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史教师的茁壮成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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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历史教师的茁壮成长
一位历史教师的茁壮成长
陈伟国，徐州市名教师，江苏省333人才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特级历史教师。
受聘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省属重点中学教书16年，现在徐州市教育局教研室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工作。
陈伟国老师喜欢历史教学，热爱历史课堂，担任教研员后，仍经常走进学校，深入课堂，上示范课、研究课。
他注意教学研究，重视教学反思，多年笔耕不辍，先后在核心期刊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经验总结和通俗性文章300余篇，出版《历史教育测量与评价》（高等教育出版社）、《智慧课堂――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实录与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等专著。
新课程实施以来，参与编制《江苏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历史学科）教学要求》，审核《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说明》和江苏高考历史学科《考试说明》等。
一位历史教师的茁壮成长
陈伟国
生命有一个不可剥夺的权利，那就是成长；生命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那就是对成长的捍卫；生命有一种永不凋谢的美丽，那就是对成长的守望。
我们所能拥有的，也许永远没有终极的结局，但过程，从开始那一刻算起，就已经攥在手中了。
成长，永远在路上。
——题记
童年与记忆
我的故乡在苏北宋山脚下的周林庄，想走童年的生活，颇有点像电影《投名状》中描绘的情形：
稻草覆顶的陋屋，石头垒就的矮墙，篱笆圈围的院落。
绿树掩映，炊烟袅袅，鸡鸣狗叫……如一首歌唱道的那样：
“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
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周围。
”但就是这个贫穷的山村给我的童年带来了不少欢乐与情趣。
童年的家乡尽显古朴与苍凉。
人口少，只有十来户人家；荒地多，宋山脚下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荒地。
为利用好这块荒地，驻地部队在这里办了一个马厂。
我常站在宋山顶上，遥望山脚下马儿安详地吃草、饮水、撒欢，和小伙伴们在这块草地上放猪、放牛、放羊。
童年给我最深的记忆多与村口的那眼老井有关。
当独自手托双腮忆想童年的时候，一个情景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在通往井台的小路上，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早晨的浓雾中或在傍晚的霞光里，肩挑两只盛满水的大桶，颤颤悠悠地在家与老井之间来回。
那时候，父母农活忙，弟弟妹妹小，家里吃水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这个长子头上。
总感觉有挑不完的水，却从没有埋怨过谁（不像现在的孩子做点事就喊苦喊累）。
或许早已习惯，或许这只是所有生存艰辛中最微不足道的。
童年挑水的经历和家乡的那眼老井，已成了我教学的资源。
在讲古代中国农业经济时，我曾围绕“井”讲了一段文字：
在汉语里，“井”实在是个美丽的字眼。
对井的系念和牵挂，也是农业中国一份朴素、真挚而恒久的感情。
据专家们讲，井田制、庭院经济乃至村落文化，莫不惠益于井水的沾濡和滋润。
也许正因如此，汉语里才有“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之类的说法；也许正因如此，人们才把不得已到外谋生叫做“离乡背井”。
散落在中国乡村的每一眼老井，在滋润了游子往昔生活时，也一定在他的心底播下了怀念的根须。
童年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家乡满山遍野的树。
过去乡村的老人特别热衷种树，树不一定太大，但树一定会栽得满满的。
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树木稀稀疏疏、紧紧密密地散在整个村庄里，桃树、枣树、李树、杏树、梨树、柿树、桑树、棠梨树、石榴树、椿树不必说，还有较为少见的皂角树、木瓜树、榉树、杜仲树以及百年老槐、老榆、根杏树等。
