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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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
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艰难，这一点基本是共识。
实际上，在政府管制多得让人寸步难行又没有可靠的法治的情况下，人们对金融交易当然会缺乏信心，金融市场难以深化就不奇怪了。
虽然从眼下的状况看如此，但从长远发展趋势看，我们不得不认识到中国金融业的潜力巨大。
为什么金融业的潜力极大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呢？
这不仅可以从企业融资、把未来收入流作金融证券化的角度来理解，融资与证券化当然为金融业创造许多商机，但更重要的发展潜力来自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变迁以及不断深化的城市化，这些社会转型正在逼迫人们减少甚至放弃对儒家“孝道”文化的依赖，转而依靠正式的保险与其它金融证券市场，由市场逐渐取代家庭为个人提供经济保障。
人们正在发现各类保险与金融品种是更可靠的养老和保障未来生活需要的手段，而且也能给个人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增加长者的个人尊严。
再换个角度看，我们意识到，过去28年的发展重点是制造业、养殖业和种植业，是解决当下的生活需要问题，到今天，当下的物质生活已基本解决，收入也有剩余。
解决今天的消费问题之后，经济发展的重点当然是要解决好未来的生活问题，要规避各类未来风险，而这恰恰是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的所在。
因此，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重点必然是金融业。
相关的制度必将被改革，否则无法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
儒家“孝道”文化在历史的中国
为什么中国人的未来生活保障不能再靠儒家“孝道”文化，而是靠金融市场取而代之呢？
以“孝道”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将逐渐终结，这一趋势不会因我们个人的偏好而改变，而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所决定。
为理解这一点，我们看到，人自出生开始即面对两种基本需要，一种是吃穿住行这些物质消费，即所谓的物质生活；另一种是心理或说精神需求，即所谓精神生活。
就生存需要而言，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应该第一，精神生活其次。
除了今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外，一个人面对的同样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满足未来的生活需要，而未来又可能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各类担忧，包括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性、身体健康的不确定性，还有未来精神生活、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
从优先次序讲，当然是先满足今天的生存需要，再尽量规避未来的风险。
在今天的需求得到满足并出现剩余之后，人必然把重点放在规避未来的风险上，这就是金融市场交易的作用所在。
人类发展的进程大致如此。
在农业社会里，虽然对多数人来说物质产出难有剩余，但温饱基本能解决，所以当天的消费挑战能勉强应对，但因为生产力还没高到有太多剩余的程度，所以农业社会的人们还顾不上用金融产品来规避未来的生活需求。
事实上，农业社会里的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金融品种，所以，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在家庭、家族内部成员间以及长晚辈之间实现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等隐性经济交易，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
换句话说，那种社会里，经济问题往往通过小范围内的社会组织，而不是通过广泛的市场来解决。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知道，为了规避未来收入风险、养老以及意外事故而进行跨时间空间交易时，必然有一方或几方先付出，然后在未来某个时候或发生某种事件时另一方给以回报，这是一种信用交易，涉及到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事件状态之间的经济支付交易，这就要求双方有极强的信任基础，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能有补救的办法，否则没有人愿意把辛辛苦苦赚到手的收入付给另一个人，没有人愿意加入这种交易。
也就是说，信用交易必须以可靠的契约保障体系为基础（契约可以是隐性或显性的）。
在没有发达法治的农业社会里，亲情与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
另外，像2500年前由孔孟推出的儒家“孝道”及相关价值体系，即是增加家庭内部隐性交易安全的进一步保证。
换句话说，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以及其它金融品种的前提下，“养子防老”是最主要的规避未来风险的手段，而儒家“孝道”文化体系则是保证作为投资者的长者能有回报的文化制度保证。
由儒家“孝道”文化支持并以儿女作为具体载体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的确在中国持续了2500年，之所以这套体系能维系这么久，其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土地以家族所有，长辈掌握了土地分配权。
