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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论》

第一课绪论

文化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曾说: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

我们想用文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

一、中国古代关于“文化”的说法

在汉民族语言中,“文化”是古已有之的词汇。

“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

如《周易·系辞下》:

“物相杂,故曰文。

”《礼记·乐记》:

“五色成文而不乱。

”在此基础上,又引申出各种含义:

一是指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

如《论语·子罕》载孔子被匡人所困后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二是与质朴、野蛮相对,指彩画装饰、人为修养等。

《论语·雍野》: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史”本指宗庙掌礼仪的官,这里指虚浮。

“化”有改易、生成、化育之义。

如《周易·系辞下》: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礼记·中庸》: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指自然万物的生成、变易,并由此引申为对伦理道德、社会文明的化成与塑造过程的表达,所以“化”又有教化、迁善之义。

总之,“文化”作为一个词语,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基本意义是指以体现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诗书礼乐教化世人,与武力征服相对立。

刘向《说苑·指武》: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这里的“文德”与“武力”对举。

类似的例子还有,西晋诗人束晳《补亡诗》: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南朝诗人王融《曲水诗序》:

“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可见,“文化”乃是以文德教化之意。

反映了中国文化尚文抑武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自尊自信的体现。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追溯到《周易·贲卦·彖传》:

(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段话用天象有规律可循来比拟人伦也有规律可循。

这里的“文”从纹理义演化而来。

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就是“天文”,即天道自然规律;而“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包括礼乐文化和典章制度在内。

而礼乐文化和典章制度的确立又是来源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

这段话大意是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使行为有所约束,止其所当止。

“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所以“文化”的意思就是指以“人文”来“教化”天下。

二、西方关于“文化”的理解

“文化”一词在西方语言中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其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等多重意义,也包含通过人为努力摆脱自然状态的意味。

英文中的culture也有栽培、种植之意,并由此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

这就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文治教化”内涵比较接近。

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culture却是从人类的物质生活出发,继而才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的。

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做了各种定义。

比如人类学的表述:

“文化是复杂的整体,是整个的生活方式。

社会学的表述:

“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成员共同享有的价值观念、传统和信仰。

”强调了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其价值观念。

历史学的表述:

指“其他一切均为遗忘之后还能够长期保留下来的东西”(法国政治家赫里奥特语),即最珍贵持久的历史遗产,这是狭义的文化。

广义的文化指过去时代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所有东西。

还有心理学的表述:

“文化是对心灵的陶冶和完善,是通过持续的创造、传播和学习而达到的富于教养和智慧的完美的生活境界。

据统计,文化的定义有二百余个。

任何一个定义,总有所限定,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定义能把文化的内涵说尽。

我们把这些定义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区分:

一是着重文化内容的定义。

如英国文化学家泰勒的定义:

“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克罗孔认为:

“文化是人类创造所累积起来的宝藏,书籍、绘画、建筑等。

除此以外,还有我们适应人事和自然环境的知识、语言、风俗、礼仪、伦理、宗教和道德,都在文化的范围之内。

”例如,人类生活都需要道德维系,但在道德的具体内容上,则因民族、时代而存在差异。

克罗孔和凯利认为:

“所谓文化乃历史里为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一切设计。

这一切设计,有些明显的,有些隐含的。

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反理的,也有些非理的。

这些设计都是人的行为的潜在指导。

”也就是说,文化并不全是合理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合理的一面,也有反理或非理的一面。

例如中国古代的婚姻是由双方家长做主的,不经过当事人的同意;明清时期的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以寡妇改嫁为可耻等等,这些都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违反人性的。

当然,有些东西就无所谓合理不合理,如习俗、饮食、信仰等,每个人各有所爱。

总之,文化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有形的书籍、绘画、建筑,无形的语言、信仰、习俗,以及作为生活规范的道德规范、宗教伦理等都是文化的内容。

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文化的制约。

二是着重文化传承的定义。

洛维认为:

“我们所了解的文化,是一个人从他的社会所获得的事物之总和,这些事物包括信仰、风俗、艺术形式、食物习惯等。

这些事物并非由他自由的创造活动而来,而是由过去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所传递下来的。

”梅德认为:

“文化乃传统行为的全部总结。

这样的总结为人类所发展,且为每一代继续不断学习着。

”任何人都是文化的传递者,他必然与传统发生关系。

由此可以知道,绝对的反叛传统,主张全盘西化,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另外,文化的传承,不是通过生物遗传的方式,而是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学习来实现的。

三是着重文化功能的定义。

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文化是“一个满足人的要求的过程,为应付该环境中面临的具体、特殊的课题,而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的工具性装置。

”克鲁伯认为:

