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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魏晋南北教案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 论

 【教学设想】作为本编文学的总论,要重点搞清楚: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代特征;本时期思想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文学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总体特征等。

难点是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计划课时:

2。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起讫及分期:

                  东魏→北齐

汉  魏     北方十六国→北魏  

末  蜀  西晋          西魏→北周

建  吴                      隋

安        南方东晋 →宋→齐→梁→陈    

↓                            ↓

(196)………………………(约400年)…………………………(589)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196)开始,到隋文帝统一中国(589)结束,约400年的文学史。

它包括建安文学、正始文学、西晋太康文学、东晋文学、南朝文学、北朝文学等几个大的阶段。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所处的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环境:

1、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的时代特征是:

全国长期处于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休,民族矛盾尖锐和民族大融合。

从黄巾起义到汉末大乱,从三国鼎立到西晋统一,后又是八王之乱,导致南北分裂长达二百七十多年。

其间最长的朝代不过一百年(如东晋、北魏),短则二十多年。

在中国这块版图上曾经一度出现过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国家。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争夺权力或扩大统治范围,互相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有时战争异常激烈,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战乱和分裂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对应于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

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

2、由于政权的更迭频繁,统治集团中为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充满着杀气,许多文人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

从东汉末年的党祸大屠杀,到西晋初司马氏政权的高压政策,许多文人都朝不保夕,惨遭杀害。

如孔融、祢衡、杨修、丁仪、嵇康、张华、陆机、陆云、潘岳、刘琨、郭璞等等。

难怪有的文人用酒来麻醉自己,有的人隐居山林,住洞穴,韬光遁世,养性全身。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转变是自然的。

3、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特点是:

儒学衰微,玄学兴起,清谈成风,佛道盛行。

由于战乱,儒学在汉末就已经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失去了统治人心的力量,但仍然是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玄学的核心是与儒学相对立的老庄学说,但不完全等同于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

而是经过一些学者的补充、改造、阐释之后的一种新的哲学。

它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抽象思辨哲学。

其主要内涵是关于人和自然以及天人关系的讨论。

玄学的有与无、言与意、名教与自然等的思辨哲学的发达,动摇了两汉以来经学独尊的地位,淡化了文人以从政为人生归宿的意识,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完成了他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导致了人的自然心性的解放和文学创作的心理自由,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乃至文学的风格,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此外,玄学论证的另一些重要命题,如才性的离、合、异、同,声之有无哀乐等的讨论,更使文学艺术由两汉以来只注重经国治世而转向人格的内省与表现。

诸如神笔、神情、神隽(juǎn)、神貌、神明、风姿、风神、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气质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乃至遗形写神等美学要求和创作方法,已受到人们空前的重视。

阮籍、陶渊明的诗歌,《世说新语》对人物画龙点睛式的传神之笔,东晋绘画实践与绘画理论的突破,无不表明古代文学艺术的美学追求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谈由玄学而来。

所谓“清谈”,即不务实际(社会、时代、时务)的谈玄论道。

玄学家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举止和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旷达、清高、风度,是一种崇尚虚无,空谈玄理的风气。

这种风气的产生,一是因为哲学的思辨而来,二是为了逃避杀身之祸。

这种“清谈”对后世确实产生过一些消极作用,即所谓“实干兴邦,清谈误国”。

但在当时,魏晋士人谈玄论道,其语言的机智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还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佛学从东汉传入中国,当时尚无多大影响。

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才发展起来。

佛经的翻译、洞窟的开凿达到极盛的情况。

这对此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佛经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影响了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为魏晋南北朝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气氛和土壤。

当时文人与佛教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许多文人或与佛教徒交往,或笃信佛教。

佛学具有哲学和神学两方面的内容。

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哲学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士人的喜爱。

东晋时,佛学与玄学相辅而行,僧人参与清谈,士子研究佛理,成为一时风尚。

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

佛教的盛行,带来了它所特有的艺术。

佛经中包含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这对叙事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

如敦煌壁画中“割肉贸鸽”的佛经故事:

 

一只小鸽被老鹰追得走投无路,逃到尸毗王(佛的前身)怀中求救,尸毗王对鹰说:

“你不要吃这个鸽子。

”鹰说:

“我不吃它我就要饿死,你为何不怜惜我呢?

