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隐性失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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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隐性失业

农民工的隐性失业

1引言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我国的劳动力乡城迁移过程中规模日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有待向市民转化，而其在城市的就业状况一直是衡量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程度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

农民工的就业影响其市民化，而市民化不仅关系到农民工自身，还会对流入地的城市化进程产生影响，因此农民工就业问题非常值得探讨。

本文拟从农民工在城市的隐性失业角度分析其就业状况。

根据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失业相当普遍，而下面的研究又将表明，如果考虑到隐性失业，农民工在城市的实际失业将更加严重，这会对农民工自身及流入地的经济及社会都造成极大不利。

2相关综述与研究意义

2．1农民工的失业和隐性失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其农民工群体在就业方面与城市市民相比具有先天劣势。

从外部因素看，一方面，户籍制度直至今日还在发挥提供劳动者出身鉴别以方便雇主筛选雇佣对象的功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市民的本位主义也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城市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从内部因素看，农民工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少，不利于他们找工作，更不利于他们找到匹配的工作。

农民工的失业现象在各大城市都十分普遍。

根据李强（2001）对北京市丰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当地有33．5%的

农民工曾经历过失业；徐艳和肖云（2005）对重庆九个主城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显示出同样趋势，当地经历过失业的农民工高达61．6%，其中大约5%左右的人失业时间超过一年；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3月对武汉市进城农民工展开的抽样调查中，48．6%的受访者回答曾有过失业，其最长的一次失业时间平均为8周，大多在4周左右，而失业最长的受访者其失业竟总计长达50多周。

上述数据仅显示农民工的显性失业情况，如果考虑他们的隐性失业，即劳动者从事低于其能力工作的现象，那么农民工整体的失业率会更高，后文将涉及农民工隐性失业的衡量，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隐性失业存在于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哪怕当时显性失业的规模非常小，但隐性失业的规模仍不能低估。

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加上其它制度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其劳动力的失业尤其是隐性失业情况非常严重，就这一点看，我国的农民工群体失业进而隐性失业严重的情况乃属“正常”。

但低效的劳动要素配置终究会使国家原本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延缓了其和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缩小的时间期限。

2．2研究农民工隐性失业的意义由于农民工现象乃我国独有，且其在国内外受关注的时间相对较晚，现有的研究农民工失业的文献不多，大部分的研究者将视线仅集中于市民或者农民，很少注意到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

不仅如此，在这些研究农民工失业问题的少量文献中，大多数研究者也只涉及显性失业，着重分析农民工隐性失业的更少。

但是，如果不对农民工的隐性失业问题进行彻底研究，而只考虑其显性失业的话，人们所得结论的确定性就会大大降低。

王德文、吴要武和蔡？

P（2004）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的1%抽样资料比较了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尤其是农村迁移者的失业率，发现2000年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失业率为9．1%，城市迁移者的失业率为7．9%，而农村迁移者的失业率仅为3．6%，但他们在文末也强调“虽然农村劳动力的失业率很低，但这种低失业率往往掩盖了他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这相当于承认仅利用显性失业的相关数据对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进行分析是不完善的。

所谓“农村迁移者的失业率很低”也只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低，既没有考虑到上述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更没有考虑到隐性失业，而一旦考虑到隐性失业，这个结论是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由于数据不足，本文不打算对此命题能否成立进行验证，仅提出如果考虑到隐性失业的存在、经历过失业的受访者如此之多以及他们较长的失业时间，我们不能忽视对农民工失业问题的更深层次探讨，尤其是，当显性失业数据显示农民工失业情况不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应重视对其隐性失业状况的研究，将其作为显

性失业分析的补充，以期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状况。

3研究角度和工具

由于隐性失业的种类很多，本文仅打算从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错配（Mismatch）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诚然，有争论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尤其是初、中等教育脱离实际，这种情况确实也在我国出现，但教育无论如何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率，或者至少基于教育的信号理论,对收入产生正向作用。

于是，比较劳动者实际受到的教育和职业要求的教育，便能大致分析出劳动力的配置效率。

和匹配（Match）相对，所谓错配，指的是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出现偏差。

错配的情况分为两种，一为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高于职业学历要求，即Over-education，可意译为“低就”；二为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低于职业学历要求，即Under-education，可意译为“高就”。

这两种情况中的前一种，即低就，便是隐性失业中我们要考察的那一种。

为了方便后文的分析，我们在这里要定义几个概念。

首先是匹配率（MatchRate），它指的是劳动者中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正好相符的人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其次是错配率

（MismatchRate），它是指劳动者中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不相符的人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其与匹配率的和为1；然后是低就率（Over-educationRate），它指的是劳动者中受