那时，行商羁旅每经一处村庄，远远就可看到村口巍然屹立的一株老树，看到了树，就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树，也就看到了家的影子。
我们村子里就有一颗已逾百年的“百麻树”，农闲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这棵树下纳凉、闲坐。
夏天，树上总是缀满了红红的果实，引得一群孩子爬上爬下的摘折。
村上还有一棵老杏树，撑起的华盖占地半亩，每当麦收季节，满树鲜红的杏子，让人看了眼馋，我曾和几个小伙伴设计晚上偷杏，结果计划不够周密，被看杏人抓了个正着，回去被父母狠揍了一顿。
老井、古树是山村的灵物，它守望着土地，呵护着众生，也给山村增加了韵致和厚重。
再看看我们今天的乡村，老树被砍，老井被填（还有老屋被拆，老路被毁），古老的乡村换了新颜，但也失却了厚重和特色。
玩是儿童的天性，农村天地广阔，能玩的项目也多，下河捉虾、沿湖钓鱼、山下捉鸟、草里猎兔、放风筝、抓知了、编鸟笼、打雪仗、捉迷藏、老鹰抓小鸡、弹弹子、转陀螺……绝不亚于今天的电子游戏。
最有趣的童年往事莫过于夏日抓知了（蝉）了。
边际先生曾在《夏天的记忆》一文中这样描述过知了：
“知了是名副其实的伏天广告，它总是应暑而鸣，天愈热，它叫得愈响，好像为酷暑鼓噪。
当第一声蝉鸣传来的时候，就会感到真正的夏天来了。
”“恬淡的蝉鸣并不显得单调，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唱和，吟出了夏日的宁静，那有一阵儿没一阵儿的歌谣，唤出了火热里的清凉。
蝉鸣可以引人入睡，可以伴人读书，可以招呼人们摇动蒲扇到树下闲话，也可以把你带到任何一个有树、有水、有阳光、有阴凉的地方。
蝉是制造简单、闲适意境的高手。
”[1]边际先生这段细腻、温润的文字特别感人，也撩起了我对童趣的回想。
小时候，每至夏天，我就和村上几个要好的小伙伴早早准备好几根竹竿，还有从黄牛身上拔下的牛毛，鲜小麦嚼成的“糊糊”，然后手持长长的竹竿，满头大汗地围着满村的树儿转，哪儿有蝉声，哪儿就有我们的身影。
除了抓知了，我们还爱抓蜻蜓，在我的印象中，蜻蜓飞不高也飞不远，因此常常停留在我们触手可及的篱笆上、小树上、庄稼上，于是我们常常汗流浃背地围着篱笆追着蜻蜓。
孩子的身后总会站着一位呵护者，奶奶对我的呵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我的奶奶身上绝对拥有中国古代妇女所有的美德：
勤劳、善良、谨慎、贤惠、守礼……而且特别心灵手巧，有超好的记忆力。
她除了保证我穿得暖、吃得饱以外，还用儿歌、童话对我进行智的启蒙、德的教育。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哭着闹着叫奶奶，奶奶赶集还在外。
小鼠急得直挠腮，急中生智把头拍。
卷成小球滚下来，摇摇晃晃逃得快。
”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童谣之一，其教育意义显而易见。
奶奶还喜欢一边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眼睛、鼻子、耳朵、嘴和下巴，一边教我唱：
“额头是门面，眼睛全看见，鼻子最敏感，耳朵听得远，嘴巴知甘甜，下巴长又尖。
”其中的教化意义，是在我当了中学历史教师后才感悟到的。
我觉得人应该有敬畏心，否则就会干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来。
如保护动物，我们今天学校教育够重视的了，但效果总是差强人意。
而孩子只要记住了儿歌中所说的“偷狗偷猫，头上长包”“捣鸟窝，脸上雀斑多”，对动物或许下手时就会有所顾虑，有所犹豫。
奶奶还喜欢给我讲童话，“狼外婆”“狼和小羊”“七只蝴蝶”“生气的小猪”等。
在偏远的乡村，老人面对孩子能说些什么呢？
他们不会直接对孩子们讲些什么大道理，他们只能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做人心得，化成由一些动物、昆虫和花草组合的纯自然的比喻。
实际上，童话的源泉从来都在自己漫长的生活里，爷爷的胡子、奶奶的手指都可能演绎出一段童话故事。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
童话只能在乡村宁静的夜晚产生，陪伴它的，应该是墙上的几个影子和被那影子所遮挡的一盏忽明忽暗的小油灯。
我的童年是不富足的，甚至有点贫困或饥饿，但却是快乐的，完整的。
今天的孩子生活富裕，近乎奢侈，但却自幼被束缚于各类辅导班、琴房、画室，失去了自由，没有了快乐，丢掉了童趣。
在这里我想大声说：
将童年还给孩子吧！
求学与读书
乡村旧俗，孩子周岁要举行“抓周”仪式，借以判断孩子的喜好和前程。
听奶奶讲，周岁“抓周”，面前放了那么多好吃、好玩、好看的，我却直扑纸和笔。
这是我带给父母的第一份自豪和惊喜。
大约6岁，我进入乡村小学读书，从此与“断文识字”打起了交道。
6岁入学在当时的乡村应该是早的，学校在离我家二里路的小陈庄。
教室很大，一到三年级的同学都在这同一间大教室里由同一个教师执教，常常是一年级读书，二年级写字，三年级做算术。