”尸毗王于是用一杆秤,一端是鸽子,另一端是从自己身上割下的肉,企图用自己的血肉换取小鸽子的生命。

奇怪的是,他把自己的整个股肉、臂肉都割尽了,仍没小鸽子重;当他用尽全部气力把整个自己放在秤盘上,即用自己的生命来做抵偿,结果这时大地震动,鹰和鸽子都不见了。

原来这是神来试探他的。

 

这种佛经故事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

现实社会充满着悲伤、痛苦、恐怖、牺牲,人们只能从佛教的轮回观念中去找答案。

把一切美好的向往,无数悲伤的叹息,都寄托到佛教中去,努力忘却现实社会中的一切悲伤和痛苦。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

(二)故事性的加强;(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四)词汇的扩大;(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起源于原始图腾宗教崇拜。

经先秦两汉的神仙方术学的培育而形成。

它推崇老子和庄子,但是把他们当成神仙,这和玄学在性质上不同。

道教的教义和佛教完全不同,它不否定现实生活,相反要以各种方术帮助享乐,即能给与虚幻的满足,又具有实用性,因此信奉者颇多。

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许多游仙诗,跟道教的影响有关。

总之,这个时期无论在思想上、文化上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

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的多样化,有力的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学主题,即生死主题、求仙主题、隐逸主题。

而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环境里,文学的酝酿新变就是自然的了。

表现在:

(一)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

(二)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人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三)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应用。

从文体发展来看,五言诗得到发展并达到强盛;七言诗确立;骈文兴起;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出现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文学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要特征——文学的自觉

鲁迅在他的著名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文学的自觉”是本时期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

贯串整个魏晋南北朝,大约经过三百年才实现。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典论·论文》)他所说的文章,不仅包括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文章,还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将文学提高到“大业”、“盛事”的高度来看待。

这个情况与汉代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区别。

汉武帝虽然也喜欢文学,他的身边确实也聚集了一批文学家,但只不过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

而他的喜欢文学,更多的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娱乐消遣作用。

所以说,汉代文学还未走向自觉,还未取得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与地位。

对文学的重视还表现在一些学者文人对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品评。

如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南朝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钟嵘的《诗品》等。

文学观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

一些文学批评家著书立说,专门对文学就行品评、研究。

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

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主要的贡献:

(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

(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有了对各种体裁的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新的文学思潮,就是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求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及价值。

《文选》列各种文体为37类,《文心雕龙》把文章分为33类,而且将这些类又归纳为两大类:

文与笔。

《文心雕龙》说: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

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这里所说的“文”,主要指诗赋等注重文采、抒情体物的文体;“笔”,主要指论说、表章等实用的文体。

虽然这样的分法只是从有韵无韵上考虑,但毕竟已经注意到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和性质。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曹丕《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善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丽,赋体物而浏亮”;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的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而梁元帝萧绎的《今楼子·立言》,对文笔的划分更准确了: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至若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这里,他认识到“文”的特点有三:

美的辞采、美的声调音律、能够打动人的心灵。

他是从审美特征来认识文学的,比较直接的抓住了文学的本质特征。

已经跟我们今天对文学的认识几乎一致了。

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不但表现在理论的创新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创作实践中追求美的创造。

表现在:

一是开拓了一些新的题材。

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梁代宫廷里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美的;边塞诗也始于南北朝。

二是文学形式的更新演化,也反映了一种对美的追求。

拿诗歌来说,古体五言诗在汉代已经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在内容、手法等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和丰富;七言诗在汉代产生,但数量极少,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南朝的鲍照又创立了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乐府歌行;齐“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最美的诗歌样式——格律诗即将出现。

三是追求修辞的华美。

这与文学观的发展是一致的。

曹植的诗歌开始讲究词采华美和对仗工整,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

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此后太康诗人、南朝诗人大多着意于此,成为一种时尚。

第四,注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

文学与哲学结合这一特点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比较明显,但严格讲,先秦诸子散文不是文学作品。

而哲理诗在先秦两汉时较少见。

到了汉末,从古诗十九首起,诗歌中已经有了哲理化的因素。

到了魏晋时期,文学与哲理的结合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

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当时玄学有关,另方面与作家个人的经历有关。

从根本上说,是作家个人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

本时期的哲理诗,以阮籍、陶渊明的成就最高。

这一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给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这使文学(主要是诗歌)摆脱了简单的、就事论事的反映现实的传统,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并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

诗歌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厚重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是文学的各方面都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

尽管这个时期的文学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提供了多样的发展空间,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作业】

1、课外阅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课外阅读李泽厚《美的历程·魏晋风度》。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教学设想】本章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点之一。

