体的信息要更快更清晰，才能让真相跑在谣言前面。
听听心理学家的深刻警告：
如果我们听到的谣言给事实做出了一个符合我们日常经验的解释，我们便愿意相信并传播它。
这要求媒体的声音要更有说服力，才能越过谣言占据舆论制高点。
由此看来，破除“谣言法则”，媒体首先要当好“检测仪”，善于明辨是非真伪、剖析机理成因，对深层问题心里有数，不被情绪和偏见所裹挟甚至沦为谣言“推手”。
也要当好“定位仪”，在众说纷纭、人心惶惶之际敢于站出来，推动和配合有关方面及时提供真实、客观、权威的信息，让公众心里有底。
还要当好“导航仪”，纾解公众焦虑，正视现实问题，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引导各方面群众共同前进。
谣言也是一面媒体之镜，既照出面对“国税总局47号文件”不少媒体集体“自摆乌龙”的教训，也折射出水污染问题之下各类媒体进行科普、解疑释惑，成功化解矿泉水抢购危机等经验。
其间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说明，在新媒体时代，虽然人人都有麦克风，但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手中的麦克风是“金麦克风”，不仅音量大、功能强，而且受众多、传播广。
在新形势下，媒体怎样用好手中的话语权，以媒体理性涵养公众理性，以媒体责任激发公民责任，不仅事关媒体自身发展，也影响着社会的文明进步。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
如何驱散“腐败猜想”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四
唐宋
2012年03月01日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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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
进入新媒体时代，言论闸口日渐拓宽，信息来源变多变杂，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猜想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也给舆论引导增添了难度。
年少轻狂者打伤他人，父母到医院探视致歉，“八成是仗势欺人给对方施加压力”；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总能引发不少人的围观——“看哪，又一个贪官自寻短见了”。
这种并无根据的揣测甚至推而广之，变成一些人对某些特定群体的预判：
“不查孔繁森、一查王宝森”，“品质好的人肯定没法在那里边混”……
在信息公开不断推进但又不足以完全赢得公众信任的转型期，人们的一些猜测想象由于不时得到“印证”而加深，逐渐固化为条件反射式的成见。
如果这种成见不断生长蔓延，理应融洽的社会关系便有被割裂和极化的危险。
这样的情势下，媒体应该怎样作为，才能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
驱散“腐败猜想”，绝非埋起头来当鸵鸟，无视客观存在的腐败现象。
恰恰相反，只有充分正视这一现象，才能恪守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立场，才能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团结更多人与腐败现象作斗争。
有人担心，媒体曝光的贪官，会不会让人产生“腐败越来越严重”的印象，会不会影响党的形象，消解社会信心？
这些担心虽有一定道理，但事实证明，那种捂着盖着怕揭短的心理，只会令群众失望。
在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的今天，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
事实是，在公众、媒体、纪检监察部门的合力作为之下，一些腐败官员被绳之以法，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
主流媒体及时准确地报道郑筱萸、赖昌星等大案要案，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表明了我们党“有腐必反”的决心。
人们对腐败的印象，大体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本人或身边人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二是新闻媒体“重构情境”传递的信息。
媒体分寸把握得好，有利于达成反腐共识、遏制腐败现象、增强反腐信心。
相反，如果过分渲染阴暗面，甚至炒作“日记”、“情人”等腐败细节，就不可避免地加剧公众的焦虑情绪，激发更多“腐败猜想”，让人产生“越反越腐”“无力回天”的错觉。
这提醒我们，在报道敏感度很高的反腐新闻时，不能为了吸引眼球，把严肃的反腐新闻变成八卦新闻、娱乐新闻；不能为了迎合猎奇心理，把反腐报道情色化，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满足低级趣味；更不能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
在这一点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制定的“法律打击、预防控制、教育绝缘”三管齐下的反腐战略可资借鉴。
一方面，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要以客观理性充分的报道揭露腐败激浊扬清；另一方面，媒体一定要有高度的法律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注重传播的社会效果，拿捏好报道的分寸。
只有这样，才能消减和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凝聚起“与腐败斗争到底”的共识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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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媒体“眼球情结”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五
陈家兴
2012年03月02日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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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
