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论文写作以及注意事项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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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论文写作以及注意事项二
史学论文写作以及注意事项
（二）
资料了。
如何抓住重点,这就需要目录学的基本知识了。
何为目录学?
首先要了解目录,我国古代书籍浩如烟海,如何利用这些书籍,于是后人就根据书籍内容分类编目,以指导人们阅读、检索图书,这就是目录。
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是指篇名或书名,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也称序录或书录。
把一批篇名（或书名）与说明编次在一起就是目录。
目录有一书的目录和群书的目录。
一书目录就是把有关的各篇目录汇集在一起。
《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一篇完整的《史记》目录。
它是由大序和小序两部分组成,大序是自述——说明家世、学历、仕历、学术观点、编纂兴趣和体例等;小序则是依次写了每一篇名和要旨,也就是目录。
它是读《史记》全书的钥匙。
试举一例:
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庆通卿,指卿事将军宋义）救赵（指秦汉之际,赵歇称王的赵,当时秦章邯围赵于钜鹿,诸侯救援,宋义采取旁观态度。
项羽杀宋义夺取兵权而救赵）,诸侯立之;谋婴（秦孺子婴）背怀（楚怀王）,天下非之。
作《项羽本记》第七”。
这是一篇出色的目录,前八句是“录”,它概括了全篇的要旨。
既叙述了项羽的主要业绩,又评论了项羽的功过是非。
最后一句是“目”,确定了篇名和篇次,把这样130条篇目集中排在一起,就成为《史记》一书的目录。
群书目录是随着图书事业的发展,图书数量的增加而出现的,我国历史上的目录书大约有300余种,可分成这几类:
1,官修目录:
如明《文渊阁书目》（杨士奇撰）,清《四库全书总目》清纪昀撰。
2、史志目录:
指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
还有一些专史中也有目录部分,如郑樵《通志》中的“艺文略”,马瑞临《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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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私家目录:
大体上可分①综合目录:
如明代高儒撰《百川书志》,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曾的《读书敏求志》。
最著名的是宋·晁公武《郡斋读书记》、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②专门目录:
为某一专门学科或某一类有关的图书所编的目录,如释道目录、经籍目录、文艺目录等。
目录学有很大作用.
一是掌握古籍总的基本状况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有人估计可能有15万种左右,如果没有目录学知识,要想检索一本古书犹如大海捞针。
有了目录学知识,那就可以利用已有的目录书去了解图书的基本情况。
现有的古典目录书,一般说来都是过去的目录学者搜检群书,经过一系列比勘考订、撰录、编目等程序而撰成的。
因此一编在握,就可以帮助我们知其归属,这样运用既久,对于古籍的基本状况,就可大致了然在胸。
所谓基本情况,包括①各时代的古籍概貌。
官修目录就可反映各朝官藏的图书现状,是比较完备的总书目,因而可以从中知道某一朝代的图书概貌。
例如:
从《汉书·艺文志》可知汉代图书总数是13000余卷。
从《隋书·经籍志》则可了解唐初图书总数有56881卷。
②古籍的归属情况。
有了目录学知识,不仅可以了解图书分为几大部类,更能了解各部细类,各类是何性质,各类所著何书,类有所属,书有所归,也就自然了解学术发展情况。
③古书的考辨。
古籍中撰者有阙名,篇帙有不同,而伪作、伪托更须考定,对于这方面的考辨,无不借助目录。
所谓“或得一古书,欲知其时代,撰人及书的真伪、篇之完阙,皆非考之目录而不为功。
”（余嘉锡《古籍读校法》讲义排印本）余先生还认为,目录学对古籍考辨有六项功用:
A,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假;B,用目录书考证古书篇目之分合;C.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D.因目录访求阙疑;E.以目录考亡佚之书;F.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当然目录对考辨古籍真伪有着重要作用,但不能据此而冒然断定真伪,还需有更多的本证和旁证来作最后的确定。
二是了解图书本身情况
古典目录对所著录的每种图书,大都记录了它本身的有关情况,如书名、作者、卷数、版本、提要等,这些记录资料使我们可以了解每一种图书的撰者生平、撰述意旨、图书的简要内容、存亡残整、良本精刻以及学术价值等重要情况。
如: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明田艺蘅撰,艺蘅有《大明同文集》已著录,是书欲仿《容斋随笔》、《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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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而所学不足以逮之,故芜杂特甚。
其中诗谈初编二编各一卷,玉笑零音一卷,大统历解三卷,始天易一卷,皆以所著别行之书编入,以足卷帙,尤可不必.
