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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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

中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

关于《中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

作者:

未知

  [摘要]基于我国现阶段OFDI“顺梯度”“逆梯度”二元结构投资的环境、背景下,对我国双向梯度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机制进行分析,进而通过修改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利用2003-2014年中国东部地区11个省市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1)OFDI的产业“空心化”效应确实存在;

(2)工业生产成本的攀升、资产价格的波动、人力成本的上涨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3)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正向调整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4)OFDI并不是我国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工业生产成本的攀升依然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其次是资产价格变动、OFDI和人力成本的上升。

  [关键词]OFDI;顺梯度;逆梯度;制造业产业“空心化”

  一引言

  产业“空心化”的理论最早是根据美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实践而提出的。

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空心化”的定义可以理解为,产业“空心化”是伴随产业海外转移出现的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内基础产业的弱化从而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恶性冲击的现象。

在“走出去”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制造业OF-DI增势却持续强劲,我国OFDI已经连续14年增长,而2016年更是呈现出了井喷的趋势。

然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传统制造业大而不强、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中等收入陷阱尚待破解以及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的不利局面,桑百川和杨立卓等(2016)通过将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货物贸易平衡情况与日本情况相比较发现,我国当前经济状况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情况较为相似,日本经济后来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应当引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的警惕。

  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再次启动、市场对人民币增值预期的重新升温,国内居民有效消费不足,国内要素成本不断攀升等因素,导致国外资本开始寻找降低成本而又不影响最终利润的海外投资方式,制造业外资开始大规模撤离中国。

然而在全球直接投资低迷的状态下,中国OFDI却持续发展强势。

与此同时,国内投资环境的恶化给国内制造企业利润也带来了严重的挤压,通货膨胀严重,生产成本和资产价格上升使得大量企业将实业资金投入房地产、金融等非实业部门。

在这种情形下,制造业OFDI的大规模开展、制造业外资的大规模撤离以及制造业资本“由实向虚”的势头不减,在此形势下,现实背景下的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危机显然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中国OFDI产业“空心化”是否出现已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和?

?

忧。

因此,本文尝试在现实背景的基础上,结合OFDI的理论基础和我国OFDI的现实状态对中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状和发生机制,从而为“空心化”预警和国内制造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关于OFDI是否会引起产业空心化却始终备受争论,各位学者莫衷一是。

  从国外研究来看,一方面,OFDI被认为是引发产业“空心化”的首要原因。

日本学者阴下稔(1990)以资本主义世界为背景指出美国跨国公司向海外扩张,导致了美国经济不振,陷入“空心化”。

RosselV.Advincula(2000)通过对韩国OFDI、产业比较优势和产业升级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韩国出现了走向产业“空心化”的明显趋势,指出随着韩国制造业的海外转移,国内就业、经济增长、工业产出不断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流失等产业“空心化”现象不断显现。

Bitzer和Monika(2005)利用OECD17个国家1973-2000年产业层面数据对O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再检验,发现OFDI并没有显现出已有研究中存在的明显的技术逆向溢出效果,反而对投资国的产出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Stefanoetal.(2009)通过对意大利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OFDI对母国低技术劳动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而当OFDI流向高收入国家时,母国高端技术劳动力需求同样受到抑制作用。

Cowling和Tomlinson(2011)认为日本企业的国际化扩张使得日本产业空心化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发现OFDI并没有导致“空心化”。

Ramstetter(2002)通过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如果将产业“空心化”定义为日本国内出口的减少的话,国公司海外机构的经营活动并不会对日本制造业出口产生消极影响,即不会导致“空心化”。

Castellani(2008)通过对比意大利108个于1998=2004年进行跨国经营的公司和2500个在同时期未进行跨国经营的公司进行研究,通过数据描述和经济现象提供的证据表明,跨国经营并没有对国内就业和对外投资产生消极影响。

Tanaka(2013)通过对OFDI和国内就业的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OFDI并没有引发学者们担心的“空心化”问题,反而对国内就业有积极的影响。

  从国内研究来看,OFDI在产业“空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并不明朗。

一方面,杜鹏和宗刚(2002)认为跨国FDI是引发产业“空心化”的直接因素。

石柳和张捷(2013)在PaulAmielson和RonaldJones提出的特定要素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得出OFDI会导致投资输出地区就业减少、失业增加、经济衰退、产业结构调整受损的结论。

杨亚平和吴祝红(2016)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投资动机不同类别的制造业发现存在结构性“去制造化”现象。

刘海云和聂飞(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OFDI规模的过快扩张会导致“离制造化”现象的出现。

另一方面,李东阳(2000)则认为OFDI会为投资国带来巨大利益,而不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

除此之外,蒋志敏和李孟刚(2006)、胡春力(2011)则认为“技术空心化”是中国产业“空心化”的核心内容。

  由以上可见,我国产业“空心化”问题已经由国际讨论进入国内,成为国内学者日渐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补充。

