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及其思想成就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docx

《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及其思想成就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docx

《《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及其思想成就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及其思想成就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及其思想成就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

《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及其思想成就-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一、前言

　　孔广森（17521786），山东曲阜人，孔子七十代孙，官至翰林检讨。

受业于皖派学者戴震，精通《公羊》学、《大戴礼》学及音韵学，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大戴礼记补注》（以下简称《补注》）是其《大戴礼学》学的代表作。

　　汉代礼学立于学官者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

而汉代学者传承礼经时，会编订称为《记》的参考资料。

相传戴德与戴胜分别编纂了《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及《小戴礼记》四十九篇。

东汉着名学者郑玄曾为《小戴礼记》作注，使之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时收入《五经正义》，历代讲习不绝。

　　后人所称的《礼记》一般即指《小戴礼记》。

《大戴礼记》则命运多舛，除北周学者卢辩为其作注，历代传习乏人，唐代以后甚至亡佚了四十六篇。

清人既遍治古经，发现十三经之外，宜亟治者，则《大戴礼记》矣［1］（P3），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乾隆时卢文弨和戴震曾经分别为该书整理出了校本。

孔广森在此基础上参考众说，以卢辨注为基础，创作出《大戴礼记补注》这一清人《大戴礼记》新疏。

孔氏同时人汪照有《大戴礼注补》，其后的学者汪中、王聘珍、孙诒让等分别作有《大戴礼记正误》《大戴礼记解诂》和《大戴礼记斠补》。

孔广森《补注》在卢氏、戴氏校勘《大戴礼记》的基础上，开启了清代《大戴礼》新疏的先河。

　　学术界对孔广森《大戴礼》学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

黄佳骏在《孔广森经学思想》中，分论孝、论明堂、论阴阳三方面，对《补注》的思想倾向做了探讨。

［2］（P115－127）孙显军在《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中，将孔氏《大戴礼记》学的成就概括为尊汉仪郑，援据精深［3］（P254－283）。

王丰先点校了中华书局本《补注》，并简要介绍了《补注》的版本及学术价值。

［1］（P1－9）《补注》解经方法和思想价值，仍有继续研究的意义。

本文将沿着这两条思路，探讨该书的《大戴礼》学成就。

　　二、《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

（一）广收异本，校勘文字

　　《大戴礼记》唐代后不受重视，存在严重的文字错乱。

清代治《大戴礼记》者面临校勘文字，恢复其本来面目的任务。

　　孔广森《补注》在校勘《大戴礼记》时，广泛收集了宋刊本、元本、汉魏丛书本、朱本、高安本，以及清代最新的卢文弨校本和戴震校本，作为对校的依据。

例如，《哀公问五义》中哀公曰善之下，孔氏就吸收了戴震校本的成果，注明:

戴氏校本云，此下《荀子》有:

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

哀公曰，敢问。

凡二十六字，此文脱。

［1］（P23）孔氏又能选择许多重要的书籍作为他校的依据。

如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杨简《先圣大训》、吴澄《仪礼逸经》及《永乐大典》等引用过《大戴礼记》篇章的书籍。

又参考《小戴礼记》《周礼》《逸周书》等与《大戴礼记》内容多有重合的着作。

特别是《通解》《大训》《逸经》《大典》等书，不仅时代较早，且经常整篇节录《大戴礼记》内容，名为他校，实为对校，远非一般他校盲目援引类书可比。

例如，《王言》中:

孔子曰:

吾居语女一句，宋本脱去居字，孔氏则从《大训》增而改正。

［1］（P17）孔氏的校勘态度比较审慎，对于不易去取的内容，多注明异文而不擅改原文。

例如，《哀公问五义》中百姓淡然，不知其善一句，孔氏只注明:

《荀子》淡作浅，善作邻。

不，《大典》作莫。

［1］（P25）没有据《荀子》和《永乐大典》盲目改动原文。

　　对于确有证据应当修改的字句，孔氏不拘守宋本原貌，能够大胆提出改正意见。

例如，《王言》篇的标题，旧本作《主言》，孔氏在《补注》中根据本校证据，发现:

旧本题作《主言》，篇中王字凡十九见，皆误作主，唯第十六字不误，今据以改正。

又举出训诂证据:

古者主之称亚于君，故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

郑君《坊记注》曰:

大夫有臣者称之曰主，不言君，避诸侯也。

［1］（P5）《王言》篇的主旨是孔子提出的实现王道的王言，不当作主，改动符合文意。

　　孔广森《补注》的文字校勘取得了许多成果，后人校勘《大戴礼记》时对此多有吸取。

如清末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这部专门研究《大戴礼记》校勘的着作，对于前述王言的校勘，就全文引用了孔氏的论证，定为王言。

唯引据冯登府说，指出:

篇中王字十九，惟莫不言来至朝觐于王，王字不误。

乃第十四字，非第十六字。

［4］（P6）修正了孔氏的小讹。

又如时王树楠所作另一部专门校勘《大戴礼记》的着作，书名就叫做《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在孔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校勘意见。

对于王言问题，王氏亦采纳孔氏的意见，指出孔氏据戴校本为说;又指出汪中校本、王引之《经义述闻》本，俱改王言［1］（P255），进一步肯定了王言的改动。

　　孔氏通过各种校勘方法对《大戴礼记》经文的校正，大都是精心校勘的结果，能够给后人许多启发。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对《大戴礼记》正文一仍其旧的做法，导致了保持旧本原貌的同时，也未免曲护了旧本中一些舛伪脱衍［5］（P9）的效果。

孔氏《补注》与王氏《解诂》，一者偏于活校，一者偏于死校，能够互为补充。

（二）读破假借，释义简明

　　孔氏在《补注》中解释经注文意的时候，并不盲目旁征博引。

或利用音韵知识，读破假借，解释难点;或通过简单明了的文字，直解文意。

　　孔氏本精通音韵学，着有《诗声类》等音韵学着作。

利用音韵学知识是其特长。

《诰志》中胤使来往，地宾毕极一句的释义。

孔氏先引用杨简说解释上半句:

杨简曰:

胤，继也。

使者相继往来。

接下来便利用音乐学知识解释下半句中宾字:

广森谓地宾读如《诗》率土之滨，言无远弗至。

［1］（P186）这样全句的句义为使者来往，极远之处也能到达，文意清楚。

　　有时孔氏用简明的语言直接解释经文意义，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例如，《曾子立事》行自微也，不微人，孔氏《补注》直解作自卑而尊人。

同篇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补注》解释为不引人以自解［1］（P87），均言简意赅。

而王聘珍《解诂》则对这两句分别解释为:

微，隐也。

行自微，谓隐行善事也。

不微人者，谓非阴密不使人知也。

援犹引也，取也，谓引取人之能以为能也。

［5］（P70－71）字数多出《补注》数倍。

而王文锦先生就认为王氏第一句的解释殊为迂曲，不及孔氏《补注》释自卑而尊人简当;第二句的解释亦不如孔氏《补注》不引人以自解切合文旨［5］（P9－10）。

可以说孔氏用极精当的解释，往往能取得超越同时学者的效果。

　　（三）考辩史实，详解制度

　　孔广森作为乾嘉学者，在《解诂》中也充分发挥了善于考证的特长，对于《大戴礼记》中的史实和典章制度进行了考辩和解释。

　　考辩史实的内容，如《卫将军文子》中，孔广森《补注》对孔子弟子生平作了细致的考证。

篇中恭老恤孤，不忘宾旅，好学省物而不勤，是冉求之行也一句，卢辩对冉求生平的解释是:

冉求字子有，冉雍之子，为季氏宰。

认为冉求系冉雍之子。

孔氏《补注》通过考证发现:

冉有，仲弓之族。

按《古家语》及《弟子传》，求、雍并少孔子二十九岁，明非父子也。

注误。

指出了卢辩的失误。

篇中其桥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寿，是曾参之行也一句，孔氏《补注》通过考证发现:

按《弟子传》，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

此文子问时，年未三十，不得以寿言之。

知眉寿者，谓曾晳也。

　　故能解释文意为:

大人，父之称也。

言曾子能养志，常使皓皓无所忧怒，不损其性，以寿父母，故下文称其孝也。

［1］（P121）通过考证曾参生平，使读者不至于因混淆眉寿的指代对象而误解文意。

　　又如，《曾子制言中》篇中，孔广森《补注》对首阳山的地理位置作了考证。

篇中夫二子居于河济之间，非有土地之厚，货粟之富也，言为文章行为表缀于天下一句，河济之间与首阳山是何关系?