《四库全书总目》卷128“学部,杂家类存目五”。
三是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
我国古籍浩繁,要打开这座宝库,单凭兴之所至地去涉猎翻阅,往往事倍功半,但有了目录学知识,我们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所以清代学者江藩指出:
“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
”（《师郑堂集》）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指出:
“四库全书,为读群书之门径。
”
这种指示门径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小序、题解和附注上,有的目录解题对图书提出了一己的评论,如《四库全书总目》论《旧五代史》:
“是书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
”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
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十七史商榷》卷七）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目录学这把钥匙打开古代学术文化的宝库。
重点检索就是根据目录学的指引重点检查一些史籍,比如我写《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一文,在初步确定选题后,首先检索研究史,发现解放以来,一篇文章也没有,就决定写这一题目。
然后,根据目录学指引,重点翻阅《明史》,从头翻到尾,《明经世文编》从头翻到尾,《春明梦余录》、《大明会典》、《明会要》、《明实录》、《明通鉴》、《万历野获编》、《日下旧闻录》等,查抄了大量的资料,做了大量的卡片。
《明初削藩的悲喜剧》一文重点翻阅《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书》《明通鉴》《罪惟录》《明实录》等。
（3）顺藤摸瓜法
重点检索一些史籍后,虽然能搜集到不少资料,但有时候某本书上也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这们并不知道,这时可以通过阅读类似专题文章,看看别人在研究类似问题时引用了哪些书籍中的史料,这样可以受到启发,再去查找这些书。
如:
我写《明初削藩的悲喜剧》一文,除了一些基本史料外,还看了别人关于明成祖的论著,关于建文帝的论著,发现别人引用的有些书我还没有看过,这时就要记下书名,顺藤摸瓜,有时会有意外的发现。
在进行徽商研究时尤其如此。
徽商的资料十分分散,难以摸清记载徽商情况的所有书籍,所以对他人研究徽商的文章一是要阅读,掌握研究动态;二是要看他引用的书籍,哪些自己没有看过,就要随手记下,想方设法去找到这些书。
④请教师友法:
通过请教老师、朋友,尤其是学术界的朋友来获得一些资料信息。
⑤实地走访法
这也是很重要的搜集资料的方法。
古人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司马迁写《史记》就实地走访了很多地方（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他曾跨江淮,直抵会稽（今浙江绍兴,春秋越王勾践建都于此）,浮于沅湘（湖南的沅江、湘江）,北涉汶泗（汶水、泗水）,取道楚梁回到关中,历览祖国名山大川和古城重镇。
后来,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广泛体察了祖国大西南风土人情和社会状貌,他还亲自凭吊过淮阴侯韩信的墓冢,俯瞰过岷江的离堆,登上蒙恬监修的万里长城,考察了大梁的夷门,瞻仰张良的遗像,看过孔子故里儒生习礼的情景,甚至还亲自参加过堵塞黄河决口的活动。
在山东滕县,他调查过孟尝君好士的传说。
在江苏沛县,调查了刘邦、萧何、周勃、樊哙、灌婴等人的出身、性格和行为,等等。
正是得力于这些感性材料,他才能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我们从事徽商研究,更是要到徽商的家乡,徽商活动过的地方走访。
走访主要是访书、访人、访遗迹。
主要是访书,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省博、省图、歙县物馆、屯溪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的宗谱、方志、文集,有不少资料都是抄本、稿本、孤本,十分珍贵,其间的工作是很苦的,冒酷暑、战严寒,利用寒暑假牺牲休息时间,才收集了40万字的资料,编成《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访书之外,还访人、访遗迹,走访一些老人,请他们回忆徽商的情况或他们祖先经商的情况,这都是口述史料。