教我的老师姓徐，是个大块头，约有一米八的个子，人很胖，大头宽脸，浓眉大眼，人很帅气。
在小学，我好像没用多少工夫在学习上，可老师与我父母见面总说我学习好，人很聪明，真的好奇怪。
小学阶段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书法课。
现在教育功利性太强，与考试有关的科目才会引起学校、家长的重视，因而，像书法这样的课常常是只见课表有，未见教师上。
记得小时候老师对书法课是很重视的，无论是描红，还是临帖，我们都是很认真的，对老师在书法本上所作的“优”“良”“及格”等评判也十分在意。
书法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每年春节为左邻右舍写春联，看到自己亲手“画鸦”的文字出现在各家的门上，心中充满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自豪。
我一直坚信，文字是人类最为伟大的发明，它的出现使人类正式告别了蒙昧，走向了文明开化。
传说黄帝时史官仓颉造字，造出来后“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
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文字的力量可谓惊天动地。
在少年时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为书就是课本，读书就是读课本。
有一年，奶奶带我去公社赶集，我在供销社门前看到两个小朋友在看一本小画册，就凑上去也想看，谁知这两个孩子看我一副土头土脑的样子（身上可能也有点脏兮兮吧），不但不让我看，而且用很不友好的眼睛看着我。
正巧这一场景被我奶奶看到了，就问售货员那种小人书哪儿有卖，售货员说这儿就有，于是奶奶花了5分钱给我买了我人生中除了课本之外的第一本课外书（写至此处，我的眼睛湿润了），从此我也明白，在课本之外还有不少可读的书，读书不仅仅是读课本。
我的初中学段正值“文革”后期，上课、读书很少，基本上是学工、学农、开大会、出黑板报、写大批判稿。
至今我也搞不明白当时学校从那儿搞来那么多的支农任务，我们一会儿要割草（还规定每天要上交青草多少斤），一会儿又要去淘沙（学校规定每周要完成黄沙多少方）；还有全校停课，出门抓蟾蜍（俗称癞蛤蟆，取其浆液用于制药），沭河岸边、马陵山下，人声鼎沸，到处都是追击蟾蜍的学生，王庄中学校园内到处奔跑着手术后的蟾蜍。
每每想起说起这些，我的心情都特别复杂。
初中阶段我做得最多的事是出黑板报，几乎每期黑板报都由我策划、选稿、抄写（是黑板报专业户），而每遇重大“批判”任务、或“政治学习”任务，如批判所谓的“右倾翻案风”，学习白卷英雄张铁生和反潮流小将黄帅等，老师都会让我来写稿，我当时不知道这是在助纣为虐，只感到舞文弄墨的快乐。
我是1977年初中毕业的。
1977年在中国教育史上绝对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这年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全国上下沸腾了。
这一年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比例是29︰1。
翌年春天，27万余“天之骄子”白日放歌，青春做伴，跨入大学校门，放情拥抱“科学的春天”。
考试真的具有无边的法力，邓小平恢复高考的一个伟大决策，瞬间就扭转了教育的乱象。
一时间，从城市到农村，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走村串户借书者有之，抄书者有之，读书学习一下子变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事。
进入高中，学校教学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学工、学农基本停止，校园里重新出现琅琅读书声。
记得当时郭沫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在校园内很流行。
这是一篇好文章，至今读起来仍让人心潮澎湃、豪情万丈：
我祝愿中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革命加拚命，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你们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任重而道远。
古人尚能“头悬梁，锥刺股”，孜孜不倦地学习，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会更加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刻苦攻关。
赶超，关键是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
