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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方案对会计决策的影响
PaulM.HEALY（保罗M?
希利）
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
收稿日期1983年10月，最终版本收稿日期1984年12月
探讨管理会计决策的研究假定：
若高管的奖金是以收益为基础的，那么他们会选择提高他们报酬收入的会计方法。
这些研究的实证结果是有矛盾的。
本文分析了典型的奖金合同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比早先的研究更完整的会计激励效果的特性描述。
研究结果表明：
（1）管理者选择权责发生制的制度和他们的奖金合同的盈余报告动机有关；
（2）管理者改变会计程序和他们的奖金计划的采用或修改有关。
1.引言
基于收益的奖金计划是奖励企业高管的一个非常流行的手段。
Fox（福克斯广播公司1980）报道，在1980年美国一千个大型的制造企业中有90%的企业使用基于会计收益的奖金计划来酬劳经理们。
本论文探讨了管理者对权责发生制及会计方法的决策与他们在这些计划下的盈余报告动机的关系。
测试这种关系的早期研究假定，受奖金方案激励的高管会选择增加收入的会计方法以使他们的奖金补偿最大化。
他们的实证结果是有矛盾的。
然而，这些测试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他们忽视了这个计划中收益的定义；收益常被定可以因此会计决策是不影响奖金红利的。
例如，在本研究收集的样本中，超过一半以上样本的奖金计划将奖金定义为税前收入的函数。
因此，（1979）哈德曼和Zmijewski没有发现基于会计收益的薪酬方案和公司记录投资税收抵免方法之间的显著联系，这并不奇怪。
其次，先前的研究假定薪酬方案总是诱使管理者选择可以使报酬增加的会计方法。
在本研究中也论证了薪酬方案会促使管理者选择增加收入的会计方法。
例如，当收益超过一个指定的目标时，管理者通常允许把资金拨给薪酬奖励。
如果收益很低，以至于无论选择哪个会计方法，目标收益都不会得到满足，管理者有动机通过延迟收入或加速核销，即被称为'洗澡'的策略（注销一笔巨大资产；冲销），来进一步减少当期收益。
这个策略不会影响当前的奖金红利，并可以增加满足未来盈利目标的机会。
过去的研究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形，因此，低估了薪酬激励和会计方法决策之间的联系。
本研究探讨了典型的奖金合同，提供了一个比早先关于会计激励效果的研究更加全面的分析报告。
该理论用94家公司组成的一个样本的实际因素和奖金合同的解释
进行了验证。
给出了两个测试：
权责发生制测试和会计方法改变的测试。
我把应计收入定义为经营业务中账面盈余与现金流量之间的差异。
权责发生制测试比较了公司应计项目和预计管理者奖金激励的变化。
测试结果和理论结论是一致的。
我也测试了有不同奖金方案的公司是否应计项目有差异。
应计项目的差异进一步提供证据表明在奖金计划下管理者对权责发生制的决策与他们的盈余报告动机
有关。
会计方法改变的测试表明管理者改变会计方法的决定与奖金计划激励无关。
然而，另外测试发现会计方法的改变是与奖金计划的采用或修改有关的。
第2部分概述了奖金合同的规定。
第3部分讨论了奖金计划对会计盈余报告动机的影响。
第4部分介绍了样本设计和数据收集。
第5部分报告了权责发生制测试
的结果。
第6部分描述了会计方法改变的测试。
第7节陈述了论文的结论。
2.会计奖金计划概述
递延薪酬支付、保险计划、非限制性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绩效计划和奖金计划都是流行的奖金形式。
其中奖金计划和绩效计划这两种奖金形式明确与会计收益相关。
如果实现了长期收益目标，绩效计划会依据管理者业绩的价值以现金股利或股票股利的形式来酬劳管理者。
盈利的目标通常表述成每股收益，总资产收益率，或股权收益率的的形式。
奖金合同明确了每年的盈利目标，而绩效合同规定了长期盈利目标。
除此之外，两者（奖金合同和绩效合同）有类似的格式。
许多公司同时实行奖金计划和绩效计划。
在这两个计划中收益的的定义和目标水平的差异使得确定两者对管理者会计决策的综合影响变得很困难。