我们还考察了一些遗迹,如牌坊群、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的确能增加不少感性认识。
也许大家感到很繁,收集资料的确是很繁的工作,做学问的功力就体现在这里,写一篇论文收集资料已很不易,至于写一本书就更难了。
（举尹韵公治学例）
7、资料鉴别
历史资料丰富多彩,但难免真伪混杂。
我们进行史学研究,只有建立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的真相,探求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史学大师郭沫若指出:
“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
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和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更加危险。
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的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为有害。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册）所以我们在开展史学研究前,第一步就是要对资料进行鉴别。
鉴别就是辨伪,所谓伪有两种情况:
伪书和伪事。
先看伪书:
梁启超说:
“书愈古者,伪品愈多。
”如先秦时期及秦汉之交时期就有一大批伪书出现。
《汉书·艺文志》已指出很多伪书。
以后每朝每代都有伪书出现,为什么有人要作伪:
一是为了托古炫名,先秦、秦汉之际,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近。
史学论文写作（五）谋篇布局（构思）
五、谋篇布局（构思）
当材料基本上收集齐全以后,就进入谋篇布局阶段。
谋篇布局也叫章法,我国传统讲写文章有四法:
章法、股法、句法、字法。
章法就是一篇文章的整体安排,股法就是段落安排,句法、字法就是遣词造句的方法,现在叫语法。
四法中章法最重要。
谋篇布局,即构思,也就是预先的构想或设计,古人在画竹子之前,胸中关于竹子的形状、姿式早就设计好了,故提起笔来就能一气呵成,这就是所谓胸有成竹。
写文章也是如此。
构思分成几个步骤:
第一步:
提炼观点:
首先是每条材料都要提炼一个小观点（这条材料反映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将若干个小论点,综合成一个分论点。
这是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
观点的提炼是不容易的,只有深入思考,才能从常见的资料中发现不寻常的价值。
例如:
明代河北大名府有一巨商,人称董太公,其子董汉儒由科第入仕途,董太公死后,其家人请李维桢写了一篇《董太公家传》,其中云:
……久之,观察（即地方司道官的古称）以高第应征,当授台省（即都察院官）。
太公私念:
台省者与天子执政相可否,脱不当,责四面至矣。
已而除计户部（即户部郎中）,乃大喜。
既榷税吴关,太公敕以蠲苛政宽商。
商更辐辏,所入浮故额。
（《大泌山房集》卷70页）
还有一条材料与之类似,明张瀚云:
余……兼摄（南京）上、下关抽分,余谓征商非盛世之政,弛十之二。
商贩悦趋,税额较前反增十之五。
”
（《松窗梦语》卷一,《官游记》P67）
张瀚和董汉儒一样都出身于商人家庭。
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根据这两条材料得出这样的认识:
商人的影响力已开始在政治上露面了,具有商人背景的士大夫,由于对商人阶层的疾苦有比较亲切的体认,他们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多少产生了一些“宽商”的效果。
另外,我们知道,明清时期,商人的墓志铭很多,诚如唐荆川所讥讽的:
“屠诂细人,有一碗饭喫,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誌。
”
从这条材料,余先生得出这样的认识:
墓志铭已不再是士大夫的专利品,整个商人阶层都要求分享这一专利了,商人们通过墓志铭毫不犹豫地肯定自己的社会存在和价值了。
再看三条材料:
①“……生民之业无问崇卑,无必清浊,介在义利之间耳。
庠序之中,诵习之际,宁无义利之分耶?