趁你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我祝愿全国的青少年从小立志献身于雄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培育革命理想，切实学好现代科学技术，以勤奋学习为光荣，以不求上进为可耻。
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革命加科学将使你们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
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2]
上了高中我才真正体验到学校的价值，第一次知道“读书能够改变命运”，而且极度渴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跳出农门，成为吃公家粮的人。
数年苦读，工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顺利拿到了高校录取通知书。
关于填报高考志愿，还有一个小插曲呢。
由于我语文一向很好，高考分数下来后，老师一再建议我报考中文系，谁知我却说出了一番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只有在中学没有学好语文的人才报中文系，语文学好了谁还报中文系？
结果在志愿上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历史系。
大学姓学，是读书、做学问最佳的地方。
这里有名师，教你学问也教你做人；这里有好友，与你激扬文字、砥砺学术；这里有浩荡书海，供你读书破卷、增养智库；这里还有宽松的环境，让思考与灵感万马奔腾。
四年大学，我读书还真是玩命，除了吃饭睡觉外，差不多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阅览室了。
印象中，我几乎每周都要借书还书（每次五、六本），有位图书管理员极不耐烦，透过深度眼镜盯着我说：
“你借书这么勤，这么多，真的看了吗？
”是的，我真的看了吗？
我想大学生活积累下来的三大箱子阅读卡片就是最好的证明。
物转星移、时光如梭，四年大学生活真的过得好快好快。
1984年夏，当我收拾完行囊，拿过毕业证书，登上东去的火车，回首遥望母校的时候，倏然明白，从今以后，我将不再是学生，我已长大成人。
我很幸运，回到故乡后就被分到当地的最高学府――新沂县中学，历史教师队伍中又添了一名新兵。
进入中学，我读书的兴趣依然保持着，但阅读的“疆域”逐渐缩小，读书的心情也由过去的火烧火燎慢慢趋于平静。
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岗位的转换，我读书的激情复燃，购书也近似疯狂。
现在我已成为拥有图书数千册的“藏书家”了（同事戏称，当不得真呀）。
记得在一个冬日的中午，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屋内，暖洋洋的，此时我正在整理书架上的图书。
面对排得整整齐齐列队迎接我的几排书架，心中有说不出的欣慰和自豪。
一介书生，从教二十余年，家中别无长物，一书库书（家中的书房早已成为书库）是我的最爱，有空就在书架中逡巡摩挲，在清理中整理思绪，在挪移中寻求灵感，在注目中体验快意，真得很幸福！
我还喜欢站在自己的书架前，用手指轻轻划过每本书的书脊，眼睛飞快的浏览书脊上的书名，读过的，倍感亲切，未读的也会产生想读的冲动。
每当站在书架前，我的人也似乎高大起来，仿佛成了指挥这架书的将军，虽不领兵打仗，倒也可以圆一个豪气干云的英雄梦啊。
历史学科包罗万象，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各类学科知识无所不含。
因此，历史教师的阅读应该博一点、杂一点，立足专业，“左顾右盼”，尽量使自己的知识体系变得开阔、深广。
读什么样的书、读谁的书，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眼界、功底、视野、学识和品味。
我的阅读人生也是一个由浅入深、渐次升华的过程。
起初，阅读主要集中于通俗性读物，此类作品阅读起来轻松，障碍少而兴奋点多，摘取其中三两个片断用于教学，立刻就能见到效果。
后来，兴趣转向当代史家名作，寻求对历史事件理解的深入、系统、准确。
阅读通俗读物，仅仅是从一道刚刚推开的门缝往里看，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但一片朦胧。
读当代史家的名作，仿佛这个幽深而广袤的古代大门又被推开了一些，看得就更清晰一些了。
近年来，我的阅读兴趣又转向更远久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李贽的《藏书》、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汉译史学名著，更成了陪伴我度过漫长暑期的心爱之物。
在历史专业书籍之外，我也不断“开疆拓土”，将自己的阅读视野渐次延展到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甚至宗教，傅佩荣的《哲学与人生》、余光中的《天涯情旅》、星云大师和刘长乐所著的《包容的智慧》，读起来是一种享受，养眼又养心（我一向认为，当一本书不仅是满足了专业内人的需求，而且其所提供的思路引起了专业外人的思考，那么它才是一本好书）。
