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补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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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补充
决策树（Decisiontree）
系指一种深入浅出的示意图，借以表明在不同外部条件下所采取的不同系列的决定或行动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该示意图可用于表明可能产生不同后果的或然率。
决策树可以是有助于讨论不同的决定或决策系列所可能产生的长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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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本利分析法在成本预测中的应用
量本利分析，全称为产量成本利润分析，用于研究价格、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总额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简单而适用的管理技术，用于施工项目成本管理中，可以分析项目的合同价格、工程量、单位成本及总成本相互关系，为工程决策阶段提供依据。
一、量本利分析的基本原理
量本利分析法传统地是研究企业在经营中一定时期的成本、业务量（生产量或销售量）和利润之间的变化规律，从而对利润进行规划的一种技术方法。
它是在成本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下举例来说明这个方法的原理。
（一）量本利分析的基本数学模型
设某企业生产甲产品，本期固定成本总额为C1，售价为p，单位变动成本为C2。
并设销售量为Q单位，销售收入为y，总成本为C，利润为TP。
则成本、收入、利润之间存在以下的关系:
C=C1十C2╳Q
y=P╳Q
TP=y一C=P╳Q一（C1十C2╳Q）=（P一C2）╳Q一C1
l.盈亏分析图和盈亏平衡点
以纵轴表示收入与成本，以横轴表示销售量，建立坐标图，并分别在图上画出成本线和收入线，称之为盈亏分析图。
从图上看出，收入线与成本线的交点称之为盈亏平衡点或损益平衡点。
在该点上，企业该产品收入与成本正好相等，即处于不亏不盈或损益平衡状态，也称为保本状态。
2.保本销售量和保本销售收入
保本销售量和保本销售收入，就是对应盈亏平衡点，销售量Q和销售收入y的值，分别以Q。
和y。
表示。
由于在保本状态下，销售收入与生产成本相等，即
y0=C1十C2╳Q0
P╳Q0=C1十C2╳Q0
式中（P一C2），亦称边际利润，（p-C2）/p亦称边际利润率。
例2-16 设C1=50000元，C2=10元/件，P二15元/件，求保本销售量和保本销售收入。
[解] 保本销售量Q0=50000/（15一10）=10000件
保本销售收入Y0=10000X15=1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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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已进行了２０年了，但中外改革成败的比较研究严格地说还是在90年代苏东剧变后才真正开始的。
因为在那以前所有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无论微观上有何不同，宏观上都属于所谓的体制内改革。
而９０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走上了另一条改革之路，这与我国就形成了比较。
这些年来，无论政治、文化方面的比较怎么样，从经济上讲中国虽遇到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一直处于增长期；而苏东诸国则都出现了“Ｕ”型曲折，有些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在短暂阵痛后即进入了持续增长，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则危机延长而且回升乏力，但转轨初期经济下滑则是共同的。
这就使国内外都盛行着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至少是不如中国成功）的评论。
但对成败的原因分析则各有不同，就国内而言明显地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苏东剧变起到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
当时盛行“姓社姓资”之说，认为中国改革姓社，所以成功，而苏东改革姓资，所以失败了。
这种说法迄今也未消失，但影响已急剧下降了。
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改革又兴，而“不争论姓社姓资”已成主流声音，于是认为中国、东欧改革不是方向之别而是速度和顺序之别的观点盛行。
流行的说法是：
中国改革是渐进的，摸着石头就过了河，而东欧改革是激进的，一步没迈过壕沟就摔惨了。
还有人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如办特区及优惠外资）其实比东欧更“激进”，于是把渐进激进之别修改为存量增量之别，说中国搞的是增量改革，所以成功，而东欧一来就搞存量改革，所以失败了。
及至去年十五大与今年“两会”之后，我国改革也日趋“激进”，并且指向了国企等“存量”，于是上述诸说渐衰，而新的解释模式又应时而生：
有人作“俄越改革比较”，认为休克疗法其实不坏，越南行之颇见奇效，而俄罗斯行之则不灵，关键在于越南保持了铁腕强权，所以物价说涨就涨，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国企说给谁就给谁，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于是改革便能顺利到位。
俄国则不幸搞了所谓民主，失业一高，福利一降，就议会里吵社会上闹，政府下不了手，“休克”到不了位，故而陷入困境。
显然，这里讲的是越南，实际所指是很清楚的。
有人则倡交易成本之说，认为东欧搞的是“公共选择”式改革而中国搞的是“双方交易”，而公共选择之成本大于双方交易，这就是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之原因。
还有种说法是：
东欧搞的是“向后看”的改革，老要纠缠工人创造的积累怎么算、“非法”的没收怎么赔等“过去的问题”。
而中国搞的是“向前看”的改革，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可以，“过去的问题”不管它，而只求面向未来，所以成功了，云云。
这些说法在驳论方面有些道理。
“渐进激进”或“存量增量”之说并不能揭示中国改革的真正得失。
在许多领域（如对外资的优惠和在劳资关系中的资方优势）中我国实际上远比东欧更“激进”，而变公社为家庭农场这样一场涉及我国８０％人口的变革，难道不正是典型的存量改革么？
我国改革中成效最着的不正是这些领域的改革么？
但这些说法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
无论“扬越抑俄”、“扬‘双方交易’抑‘公共决策’”还是扬“向前看”抑“向后看”，其实质都是一个：
铁腕寡头强行处置公共资产而不顾社会公正，改革就能成功；若是讲什么公共决策、起点平等、民主量化、历史欠账──一句话，若强调改革的公正性，就会加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使改革失败。
我以为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种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但这一理论只适用于已确定的交易方之间的交易过程，而不能用于交易方的确定。