“文化是人类在宇宙间的特有的性质,……文化同时是社会人的全部产品,而且也是影响社会与个人的巨大力量。

”这话很有道理,世界上再没有比文化更有影响力的东西,世界上凡是能发生影响力的事物,都是文化的产物。

文化的影响有好有坏,所以对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就是必要的。

总之,文化的作用可以增进个人或社会的目标,满足需要,解决问题。

人类如果没有这些要求,可能根本不会产生文化。

这些要求,是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实际的需要,也是不能产生伟大的文化;较高的文化,是超越实用和本能的。

四是着重文化差异的定义。

戴维斯认为:

“群体与群体之间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各有不同的文化,各有不同的社会遗产。

成年人的行为之所以各不相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各不相同。

人成长于不同的习惯与生活方式之中,人只好依照这些方式生活下去,因为此外他们别无选择。

”维斯勒认为:

“文化是一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

”比方说吃饭,这是所有人都要做的事,吃饭这件事本身不能说是文化,但吃饭的方式不同,有的用刀叉,有的用筷子,这就有了文化上的差异。

所以说,文化就是生活方式的整体表现。

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文化。

因此,尽管人类的文化千差万别,但文化又是普遍存在的,只有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有文化。

哪怕是野蛮人,也有自己的文化。

大体上说,文化是作为主体的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

这种价值观念又体现为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对一定社会成员中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

再进一步说,文化就是人类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各种成果。

这些成果既包括有形的物质成果(如生产工具、艺术品等),也包括无形的精神成果(如宗教、哲学、习俗等)。

三、文化与文明

在汉语系统中,这两个概念的联系非常密切,从词源学上追溯,“文明”一词出自《尚书·舜典》:

“睿哲文明。

”孔颖达解释是: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文明”兼指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接近于今天人们通过理解的广义文化。

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印度称为四大文明古国,原因正在这里。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认为:

“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

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

”文明指物质和技术的发展,文化指人类精神的完善。

由于文明主要体现在外,所以它只有在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达到一定发展水平时才能显现出来。

在西方语境里,这两个概念也有区别。

这里采用德国学者埃里亚斯《文明的进程》一书的观点:

第一,“文化”令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时刻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与特色,而“文明”则使各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表现着人类普遍的行为和成就。

就是说,“文化”让各个民族不一样,而“文明”则使各民族越来越接近。

第二,“文化”可以不必特意传授,经由耳濡目染就可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需要学习才能获得。

第三,从某种意义而言,民族“文化”易于固守不变,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而“文明”往往总是运动中前进,表现出殖民和扩张的倾向。

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相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而“文明”则有与未来有关,表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

四、文化结构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所以文化与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包括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常用品、技术工艺),社会的(组织制度、风俗习惯)等。

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人类社会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

所以,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涉及的范围有大小之别。

所谓文化结构,是对广义文化所包括的范围进行的一种层次分析。

关于文化结构,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有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有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等。

我们这里主要采用四层次说。

(一)物质文化:

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

这是一种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它构成了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

物质文化是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二)制度文化:

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的总和。

它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包括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涉及到婚姻、家庭、政治、经济、宗教、法律等等制度以及组织形式在内。

(三)行为文化:

也称为民俗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日常的生活起居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

例如中国人过春节有扫尘、守岁、放鞭炮、贴春联、吃年夜饭、拜年等习俗。

清明节有扫墓、踏青的习俗,中秋节吃月饼等。

(四)心态文化:

也称为精神文化,指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具体而论,心态文化又可以再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

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它比较直接地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与行为文化互为表里。

社会意识形态指经过系统加工、比较规范明确的社会心理,它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以物化形态固定下来,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

在文化结构中,物质文化是人类在适应自然的同时,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创造及其成果,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人在建立社会、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创造及其行为的自觉,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精神文化是人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主体意识的自觉及其精神创造能力和成果,反映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

在文化结构的诸层次中,外在的物质文化变革最迅速,而处于核心地位的精神文化由于长久地积淀在人的心里,所以变化最缓慢。

比如,我们对于外来文化,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是表层的物质文化,对中层的制度和行为文化就有很大的选择性,而对于深层的精神文化则很难认同和接受。

西方人也是这样,他们可以接受中国发明的火药和鞭炮,却无法认同中国用鞭炮驱鬼辟邪的传统观念。

所以文化差异的关键是深层文化的不同,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

文化差异首先体现在物质文化上。

以吃为例,在中国由于烹调方法多样,同一种原料可以做成十几种菜肴,如黄豆,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加工成豆腐,做成不同的菜肴。

这在西方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西方人倾向于快餐,讲究效率。

穿衣方面,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普遍穿长衫、旗袍。

林语堂喜欢穿中国人的长衫,不喜欢西装。

他认为,从审美的角度看,西装突出了人的缺陷,也不卫生;长衫就比较宽松、自由。

旗袍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成为国际公认的ChineseDress,当然旗袍也不是人人都能穿,腿短、臂粗、腰不够细、胸部和臀部大小也要适宜,小腹不许突出,又不能太扁平,否则失掉韵致。

行为文化上,中国人喜欢见面时问“上哪儿去啊?

