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苦荞在彝族饮食文化中的历史沉淀与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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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苦荞在彝族饮食文化中的历史沉淀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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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为彝族人主食的苦荞

　　荞麦为一年生草本植物，性耐寒，分苦荞和甜荞两种，以苦荞最为普遍。

苦荞，四川凉山彝语称“嘎诺”，云南楚雄彝语叫“作兹麻”，彝族种植苦荞的历史源远流长。

关于苦荞的产生及其种植史，彝族创世史诗多有描述。

云南楚雄地区流传的彝族著名的创世史诗《梅葛》讲述到，天神在创造世界时，为了让人类活下来，撒下了苦荞种子，说道：

“格滋天神，撒三把苦荞，撒在米拉山;撒三把谷子，撒在石山岭;撒三把麦子，撒在寿延山。

麦子出穗了，谷子出穗了，荞子长出来了。

”

　　除此之外，彝族的古歌和经典文献如《指路经》、《梅葛》、《阿细先基》和《尼苏夺吉》等都有关于苦荞的记载。

凉山彝族文献《荞麦的来源》中记载：

“人在社会上，母亲位至尊;各类庄稼中，荞麦位至上;荞麦作物中，苦荞位居首，甜荞位居后。

”在楚雄彝族地区流传着“五谷杂粮，苦荞为王”的说法。

彝族民众中流传着这样的俗语：

“吃了荞粑粑，爬山越岭也不累。

”“吃了荞粑粑，喝酒都不怕。

”“吃了荞粑粑，牙齿洁白也整齐。

”“多吃苦荞粑粑，姑娘长得象朵花。

”

　　另据彝文古籍《物始纪略·农事的根源》记载：

“很古的时候，混混沌沌的，不会做农活，食物也不多。

有的女人啊，她带领大家，她领去烧坡，烧了许多坡。

带领去播种，播了许多种。

女的有知识，女的有智慧。

从此以后，知道种荞了。

”

　　《物始纪略·荞的由来》也记载：

“在那远古时，开天之后，辟地之后，生说话横目人。

五谷未出时，荞子先出现。

在代吐山里，什腮则、勺洪额两人，要到深山中，要采珍宝果，要摘珍宝叶。

还未到深山，来到途中时，见一种植物，生长在路旁，结籽黑沉沉，杆子绿油油。

什腮则采摘，放在口中尝，取名叫荞子。

什腮则、勺洪额两人，摘一把荞子，很快就回家，来到家中后，派够阿娄，到高山平地，撒下那把荞，四方荞旺盛，覆盖了中央。

养子当粮食，五谷从此生。

”

　　历史上，彝族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就包含了苦荞，苦荞在农作物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农作物无法比拟的。

据史书记载，明代凉山彝族仍以苦荞和圆根为主要食粮，清代玉米、洋芋等山地作物传入凉山后，荞麦在彝区的种植相对减少，但旱地作物“以荍为大宗，次为玉蜀黍，为胡豆，为燕麦，为圆根，为芋”，直至清末，凉山汉、彝人等“食品常以荍、芋、玉蜀黍为粮，圆根为菜”。

　　在传统彝族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苦荞是较为珍贵的粮食，只有彝族上层人士才能享用。

对此，严汝娴、刘尧汉在云南小凉山彝族地区调查报告中曾经有所叙述：

补约务哈是小凉山最大的黑彝，他家“主粮是箩筛粑粑（用很细的筛子筛出的荞面做成的饼），这是当地最高级的主食，彝谚云:

‘娃子出力气，黑彝吃箩筛粑粑’即是把这种食品作为最高级的享受来与娃子的被奴役作对比。

”