长乐先生在《包容的智慧》一书中说：
“在这个智力为王的时代，我们的身体终于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了，却把所有的压力，都加载给了精神。
”[3]的确，现代工业文明以齿轮轴承把人心安置在那架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上飞转，喧嚣闹市以纸醉金迷把感情抛掷在浑浊的葡萄酒软饮料里浸泡，实用精神已经使人不大能体会宁静心灵的意义，人心已很难单凭自己的定力回转到万籁无声的境界了。
读书或许对于安定我们身心有一丝的助力。
我认为读书宜静，最好在冬夜，拉了窗帘和门帘。
窗帘是深色的。
沏了茶，茶是绿茶。
把喧嚣挡在门外，让自己独步空明澄碧纤尘不染的书册之中。
读书需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孤独。
世间有太多自诩耐得住寂寞的人，可是面对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引诱，他们往往把持不住。
故余光中先生说：
“一般人的心灵承受不了多少静默，总需要一点声音来解救。
”“惟勇者始敢单独面对自己；惟智者才能与自己为伴。
”[4]读书需专心，若拿起书来，心中尚有种种挂念，眼在书中，心在书外，这就不是爱读书的态度。
故清人石成金在《传家宝》一书中写道：
“读书先要除去杂念，才能熟得透彻，记得久远。
”[5]我特别留恋坐拥书城（书房）的感觉，一缕轻烟，一杯清茶，在古书中发现乐趣，在卷宗中寻找往事。
当然读书也未必这么规矩、奢侈。
于田畴郊野默读，凝聚大自然风光于书页，也是别有情趣；于浊酒杯前醉读，读书也读百态人生，也是滋味无穷；于月下清风静读，读书也读冷暖的世味，也是一种感动。
写至此处，我忽然想到了朱文公所作的劝学文：
“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
日月逝矣，岁不我延。
”[6]愿天下历史教师都行动起来，读书吧！
让阅读丰富你的人生，让阅读快乐你的人生，让阅读改变你的人生。
为师与教学
20岁的时候我登台亮相，成了一名中学历史教师。
记得第一次进课堂，心中像揣着兔子一样忐忑不安，面对50多位学生和数十位听课的领导和老师，害怕、担心、激动、好奇，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好在听课的领导很满意，从此这三尺讲坛就成了我人生奋斗的重要场地。
当时新沂中学历史教师少（包括我共三位），师资严重老化，所以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便被派上前沿阵地，从此“盘据”高三毕业班十几年，阻挡了数位后来者教学前进的步履（他们带到高二便退回高一，真的要向他们道歉了）。
带毕业班还真是锻炼人，大约经过三年多的历练，我便迅速成长起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历史教师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了一句广告词：
“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
”也想建议我们中学的校长们，对于年轻人不要担心他们还青涩、还稚嫩、还莽撞、还没有经验，要放手让他们去闯、去干、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在高考历史教学的道路上，我独自攀登着、摸索着，形成了很多“应试教育”的对策，而这些对策的成功实践也给我带来了莫大的荣誉：
我带的文科班学生，历史均分连续三年居全市重点中学首位。
于是我先后被评为徐州市第一批学科优秀教师，首批名教师，首批青年拔尖人才。
当年我所总结的高考应试经验至今仍在大放光辉，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对《考试大纲》我曾形成这样的认识：
我们要辅导高考，就要在研究高考中去辅导高考。
《考试大纲》是高考命题的法定性文件，它既是试题形成的源头，又是试题形成的蓝本。
因此，全体教师都要明确《考试大纲》既是高考命题的依据，也理应成为教师教学的依据和学生备考的依据。
对《考试大纲》的研究有两个重点：
一是揣摩《考试大纲》的思想内涵。
翻开“考纲”可见，纲目简明扼要，叙述直白浅显，难见玄机，实际上浅中有深，简中有繁，“高深莫测”。
有人说“考纲”弹性大，自由度高，给命题人活用“考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可谓是一语中的。
命题人正是借助“考纲”的“可变性”，围绕一个考点，从不同角度形成五彩缤纷的试题。
因此我们面对“考纲”要有“动”的意识，“变”的思维，“活”的能力。
深刻领会“考纲”的精神实质，而不是总是跟在“考纲”的后面，被它牵着鼻子走，“教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教什么；考多难，教多难，教多难，考多难”，总是慢一拍。