基于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与本文研究对象高度契合,本文通过修改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将OFDI作为资本流动因素引入指标,检验OFDI的产业“空心化”效应,并参考已有文献加入工业生产成本变化因素、资产价格变化因素、人力成本变化因素的相应变量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检验各个因素影响OFDI的产业“空心化”效应的效果和程度,以及多因素对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联合影响效应,较之已有研究,模型的构建具有理论依据,同时对OFDI的产业“空心化”问题的刻画更为全面。

  三中国特征的现实背景、研究假设与发生机制

  就OFDI的母国效应而言,其投资动机决定着母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其对母公司的影响。

根据已有文献对OFDI动机的研究和分类,OFDI可分为以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投资动机为主的“顺梯度”OFDI与以技术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为主的“逆梯度”OFDI,前者主要指母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后者则指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隋月红,2010;刘海云,聂飞,2015)。

  

(一)二元结构OFDI的产业“空心化”效应发生背景

  首先,产能过剩、要素价格上升与人口红利的流失是我国“顺梯度”OFDI三大推动力。

第一,目前,我国钢铁、装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化纤等传统行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现象,中国制造业目前已进入市场严重过剩时代,“去库存化”和转型升级的压力加大,竞争加剧(桑百川,张乃丹,任苑荣,2015)。

在此状况下,企业迫于成本压力和市场压力纷纷将目标转向了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国家,因而伴随市场寻求、效率寻求的顺梯度OFDI呈上升趋势。

现实困境下的企业主动产能转移与政策引导下的OFDI态势日益强劲,以转移劣势产业,消耗过剩产能、为具有潜在优势产业提供发展空间从而推动国内生产要素和产业资源重新整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目标的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正在高速增长。

  第二,我国制造业一直处于大而不强的状态,制造业新兴行业领域竞争力微弱,产业链地位低下。

作为技术后进的国家,中国OFDI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学习和获取先进技术(宫汝凯和李洪亚,2016c)。

目前我国在高端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差距,高端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不强,再加上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控制强度逐步加强,以技术引进的为目标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非常有限。

因而近年来,我国向发达国家寻求创造性资产的技术寻求型OFDI发展迅速,前沿技术成果和管理知识、高端技术研发人力资源的寻求和吸收推动着我国企业“逆梯度”OFDI的积极性。

  

(二)二元结构OFDI的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假设与发生机制

  基于以上中国目前制造业发展外部因素背景与内部因素背景与我国OFDI现状的分析,本文从我国二元结构OFDI的角度提出以下两种假设:

  假设1.中国“顺梯度”OFDI存在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威胁。

  从“顺梯度”OFDI来看,首先,在我国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传统制造业的OFDI的主要目标是消耗过剩产能,而并不在于扩大国内生产,这种情况下的OFDI便形成了一种单向的海外产业转移,制造业资本被转移到海外;其次,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率,大批企业选择将产能转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

但是这样的OFDI往往意味着替代国内生产而不是支持补充生产活动,这也意味着国内制造业投资和生产规模被削弱。

第一,企业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目的的效率寻求型OFDI往往会选择当地生产,从而大大降低对母国原材料和人力资本的以依赖,对母国制造业产生出口替代效应甚至是逆进口替代效应,对国内生产形成挤压,从而对母国制造业投资带来消极影响,这样一来,OFDI则如果跨国公司OFDI过程中形成的出口替代作用和逆进口替代效应超过了诱发出口效应,必然会对国内市场造成进一步的挤压,进一步影响国内企业的发展,进而带来制造业产业规模萎缩、就业流失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制造业面临落人产业“空心化陷阱”的威胁。

  假设2.中国“逆梯度”OFDI存在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威胁。

  从“逆梯度”OFDI来看,第一,企业为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或优质的人力和科研资源将向发达国家展开技术寻求型OFDI,当国内的创造性知识资源和创造性人力资源均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时,技术研发基地的整体转移必然成为企业更好的选择,这样的发展必然意味着企业本身具备的包括人力资源、技术、管理等高端创新资源的外溢;第二,目前,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保护政策,为防止高尖端技术溢出,发达国家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政策限制中国企业的并购,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反而并不明显。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在电子信息产业的高端领域,基本上被欧美企业垄断,处理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整个产业链对中国企业是封闭的。

由此看来,逆梯度O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将会是消极的,母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将会下降;第三,技术研发型OFDI主要表现方式是并购国外优质的战略性资本或是直接设立研发中心,然而作为企业的核心战略部分,技术研发型投资必将耗费大量的资本和优质的人力资源,在企业资金规模既定的情况下,这类并购必然导致企业投资的大规模海外转移并对国内投资形成一定程度挤压进而影响国内企业的生产规模。