说白了：
这个理论首先是支持“交易”而反对“抢劫”（凭权势强占）的，它只能比较各种交易方式的成本，而不能比较交易与抢劫的成本。
科斯的一个经典说法是：
工人为什么不自己到市场去出卖产品和劳务，而要受雇于企业？
就因为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能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并没有这样提问题：
如果把这些工人都抓起来进行奴隶制生产，根本不让他们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交易费用”会不会更省？
这并不是荒唐的假设，因为Ｒ·Ｗ·福格尔等人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在成本与效益方面并不比北方自由经济差。
但是无论科斯还是福格尔，都不会用“交易成本”来为奴隶制辩护。
应当说，这并不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限制，而且也是学理上的逻辑使然。
因为，有规则的交易与无规则的抢劫之间即使在技术意义上也是无法比较“成本”的。
举例言之，如果甲乙二人在市场上反复讲价而仍达不成交易，于是甲干脆拔出刀来把乙给抢了，这是否会使“产权转移”的“成本”降低呢？
无疑，如果乙束手任抢，也许会的，但若乙也拔刀相抗，那“成本”可就不堪设想了。
换句话说，如果把强权因素引入“交易”，那么由于无法规范预期，“成本”也就无法比较。
可见即使是“不道德的经济学”，因技术的理由也不能把“交易成本”用在这种场合。
有人宣称：
由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在不受监督的条件下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私有化方式。
即使不作道义上的反驳，人们也会问：
你凭什么断言“公共”会对此一声不吭，任凭看守者做这种“无成本交易”呢？
因此，如果说２０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不能用“姓社姓资”、“渐进激进”来解释，那它就更不能用“以不讲公正来减少交易成本”之说来解释。
如果说搞了半截子“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尽管疗效不佳，但比“渐进”的乌克兰境况还是要强，那末在同属“激进改革”的诸国中，更民主也更讲起点平等的波兰、捷克等国又比俄罗斯的效果更好。
这表明改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不能支持反改革论，
也不能支持寡头改革论。
如果不玩弄抽象概念而是就走向市场化而言，那么所谓公正在增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在存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起点平等。
在这两个方面中国２０年改革都是有经验的。
在增量方面，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实际上超过许多东欧国家，私企发展的空间也日益扩大，虽然仍有官营垄断、外资超国民待遇、劳资关系不平衡（有民间商会而无民间工会）等问题，但“自由的公正”在发展并显示着正面效果则是无疑的。
在存量方面，我国废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过公共选择，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认可的方式实现了农民走向市场时大致的起点平等。
而农民之所以主动发动改革，也是由于旧农业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也显得很不公平。
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既不同于真正的集体经济，也不同于国家控制、国家承担责任的城市国营经济，共同体的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只有“父权”而无“父责”，这即使在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下也是极不公正的。
这种只是为了取得原始积累而管制农民的体制在前苏联虽也存在过，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从１９６６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就意味着失去共同体的保护。
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联的农业与我国的国企都比我国的人民公社体制要公平些。
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１９６６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
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６０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
换言之，旧体制对农民有保护而很少束缚，那里的农民就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了。
总之，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改革，号称“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是我国改革工业成就中的重要部分，它也是从大包干产生的后续变革），而农村改革之成功，一不是靠“渐进”，二不是靠“不动存量”，而是由于两个因素：
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正（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联东欧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
如果中国农民像国企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由“管而不包”逼出来的改革冲动。
而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从广义契约──广义公正的角度讲，人们放弃自由是为了获取保护。
而共同体在实行束缚的同时也就承担了保护义务。
摆脱这样的束缚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我国的公社只有束缚却无保护，摆脱它的过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
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又较均等，他们何乐而不为？
显然，这样一场类似“帕累托改进”的变革得以实现，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响（城市里接受“市场文化”的影响不比闭塞的农村更多吗？
），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经济民主”，而就是由于摆脱不公正的冲动与公平的要求。
反过来说，我国改革由于忽视了公正原则而受阻的教训也很多。
以住房改革为例，本来住房作为消费品，其“私有化”并不像生产资料私有化那样有意识形态障碍，我国改革前没有合法的私营工厂，但私房一直就有的。
从操作来说，住房私有也不像生产资料私有那样涉及到经济过程中要素配置机制重构的复杂问题。
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国企私有化困难重重，争议也很大，但他们的住房改革多很顺利，争议也少。