非法无言也,非法无行也,隐于干禄,藉以沽名,是诵习之际,利在其中矣。
非其义也,非其是也。
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人,是货殖之际,义在其中矣。
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
”
韩邦奇《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苑洛集》卷7P6）
②“文显（按名“现”1469-1523）尝训诸子曰:
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
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
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汙。
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
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
李梦阳（1473-1529）《明故王文显墓志铭》——《空同集》（四库影印本）卷46P4
③“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为两敌。
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
人睹其离,翁（倪公）睹其合。
此上士之所不能訾,而下士之所不能测也。
”
顾宪成《泾皋藏稿》（四库影印本）卷17《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以上三条材料看似很平常,但余先生却看到了它所反映的时代变化,因为从孔子到王阳明,儒家义利观有两个主要特征:
一、它是针对士以上的人（包括帝王）而立说的,因为他们是对于公共秩序的直接负责者。
至于孟子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利”的一般人民（包括商人在内）至少并不是儒家义利论的主要的立教对象;二、义与利基本上是互不相容的,人或者选择“义”,或者选择“利”,而不能“义利双行”（朱熹驳陈亮语）,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大致与“理”与“欲”、“公”与“私”相同。
但是,从上述三条材料可以看出,十六世纪以后,义利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第①条材料说明义利之辩不是士所能独占的,对于商人也同样适用,商人于“货殖之际”,也照样“义在其中”,承认“孳孳为利”的商人也同样可以合乎“义”,这显然是对传统的义利观念予以新的诠释。
而第②条材料的“利以义制”,“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虽利而不汙”,更是反映了对传统义利观的突破。
第③条材料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传统义利观和明代新义利观之间的区别:
前者是“义利离”,后者是“义利合”。
总之,十六世纪以后,这种义利观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迁。
对一条材料,为什么有的人能看出它的价值,而有的人就看不出来,这就反映了一个人的史识,我们要在学习中不断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史识。
第二步,升华主题。
前面第一步是将若干个小论点综合成一个个分论点,这一步就是将若干个分论点综合成一个总论点,这就是主题。
主题就是这篇文章要表达什么样的中心思想。
例如,我写的《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主要就是揭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从分论点中综合出一个总论点,也就是中心思想,即逢迎、依附、仰攀。
具体说就是逢迎官员,依附官府,仰攀皇帝。
《“左儒右贾”辨》的中心思想（主题）是阐明徽商“右贾不左儒”、“右贾更右儒”。
当然,主题的升华是不容易的。
如何从分论点综合成一个总论点,是要经过冥思苦想的,主题的升华也就是认识的深化,这要有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许多学者常常引用王国维的“三个境界”说来比喻这个艰苦的思想活动过程。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它千XX,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
第一阶段比喻读书之苦,登高望远,广泛搜寻与积累材料。
第二阶段:
初次接触这些材料,感到杂乱无章,心中茫然无头绪,开始潜心研究,如同害了相思病,眠食不安,形容憔悴。
第三阶段,随着材料的不断积累,认识的不断深化,渐趋明朗,一个明确的认识终于形成了,朝思暮想的对象找到了（“阑珊”:
乃冷落寂寞之意）。
第三步,谋划结构。
当小论点、分论点、总论点（中心思想）都明确以后,就进入第三步谋划结构阶段,这是十分重要的阶段。
谋划结构就是考虑文章的组织结构,即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将多个分论点组织起来,集中体现总论点。
一篇好的论文为什么好,好在哪里,除了论点创新,材料充实外,从结构上说就是思路清楚,布局合理,结构紧凑。
所谓思路清楚,就是作者思想的头绪和脉络要清楚,就象高大的树木,主干（中心思想）突出,枝干（分论点）分明,不能象灌木丛,横七竖八,分不清主干、枝干,看上去一窝糟,理不出头绪来,不知道作者通篇文章要表达什么。
所谓布局合理,就是各个部分所要论述的内容安排得很合理,既不交叉,也不重复。
就象一座花园,哪里垒假山,哪里挖水池,哪里盖亭阁,哪里辟花圃,都独具匠心。
所谓结构紧凑,就是文章的各个部分内在联系非常紧密,毫不松散。
结构和思路相为表里,文章结构是作者思路的外在表现。
谋划结构,就是要考虑这篇文章要阐述某个中心思想,要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材料怎么安排。
文章的结构如何布局?