对于2500年没有走出农业的中国社会来说，没有土地就没有生存力。
因此，长辈的土地支配权让后辈想不“孝”也不行，这当然能保证代际间的隐性利益交易，让长辈在儿女身上的投资有回报。
第二，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的工业欠发达，商业也有限，对多数人而言，可能交易的金额会非常小，利益交换的规模非常有限，因此，在传统社会里，“违约不值得”，基于家族和“孝道”文化的信用交易体系一直“够用”，不需要成本更高的外部法治体系。
第三，在铁路于19世纪末出现在中国之前，除了马车和水路运输外，跨地区交通非常艰难，地区间的人口流动非常有限。
只要大家都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村，社会舆论也会迫使每个人遵守“孝道”、“守信”。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孝道”文化在2500年里基本能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可靠的、以“家”为基础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
社会转型让“孝道”文化成为历史
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家”的经济交易功能日益淡化，“家族”作为非正式内部金融市场的功能越来越弱了呢？
为什么基于儒家“孝道”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正在瓦解？
许多人说是由于现代人道德沦丧所至。
——这也许是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迁正在把“孝道”文化体系给淘汰，其原因又因城市和农村有别。
我们先从以下两方面看农村的变化。
第一，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家族、家庭的长者不再有给后代分配土地的权力，族产空空，因此，长者对后辈难以有约束力。
除非恢复土地私有制，否则传统长者的“威慑力”难以再现，“孝道”与“家规”就无“刚性”。
第二，种田已不再是致富的路子，非农的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
这意味着大家都去非农打工，背井离乡往城市移民。
今天，中国以每年约1%的速度在城市化，相当于每年有13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
以笔者在湖南的家乡为例，全村350户家庭中，有75%的家庭有儿女常年在外地城市工作、生活，其中一部分在外地有正式户口，即使没有正式户口，不少已在外地安居。
这些年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医疗问题等等讨论得很多，这当然是好事。
从另一方面看，在子女相继离开农村后，留在家乡的父母长辈的养老与保险问题已越来越严重。
子女移居外地，儒家“孝道”文化的约束力已相当弱。
因此，在农村，基于儒家“孝道”的传统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正在瓦解。
农村如此，在城市，儒家“孝道”文化更是靠不住，养老与保险只能靠金融市场。
首先，城市人没有农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所以这条路不通。
其次，城市人因工作迁居异地的现象已非常普遍，人口流动是常规。
记得在80年代初到上海出差时，由于周围的人都讲上海话，笔者基本不敢开口讲话，怕暴露自己的湖南口音；但今天到北京、上海等地就不用有这种担心，因为周围的人相当多也是外地人，即使他们听出你的外地口音，也无所谓。
跨地区人口流动大大增加后，家庭、家族内部的经济交易越来越难以执行，代际间和亲戚间的信用交易越来越不安全，“不孝”、“违约”的频率日益上升，“孝道”文化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因此，不管是今天的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来取代。
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
实际上，从经济收入或者说生产力的角度讲，在农业社会时期，由于人们的产出能力不高、没有足够的剩余去自己安排自己未来的生活需要，所以农业社会的人是“迫不得已”靠“家庭”实现养老、保险等经济交易，并不得不接收阉割个性的儒家“孝道”文化。
但是，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过程，经过近150年的努力已使中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物质生产是史无前例的丰富，现代工业、农业已解决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挑战。
但，在解决了今天的物质需求之后，人们的剩余收入与财富越来越多，接下来的挑战便是如何安排好未来的物质与精神需要。
在收入能力达到如今的高度后，人们没必要靠传统的家庭结构来规避未来风险和养老需要，当然更希望用各种证券市场安排未来的生活需要。
从美国过去100年的金融发展看中国金融的未来
这种判断对中国家庭文化以及金融业的未来走向有什么含义？
我们或许能从美国的经历看出一二。
虽然美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跟中国不同，但，工业革命、特别是现代交通运输技术也大大改变过美国的社会结构，那些社会转型从根本上推动了美国金融的发展，改变了其金融行业结构以及美国的家庭文化。
仔细的研究会帮助我们预测中国金融业和家庭的未来走向。
20世纪之前的美国跟近年的中国在许多方面相类似，“家”与“家族”对美国人的经济互助、互保作用也很强，主要原因也跟农业在美国经济和社会中的分量有关。
比如，1978年的中国跟1820年时的美国在就业人口的产业发布上是惊人地相似。
1820年时，美国就业人口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比例分别为70%、15%和15%；中国1978年时的就业人口在这三个产业间的分布为70.5%、17.3%和12.5%。
到1890年，美国就业人口在三产业中的分布是38%、24%和38%，而中国到2004年有46.9%的就业者在农业、22.5%在工业、30.6%在服务业。