如俄罗斯的国企改革泥足深陷，问题不少。
但他们以抽肥补瘦、返还欠账为原则搞的住房改革却很成功，早在１９９３年底仅经过两年的变革就已使私房率达到５５％～５６％，已达西欧国家水平。
而东欧一些国家如保加利亚，早在旧体制下就承认低工资下的住房返还原则，规定劳动者工龄积累到年限
后低可拥有所分住宅的产权。
而我国的住房改革久拖不决，关键并不是什么“观念”问题，而就是公正问题。
有些地方按“补房不补人”的原则搞“谁占谁有”式的房改，在半卖半送的低价下又加之以工龄折扣不按绝对值而按所占房价百分比计，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或分房不足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
一部分人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积累并要把后者抛向已被公款购房潮和原始积累时期的垄断性暴利因素双重刺激下价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场”。
这样的房改能没有“阻力”吗？
如今政府提出以补人不补房的“货币分房”来取代“谁占谁有”，正是看到了前一阶段房改中的弊病。
如果这一原则能得到公正的执行，“观念”是不会构成障碍的。
企业改革的问题也是如此。
在“穷庙富方丈”的同时让工人空手“下岗”，或者强迫工人出钱为“穷庙”填补窟窿，再或把“穷庙”粉刷一下上市骗钱，都会造成严重的不公正。
而农村改革的经验、日本战后解散财阀时的“证券民主化”经验与当代波兰、捷克等国的转轨经验都表明，“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是解决进入市场时产权初始配置问题的重要思路。
即使不讲起点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选择。
存量资产既然是公共的积累，那末无论是“分”是“买”还是“送”都不能不考虑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权益。
东欧尤其是前东德不少“烂摊子”企业是采用象征性价格“送”掉的。
但这种方案都经过工会同意并以强大的工会力量保证“送”的条件（职工就业等等）得以落实。
如果不是这样，“送”就行不通。
增量领域“自由的公正”与存量（主要指农村）领域“起点的公正”是我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关键。
而把“起点公正”推广于其他存量领域（如住房、国企等）则是我国今后改革成败的关键。
目前我国以国企为代表的存量经济问题成堆，但从一些指标看尚未出现东欧国家改革初期那种大滑坡的局面。
这成为一些人全盘否定“激进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
其实，这里除了一些深层问题尚被掩盖乃至尚在积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与苏东改革前体制的不同。
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Ｊ·Ｒ·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
从列宁欣赏福特利、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
该体制与规范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哄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
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那里建立的更多的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勿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
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之“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经济学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饭。
中国的“小而全”“山散洞”与苏联强调优化分工……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因此，中国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中国改革前期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另一方面中国本来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
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也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市场无计划”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这一切使中国的改革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
但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如今的成就与他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表明我们如今干得比他们好，勿宁说是表明我们过去干得比他们差：
我们的公社不如他们的农庄公平，而我们的命令经济不如他们的计划经济有效率。
但他们当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尽头，我们也就不能只吃“落后优势”的老本。
我们如今还在用“全国托拉斯化”的思路来解决重复建设、山头经济的问题，这无可非议，“专家的计划”毕竟比诸侯们的竞赛更讲配置效率。
但人家沿这条路走到底也不过如此，我们又能在这条路上再走多久？
应当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有时效限制。
如今国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说远高于文革时期，但国企的困境都远甚于那时，同时权钱结合的原始积累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这一切都表明改革进程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陷入“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
孙立平:
社会生活的底线何以频频被突破
2006-03-2808:
31:
13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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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
作者：
孙立平
底线失守：
一种更深刻的危机
前一段，网上流传一个帖子，叫作“国内十大著名荒唐禁令”，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发生的事情。
其中“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这则条款出现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颁发的“教师准则”内；“严禁用公款打麻将”，这是2004年8月陕西省安康市建设局用红头文件里的规定；“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这是海关总署五条禁令里规定的；还有医院规定，严禁销售假药、严禁向患者索要红包等。