因此，我把研
究范围限制在那些奖金与收益明确相关的公司。
福克斯广播公司发现，在1980年美国一千家大型的制造企业中有90%的企业使用奖金计划来酬劳管理者，而仅
仅25%的公司使用绩效计划。
奖金酬劳也往往比绩效支付占据了高管薪酬的较高比例。
例如，在1978年，福克斯报道，在调查样本中，会计奖金占基本工资的中位比率是52%。
而绩效奖励占基本工资的中位比率是34%。
在不同的公司和同一公司的不同时期，奖金方案中公式和变量定义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这些合同有些共同特征。
他们通常在奖金计算中定义一个账面盈余的变量
Et和盈利目标或最低盈利目标Lt。
如果账面盈余超过了盈利目标，合同规定了
可以分配给奖金池的两者差异的最大百分比。
如果账面收益低于盈利目标，就没有资金拨给奖金池。
给奖金池的最大资金转移公式是：
Bt=Ptmax{（Et-Lt,O。
例如，在1980年，加利福尼亚的标准石油公司定义的奖金公式如下：
年度奖励基
金是奖励年份的公司年度收益与这一年年度资本投资的6%的差额的2%的资金。
标准石油公司将年度收益定义为不扣除奖金费用和利息之前的审计净收益。
资本
投资定义为期初长期负债和权益与期末长期负债和权益账面价值的平均值。
在其他公
司的奖金计划中可以发现有不同的定义。
收益可以定义在扣除利息、奖金费用、税收、异常和非经常性项目和优先股息之前或之后。
当激励收入定义为利息之后的收益时，资本是权益账面价值的函数；当激励收入定义为利息之前的收益时，资本是长期负债和权益总和的函数。
在这项研究中，94家公司的奖金计划中收益和资本是这样定义的，而仅仅7家公司的收益和资本没有使用这样的定义。
有些奖金计划规定了一个实际收益超过目标收益的上限。
当实际收益和目标收益的差额大于这个上限时，转移到奖金池的资金是有限度的，此时分配到奖金池的资金公式为：
Bt=Pt{min（Utˊ，max（（Et-Lt，0}。
转移上限通常与普通股的现金股利支付相关。
例如，1980年海湾石油公司的奖金合同规定，在记入薪酬激励账户的金额不得超过支付给公司股票股息总额的
10%的条件下，转移到奖金储备中的限额规定为实际收益与6%的资本投资差额
的6%。
没有参与制定奖金计划的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奖金池和高管的奖励。
奖励可以是现金、股票、股票期权或股息等价物。
奖金合同通常允许将未分配的资金用于未来的奖金奖励。
在薪酬委员会或经理的决定下，奖金计划还可以提供延期多达五年的奖励。
3.奖金计划和会计选择的决定
Watts（1977和Zimmerman（1978假定奖金计划能够激励管理者选择会计程序和预提费用来提高他们的奖金现值。
本文提出了一个更完整的奖金方案的会计激励效应理论
假定公司由一个风险规避经理和几个股东组成，经理的奖励按以下的奖金计算公式给出：
Bt=p{min{U',max{（Et-L,0},
其中L是下限收益（ET），U'是对超过下界（E1-L）盈余的限制，p是奖金合同规定的支出比例。
如果收益超过收益下限且小于收益的奖金计划限额（上限），经理会得到的奖金为P（ET-L）。
由和式（U'+L）给出U，当收益超过上限，奖金就会固定在PU'。
会计收益分为经营现金流量（CT），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AT）和操控性应计利润（DAT）。
不可操作性应计利润按照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如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要求进行公司现金流量的会计调整。
例如，按照成本法与市价法孰低的原则评估存货，按照租赁款项的现值评估融资租赁的债务。
经理人选取不同的可操纵应计收益调整现金流量。
经理人从一组由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定义的，被普遍接受的程序中选择可操纵性应计利润。
例如，经理可以选择长期资产贬值的方法；他能在本会计年度结束时加速或延迟交付的库存；他可以调配商品的销售费用和库存成本之间的固定工厂费用。
应计费用修改报告收益的时机。