二是知识范围的变化与理解，每年《考试大纲》都要对考点进行微调，对于微调的部分，教师要明白其取舍的理由，更换的依据，调整的思路。
对考点的理解更见教师对高考命题思想把握的眼界与深度。
对每一考点教师都要钻研透：
每一考点之间的纵横联系、可以命题的外延与内涵、已出试题的角度与特点、可能尝试的思路与视角、下一步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拟题训练的侧重点等。
客观世界是无限的，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
一个教师多年重复高三教学工作，思维容易产生定势和惯性，这种状态的负效应无疑会严重制约教师对“考纲”的理解力、执行力。
走出校门，面对外部精彩而多变的世界，不仅可以诱发灵感，还可以帮助教师变换视角，产生新的构想，增强教学导向的力度，提高教学的效率。
因此我认为在“考纲”颁布前后，学科中心组应活跃起来，通过广泛的沙龙式的座谈研讨，让大家思想急剧碰撞、普遍交锋，或许思想会在闲适轻松时翩然而至，形成引领复习教学的大思路、好办法。
对于高考试题，我曾提出如下使用建议：
高考试题是命题人运作《考试大纲》的成果，也是命题人劳心劳力的智慧结晶。
那一套套高考试题筑起了学科训练成熟题的万里长城。
高考试题较之个人命题和地区性命题具有更大的信度、更强的典型性和更高的训练价值。
因此，广大教师在重视研究《考试大纲》的前提下，也须重视高考试题的研究与应用。
平时的教学必须把高考试题渗透在备课里，体现在课堂上，落实在训练中。
对高考试题的研究，着重于研究高考试题的特点，包括试题的问题情境设置、立意、角度；试题的知识覆盖面、难易、梯度及组卷技术。
教师应将自己对高考试题的体认、感悟、心得及时链接进教学、渗透进命题、融合进训练。
如何使用高考试题，我的体会是“化整为零、化零为整”。
“化整为零”指的是在一轮复习中将考题分解到位，即将历年高考试题分解到教材不同章节去，实现对考题的使用与一轮复习同步、一轮训练同步、一轮讲评同步。
“化零为整”指的是二轮复习中要将考题归类到位，这种归类既可按知识主题归类，也可按题型归类。
通过对高考试题的反复咀嚼、品味，培养学生的解题技能，提高学生的解题意识；通过对高考试题的练习、讲评，引导学生搞清数以万计的试题源头，从“题”中抽象出“题型”，提炼出方法，感受“题”的意境、“题”的韵味，进而享受解题的快乐与满足。
对于高考历史复习，我曾告诫我的学生：
学习是一个由薄到厚的过程，复习则是由厚到薄的过程。
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成长自己，但考试的目的完全在于获取沉甸甸的分数。
既然考试事关自己的命运，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练好自己考试的本领（技能）。
并且要明白：
考试不仅要分析题还要分析人，要分析出题人的思路、意图、依据、偏好和“诡计”，识破出题人的心理陷阱就能做对题。
考试不是得分比赛而是失分比赛。
对于考试来说，你的答案不一定接近真理，但要接近“标准答案”。
答题要按程序，你与评卷者的惟一交流途径是卷面。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因此答题还要注意卷面整洁，充满美感。
在潜在意识中植入考试的程序。
当然，高三教学也未必总是一幅丑陋的面孔，除了背诵就是讲题。
只要你用心，陈述史实也可以妙语连珠，营造场景也可以惊心动魄，反思历史也可以令人感慨。
站在讲台，打开心扉，尽情融入课堂的每一个当下，自能与学生情相交、心相印。
我总认为，没有生命修养的教师上课，是一种等待、任务、煎熬；有生命体验和生命修养的教师上课，是一种期待、享受、快乐；生命“在场”，幸福无比。
一个人教学风格的形成，取决于自我，取决于自我对教学的独特理解、创造、把握，关键在于自己的独立思考。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正确认识自己、摸清自己的长处、找到自己的不足也是很重要的。
记得儿子很小的时候，一次我抱着他站在穿衣镜前。
镜子里出现了两个人像。
我说：
“孩子，看镜子里是谁？
”孩子答：
“是爸爸。
”我又问：
“那一个人呢？
”孩子答：
“是弟弟。
”我笑了。
两岁的孩子，面对镜子，认出了爸爸，却不认得自己。
看来，人一生下来是从认识他人开始的，再回过头来认识自己。
而认识自己，却又是人生诸多问题中最难的。
难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面对人生的疑难，发出了“认识你自己”的感叹。
我想，认识自己，大概就是哲学的起源吧。
另外，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各种因素，而遇到一个好领导往往比什么都重要。
正如申彦申同志所说：
“在你成长的经历中，如果能遇到一个英明的领导，那真是‘三生有幸’，机遇难得，或许从此改变了你的命运，奠定了你一生成功的平台。
反之，如果遇上一个不开明的领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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