对于这些禁令，人们不乏嘲讽之声。
像教师奸污学生、公款赌博、庇护走私、销售假药等，实际上都是不言自明的底线性规则，而现在却需要郑重其事做出规定。
过去，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更多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理解，有人将其称之为道德滑坡，而应对的措施也更多是软弱的道德呼吁。
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
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础制度混合构成的。
一般地说，这样的基础秩序是相当稳定的，甚至常常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
它平时默默地存在，以至于人们往往忽略了它。
甚至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政权更替了，制度变迁了，这种基础的秩序也往往依然故我。
比如，“不许杀人”的道德律令，体现诚信的信任结构等，在社会变革的前后几乎没有大的差别。
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底线经常被突破。
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些基础正面临威胁。
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类似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发生在公共生活中。
有几件事情是应当永远作为教材，来昭示人们，什么叫做底线，什么叫做突破底线的耻辱。
一件是12年前的事情。
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组织“专场文艺演出”，中间发生火灾，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学生们：
“大家都坐下，不要动！
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政府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官员“先走”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结果796名师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人是中小学生。
另一件是2004年的事情。
12名桑植县矿工在山西省盂县南娄镇大贤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中遇难。
按照山西省政府2004年出台的遇难矿工死亡补偿最低标准，煤矿补偿给每位遇难矿工的家属20万元。
桑植县五道水镇政府出面为矿工家属协调善后处理，统一领回了这笔补偿金。
不料，当家属们向镇政府索要这笔补偿金时，却被强行扣留总计20余万元。
其名目是所谓维权费。
但实际上，当地政府有文件硬性规定，矿工死亡补偿金是每人20万元，并不存在什么谈判和维权的问题。
更让人惊异的是，负责处理该事件的桑植县纪委信访办主任竟表示，几个镇干部在此事中出发点是好的，处理也很积极，只是收费高了。
应当说，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般的渎职犯罪的问题了，在传统社会叫做天理不容，在今天可以叫“突破底线”。
制度是如何失败的？
在一次演讲中，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讲了这么一段话：
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
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
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
我们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
在正常的情况下，罪恶活动的本身也是有规则的，即人们常说的“盗亦有道”。
正当的社会活动更是如此。
在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制度失败是如何发生的？
换言之，制度是如何失败的？
对于制度的失败，我们往往将其原因归结为特定制度本身。
比如，当反腐败制度不能奏效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要追问，是不是反腐败制度设计存在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
当我们的国企效率很低，甚至国有资产不断流失的时候，我们自然要问，是不是国有产权的安排存在问题？
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不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
以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为例。
人们曾比喻我国国有企业的处境是一根大热天的冰棍，不被人吃掉也要化掉。
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论证改制的必要性的。
甚至有人激愤地说，这样的企业就是白送给人，也比慢慢流失掉好。
上述的比喻大体是不错的，但问题远不是人们对比喻的解释那样简单。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会成为不吃即化的冰棍？
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国有企业，有的国家国有企业占的份额还不小呢？
即使我们承认国有企业的效率要低于民营企业，但有哪个国家国有企业的处境到了不被吃掉就要化掉的程度？
关键的问题就是“大热天”——腐败的大环境的存在。
大量事例表明，无论是在国企经营的环节上，还是在转让的环节上，抑或是在郎咸平所说的信托责任的环节上，几乎无不与这个因素密切相关。
正是由于权力的腐败，理论上所有者并不缺位的财产，在实践中成了“无主”的财产；本来可以公平进行的国资转让，变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郎咸平提倡的信托责任问题一到实践中照样走样变形。
因此可以说，国企的“失败”当然有产权的因素，但国企在实践中处于如此的“狼狈困境”，绝非仅仅在于国企产权制度本身。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国企存在和运转所处的“大热天”，也恰恰是国企改制所处的“大热天”，正因为如此，国企改革的不规范，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流失等，就成为一种难以解决的顽症。
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也不断对国企进行改革，有时甚至也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但所涉及的也主要是效率问题，而在我国，国企改革却成为一个与亿万人的利益相关的问题。
差别的关键，就是国企运行或改革的基础秩序不同。
在改革中，无论是旧体制还是新体制，要正常地运行，都需要有更基础的东西作为前提。
举例来说，信任结构就是这种基础秩序之一，新体制要以信任结构为基础，旧体制正常运行时也是离不开信任结构的。
可见，信任结构是超越体制的，要比体制更为基础。
现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些就是因为这种基础秩序被破坏了。
因此，我们现在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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