因此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使经理可在一定期间内转
移收益。
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总和为零是公司经理人的就业最低要求。
可操纵性应
计利润的幅度，由现有的会计技术进行限制，每年的幅度范围在K
和-K之间。
管理人查考在每年年底来自经营活动和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现金流，
选择全权
委托会计程序和预提费用，以最大限度地得到他所期望的红利奖励。
可操纵性应
计利润的选择会影响他的奖金和企业的现金流量。
这些现金影响是通过股票发行
或购回股份来实现，因此，不会影响企业的生产
/投资决策。
经理人关于选择可操作性应计利润的决策规则来源于希利（
1983），因为他的工
作包含了这两个周期。
在第一周期中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选择将会修正我们第二周期中的决定，
因为可
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总和在这两个时期内应为零。
图1，描绘了在第一周期内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还未进行操作前的功能，分为以下
三种情况：
图1，管理层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决策的盈利功能函数，这里的盈利是指在可操纵应计利润和奖金计划参数这两个周期模型的第一阶段前的盈利。
L——奖金计划下限值；U——盈利上限值；L'——一个分界点，有关下限值，经理人的风险偏好，在周期2中的预期盈利和折现率的函数；K——可操作性应计利润的限制范围，C——经营活动现金流；NA——非可操作性应计利润。
在第一种情形中，管理者之所以选择减少可操纵应计利润收益是因为投资失败。
这种情形又分为图中的两个区域。
第一部分，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前的盈利小于L-K（即C1+NA1）。
经理选择最小应计利润（即---K），因为即使他选择最大的应计利润，报表上的收入也不会超过下限，也不会游奖金奖励。
通过延迟盈利到第二个周期，他可以最大化地预计未来奖励。
第二部分，在第一周期内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前的盈利（C1+NA1）位于L-K与
）或最大化（之间。
经理可以选择最小化（L+K）可操作性应计利润。
如果他选择最大化可操作性应计利润，他将在第一周期内得到奖金，但放弃了在第二周期内的一些预期红利，因为在第二周期内他只能报告最小的应
计利润（）。
反之，如果他在第一周期内选择最小化可操作性应计利润，这一周期内便没有奖金，但在第二周期将得到预期红利。
经理人综合权衡利弊，放弃第二周期中的预期红利而选择在第一周期内得到奖金。
经理人做出这一决定的条件取决于，奖金计划参数，在第二周期内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前预期的收益，折现率，和他的风险偏好。
经理人会估计一个临界值（图
1所示），该临界值是第一周期中位于应计利润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一个无关联值。
中，临界值大于奖金计划的下限值L。
临界值也可以小于奖金计划的下限如图1值，这取决于第二周期中的预期收益。
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前收益小于临界值，如
时，经理人选择最小化可操作性应计利润（）。
在第二种情形中，管理者更倾向于选择收入增加型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
如果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前的第一期盈利超过临界值L'，直接在第一周期内增长收入和获得奖金，肯定更利于在第二周期内的预期奖金。
经理人因此会对可操纵性
应计利润进行积极的操作。
当进行会计选择前的盈利低于（U-K），经理人选择最大化应计利润（DA1=K）。