主要讲授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

重点是“三曹”和阮籍、嵇康的作品。

教学时要注意将文学史知识和具体作品结合起来;要将本时期文学与前代(汉代)和后代(唐代)文学结合起来比照着来学习;还要了解清楚作家的生平、性格,以做到“知人论世”;本时期历史比较复杂,要弄清楚文学发展的线索;对一些名家名作,要求学生熟读或背诵。

计划课时:

8。

 

第一节 曹操与曹丕

一、曹操

1、建安文学(见教材47页注释1)

2、曹操的生平。

(见教材47页注释2)

3、曹操的诗歌创作。

形式上主要用四言为主的乐府古题,抒写全新的时代感受。

“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

如汉乐府《薤露》、《蒿里》本是挽歌,他却用来写政治现实;《陌上桑》本是写罗敷之事,他却改而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之事,他却用来述志。

他的四言诗苍劲有力,慷慨悲凉,已完全脱出“三百篇”境,更非汉人四言可比。

内容上主要有二:

一是用乐府记时事,二是用乐府抒壮怀。

【作品讲读】

●《蒿里行》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二句,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大幅度的勾画出战乱时代百姓悲惨的生活画面。

明·钟惺评此诗:

“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全诗充满着强烈的爱憎感情,言简意赅,悲慨深沉。

●《短歌行》 “短歌”与“长歌”相对而言,非指诗篇幅的长短,而是就歌曲唱时声调的急缓、长短而言。

这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

全篇由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组成:

一是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一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统一天下的雄心。

正因为感到时光易逝,人生短暂,所以才有时不我待的焦虑,大业未成的忧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

诗人追求不朽的事业,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为了使自己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

全篇以比兴手法,如“朝露”喻人生苦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喻贤臣找到了明君,“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喻贤臣没找到明君的茫然,“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喻自己的博大胸怀。

全诗八句为一个层次,感情迂曲幽深,反复申说,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诗中流动着一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这正代表着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一面。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大海不但包容山岛树木,也吞吐日月星辰,这正是诗人胸怀博大、壮志高远的象征。

以如此豪壮的笔调,写如此苍茫的大海,画如此宏大的气象,在中国诗史上,《观沧海》是可推第一篇的。

同时这首诗也是中国山水诗之祖。

附:

毛泽东《浪淘沙》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之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步出夏门行·神龟虽寿》 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人生的理想和壮志是无限的。

所以就应以不懈的努力,获得生命的价值。

人的寿命的长短,不全由天定,主观的“养怡”,可以长寿。

这就从哲学的高度表达了自己对生死问题的精辟见解。

诗用托物言志的手法,把深刻的人生哲理用具体鲜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既具文学性,又富哲理性。

小结:

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又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影响了一代诗风。

曹操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表现其政治理想,抒发雄伟抱负。

他的诗歌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致,喜欢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风格悲凉慷慨,沉郁雄健,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

乐府诗从他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二、曹丕:

曹丕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他的《典论·论文》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

《典论》是一部学术性的著作,已逸,《论文》是其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篇。

涉及到文学的价值、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作品的风格、文体的区别等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为此后的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开了先河。

1、对文学价值的重视。

他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曹丕所说的“文章”,指广义上的文章,既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论著,也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

它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这对文学的兴盛,必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对建安七子作了评价,指出各人的长处和短处。

3、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气为主”的观点。

它所说的“气”,大体指作家的气质。

作家的气质不同,导致作品的风格就不同。

4、初步探讨了各种文体的特点: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善实,诗赋欲丽。

(二)曹丕有一首乐府诗《燕歌行》,内容上仍脱不了古诗十九首“少妇闺怨”的题材,主要用情景交融的手法,风格清丽婉转,低徊哀怨;更重要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文人七言古诗。

比较:

张衡的《四愁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

但不是成熟的,因为还带有楚辞的遗迹。

3、与曹操相比,曹丕的诗表现出新的变化:

(1)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

(2)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

第二节 曹 植

一、曹植生平。

曹植(192—232,40岁)字子建,曹操第四子。

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临淄侯。

曹丕称帝后,杀曹植好友丁氏兄弟,曹植备受猜忌迫害。

魏明帝曹睿太和六年封陈王,同年病卒,谥“思”,世称陈思王。

有《曹子建集》。

“三曹”中,曹植在政治上虽然满怀抱负,然终无成就,但在文学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它诗赋俱佳,尤以诗歌见长。

主要原因是跟他的诗人气质有关,再者跟曹丕的嫉妒和政治陷害有关。

陈思王植子建,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

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

“汝倩(请)人邪?