”在外国人看来会觉得你在期待他真正地回答问题,也会觉得你在打探他的个人隐私。

如果这样向外国人打招呼,就失去了问候和原本意图。

西方人见面的招呼方式是关心天气,如“天气真好啊”之类。

观念文化上,中国人家庭观念特别强,特别崇尚家庭和谐,几代同堂,子女把赡养父母当成自己的责任,父母在子女成年后仍然是能帮则帮。

美国人则不同,父母从小就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一旦子女成年,父母就不再扶养他们;同样,子女一成年,就会离开父母,对父母的事也不再理会和过问。

五、文化的功能

文化的功能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记忆与认知的功能。

文化的认知就是一种对于文化的学习过程。

有了对文化的认知,才有可能创造新的文化内容。

比如语言文字,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字的产生,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是由蒙昧进入文明的标志,对于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意义重大。

如果没有文字,人类的文化就难以传承。

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及自身的认知过程。

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将推动认知的不断深入,人类对自然、社会、自身也会更了解。

此外,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也有记录的功能,如工具、兵器、建筑、艺术品都记录着创造者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

可以使我们感知古人的精神风貌、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

二是传播功能。

传播是与认知密切相关的功能,只有通过传播和教育才能使文化的认知功能得到实现。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社会现象,它在社会交往中产生和发展,也会在社会交往中得到传播。

如新颖的时装、流行歌曲、生产技术的推广,体现的就是文化的传播功能。

实物也可以传播,如古代的丝绸之路,现代的各种交易会、展览会、拍卖会等都体现了文化的传播功能。

三是教化和凝聚的功能。

文化被人们创造出来以后,就成了人们生活环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环境。

人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学习说话,识别器物,长大后在学校接受教育,还有各种制度规范、风俗习惯,都在引导他适应社会,使他最终成为符合社会理想和价值的人。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不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如果文化环境发生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审美趣味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所以文化的教化功能更多地是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方式来体现的。

正因为文化可使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在同一文化类型中得到教化,从而产生相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所以文化还具有凝聚功能。

文化凝聚功能的基础就是文化认同(包括语言、外表、习俗),文化的凝聚功能一方面表现在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心理上具有亲和力(如明清时代的会馆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和抗拒排斥作用,所谓吸收融合,就是吸收外来文化或自己创造的新文化因素,使之成为本民族文化新的组成部分。

此外,文化还具有满足需要的功能(如文学艺术等),正是由于人类对文化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才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文化,以满足更高的需要;文化还有规范和调控的功能(如制度法律),就是抑制个人欲望以符合自然、社会的规律或需要。

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文化行为,是文化产生的重要形式,也是文化存在的重要标志。

正是由于文化借助语言的作用,它才能成为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事物;进一步说,任何文化只有进入社会,成为群体共同理解、接受和拥有的事物,它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

另外,文化的传承也必须依赖语言文字,没有语言,即使文化被创造出来,也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

在语言的使用上中西方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西方社会很忌讳使用老(old),他们理解为衰弱、保守、无用。

在称谓中更是讳莫如深。

而中国社会却强调长者为尊。

又如龙(dragon),虽然本义相同,但其引申义和文化信息大相径庭。

英语中dragon的文化意义为怪物、魔鬼、凶残,是一种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可憎恶的象征。

汉语中的“龙”恰恰相反,具有神圣、高贵、吉祥、民族精神的象征。

皇帝自喻为龙,皇帝的子孙,帝王所用的东西都冠以龙字。

龙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象征。

中国人把自己比作“龙的传人”,汉语也有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腾虎跃等成语。

中国自古以来以牛耕为主,所以牛就成了勤劳忠厚、吃苦耐劳的象征。

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牛则很少干活,因此马在英文中则勤劳的象征。

汉语说“力大如牛”,英语则说asstrongasahorse,汉语讲“老黄牛”(象牛一样勤劳),英语则说worklikeahorse.