因此，从社会人口在三大产业间的分布看，今天的中国跟19世纪末的美国类似。
我们知道，1860年代在美国兴起铁路热潮，并同时开启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时期建立的铁路网以及后来的电力革命、电话革命、汽车革命大大改变了美国社会结构，不管在哪里出生，人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就业，哪里的收入机会更好就搬到那里，跨地区人口流动加大，城市化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农村迁居城市。
1820年时美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到1900年左右降到50%。
1865年时美国只有14个人口过十万的城市，1929年则有93个这样的城市。
到19世纪末，社会结构的变迁已使许多美国人不再能依靠传统的家庭、家族达到经济互助互保与养老的效果。
虽然至19世纪末美国社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其社会保障体系与退休养老基金市场还没有出现，金融市场还主要以银行和保险为主，那时已有一定规模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但还并没有各种能让人们全面安排好个人未来经济需求的金融产品。
换句话说，在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衰落的同时，金融市场上的退休养老品种又没跟上、出现缺位，这当然蕴含着某种社会危机。
有意思的是，今天中国的金融行业结构也接近1900年的美国。
如果我们按一类金融机构占该国金融业的总金融资产的比例来衡量其在整个金融业的地位，判断该类金融机构的发达程度，那么在1900年时，美国的银行资产占整个金融业资产的81.1%，保险公司资产占13.8%，证券公司占剩下的5.1%，当时还没有基金公司，也没有退休养老基金。
相比之下，今天在中国，银行业金融资产约占金融业总资产的78%，保险公司占5%左右，证券业、信托业、基金公司占剩下的17%。
虽然今天中国保险业的相对水平低于1900年时的美国保险业，但总体上中国今天的金融业结构与1900年左右的美国相似。
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上，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也跟那时期美国社会所经历的非常类似。
真正让美国认识到其金融行业结构跟新的社会结构不配套的事件是1929年的大股灾，那次股灾引发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众多公司相继破产，失业率最高时达25%，每四人中有一人失业。
那次危机让人们发现，传统家庭、家族所提供的互助网络已基本不可靠，而此前金融市场又不提供失业保险、养老基金和各类风险特征的开放式基金，金融市场所能提供的保障有限。
再者，那时的美国政府也没有任何社保基金、失业救济金等，个人经济保障在美国历来是公民自己的事，不是政府的事。
也就是说，那次经济危机让人们看到在大的系统性风险事件发生时，三道防线都不到位。
1935年美国通过《社会安全法》，由联邦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民众提供最后一道经济保障线，以适应社会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后的新现实。
但更重要的变化是金融业本身。
首先，传统金融产业的相对重要性逐渐下降，以保险业为例，到1955年时，保险公司金融资产占整个金融业资产的份量达到21.4%，但此后持续下降，到1975年时为11.8%，到2005年为6.9%。
银行业金融资产占整个金融业资产的份量到1955年时为57.8%，1975年为56.4%，2005年时降到24.8%。
当然，虽然银行与保险业的相对份量在逐年下降，它们的绝对规模却在不断翻倍，银行业的资产在1900年为129亿美元，1955年为2599亿，2005年升到11.7万亿美元；保险业的资产在1900年是23亿美元，1955年为962亿，2005年则是3240亿美元。
相比之下，退休基金从无到有，其金融资产在1955年时为517亿美元，1975年为4599亿，到2005年为89955亿美元。
开放式基金业是另一个后起之秀，1955年时所管理的资产才113亿美元，到2005年时升到83228亿美元。
图一给出历年美国银行、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开放式基金的资产分别占当年GDP的百分比，以此反映各业在1900年后的发展进程。
1900年时银行和保险业资产分别为GDP的70%与12%，跟中国银行业与保险业分别为GDP的80%和7%差不多。
从1900到2005年，美国的这两个行业都有发展，但是它们无法跟退休基金和开放式基金业的发展幅度相提并论，这是否也是中国退休金业、基金管理行业的发展走向？
美国的个人理财品种到今天已是五花八门，要多细有多细，让个人能安排好多数可以想象的未来需要或偶发事件，让你不用为未来的经济需求或危机担忧，金融发展的效果不仅让你能更好地安排未来，而且让你生活得最自由，不需要指望子女或任何人。
对整个经济来说，这意味着极大的经济增长动力，金融服务以及相关行业占美国GDP的比重在1977年达到26%，到2000年为35%，比整个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还要高。
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在美国，金融市场已基本取代了传统家庭、家族的经济交易功能，让经济交易退出家庭。
由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
我们是否要担心一旦经济交易功能退出家庭，家庭会破裂呢？
是否让家庭不再有凝聚力呢？
这种转型对家庭文化、对社会文化当然会有极大的影响，而且转型过程中会有许多阵痛，但其长远影响是正面的，会强化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正如笔者在《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中谈到的，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与感情交融。