  (三)二元结构OFDI的双重产业“空心化”影响

  从整体角度上来说,当中国制造业OFDI的产能转移所释放的资源和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并没有有效支持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中去,不能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同时国内科学技术进步水平无法跟上产业结构转移的步伐,OFDI过程中生?

a基地的撤离和新兴产业的成长则会失衡。

也就是说OFDI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与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节奏与不能有效衔接的时候,OFDI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就会“断裂”,以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青黄不接”,具备产业控制力和结构升级带动力的主导产业缺失,则产业发展过程中便会出现制造业实业规模萎缩、资本不足、产能下滑、劳动力流失、技术支撑力度赢弱等等的制造业发展和转型“营养不良”的困境,国内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物质动力和技术动力不足,进而导致我国制造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打击,面临“空心化”的威胁,甚至引发产业“空心化”形成。

  四模型和变量选择

  

(一)模型设定

  对于国内外产业“空心化”问题的研究,国内外文献中均没有形成成熟的实证模型,钱纳里曾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间的统计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构造出著名的“标准结构”模型,其基本表述形式如下:

式中,x表示一国经济结构变动的某一方面,y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表示时间趋势,F表示资源的流动,其中包含了资本的流动,本文可将OFDI作为资本流动因素引入模型,同时,钱纳里在其研究中选择了10个基本过程来表现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特点,这10个基本过程包含27个变量,其中的第一个过程即投资过程中便包括了国内投资总额占GDP的百分比,与本文的研究不谋而和,根据本文的研究,将各省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各省GDP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带入模型。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尝试在钱纳里“标准结构”的模型的基础上来进行该论题的研究,并借鉴已有文献中的做法,忽略人口因素。

产业“空心化”水平用HO表示,模型表述如下:

  

(二)被解释变量

  一般而言,产业“空心化”被理解为母国大规模向外投资而导致的国内制造业份额出现下降而又无法得到及时填补的经济现象(刘海云,聂飞,2015)。

制造业增加额、就业数量、投资额或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制造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失业率、等指标成为国外学者普遍使用的产业“空心化”衡量指标(Ramstetter,2002;Levin-SOnM,2012;范小云和孙大超,2013;韩永辉和邹建华,2016)。

遵从已有文献的衡量思想,以及对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制造业的规模产业“空心化”进行研究,使用各省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各省GDP比重来衡量制造业规模“空心化”水平。

  (三)解释变量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OFDI对我国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因此,OFDI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对于OFDI代理变量的选取,这里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关于OFDI是选择流量还是存量的问题。

Bitzer和Kerekes(2008)认为OFDI流量的短期波动对检验结果会较大影响,李梅和柳士昌(2012)认为短期流量具有波动性,因此选择存量数据更为稳定。

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经验,并且考虑到产业“空心化”与OFDI长期积累和规模相关,因此本文选取OFDI存量数据进行研究。

并且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将代表生产价格要素变化的工业购进价格指数、代表资产价格变化的房地产价格、和代表人力成本的制造业就业人员工资变量以及代表投资流人的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进行综合分析。

  工业购进价格指数:

该指标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1)工业购进价格指数代表了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的变动情况,是工业生产者生产成本的重要数据体现,石柳和张捷(2013)、刘海民和喻蕾(2014)均将该指数作为要素价格变动的代表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了其是影响我国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原因的结论。

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严重依赖初级要素的成本型竞争力培养模式广受诟病,而这一发展模式也导致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足,技术性盈利能力弱,导致了工业生产成本的上涨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严重威胁因素;另一方面,工业购进价格指数同样扮演着工业生产领域通货膨胀的角色,吴海民(2012)使用该指标作为通货膨胀因素的代理变量,认为通货膨胀是引发我国沿海地区民营工业产业“空心化”的原因之一。

  房地产价格:

房地产兼具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双重属性,并且由于房地产投资回报率持续走高,根据投资学的基本原理,包括制造业企业在内的非房地产企业会选择回报率较高的机会,从而房地产泡沫引发的对制造业企业资本的“虹吸效应”(刘海云,聂飞,2015),也就是对制造业产业发展的投资挤占。

吴海民(2012)通过实证检验也证明了房地产价格上涨对民营实体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与此同时,由于对房地产的投资并不具备技术外溢效应,这种投资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消极的(荣昭,王文春,2014),并且会影响工业企业的创新倾向(王文春,荣昭,2014)。

  制造业就业人员工资:

作为企业生产成本要素之一的人力成本无疑在制造业产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尽管我国单位劳动成本正在快速增长,其对于制造业产业的效用却呈现出两面性:

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力成本的上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正在逐步流失,并且由于其通过推高生产成本挤压整体制造业的利润率,从而对制造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也引起了部分学者对我国制造造业产业“空心化”影响的担忧(张娜,邱奇,2015);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中,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增速明显快于工资增速,相对而言,实际上单位劳动成本呈现下降?