七、对待文化的态度

要讨论文化问题,必须先了解文化。

要了解文化,就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态度。

自清末以来,我们对待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有几种态度:

一是传统的态度,就是完全排斥,不承认西方文化的价值,反对学习西方(以辜鸿铭为代表)。

二是全盘西化,如胡适、陈序经等人。

宣扬西方文化的长处,忽视了西方文化的短处。

三是折中的态度。

以张之洞为代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一派能够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部分长处,如西方的科学、民主。

这种态度,比较符合中国的中庸之道,所以信奉的人最多,影响也最大。

其实,折中态度基本上也是一种传统的态度。

因为中体西用之说,是建立在体高于用的价值判断之上,而价值判断不能代替事实分析。

了解文化是要了解文化的事实真相,即使做价值判断,也必须先有文化的事实作为依据。

如果我们只选择部分有利于自己的事实,来进行价值判断,显然就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八、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文化精神是相对于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的。

文化的具体表现,包括器物、制度、习惯等方面,这些都与内在的文化精神相联系。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必须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同,成为他们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二是具有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以人为本,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在《周易》中把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

在天人关系中,不是把自然力量即天命神秘化,而是重人事轻天命,比如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中,人和最重要,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在《尚书·召诏》中有一段告诫周王要牢记夏、殷亡国教训的文字,大意是说:

夏殷之所以灭亡,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敬德”。

因此,周王如要永保天命的话,就一定要“疾敬德”,即把敬德放在首位。

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

可见,天道或天命就是赏善罚恶。

天命不是永远的,就看你有没有德行,你有德就可以保持国运的长久;没有德,那么你的国家就会灭亡。

总之,人意是天命的根据,《尚书·泰誓》曰: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天命只是体现人意的形式。

在《礼记》中,曾经比较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特征,其中讲到夏商都非常重视鬼神,而周文化与夏商则有不同,周文化首先是“尊礼尚施”,尊重礼仪而且重视实际的事情;其次是“事鬼敬神而远之”;最后是“近人而忠焉”,要近人事,而且也忠心耿耿,认认真真地去做。

孔子继承了周代的文化传统,当弟子问孔子怎样事鬼神时,孔子批评他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而且是另一个弟子樊迟问他怎么才叫做有智慧时,孔子回答说: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雍也》)就是把人事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权始终在神权之上。

古人还经常用“人事”去附会“天命”,把人的行为归结为“天道”的流行,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

《周易》这部书的特点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把社会秩序、道德规范都纳入到统一的宇宙万物的运动规律之中,“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说卦》)。

同时,古人又往往把“天”人格化,使之具有人的情感和意识,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诚者,天之道也”(《中庸》)等。

这样一来,“天”就成了理性和道德的化身。

所以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特征。

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

因而古人非常重视礼乐教化的作用,提倡德治,力求使社会各个阶层和睦相处。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古代人文精神特别重视家庭的作用,为家庭成员规定了应当遵守的各种道德规范,强调孝悌忠信,把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关系推广到君臣、朋友一类社会关系中去,认为有了家庭和谐,才有社会的稳定。

古代的人文精神还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企求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世界。

上述人文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美德:

积极进取、坚忍不拔、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这些美德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人文精神在历史上也出现过被扭曲的情况,或者它的某些方面被引向片面化和绝对化。

比如,由于过分强调家庭的作用,因而在社会生活和价值观方面,把家庭成员间的血缘关系推到最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一种家族本位意识,使人际关系家庭化。

而在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里,人生的目标既然是为了光宗耀祖,那么就不易培养公德意识。

又如,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甚至将道德人格化,以此来代替宗教信仰,忽视制度和法治的建设,对其他方面的学问采取一种轻视和排斥的态度,造成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迟缓。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具有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的倾向,只强调个人的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而不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它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文思想还有质的区别。

思考题: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是什么?

(如保守性、以家族为中心,道德本位等)

第二课中国文化的背景

一、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文化产生的基础。

中华文明生于北半球欧亚大陆的东部,大部分处于温带季风区域内,特别是黄河流域,气候温和,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良好,比较适宜农业生产。

从周围的环境来看,中国的东面是茫茫大海,西北和西南是高山、戈壁和荒漠,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巨大屏障。

在交通运输落后的古代,这种一面临海,其他三面与域外交通极不便利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文明在一个相对封闭隔绝的区域中得到独立发展。

也形成了唯我独尊,以华夏为天下中心的心理定势,而把周围的邻邦视为夷狄蛮戎。

尽管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华文化是产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中,但由于这片区域十分广大,中华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冲击中,能够兼容并包,具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也使中华文化具有超常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农耕经济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黄河、长江等大河由西向东奔流入海,它们所携带的泥沙积淀成辽阔肥沃的平原,而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又带来丰沛的降水,为农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考古发掘来看,早在四千年到六千年前,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和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见到谷类或稻谷的遗痕,出土有石锄、石镰等农具,表明中华民族已经逐渐告别了狩猎和采集,进入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时代。

到了商周时期,农耕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殷墟甲骨文中出现了黍、稷、麦等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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