为了支持经济互助功能的运作，“家”文化与社会文化往往必须有许多“强制性”且抑制“个性”的内容；但是，为了支持精神互助与感情交融，“家”文化与社会文化又必须要尊重个人权利、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
中西文化的差别也在于此，理解这种差别即可帮助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中国家庭担忧。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
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
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
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胜任，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都会照顾父母老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一旦金融市场将经济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一旦不以利益交换定义“家”之后，中国的“家”文化必须要改变，应该被重新定义在精神互助和感情交融这些功能上，以爱和感情定义“家”。
如果是这样，中国“家”的凝聚力会重新上升，但会是基于家庭成员个人自愿选择、以感情交融为主题的凝聚力，而不是靠名分、靠外部强制维系的凝聚力。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父母、兄弟姐妹、亲戚间会尽量多花时间和耐心强化彼此的了解，会尽量找共同话题增加沟通，会更加彼此平等，而不是来不来就以“三纲五常”压人。
这也意味着没有感情的夫妻会选择离婚，没有感情交流的家庭、家族会没有凝聚力，也没必要在择偶时要求门当户对。
儒家“孝道”文化当然不是今天就已终结了，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随着人们对自由的认同程度的上升，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快，传统家庭结构会加快转型。
一种基于金融市场与法治的体系将取代传统家庭加儒家文化的社会体系。
我为什么主张“国退民进”
经济观察报陈志武/文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都打开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阀门。
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
一场“国进民退”的运动正如火如荼。
我想提醒的是，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对行业准入进行审批、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远期经济上的消极后果外，还会对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
国有企业的一枝独大威胁法治精神，破坏规则的公平性，因为在法律、规则和政策面前，国企和民企很难保持平等。
如果去了解一下近现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凡是有过公有制历史的国家，社会制度都有一些独特的基本特征，比如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
相比之下，那些法治比较可靠的国家却是另一种情形。
为什么？
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对平等竞争的影响
除了看到前国有经济国家的经历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大样本、更一般层面上，看国有经济对法治的影响。
我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按照从1970到1991年每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把64个国家分成三个等份组。
结果，我发现，国有企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法治指数就越低。
在收集的72个国家的数据里，我发现，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越高，法治水平就越低。
用我们的话来说，政府越穷的国家里，法治水平越高。
一国的法治水平与其政府可以花费的收入成反比！
在这72个国家里，我还发现，政府开支相对GDP的比重越高，腐败越严重。
这也很好理解：
如果政府没有钱，即使官员们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没有让腐败滋生的基础。
这种基于大样本的数据统计方法，比起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来，更有它的科学性。
但是，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让人感觉太抽象。
到底法治水平跟国有经济比重的负相关关系，是一种统计上的偶然呢？
还是有理论上的必然性？
如果其因果关系并非偶然，那么其传导机制又是如何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民营企业）有什么不同，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最大的不同是：
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或者说广义上的政府。
国家具有我们普通人或私营企业没有的优势：
国家包括议会，有权修改法律。
如果国家觉得某个规则对国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规则，使国企处于优势地位。
此外，国家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执法的权力。