当会计选择前的盈利在上限值K内，经理人选择小于最大化应计利润的操作，因为若收入超出盈利上限值U，经理人将没有奖金。
因而，经理人将会选择
，使财务报表所公布的收益等于上限值U。
如果奖金计划并没有指定一个上限值，在会计操作前的盈利超过临界值L'，经理
人将选择最大化可操作性应计利润（）。
在第三种情况中，经理人更倾向于减少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方式。
奖金计划的盈利上限值已定，超过了这个上限值的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前的盈利都不会对奖金金额有任何影响。
通过推迟超过上限部分的盈利,经理人既能得到他当前的奖金又能增加他未来预期的奖金。
当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前的收入少于（U+K），经理人选择应计利润的值为：
，这样财务报告中的盈利值刚好等于上限值U。
当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前的收入多于（U+K），经理人将选择最小化的应计利润值
（）。
总的来说，可操作性应计利润的符号和数值是一个关于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前预期收益、奖金计划参量、可操作性应计利润的操作范围、经理人的风险偏好以及折扣率的一个函数。
这个理论有以下三个含义：
（1）如果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前收益小于临界值L'，经理人会选择收益减少的应计利润处理方式。
（2）如果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前收益处于最小临界值L'和最大上限值之间，经理人会选择收益增加的应计利润处理方式。
（3）如果在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前收益超过上限值前给奖金计划设定一个上限，那么经理会选择收益减少的应计利润处理方式。
早期研究认为可操作性应计利润是基于应计利润前收益的一个平滑假设条件的
函数。
然而，这里概述的补偿理论的预测不同于平滑假设：
当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前收益小于临界值L'，补偿理论预测经理人选择收益减少的应计利润处理方式；平滑假设则预计经理人会选择收入增加的操作。
4.样本设计与财务数据的收集
4.1样本设计
此项研究选取的群体来自于1980年财富排行榜上美国最大的250家工业企业。
对于这些公司的股东来说，在每年的股东大会上签署奖金计划的实施方案是很正常的。
通常每隔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会批准进一步补充计划，而每一次都会在代理委托书中加入该计划的总结报告。
为每一个样本公司收集到的第一个可用的奖金计划的副本来源于代理委托书，而后者源自以下三种途径之一：
毕马威事务所、花旗图书馆和哈佛商学院的贝克图书馆。
一旦方案有所变化，方案的信息会随时更新。
最终样本剔除了156家公司。
其中有123家企业的管理层虽然获得奖金，但是他
们的奖金合同细节却不对外公布。
从可查阅的所有年份的代理委托书中，有6家公司没有对高层管理者发放奖金。
其余27家公司订立了合约，将转入奖金池的额度限制到员工工资的一定百分比。
由于信息不公开，无法估计这些公司的奖金上限。
样本中，一些公司同时采用以盈余为基础和以绩效为基础的双重奖金制度。
为了控制绩效计划对管理层会计决策的影响，样本并不包含同时使用这两项制度的公司。
这一限制使得公司年数减少了239家。
可用样本共94家公司。
其中30家公司的奖金计划明确规定了收益的上限与下限。
样本中，合同对样本收益、净利的上限与下限的的定义请参考表一。
有52.7%的公司年将收益定义为税前利润，而有33.5%的观察对象将其定义为息前收益。
奖金合同通常将下限设为净资产的函数或净资产加上长期负债的函数。
有些合同将
下限设定为为多个变量的函数。
例如，美国家用产品公司的1975年的奖金合同将下限定义为'12%的平均净资本与数值相当于1.00美元乘以一年之中每一天金融结算之后，公司平均在外发行普通股股票数”两者中的较大者。