　　长期以来，彝族人创造了荞麦（主要是苦荞）的诸多烹调和食用方法。

一般来说，除了少量把荞麦磨成小籽粒，去壳，蒸荞麦饭食用外，主要是把荞麦加工磨成精粉荞面，制作成荞饼、荞年糕、荞凉粉等食用。

比如，在云南楚雄地区的彝族地区，“荞食吃法有调稀后烤（分发酵、不发酵两种），揉面团烧或烤。

有一种特殊制作方式在其他地方没有，即把荞面揉成团，压平，外面裹一层荞稀面，压平后烤或蒸，很酥脆，彝名‘果阿巴特’”。

　　四川凉山地区苦荞烹调方法很多，具体有：

格瓦（荞饼）、格此切、格胡、格孜琪、荞麦饭、荞麦粥等。

云南峨山等地的彝族同胞农历八月十五会制作荞蒸糕、荞年糕，贵州威宁地区的彝族同胞还用荞面粉加工成名小吃威宁荞酥等。

　　除了食用而外，彝族人很早发现了苦荞的药用价值。

彝族人经常把苦荞当作药物来使用，比如，当家里的牲畜患病发炎时，给它们喂食苦荞，炎症往往能够得到消除。

苦荞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妇孺均利，可食可药,是药食同源的典型。

对于彝族人来说，苦荞也具有诸多医学用途。

“民间有高烧不退时捏生荞面团敷在心口上凉血的偏方。

新生婴儿脖颈、腋窝、腿根发生粘连时用苦荞面做爽身粉，脐带脱落后如感染发炎则用苦荞粉消炎。

”

　　二、作为彝族文化符号的苦荞

　　人类对食物的取用，原初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生命延续需要，所以食物的初始价值属于生理学范畴。

但随着人类对食物认识的深化，食物及其享受食物的过程就被人们赋予了多重内涵和意义。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人的生活需要首先是生物需要，所以说到底文化是从生物需要上发生的。

”

　　在获取食物和使用食物的过程中，食物开始承载了更多意义，食物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需求的事物，而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在本民族文化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担负起了维系社会情感、承载文化记忆等功能。

　　苦荞作为伴随着彝族成长的一种粮食作物，在彝族人繁衍生息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奉为“五谷之王”，由于其与彝族人生存环境相适宜的特殊性，甚至被彝族人尊为生命的母亲，被赋予了神秘的文化内涵，受到彝族人的崇拜。

正是由于苦荞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与彝族人之间的天然亲和力，苦荞逐渐超越了一般的生理价值，开始具有了多重的文化意义，成为彝族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符号，“被赋予了神秘力量，他们把它用在通过生命重要阶段和渡过生命难关的各种仪式上”，传达着彝族人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

在彝族人的内心深处，觉得苦荞与祖先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在远古的时候，在天神撒下苦荞，或祖先寻找到苦荞后，祖先们辛苦耕种，靠着苦荞彝族人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彝族人通过年年举办的火把节、彝族年祭祀仪式，把苦荞粑粑献给祖先，表达对祖先的怀念。

在婚礼、葬礼等民俗活动中，彝族人把苦荞当作贵重的礼物献给亲人，表达对亲人的祝愿。

在日常交往活动中，苦荞也成为人们相互传达情感的礼物。

　　首先，苦荞表达着对祖先和鬼神的敬意。

苦荞历来受到彝族人的尊崇，是彝族人祭祀祖先的必不可少的贡品。

在彝族过火把节的时候，都会把苦荞面做成青蛙、牛、羊、蛇、熊、鸟等动物形状食用，以达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儿女健康的美好愿望。

在过彝族年的敬拜祖先活动中，人们会把荞粑粑等食品放置在神灵牌位前，表达对祖先的思念和敬意。

在凉山地区，每年尝新时，家家户户都要选吉日做许多圆形或条形的两端用拇指按出鼻眼的荞馍，杀鸡或打蛋汤祭献祖先，祈求祖先庇佑子孙年年安康，年年尝新，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是其它农作物没有的殊荣。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广南、西畴等地彝族人有举行“荞年节”的习俗，每年农历四月第一个属龙日，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集中到举行节日活动的场地上，进行接荞神、叫荞魂等活动。