如果一个公司背后的股东拥有立法权、法律解释权、司法权、执法权以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那么，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会和没有国家背景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呢？
它怎么可能跟私人、民企平等？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国有或私有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看经济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他们说，只要市场的逻辑得到尊重，只要市场规则对国企、民企都一致，所有权属国家，还是私人，并不重要。
我要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国企和民企从一出生，起点就不平等：
以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国家，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国家。
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选择，是规则对所有参与者平等。
但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这就使国有企业在法律面前比民营企业更为优越。
非国有企业、私人企业无法在法律和强制力面前与国企平等。
一个国家如果国有制一枝独大，长此以往，即使起初是法治，也会慢慢腐蚀蜕变。
对法治的影响
为了使上面讲的大样本统计分析不至于太抽象，下面我举五个中国的案例。
案例一：
18年前，一个叫陶玲的储户在国有的蒙城农业银行存了1000元，存款单约定，18年后将按月息15.793%得到利息。
这样，18年以后，1000元将成3.4万元。
但是，18年后的今天，银行拒绝储户的要求，认为月息过高，不符合央行规定；另外，银行表示中国的定期存款没有18年期，也不符合规定。
由此，储户与银行发生纠纷，至今未决。
蒙城农行行长谢某告诉记者，蒙城当年的金融秩序不规范，陶玲的遭遇就是“高息揽储”的产物。
蒙城农业银行的理由是：
“银行当年已经错了一次，如今不能再错第二次。
”
这种理由当然强词夺理。
为什么当年欺诈客户时就不知道规范金融秩序呢？
以前的利息和期限规定不是今天才有的。
在中国，法律规则常常倾向于保护国有银行，而不顾老百姓权利。
如果储户用网上银行被盗了，银行没有责任，责任在储户身上。
如果银行多给了钱，储户有义务归还。
但是，银行少给了钱，储户离开柜台后，银行概不负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非常不对称。
最极端的案例是，银行的柜员机出现故障多给了钱，广东的许霆从ATM机多取了十几万块钱，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才得到改判。
相对之下，广东开平银行行长贪污了4亿，只判12年。
这些不平等规则的制定跟国家垄断经营银行有关。
案例二：
我们现在看到的加油站要么是中石油的，要么是中石化的。
但是，在2002年以前，并不是这样。
在1999年时，全国民营加油站总数近8万家，市场份额超过80%。
据《财经》报道，经政府通过规则的改变以及中石油、中石化不顾成本的收购，到2002年底，独立加油站份额已经下降到48%。
在整顿市场秩序的名义下，2001年6月5日，国务院三部委联合通知：
“各地区新批准建设的加油站统一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负责建设。
其他企业、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加油站。
”2002年初，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发文件，要求在8月之前，没有经过经贸委审批的加油站全部关闭，而归入两大石油公司旗下的，在补办手续后，可予以保留。
这样，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公司通过亲自参与国务院新法规的制定垄断了市场，所有的民营加油站要么自己关门，要么主动卖给中石油或中石化。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以前只是民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介入之后，规则很可能变得不平等，法治的精神就要遭到破坏。
国家在经营企业的时候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角色的冲突是非常明显的。
案例三：
2003年，陕北15个县，价值70亿的民营石油资产被政府以整顿为由，无偿收走。
陕西省所属的延长油田、中央所属的长庆油田是“整顿”运动背后的受益者和推动者。
约6万名私营企业家和农民的出资，血本无归。
何伟、茅于轼等六位教授，3次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促其监督地方政府依法执政，但无效。
陕西政府还抓了投资者代表冯秉先等，并判处徒刑，北京律师朱久虎受油田私营投资者委托，前往陕北调查，2005年被警方关押5个月。
从这里，我们看到，当国家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股东的时候，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法治原则的冲击会有多大。
2009年，山西500家民有煤矿被“国有化”，再一次表明政府以利益者身份经营企业的后果。
案例四：
民营钢铁大王戴国芳，在2004年以前已经是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2004年，戴国芳创立民企“铁本”。
2004年国务院宏观调控一声令下，民企“铁本”必须停工，而国有钢厂照常扩建。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宝钢扩建1000万吨产量，投资500亿，占地1.2万亩；而“铁本”目标年产840万吨，投资100个亿，占地9000亩。
在这里，我们看到：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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