教育年限高于职业学历要求的人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最后是高就率（Under-educationRate），它指的是劳动者中受教育年限低于职业学历要求的人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其与低就率的和为错配率。

4农民工隐性失业的衡量

借助上述工具，并结合我们在2005年3月对武汉市进城农民工展开的抽样调查，便可以大致衡量该市当年的农民工隐性失业状况。

此次调查采用面对面问卷访谈法，共在武汉市武昌区和洪山区进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25家建筑工地、集贸市场、酒店、职业技术学院和民营企业等地各随机抽选20名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的农民工总体人数为500人，调查完成后通过数据清理和逻辑检验的有效问卷为436份。

该次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从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外出打工情况、农村土地状况、社会保障状况以及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对其生活和工作进行描述。

根据该次抽样调查的数据，我们便可以计算其样本的匹配率、错配率、低就率和高就率，用于推断该市当年农民工的隐性失业状况，为后文的分析打下基础。

问卷中相关的问题包括“你的文化程度是：

（1）文盲/半文盲；

（2）小学；（3）初中；（4）高中/中专/职业高中；（5）大专及以上”、“上学读书年数：

年”、“你找到这份工作时，用人单位对你的学历要求是：

（1）

大专及以上；

（2）高中/职业高中/中专；（3）初中/技校；（4）小学；（5）没有学历要求”。

为简便起见，此处不考虑劳动者的上学读书年数，仅用他们的文化程度和学历要求对比，如果文化程度和学历要求相同，就视为匹配，否则为错配。

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在上表中，错配率尤其是低就率相当高，达到70%以上。

由

于缺乏国内数据，此处我们仅用国际数据进行粗略对比。

DianeGalarneau和ReneMorissette（2004）曾基于加拿大人口调查对该国本地出生人口以及移民的教育一职业错配率进行过研究，显示自1991~2001年，加国本地出生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却就职于低于大学学历要求职业的人占到了30%~34%，同类的新移民则在47%~64%。

综合考虑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及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等情况，我国城市市民教育的职业错配率理应不高于加国新移民的上限64%，而如此一来，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的低就率71．8%就相当高了。

农民工过高的低就率表明他们中很少有人能从事与自己能力至少是受教育程度相符合的工作。

这从农民工自身来讲，将导致他们的收入相对于匹配情况下的同等能力劳动者少；从流入地来讲，该地也没有得到吸纳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的充分回报。

5农民工隐性失业的原因

5．1模型构建

为了探究农民工群体出现严重隐性失业现象的原因，我们继续采用上述调查数据并借助BinaryLogisticRegression以实现分析。

之所以采用此种方法，主要是因为我们打算了解农民工发生“低就”这种隐性失业的概率究竟和他们的哪些特征变量有关以及这些变量和“低就”的结果之间具体存在怎样的关系。

该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从这个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的上学读书年数、打工经验、婚姻状况、找工作的时间、雇主是否提供保险和工作强度指标都是显著的，其中婚姻状况和雇主是否提供保险的系数最大，而工作强度的系数接近于零，说明尽管此指标显著，但它对结果无甚影响。

以下选择对此结果影响显著而且较大的指标进行详细解释：

（1）上学读书年数会对农民工的隐性失业产生显著影响，学历越高，低就的概率就越大。

此处的解释是，由于农民工难以突破分割严重的二元劳动力市场限制，在不太注重劳动者文化程度也无法供给高等级职位的次属劳动力市场，他们学历越高，“匹配”的概率自然就越小。

李（Li,H．,2003）曾使用广东、甘肃两省的数据对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发现具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其教育回报率高于具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而在我们的前述调查中，436个样本的学历都在大专以下，且初、高中学历者占了75．2%，于是若假设职位对学历的要求越高则工资越高的话，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在这一程度上呈现学历高相反回报率低的情况就能为“学历高，低就的概率越大”佐证。

（2）打工经验也会对农民工的隐性失业产生显著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比较小。

打工时间越长，相反低就的可能性越大――这看上去似乎难以理解，但一旦对样本的打工经验和年龄以及不同年龄段农民工的心理特征进行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其合理性。

学术界对农民工代际分化的大量研究指出，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第一、二代农民工（以1980年出生为界）对工作的要求是不同的，后者向往体面的工作，而前者一般认为能挣到比种田多的钱即可（刘传江、徐建玲，2006）。

在前述调查中，我们检验了打工经验和年龄之间的相关性，得到0．346的显著系数，这意味着打工经验越丰富的劳动者可能越倾向于具有第一代农民工的特征，从而对工作的要求越低，造成农民工打工时间越长相反低就可能性越大的现象。

[ZW（]但年龄项本身的系数和显著水平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趋势，原因与模型构造以及数据结构有关。

（3）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影响显著而且较大，即越是结过婚的农民工，其在城市遭遇低就的可能性越大。