云南丽江宁蒗的彝族在火把节这天也举行有关苦荞的农业祭祀活动。

　　在平时毕摩举行的敬鬼神活动中，苦荞被视为能通灵的食物。

毕摩往往把荞粑粑作为礼物献给神灵，让神灵保佑人们平安。

另外，在为婚后不育夫妇举行的招魂仪式中，毕摩也会把荞麦粑粑作为神界喜爱的食物来献给神鬼。

　　其次，苦荞也表达着对亲人和朋友的诚意和祝福。

彝族人认为苦荞是珍贵和神圣的东西，应该作为葬礼、婚礼等活动中表达对亲人的美好祝愿的礼物。

在一些彝族地区，彝族人去世举行丧礼时，需用干炭火烤熟一个半大的苦荞馍馍，择一根干净的木棍，从中心穿过馍馍，然后抬起，祭奠在死者前。

到死者火化时由火化师食用，意为洁净、吉利、能驱邪祛污。

苦荞除了在葬礼中使用外，在喜庆的节日场合，也需要食用。

比如，在女儿出嫁的婚礼上，父母要做苦荞饭。

南方家则把荞麦粑粑献给新娘子的送亲队。

待新娘子到了新郎家后，新娘吃的第一顿饭就是苦荞面做的稀饭。

在彝族人的日常交往活动中，也会把苦荞作为一种珍贵的食物互相馈赠，使得苦荞承担起维系亲密人际关系的“流动的礼物”的作用。

　　彝族人对苦荞的依恋及由此发展出来的苦荞习俗，反映了苦荞在彝族人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在彝族人心中，苦荞是一种具有神性的食物，苦荞伴随着彝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苦荞寄托着祖先们对后辈的希望，也是后代人怀念祖先的最好贡品。

苦荞成为贯穿彝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苦荞习俗凝聚着彝族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历史记忆，苦荞文化成为源远流长的彝族文化的最富有魅力的内涵之一。

　　彝族创世史诗《梅葛》讲述到，天神造人后，撒下苦荞等谷物造福人类，但直眼人这一代人的心不好，糟蹋五谷粮食，“谷子拿去打埂子，麦耙耙拿去堵水口，用苦荞面、甜荞面糊墙。

格滋天神看不过：

‘不该这样来糟蹋!

这代人的心不好，这代人要换一换。

’格滋天神派武姆勒娃下凡来，派他把第三代人换一换，武姆勒娃变只大老熊，堵水漫金山。

寻找好人种，留下传人烟。

”

　　在这个传说中，直眼人就是因为不珍惜荞面，把它们拿来糊墙，触怒了格滋天神，由此才被视为“心不好”，不能担任传人种的重任。

可见，荞麦在彝族人心中的份量。

可以说，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苦荞已经融入了彝族人的血脉中，成为其精神和灵魂的重要维系品。

　　三、现代化背景下苦荞在彝族社会中的功能创新与意义再造

　　在彝族农作物发展史上，苦荞一直在彝族饮食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彝族人日常生活中的主食和从事各种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物品。

这一状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在彝族聚居的大小凉山地区，解放后民主改革以前运行的一直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型农作经济。

1956年民主改革，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发生变革的同时，也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观念变化。

比如，水稻等代表着新的科学的生产技术的农作物被引入，苦荞则因为其与彝族人诸多民俗活动联系在一起，以及较为古朴的耕作方式而被视为“落后”，进而被排斥在新社会的农业发展中。

但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始终发生在一定限度内，并没有彻底改变当地的苦荞种植现状。

“科学”推广的水稻在当地难以存活，苦荞仍然顽强存在，苦荞文化得以延续。

即使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大米逐渐被更多人购买，与苦荞、洋芋一起成为彝族人的主粮，苦荞的地位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现代化步伐极速加快，彝族社会被市场化、现代化大潮所裹挟着与中国广大农村一道步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苦荞的弃种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苦荞产量低，较其他农作物经济效益差，于是在市场经济趋利避害原则的作用下，人们选择淘汰苦荞，选种高产量农作物（水稻、土豆、玉米等），以便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其次，随着彝族青年大量进入城市打工，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使得苦荞种植难以为继。

并且，年轻人长期在外，习惯于以大米为主食，也不再理解苦荞习俗在彝族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由此逐渐失去了对苦荞的感情联系，不再象老一辈人一样钟爱苦荞。