一则“鲁迅作品大撤退”的不实消息，一度引起媒体广泛转载和热议。
传播学研究者追根溯源后发现，媒体“标题党”们在一条网络小帖基础上的几度“创作”，是这则“乌龙”新闻风行一时的关键。
而“标题党”乐此不疲的背后，是少数媒体刻意吸引眼球的“营销心理”。
我们今天所处的新媒体时代，堪称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早已告别“被灌输”，而是“自由猎取”。
当每天海量的信息扑面而来时，受众就开始变得“挑挑拣拣”了。
斯坦福大学等曾经利用眼球跟踪技术和录像设备，对网民的新闻阅读行为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79%的读者在阅读网络新闻时，属于典型的“浮光掠影”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秒钟原则”近乎残酷地起着作用：
如果一条新闻在三秒钟之内不能吸引注意，新闻就会从受众眼前溜走，所花费的编采功夫等同白费。
对于媒体来说，谁抓住了眼球谁就赢得了生存的基础，求关注、求影响并没有错。
然而这并不是说，媒体就要被受众的“眼球”所左右。
如果媒体都染上“眼球情结”，唯“眼球”是从，舆论生态就会在人为的“拔苗助长”和“乱砍滥伐”中不断被破坏。
“8毛钱治好10万元的病”、“产妇疑因少送红包肛门被缝”、“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这样的新闻曾经紧紧抓住了社会的眼球，引起强烈关注。
尽管它们最后都被查证为不实，但医院、执法人员等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他们的形象和公信力受到较大损害，社会对他们的负向舆论情绪也已形成。
在舆论学的“首因效应”作用下，事后的更正往往难以修复人们此前业已形成的观念和印象。
如果说这些新闻事件的背后，是一些媒体在“眼球情结”作用下急于“抢”新闻，省略了深入核实、多方求证、请教专家等基本的新闻功课，是因“急”而“听风就是雨”。
那么，还有一些新闻事件则是某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而有意为之，实因追求“轰动效应”而不择手段。
2009年全国热议的“偷窥强奸罪”即是如此。
成都一家媒体有意忽略“两次入室欲行性侵犯并与女方抓扯”情节，以“爬树偷窥女邻居，男子被判强奸罪”为题报道新闻，引起全国轰动。
事实上，判强奸罪的依据是上述情节而非“偷窥”，当地其他媒体也并未遗漏这一情节，然而当时的许多报纸和网站同样在“眼球情结”作用下，只转载“偷窥强奸”新闻而不采用其他媒体真实报道。
一时间，在诸多受众心目中留下了对法官、法院乃至法治的严重不良印象。
媒体的影响不可低估，在网络时代，尤其如此。
一条新闻，一个观点，一处看似不起眼的新闻细节，只要切中大众关切，就可能迅速形成强大声势和影响，从而促使一些问题的解决、推动社会的进步。
但如果滥用舆论法则，甚至违反新闻传播规律，则可能对公众和社会造成较大伤害和损失。
受众越是变得“浮光掠影”，媒体从业者越不能“捕风捉影”、“哗众取宠”，越是要坚持新闻专业守则，不轻信、不盲从，清醒、理性、冷静、踏踏实实做新闻。
一再地“忽悠”受众，媒体难免被受众抛弃，失去立身之本。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
善用网络“水波效应”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六
张铁
一条“道德不曾跑路，良心仍在心中”的微博，转发超过21万次，在2011年“十大转发微博”中位居第五；QQ推出“拒绝冷漠，传递温暖”活动，超过600万网友在QQ签名档中点亮爱心……
这样的力量，与其说是一个原点的激发，不如说是无数传播者聚集的合力。
在“前网络时代”，媒体传播是一对多，而在新媒体时代，传播更是多对多。
众声交汇的舆论场里，一些声音会在多点传播中不断向外辐射，如同池塘中的水波，越传越远，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水波效应”，能量巨大。
以微博为例，一个人拥有1万粉丝，每个粉丝再有100个关注者，仅仅两次传播，影响就能达到百万量级。
而仅仅新浪网的微博账号，就已经超过3亿，更何况还有各种博客、论坛、社交网站等等。
每个账号都是一个自媒体，发布信息、传递观点，产生惊人的叠加效果。
水波效应固然可能作用于夺人眼球的事件、偏激极端的观点，但同样可以传递主流的价值、理性的思考、积极的声音。
“免费午餐”就是从一个质朴的善念开始，在140字的转发中传递与扩散，“3元加3元”的同频共振，掀起一层层爱的涟漪，为无数山区孩子奉上热腾腾的饭菜，也写就水波效应的经典案例。
能搅动舆论场“一池春水”的，往往触动了人们最深沉的情感、承载着公众最渴望的声音。
失去双腿，“板凳妈妈”却以板凳为支架，照顾了130多个孤残儿童；大雨倾盆，“最美女孩”不顾自己被淋湿，为乞讨者撑起一把伞……物质潮流冲刷之下，道德良知拷问之中，还有什么能像人性之善那样能产生最广泛共鸣？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诉诸人类普遍情感、诉诸时代共同感受的网帖，能够赢得最多的评论和转发，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
水波传得更远，也有赖传播方式助力。
如果不能聚拢680万粉丝，郭明义难以把善念辐射向最广大人群；如果没有微博、团购等新手段，“聚蕉行动”也不能把滞销的香蕉售往全国。
魔弹式的“我说你听”，只是被动传播；而散弹式的“大家都在说”，则是主动传播。
自媒体能“选择性关注”，只有与受众契合，才能得到波峰加波峰的强劲效应。
对于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能否用好水波效应，考验着传播能力，体现着引导水平。
一方面，需要主动设置议程，找到“共鸣点事件”、“公约数观点”，发现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的人物与事件。
而从骑三轮车捡垃圾助学的白芳礼老人，到单手托举救下跳楼女子的消防战士，他们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
另一方面，也需要探求传播规律，找到“共振频率”、“相通波段”。
如果只是以“要”字打头，以“应该”领跑，投入舆论的石子非但不能激荡波纹，更容易让人反感、招致抵触。
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正是新闻舆论工作重要的时代考题。
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能是舆论水面上漾起的一圈涟漪。
即便手握“金话筒”，媒体也需要让自己的声音不断传递，才能成为舆论的领唱，也才能更好地“引导人民思想、培育社会风尚”。
而这，也正是主流媒体的价值所系、责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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