婚姻状况实际上可以间接反映农民工的生活压力，配偶及孩子的存在将会造成心理上的负担，哪怕这种心理负担劳动者没有察觉，甚至感到如果配偶或孩子有收入，将会减轻他们自身的压力，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伴随婚姻而来的责任感将迫使劳动者更注重实际所得，而非注重学历和职业的匹配，这必然减少他们“匹配”或者“高就”的可能。

（4）找工作的时间也对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影响显著，其时间越长，劳动者低就的可能性就越大。

找工作时间的长短，固然可以反映劳动者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强弱，但从另一方面看，越是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劳动者自身就越是有压力，在压力之下他们有可能作出低就的选择，这是合乎情理的。

（5）[JP4]雇主是否提供保险对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影响显著而且较大，但符号为负，表明越是提供保险的工作，农民工就越不可能低就。

究其原因，愿意为农民工买保险的雇主，一般较为规范，不论其提供的工种或职位如何，他们在对人员进行招聘和日常管理的过程中，都可能会像首属劳动力市场上的大多数雇主们那样，本身就更为注重应聘人员学历和职位要求的匹配。

当然，仅仅用雇主的道德来解释他们之间的不同似乎有些牵强，一个较为合适的理由是：

企业的性质决定了某些雇主必须在人员招聘和日常管理中更加规范，而某些职位的性质也不得不使雇主特别强调应聘人员学历和职位要求的匹配。

一个小型服装厂在录用缝纫女工的时候不会特别注重其学历，更加不会为她们购买保险，而一个大型酒店在招聘前台服务生的时候就有可能要求对方提供学历证书，[ZW（]在这里，不仅企业的性质不同，而且职位的性质也不同。

缝纫工职位要求的是技能熟练，而前台服务生则对一个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更高。

教育信号理论告诉我们，相当多的雇主通过学历鉴别劳动者的综合能力，于是在这些需要更高的综合能力的职位上，学历和职位要求是否匹配就会受到重视。

同时为员工购买保险的概率也会更大。

5．3进一步分析

如果按照上述解释将这五项指标分类，我们可以将上学读书年数看作农民工隐性失业即低就的外部原因，因为它反映了农民工被雇主所选择。

由于在雇主看来农民工的书本知识不那么重要，或者说他们雇佣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不需要那么多书本知识的工作，于是越是上学读书年数长的农民工在就业上就越处于劣势。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将打工经验、婚姻状况和找工作的时间看作农民工低就的内部原因，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农民工自身在面对工作机会时作选择的动机。

在这里，除了打工经验反映不同人群对工作的不同要求外，婚姻状况和找工作的时间实际上都是作为农民工选择的“压力”存在的，他们之所以作出接受与自身学历不匹配职位的决定，必定是经过了对现实压力的慎重考虑。

此外，关于雇主是否提供保险这一指标，我们可将其单列。

由于越是提供保险的工作农民工低就的可能性越小，雇主提供保险便可被看作缓解农民工隐性失业的因素。

但据我们的调研，436个样本中仅有28人被提供了保险，比例仅为6．4%。

上述分析意味着，在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促使农民工低就的因素众多，而缓解这种状况的因素却势单力薄；进一步讲，在此种不利的情况下，一方面农民工被雇主选择；另一方面农民工也在选择雇主，正是这种不利条件下的双向选择造成了大量农民工的隐性失业。

但是，尽管通过分析我们知道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和其自身的选择有关，但如果将农民工看作理性个体，那么造成如此大规模隐性失业的局面还是应当归咎于外部，尤其是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探究一下那些压力是如何产生，我们很容易发现假如劳动力市场足够完善，纵使压力本身不能被消除，但其后果即农民工的低就却可以大大地缓和。

就婚姻而言，配偶和孩子的存在势必带来对实际所得的强调，但收入和学历匹配本身并不矛盾，如果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局面被打破，农民工可以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许根本就无须在收入高但低就以及学历匹配但收入低的不同工作中做选择。

至于找工作时间的长短对农民工隐性失业的影响则更可以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而减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找工作的时间会大大缩短，这会减少他们因为找不到工作而产生的压力，进而对其群体的隐性失业现象缓解大有裨益。

6农民工隐性失业的影响

“低就”这种隐性失业，是极其严重的要素低效配置，不仅对农民工自身还是对社会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这种影响的开端，始于在低就状态下农民工没有发挥其全部的人力资本，这对他们自身而言，会相对减少其收入，[ZW（]尽管有时低就决策的作出确实是基于收入的考虑，比如有长时间打工经验的农民工放弃追求匹配的工作而低就，但如果他们有机会从事匹配的工作，他们的收入无疑会更高。