势(王燕武,李文溥等,2011),还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有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阳立高,谢锐等,2014)。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制造业的影响同样无法一概而论,其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可以通过不同的影响渠道和机制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

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弥补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缺口,同时为国内制造业打通了国际市场渠道;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本土企业的成长存在资本、资源和市场的“排挤效应”,而其逐利性迁移特征更容易造成区域产业“空心化”的出现(陈元朝,2007),同时,然而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撤离现象的不断出现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担忧(桑百川,张乃丹等,2015;杨根明等,2017)。

  为了更好地了解OFDI对产业“空心化”的影响效应以及其他因素与OFDI的联合影响效应,本文将控制变量lnOFD!

、lnRMP、lnREG、lnWAGE、lnFDI放人模型逐次进行回归,考察OFDI的产业“空心化”效应以及各个控制变量对OFDI产业“空心化”效应的影响效果,最后再将全部变量放人模型。

  (四)数据来源和样本单位

  由于分省份的OFDI存量最早只有2004年的数据,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4-2014。

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部分中西部省份的OFDI开始较晚,还处于初级阶段,并不能说明问题,因此,本文利用东部地区11个省份进行分析,分别是: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各省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自各年份《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OFDI存量数据来自2011-2014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并使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提供的官方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计算的价格,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制造业就业人员工资来自中国统计局数据库。

其中,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以2003年为基期计算环比指数作为代理变量。

  五计量过程和结果

  

(一)实证方法与处理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来考察OFDI的产业“空心化”效应,面板回归模型通常有三种模型形式可供选择:

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一般采用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分别进行混合估计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混合估计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以及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并加以综合判断,检验结果如表2。

  根据模型选择的结果,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来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但是面板数据容易产生序列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本文采用wald检验和wool-dridge检验对模型的异方差问题和序列相关问题进行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中结果可知,模型

(1)~模型(6)均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因此,为了得出更准确的分析结果,本文选择比固定效应模型更为有效地的分析方法――全面FGLS(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进行修正(王玉燕和林汉川,2015;董有德和李晓静,2015,加入省份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实现FGLS的固定效应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模型

(1)表示只加入OFDI时的产业“空心化”效应结果,结果显示,OFDI存量(lnOFDI)的系数显著为负,OFDI存量每增加10%,将对产业“空心化”产生0.048%的负向影响,这说明我国OFDI确实对国内制造业投资存在“挖空”效应,OFDI在向海外转移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国内制造业产业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反而表现为对国内制造业投资的“挤出”效应。

这一方面印证了前述假说的合理性,说明我国OFDI对制造业发展已经产生了不利影响,“顺梯度”OFDI和“逆梯度”OFDI的制造业资本转移效应和资本挤占效应已经有所体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

  在模型

(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各个控制变量,建立模型

(2)~(5),考察各个控制变量对我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来看,首先,变量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lnRMP)、房地产价格(lnREG)、和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lnWAGE)的系数均为负,说明生产要素价格的攀升、资产价格的波动和人力成本的上涨都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空心化”存在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并且我们发现各个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恶化了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其中工业生产成本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资本价格的波动,再次是劳动成本的上涨;

  其次,FDI的系数为正,说明外商投资能够弥补制造业资本积累,虽然模型(5)中由于加入FDI变量使得OFDI的负向系数变大,但是FDI的系数绝对值相当于OFDI的负向系数绝对值的三倍,能很好地弥补OFDI海外产业转移引起的资本流失。

  为了考察各个因素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如模型(6)所示。

第一,lnOF-Dl、lnRMP、lnREG、lnWAGE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lnFDI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我国OFDI、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的攀升、资产价格的波动都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存在抑制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弥补制造业投资,缓解各个因素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影响;第二,就影响程度而言,OFDI在我国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因素中并非出于最主要的地位,工业生产成本的攀升仍然是国内制造业发展最主要的障碍,其次是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波动的影响,OFDI位于其后,最后是人力成本压力。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东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OFDI的产业“空心化”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我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确实存在,并且工业生产成本的攀升、资产价格的波动与人力成本的上涨都不同程度地使得这一效应加剧;第二,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OFDI海外产业转移导致的资本流失;第三,就影响程度而言,OFDI位列工业生产成本和资产价格变动之后、人力成本因素之前。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推动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与制造业竞争力“高质化”和“高智化”发展。

随着我国要素价格的不断攀升,传统依赖廉价初级要素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生存能力,只有加快推动我国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提高我国制造业技术竞争力,形成新的区位优势,从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向高端技术行业转移,并保持跨国公司的母国公司地位,防止跨国公司技术基地和核心生产基地的转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目前,我国正处于以“三期叠加”为特征的“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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