上限通常写为
现金股利的函数。
4.2财务数据的收集
一般根据现实中奖金计划的具体定义，对每个公司年的收益和奖金上下限进行估计。
计划一经修改，就会更新定义。
计算这些变量的数据来自于COMPUSTRAT1964-1980年的数据和穆迪工业手册的早些年的数据。
可使用以下两个替代性指标表示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和会计程序：
总应计利润和自发性改变对收益的会计程序的影响。
总应计利润（ACC,）包括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和非可操作性应计利润（ACCt=NAt+DAt两部分，而它又是通过会计盈余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差额进行估计的。
现金流量是经营活动产生的运营资本（资金表的数据）减去存货的变化值和应收账款的变化值，加上应付账款的变化值与应付所得税的变化值。
唯一没有考虑的收益是对联营公司投资采取权益法
计算导致的收益。
对可操作性应计利润和会计程序的第二个替代性指标是自发性改变对收益的会计程序的影响。
为每一个样本公司收集到的从1968年到1980年的会计上的变更的数据来源于两方面：
霍尔特豪森在折旧政策上的变化样本（1981）和会计趋势与技术记录的变化。
现金和留存收益的每一个变化的影响都来自于公司年度报告。
这个数据将在第六节进一步描述。
5.利润测试与结果
5.1应急测试和结果
列联表的构造来检验这个理论的影响。
当他们的奖金计划的上限和下限都具有约束力，经理人有动力去选择收益减少的操纵性应计项目。
当这些边界不具有约束力，管理者有动机去选择收益增加的主观性应计项目。
总应计项目利润为可操纵应计利润代理。
每家公司年被分配到三个组合之一：
（1）投资组合UPP，
（2）投资组合LOW，或（3）投资组合MID。
投资组合UPP包括奖金合同的上限受约束的观测。
公司年被分配给该投资组合，当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超过了奖金计划中定义的上限范
围。
该理论意味着，当营运现金流加上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项目超过了上限范围时，观测结果应被分配给投资组合UPP。
由于非可操纵性应计项目是不可观测的，现金流量是现金流量总和和非可操纵应计利润的代理。
这个上限受约束的界定公司年的方法导致增加不正确拒绝零假设可能性的错误分类。
关于去控制偏差的问题的讨论和测试将在本部分论述。
投资组合LOW包括奖金计划的下限范围受约束的观测。
如果在奖金计划里盈利低于指定的资金计划下限，公司年被分配到这个组合。
该理论意味着，当营运现金流加非可操纵应计项目低于下限阈值L'时，观测结果应分配给投资组合LOW。
此阈值是奖金计划下限范围、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和他们对未来收益预期的函数。
由于阈值域是不可观测的，这样一个把公司年分配到到投资组合UPP，使用现金流量作为现金流量加上非可操纵应计利润的代理的方法，不能用于投资组合
LOW。
相反，当盈利低于下限范围时，公司年被分配到投资组合LOW，因为在这些年里没有奖金被奖赏，并且管理者有动机去选择收入减少的可操纵应计利润。
这种分配方法诱导选择性偏倚，增加了不正确拒绝零假设的概率。
这个问题的讨论被推迟到本节稍后。
投资组合MID包含了上界和下界都没有受约束的观测。
公司年没有被分配到UPP或者LOW的被包含在MID投资组合中，被期望比其他两种投资组合有更高比例的正应计利润。
在表2中投资组合LOW,MID和UPP的正负应计的发生率以列联表的形式阐述。
行表示每个公司年被分配的投资组合。
栏表示权责发生制（应计制、应计会计）
的标志，并且每个单元包含满足每一个条件的观测比例。
平均收益，在每个公司年末被总资产账面价值平减的，也会被显示在每个组合里。
如果管理者选择应计
制，以增加他们奖金报酬的价值，投资组合LOW和UPP会比投资组合MID有更高的负应计和更低的平均应计的发生率。
卡方和t-统计量，检验这些假设，在
列表2中阐述。
该卡方检验是双尾检验，其比较的是在每个列联表单元格里观测的数量和偶然预期的数量。