”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

”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

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性简易,不治威严,與马服饰,不尚华丽。

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

谢灵运尝云:

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

(李瀚《蒙求集注》)

汉、魏以来,二千余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

顾所号为众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

二、曹植的创作。

曹植的创作,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诗歌的内容,一是反映战争和动乱,如《送应氏》(略讲),情调悲凉,如同他父亲的诗一样。

二是抒发理想和抱负,呈现出一种豪迈气概,洋溢着乐观和浪漫的情调。

富于进取精神和自负自信的少年意气。

【讲读】

●《白马篇》 诗中的游侠少年,实际上就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后期因受到曹丕的压制、猜忌甚至迫害,心情忧愤悲伤,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发生显著变化,早期的那种豪迈气概和开朗的情调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反映个人命运的失望和对曹丕政治集团的不满和怨恨。

在他的后期诗文中,主要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充满着受压迫的苦闷与痛苦,和预感到生命即将在屈辱与碌碌无为中消耗,失去其应有价值而产生的悲哀,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他的前后期的诗歌创作,内容和风格明显不同。

他的诗歌是政治悲剧与诗歌才华的展现。

他的后期诗歌,又开启了正始诗风。

 

【讲读】

●《野田黄雀行》 建安十四年(219),曹操杀了曹植的好友杨修,次年曹丕即位,又杀了曹植的知己丁仪、丁廙(yì)兄弟俩,这首诗就作于此时。

它通过黄雀落网和少年拔剑挑网救雀的故事,反映了当时政治官场上的险恶和黑暗,表达了对邪恶势力的憎恶和自己身处险境、无力救助朋友的悲愤心情。

诗中用“风波”喻环境的险恶,以“利剑”喻权力,以“鹞”喻强暴,以“雀”喻弱小和无辜的生命。

通篇用比喻,而通篇写心,写眼看一个个朋友被无辜的杀害而自己爱莫能助的无奈和悲愤之心。

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诗人只能用比喻的手法曲折深婉的表达。

●《美女篇》 诗借美女因不遇理想的配偶而“盛年”不嫁,抒发有才能、有理想的志士因不遇明主,才能不得施展,理想无法实现的慨叹。

从《白马篇》到《美女篇》,可看出诗人由前期到后期的心迹。

●《赠白马王彪》 全诗共七章,感情丰富复杂:

旅途的艰辛,骨肉分离的悲伤,对人生的失望,对曹丕不敢明言的怨恨,对监视者的诅咒,兄弟之间强作达观的慰勉等等,层见错出,真切感人。

而且诗中还出现了一种从根本上对人生表示怀疑、否定的倾向。

这是因为,曹植既不能放弃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又看不到现实矛盾有任何解决的可能。

天命可疑,神仙虚妄,人生无常,现实世界一片黑暗。

本来建安文学具有一种慷慨激昂的基调,但这种基调是建立在对人生价值追求的自信自负的基础之上的。

当严酷的政治现实粉碎了这种自信自负之后,诗歌的格调就随之改变。

由此开启了“正始诗风”。

但从根本上说,曹植早期诗歌的激昂之气与后期诗歌的悲哀情调有相通之处。

正是由于建安文人对于人生自由和生命价值有着强烈的追求,当这一追求受到打击时,他们的悲哀才如此强烈。

写法上:

1、“愤而成篇”为一篇之警策,无论写景、叙事,都渗透了作者强烈的悲愤感情。

2、章章蝉联,层层顶针,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由眼前遭遇到人生遭际,层层加深感情抒发,其感情迂徐曲折,反复深入。

 

小结: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创作五言诗的文人,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他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风格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第三节 王粲、刘桢和蔡琰

(本节略)

 

第四节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亦即“建安风骨”。

所谓“建安风骨”,即建安文学(“三曹”、“七子”的诗歌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格、气骨。

其内涵是:

1、政治理想的高扬。

造成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2、人生短暂的哀叹。

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态度(见教材41页)。

3、强烈的个性表现。

曹操的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

4、浓郁的悲剧色彩。

以曹植诗最有代表性。

东汉末年的动乱,既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

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

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

王粲、陈琳、徐干、阮璃、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

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

“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

…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

”陈琳《诗》云:

“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

”“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

“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

”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

“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

”陈琳《诗》:

“慷慨咏坟经。

”吴质《思慕诗》:

“慷慨自侥仰,庶几烈丈夫。

”曹植《薤露行》:

“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

“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

“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

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阮?

《诗》:

“临川多悲风。

”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

”曹植《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杂诗》:

“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

“悲风鸣我侧”等。

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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