第三，“政府对经济作物的推广直接挤压了苦荞的生存空间”，在政府大力发展市场型农作物种植的主导下，马铃薯、核桃、烟草成为一些彝族地区的“新宠”，苦荞种植面积的减少甚至被弃种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随着苦荞的逐渐退出，彝族社会除了以苦荞为主食之一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甚至在祭祀、结婚等场合，苦荞的使用也逐渐发生变迁，尽管这些变化不如饮食结构方面的变化大。

如在四川凉山“矮山地区，如甘洛普昌地区，人们转向种植水稻，放弃了种植荞麦。

在年节或祭祀的时候，用大米或糯米耙替代荞饼。

”

　　还如，“现在的有些仪式上，如平日里的祭拜祖先活动，原则上还是使用苦荞，但已不像以前那么严格，如果没有苦荞，也可用其他食物来代替，如大米。

”应该说，苦荞在彝族民俗活动中被大米等取代，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市场社会中大米等粮食作物的获得更为容易，但深层次的缘由还是在于苦荞的富有神性意义的通灵文化内涵逐渐被消解。

　　但实际上，尽管苦荞面临着在弃种、弃食、弃用的危机，由于苦荞与彝族文化根深蒂固的联系，苦荞却从来未曾退出彝族人的生活。

在很多彝族地区，即使苦荞的主食地位已经被大米等粮食作物取代，人们仍然要在地里种上一些苦荞。

其原因在于，苦荞在彝族日常生活尤其是祭祀、婚庆、丧葬仪式中等都是不可缺少的物品，并且，与年轻人不同，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对苦荞已经存在味觉和感觉依赖，过一段时间必须食用一顿苦荞食品，以便让内心感到安稳。

“什么是‘好的食物’，就如同什么是好的天气、好的配偶、或什么是完满的人生一样，是由社会性决定的，而非生物性。

‘好的食物’，列维-斯特劳斯多年以前就已指出，在‘吃起来好’之前首先必须‘想到它好’。

”

　　正如食用苦荞实际上已经成为彝族人的内在需要一样，苦荞作为彝族历史记忆的承载物、日常生活中社会传统的象征符号、感情表达的媒介，已成为彝族社会建构的要素，维系着彝族人精神财富的延续与传承。

除了文化方面的因素外，苦荞的医用价值也是苦荞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苦荞具有多种医疗保健作用，彝族高海拔地区的群众很少有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应该与他们长期食用荞麦有关。

　　因此，由于苦荞本身具有的社会价值和象征符号意义，以及苦荞具有的医食同源特性，苦荞种植及其饮食文化近些年来在彝族地区浴火重生，不断发展壮大。

表现为：

苦荞在彝族地区的种植面积不断恢复和扩大;苦荞的加工制作实现了现代化，产品推陈出新。

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因素，加上汉文化的不断浸入，彝人食用荞麦的品种越来越多。

”如荞制面条、荞制醋和酱油，以及荞茶等。

苦荞饮食文化的开发，作为一支最具实力的新兴的饮食文化在中国大陆彝族地区迅速展开。

在四川凉山、贵州、云南等彝族地区，苦荞系列产品已陆续得到开发，出现了苦荞米、苦荞面、苦荞羹、苦荞糊、苦荞粉、苦荞茶、苦荞酒、荞麦饮料等。

以被誉为“中国苦荞之乡”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该州苦荞产量约占全国苦荞麦产量的一半，现苦荞种植面积约938平方公里，年产量约14万吨。

近年来,凉山州创新产品开发，推动苦荞产业发展，现从事苦荞麦产品开发生产企业已达多家，生产苦荞产品有八大系列、几十种产品，形成了规模化的苦荞产业链。

　　总之，苦荞在彝族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与彝族历史与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内在联系。

苦荞食品在彝族地区的复兴，固然与彝族历史记忆、民族感情等的内在推动力有密切关系，但也反映了全球化、市场化带来的彝族社会的变迁趋势。

苦荞独特神奇的饮食品格和文化内涵使其在社会变迁中实现了新的意义再造，不仅如此，随着新一轮民族饮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嬗变整合与推陈出新，苦荞食品必将在今后的彝族饮食文化发展中展现出不可估量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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