孔氏《补注》利用地理知识指出:

首阳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济水所出，故云河济之间。

［1］（P105）使人一目了然。

　　解释古代名物制度的内容，如《保傅》篇，孔氏《补注》对古代的华表制度作了考证。

篇中有诽谤之木一句下，《补注》云:

《古今注》曰:

诽谤木，今之华表木也。

以横木交柱头，形似桔槔，大路交衢皆施焉。

如淳《汉书音义》曰:

旧亭传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

县所治夹两边各一桓。

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今犹谓之和表。

按桓、和、华声相近递转，鲁有桓楹，即桓表也。

《西京赋》云:

次和树表。

盖军门前亦为和表，因名和门。

是皆诽谤木之遗象。

［1］（P65）对华表的形制及得名，有精当的解释。

　　又如《千乘》篇，孔氏《补注》对鲁国的军制作了考证。

篇中公曰:

千乘之国句下，《补注》云:

《周礼》:

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千乘者，侯伯二军之赋。

古以五百乘为军。

　　《诗采芑》曰:

其车三千。

谓天子六军也。

鲁侯爵为次国，故僖公之颂云:

公车千乘。

其后襄公始作三军，昭公复罢之。

［1］（P163）结合周代礼制及鲁国的地位，解释了鲁制。

　　三、《大戴礼记补注》的思想成就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不仅重视校勘训诂，在思想成就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缘情制礼，上下不援的礼制观

　　孔氏在《补注》中对礼的产生及作用，都有较为集中的论述。

例如，《礼察》云:

然如曰:

礼云礼云。

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孔氏在对此句的《补注》中，阐发了缘情制礼的观念:

先王之治天下，户户而赏之，不能遍也;人人又刑之，不可胜诛也。

是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而丧祭之礼作其孝，以乡射之礼作其让，以朝觐聘享之礼作其恭，天下卉然知天子之意，曰:

礼于死者尚且不忘，况生者乎?

　　礼于他人之长尚且如此敬也，况君父乎?

即认为礼制不是僵死的条文，而是根据发自内心的人情所制定，每一项礼制，如丧祭之礼乡射之礼朝觐聘享之礼都是缘情而制，有具体功能的。

正因为礼制是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的，故而可以在赏罚之前，通过潜移默化的效果教化人民，达到示之以恭，则不臣者愧;示之以让，则不弟者耻;示之以孝，则不子者悔。

其不可化者也，然后从而刑之。

礼行于上，则四海之内鲜刑民矣。

故曰:

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1］（P37）的效果。

　　孔广森提倡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是对戴震肯定人，程朱理学一味肯定天理思想的继承。

孔氏不仅将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中的人人情思想引入了《公羊》学，［6］在《补注》一书中同样将该思想引入了礼学。

他将人情思想引入讲求实践的礼学之后，便能达到把儒学思想从宋明理学的形上形式，转向礼学治世的实用形式，以礼代理的效果。

例如，丧祭之礼作其孝，以乡射之礼作其让，以朝觐聘享之礼作其恭就能通过具体可感的礼仪形式，体会孝让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抽象地论述其合理性。

张寿安先生认为凌廷堪是以礼代理这一清代思想转向中最重要的人物，其思想来源则是戴震义理学。

［7］（P6）凌氏未曾直接受业于戴氏，却曾向戴震弟子孔广森问学。

孔氏在《补注》中已有以礼代理的思想萌芽，很可能影响到了凌氏。

孔氏在戴震与凌廷堪的思想传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孔广森还认为礼制应该达到上下不援，即上下不争的效果。

《诰志》云:

公曰:

何以事神?

子曰:

以礼会时。

夫民见其礼则上下不援，不援则乐，乐斯毋忧，以此怨省而乱不作也。

在《补注》中则阐发道:

鲁人之祭也，宫县而白牡，设朱干，击玉磬，僭天子之礼。

季氏亦歌雍，舞八佾，陪臣阳虎从祀僖公，上下相援之验也。

不援则乐，犹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之意。

［1］（P183）僭越等级使用礼仪的行为。

看起来有维护等级制度的嫌疑，但实际上有其现实针对性。

清代社会上礼仪的使用已经相当混乱，连曲阜孔氏家族这样的名门，在礼仪方面也不免存在即如吾乡素称守朱子家礼者，亦素以古礼参用朱子家礼者也;又素以乡俗相沿之陋习，附会于朱子家礼者也［8］（P536）的弊端。

既然礼仪是根据具体情况缘情而制的，那么了适用群体的礼仪制度，实际上就了本质，成为空洞的仪式。

只有恢复古代缘情而制的礼仪，才能达到夫民见其礼则上下不援，不援则乐，乐斯毋忧，以此怨省而乱不作也的效果。

（二）外内合一，勿虑难治的修养观

　　《大戴礼记》中包含了丰富的讲求个人修养的内容，孔广森在《补注》中最为重视的是外内合一和勿虑难治两点。

　　孔氏阐述外内合一的思想，最集中体现在《曾子立事》篇的注释中。

《曾子立事》云:

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其行，从之以复。

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内外合矣。

孔氏《补注》言:

人信君子之言者，以其言之必行而从之也;人信君子之行者，以其今日行之，明日复行之，而前后相类也。

久而验之，至于积年所行，无弗类者，可谓外内合一无虚假也。

［1］（P86）强调君子必须言行合一，言出必践，行之必久，达到外内合一无虚假的境界。

　　这种言行合一的表现之一，是不说人之过。

《曾子立事》篇言:

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不说人之过。

孔广森《补注》主要针对不说人之过进行阐发:

彼有过者方畏人非议，我从而为之辞说，则彼将无意于改，是成人之过矣，故君子不为也。

不扬人之过，厚也;不说人之过，忠也。

［1］（P87）强调君子要做到外内合一，不仅不能扬人之过，宣扬他人的过错，同样也不能说人之过，为犯错者文过饰非。

　　而这种外内合一的另一种表现，则是行其亡，如其存，即对死者言行合一，履行诺言。

《文王官人》有言:

行其亡，如其存。

卢辩注的解释是:

谓奉先君及祖考之教令。

仅限于对待先君与祖考的态度。

孔广森在《补注》中则提到:

此不必谓事祖考，凡于人皆然。

昔延陵季子过徐，徐君悦其佩剑，以将有上国之事未献也。

还聘，徐君已死。

季子曰:

吾心许之矣。

解剑挂于墓树而去。

所谓行亡如存者欤?

［1］（P195）通过季子的例子，将行其亡，如其存的做法，扩展到君子对交往对象都必须采用的言行合一的态度。

　　《补注》中强调的另一种君子必备的修养，则是勿虑难治。

《曾子立事》篇言:

是故君子为小由为大也，居由仕也，备则未为备也，而未虑存焉。

《补注》中阐发道:

推家而致之国，事有小大，人有众寡，其道亦未备也。

然能齐其家，国有勿虑难治之理，存乎此也。

［1］（P91）孔氏在这里并不简单地将齐家与治国等同起来，而是认为二者事有大小，人有众寡，不能简单套用。

他认为齐家给治国的启发则是相同的，即勿虑难治之理，凡事必须有忧患意识。

给宋明理学家修齐治平的推导，赋予了新的含义。

　　（三）进贤退不肖，损益因时的治国观。

　　礼制在中国古代不仅是一种个人的礼仪规范，也与国家制度密切相关。

《大戴礼记》中有不少涉及治国思想的问题，孔广森在《补注》中着重强调了进贤退不肖及损益因时二个问题。

　　孔广森重视贤人在国家中的作用。

《保傅》言:

夫圣人之于当世存者乎?

其不失可知也。

孔氏在《补注》中阐发道:

下章申言教太子者必慎之于妃匹之始，端之于衽席之上，重之以震夙之礼，又临以师保，佐以圣贤，乃能终以太平，历过其卜。

故上陈三代，下究六国，推夫古今兴废之际，未有不得贤而昌，失贤而亡者，系之傅职，以为帝王之极范，储嗣之秉戒。

［1］（P83）将选择圣贤作为继承人师友的问题，扩展到古今兴废之际的范畴，提出上陈三代，下究六国的历史时段内，未有不得贤而昌，失贤而亡者，将选贤举能提高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

　　既然要选择圣贤来治理国家，那么选择的标准如何?

《诰志》言:

仁者为圣，贵次，力次，美次，射御次。

孔氏《补注》言:

圣人先德而后爵，尚功而贱艺，故贵不如仁，力不如贵，美不如力，射御不如美也。

美谓才美。

［1］（P185）孔广森在这里巧妙地将经文做了一个代换，解释为圣人先德而后爵，尚功而贱艺，既强调儒家道德至上的观念，也重视才能的作用，是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

　　孔广森在论述治国思想时，认为治国的法度与礼制均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损益因时的措施，盲目照搬古代经验。

《四代》言:

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则缓急将有所不节。

孔广森《补注》:

四代之法，损益因时，若并用之，则文质宽猛，必不得其中。

即认为上古四代的法度各有具体适用对象，盲目照搬，必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他同时认为对法度若简单搬用，必将逐渐废弃。

《四代》又言:

子曰:

心未之度，习未之狎，此以数逾而弃法也。

《补注》言:

于四代之政刑，思之未审，习之未熟，则数过其法。

［1］（P172）即认为对于四代的刑政，如不能通过思考与实践就加以采用，则必然因不切实用而遭到废弃。

　　孔氏推崇的治国思想，即将进贤退不肖与损益因时结合起来。

《盛德》言:

故曰，御者同是车马，或以取千里，或数百里者，所进退缓急异也。

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乱者，亦所进退缓急异也。

《补注》阐发道:

进贤退不肖，缓刑法，急礼度，所由适于治也，反之则乱。

［1］（P159）经文认为，治国如同驾车，因进退缓急不同，可能造成完全相反的效果。

孔广森则将他的治国思想结合起来，认为只要做到进贤退不肖，以及缓刑法，急礼度，所由适于治也，便能达到大治的效果。

　　（四）阴阳化成，质疑灾异的自然观

　　《大戴礼记》中不仅有很多论及礼制、修养、治国的内容，也涉及一些儒家不常论及的自然观，孔广森对此的阐发亦不乏可观之处。

　　《曾子天圆》曾对霰、雹二种的生成作了解释:

阳气盛则散为雨露，阴气盛则散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

卢辩注:

阴阳在雨，温暖如汤，阴气薄之不相入，转而为雹。

阴气在雨，凝滞为雪，阳气薄之不相入，散而为霰。

故《春秋谷梁》说曰:

雹者，阴协阳之象;霰者，阳协阴之符也。

基本都是一种阴阳二气生成的非神秘主义的自然观。

孔广森《补注》则提到:

《易中孚传》:

降阳为风，降阴为雨。

升气上，降气微。

是故阳还其风必暴，阴还其雨亦暴。

降阳下迎，阴起合和，而阳气自上薄之则为雷，阴阳合和其电燿燿也，其光长而雷阴阴也，温为尊，寒为卑，故尊见卑益自尊，卑见尊益自卑，则寒温决绝矣。

［1］（P110）通过阴阳化成的观念，对雷的生成作了解释。

其中认为阴阳合和其电燿燿也，认识到雷的本质是电，且是阴阳交感而成;以及发现其光长而雷阴阴也，即发现电光与雷声是雷的两种表现，因为光速与音速存在差异，人们会先见电光而后闻雷声。

虽然其中电光的概念未必严格等同于现代物理学定义，但已对雷的特性有深入的认识。

美国的富兰克林在1752年曾通过科学实验认识到雷的本质是电。

孔广森在基本相同的时段，通过阴阳交感的传统理论解释雷，且部分契合现代科学知识，十分难能可贵。

　　古人多将日月食视作灾异，并将此类自然现象与社会相联系。

《诰志》也持此类观点:

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

　　《补注》中指出:

日月之道，经纬同度，于是有食，历象之常，可推而知。

认为日月食是可以通过天文知识推算的自然现象。

而对于经文中认为圣人会导致日月不食的说法，他则给出了比较现实的解释:

然人事愆于下，天谴见于上，则有频食，有不以朔食，有不入交限而食。

圣人有国，日月不食者，非无食也。

七政顺行，二仪贞明，无不当食而食者耳。

［1］（P185）即日月食是客观的自然现象，并不因好坏而改变，只是圣人在位时，良好的天文制度能够准确推算，无不当食而食者耳。

实际上了天人感应的观念。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作为清代《大戴礼记》新疏，在解经方法方面，其校勘文字的成果，清末民初孙诒让、王树楠等学者多有继承;其解释文意，有时较王聘珍言简意赅;其考证史实、制度，也多有心得。

在思想成就方面，在礼制观、修身观、治国观、自然观等问题上均有独到的见解。

特别是礼制观中，已经蕴含了凌廷堪以礼代理的萌芽。

王文锦先生认为:

王聘珍的《解诂》和孔广森的《补注》，同是研读《大戴礼记》一书不可偏废的注本。

［5］（P10）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中，选择的清人《大戴礼记》新疏，也仅选择了孔氏《补注》和王氏《解诂》二种。

对孔氏《补注》的研究，仍有继续推进的必要。

　　参考文献:

　　［1］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M］．:

中华书局，2013．

　　［2］黄佳骏．孔广森的经学思想［D］．彰化:

彰化师范大学，2006．

　　［3］孙显军．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M］．:

中华书局，2010．

　　［5］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

中华书局，1983．

　　［6］陈冬冬．公羊春秋经传通义的思想成就新探［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6）．

　　［7］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8］孔继汾:

孔氏家仪［M］．济南:

山东友谊书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