在后文的实证部分我们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而收入的减少不仅是一种物质损失，同时也会造成他们精神上的困惑，即挫败感。

挫败感的存在，很可能导致两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一是受挫者减少人力资本投资，其二是部分人成为“问题农民工”。

前者对经济发展不利，后者影响社会安定。

由于牵涉重大，我们有必要从低就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着手，研究此问题究竟会给微观个体进而宏观社会带来何种危害。

表3和表4中列出的回归结果大致使人满意。

从表3可以看出，性别、打工经验和受教育年限都对工资有正向的显著作用，说明男性、打工经验丰富、受教育年限长的农民工倾向于有更高的工资。

但是，对比表4中的系数，我们会发现，固然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工资就越高，但如果受教育年限和职业要求学历错配，他们就不能完全地获得在匹配状况下工资提高的幅度。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雇主的确为提出不同学历要求的岗位设置了不同的工资，学历要求越高的岗位其工资就设置得越高，但由于前文提到的各种原因，很多农民工无法获得从事这些与他们受教育年限相匹配工作的机会，进而得不到相应的高报酬，当他们低就时，收入就远不及匹配情况下同等学历者的收入了。

按照前文的分析，此种收入的相对减少会引起劳动者的挫败感，致使他们出现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或“问题农民工”的现象，这无论是对经济还是对社会都是极其不利的。

7结论和建议随着我国各地区城市化进程普遍加快，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乡城转移劳动者的规模将越来越大。

农民工作为农民向市民最终转化的中间过渡群体，他们的失业将对流入地乃至流出地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极大影响，这一群体在城市的就业问题不容忽视。

但是，如果我们仅把目光关注于他们的显性失业，很容易得出农民工失业问题不严重、不及城市本地劳动者失业率的不确定结论。

尽管本文尚未验证这个结论在考虑隐性失业情况下的正确性，但鉴于农民工群体“低就”即其受教育年限高于职业要求学历现象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衡量的隐性失业率已经相当之高，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此种现象如果长期存在，必定有损于社会和谐发展。

在造成农民工大量“低就”这种隐性失业的诸多原因中，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首当其冲。

众所周知，所谓二元分割，指的是首属与次属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通道，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难以从后者进入前者。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次属劳动力市场本身是个以“3D'（即Dirty/Dangerous/Demanding）为主要特征的高度同质的地方，在那里没有类似于首属劳动力市场的明显的职业分层，尽管类似于技工和粗工这样差别不大的分层的确存在。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无法突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而滞留于此就业市场时，其同质性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他们如此大规模的低就。

和高度同质的就业市场相对，劳动者本身却在快速分化。

根据本课题组2005年3月在武汉进行的前述调查，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已占据了当地进城务工者的3/10，如果考虑到年龄对

农民工外出及回流决策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这一比例还将迅速上升，致使“80后”的第二代农民工会逐步成为乡城转移劳动者的主体。

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些年轻的农民工在文化程度上得到了很大提升，但由于仍无法突破高度同质的次属劳动力市场，他们便只能低就，每月拿到和学历不及自己的第一代农民工相差无几的工资。

前述调查显示，和城市居民1330．92元的

月收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的月收入为720．76元，而第二代农民工仅高出后者6．06元，和前者的差距却高达604．1元。

此种情况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次属劳动力市场的高度同质相互作用，使得农民工的隐性失业更加严重。

如前所述，如果低就现象长期得不到改善，农民工的挫败感将导致他们减少人力资本投资，并会致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问题农民工”的道路。

就前者而言，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会使他们更易在就业市场中失败，而失败会导致进一步的挫败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不仅不利于农民工自身，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影响严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种现象甚至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引发“读书无用论”，致使义务教育普及率本来就不高的农村中有更多的青少年辍学打工，这会降低国民的平均文化素质，从而对全社会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

就后者而言，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打工者云集的大城市陆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农民工”，他们傍老、行乞、色情从业、暴力犯罪层出不穷。

究其原因，没有人天生愿意成为问题一族，他们最初来到城市，全都是抱着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的，但现实毕竟残酷，劳动力市场本身二元分割，再加上他们所停留的次属就业市场又“3D’且高度同质，挫败的农民工尤其是最为向往城市、最希望市民化的第二代农民工中的不少人便走上了问题道路，这对流入地社会的安定团结影响极其严重。

由于影响严重，改善农民工的失业尤其是隐性失业状况便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首当其冲，这需要政府在相关制度改革上加快步伐。

除此以外，社会各界也应转变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并设法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和生活予以帮助。

就这一点而言，职业培训是必要的，社会保障更是必要的，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乃至媒体的通力协作。

最后，由于教育在任何时候对就业都有着促进作用，在广大农村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并设法提高教育的实用性，也将会对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状况起到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