要依据四条原则:
1）以问题的内部联系为基础。
2）服从表现主题的需要。
3）适应不同的文体特点。
4）适应读者需要。
文章的结构没有固定的格式,一般来说,记叙文有所谓“纵式结构”、“横式结构”、“纵横结合结构”。
议论文有所谓“总分式”（主从式）、“并列式”、“递进式”等等结构。
例如,1990.3.7.《团结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大革命时期领导权问题的再分析》（作者苏东海）,文章的结构分为三部分:
（一）认识领导权有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不能离开实践。
（二）实现领导权有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不能离开条件。
（三）保持领导权有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不能离开力量的较量。
作者把大革命时期的领导权问题分为对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如何实现领导权和如何保证领导权三个方面。
同时把这三个方面分别同革命“实践”,实现领导权的“条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的“较量”联系起来考察,作者思考问题的角度确实很新,而且这三个方面安排的顺序:
认识领导权、实现领导权、保持领导三个步骤,恰好反映了大革命时期领导权问题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对这个“权”的问题,首先是“认识”,其次是“实现”,再次是“保持”,这显然是一个递进式的结构。
再看,南炳文《从“三言”看明代的奴仆》（《历史研究》85.6）文章结构分为五个部分:
（一）“三言”反映了明代奴仆的广泛存在
（二）明代奴仆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
（三）明代奴仆的反抗斗争
（四）明代奴仆问题的复杂性
（五）和明代奴仆有关的几个问题
这是一种并列式的结构,也非常清楚,布局也很合理,反映了作者的思路十分清楚。
胡如雷《论唐太宗》（《中国史研究》82.2）
全文结构分为三个部分:
（一）唐太宗的特点
（二）产生李世民这一历史人物的条件
（三）唐太宗的局限性
这篇文章角度很新,它不是全面评价唐太宗的历史功绩,因为这方面已经人所共知了,而是换一个角度,从分析唐太宗的特点入手,探讨产生李世民这一历史人物的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再分析他的局限性,任何历史人物都有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就唐太宗而言,这种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本文做了回答,这种结构也可视为递进式结构,先论其特点,再进一步回答这种特点何以产生,再进一步回答唐太宗的局限性,一层递进一层,一层深入一层。
第四步骤:
确定提纲。
结构只是大的框架,当结构谋划的好以后,还要进一步细化,这就是确定详细提纲。
大凡初写文章的同学大多不愿拟提纲,经常是确定题目以后,提笔就写,这样往往不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就是逻辑混乱,裹杂不清。
除非是文章高手,他可能不拟提纲,一气呵成,但他提纲虽然没有写在稿纸上,却写在他的头脑里,我们没有这种本领,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拟提纲。
确定提纲对写好一篇论文极其重要,其重要性表现在两点:
1）便于写作。
提纲相当于盖房子的设计图,盖一幢高层建筑,有了设计图,盖起来就方便了,哪个地方应是楼梯,哪个地方是办公室,哪个地方是会议室,哪个地方是卫生间,图纸上一目了然,按图纸施工即可。
同样有了提纲,全文分几个部分,清清楚楚,决不会把第三部分的内容写到第二部分,在每个部分中也不会把第四层次写到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写到第三层次。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篇论文一二万字,决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而要延续多少天才能写好。
当每次搁笔下次再提笔撰写时,如果没有提纲,思路往往会中断,而有了提纲,思路就不会中断,便于我们继续写作。
2）避免失误,尤其是可以避免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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