T统计检验是三个投资组合中，平均减少应计的差异的单尾测试。
样品A用一个下限范围报告了计划的结果，但没有上限。
与理论一致，对于投资组合LOW比投资组合MID，有一个比较负应计项目较低的比例。
然而，卡方
统计并不是标志性的统计。
平均标准化应计项目支持了理论：
平均投资组合LOW比平均投资组合MID少，t检验在平均值中比较，在0.010的水平是具有统计意义的。
这一结果表明，经理人更有可能采取“洗澡”策略，就是选择收益减少的
应计制，当下限范围的奖金计划受约束，比当它不具有约束力时。
样品B包括了上限范围和下线范围详细说明的计划。
卡方统计量在0.005水平的统计数值有显著意义，表明了与其他情况相比，奖金计划有一个较低和较高范围的限
制时，负应计项目有更高的发生率。
平均标准化应计利润测试强化了卡方结果：
投资组合LOW和UPP的平均值要比MID投资组合平均值少。
t检验，在手段上评估不同，在0.005的水平上的统计数值是有益义的。
这些结果与假设是一致的，管理者更可能选择收入减少的应计项目，当他们的奖金计划中的下限范围和上限范围绑定了。
样品C聚合了样品A和B，并确认结果。
样品A和B的结果里有几处不同。
首先，MID投资组合的结果要比有上限范围的样本计划更强。
一种解释是，当合同里没有明确规定时，奖金计划管理员加强了一个非正式的上界。
如果这种非正式的范围具有约束力，一些公司包括在MID产品组合里样品A被错误分类，它们应该被包含在样品B和分配给投资组合UPP。
样本之间的第二个不同的是，对于样品B比样品A,更强的结果于LOW投资组合。
我对此结果没有解释。
列联测试由下列应计项目子部分构成：
库存变化，应收账款，折旧，应付款项的改变，与奖金奖励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支付的改变。
存货和应收账款子构成部
分的变化是与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最强烈的相关的。
列联表为汇总样品总结结果，
在表3中为两个子构成部分阐述。
有更多的负库存利润，当上和下限的约束比
MID投资组合约束多。
应计应收款项的结果确认了低投资组合和MID投资组合
的理论。
但是，在投资组合UPP和MID中，负应计利润消极的比例无差异。
在
0.005水平时，库存和应计应收的卡方统计数值显著。
在投资组合LOW，MID，
UPP平均存货和应收应计的不同是与理论是一致的：
在
0.005水平，投资组合
UPP和LOW的平均值要标志性地低于投资组合的MID的平均值。
总之，表2和表3中的证据总的来说与零假设不一致，在奖励计划中，可操纵应
计利润与经理的收入申报奖励没有关联。
当奖金合同的上限和下限具有约束力,有一个更大的负应计项目的发生率。
列联表用于分解应计项目，确定库存的变化和应收账款作为利润子组成部分与管理人员奖励计划激励最高度相关。
列联测试有局限之处。
首先，该方法给LOW投资组合分配的观测结果导致了选择偏倚。
公司营运年被分配到投资组合LOW时公布的业绩都低于下界。
这个投资组合的负应计项目的较高的发生率被关注，与这个理论保持一致。
但是，这两个报告的收益和总应计项目包括了非可操纵应计利润。
公司年带有负的非可操纵应计利润很可能被分配到LOW投资组合，并且他们趋于产生负的总应计项目。
这个选择偏倚增加了不正确拒绝零假设的概率的可能性。
列联测试的第二个局限性是来自于错误的测量可操纵应计利润。
总应计项目被作为应计费用的代理。
这个代理的测量误差是与公司的经营和收入现金流相关的，变量用来分配给公司年投资组合UPP，MID和LOW。
这种关系可以解释列联测试的结果。
例如：
存货应计项目反映实际库存水平，如果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需求
增加，实际库存水平和非可操纵应计利润将下降，及经营增加现金流量，与表3中投资组合UPP的报道的结果一致。
然而，一个不可预测的需求的减少将增加实际的库存水
平和主观性应计项目，从经营中减少现金流量，与Low投资组合的理论预测相反。
列联测试的第三个局限性来源于在应计项目前错误的测量盈利。
现金流量是该变量的代理，并用于公司营运年分配到投资组合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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