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讲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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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学》讲义
第一部分导论
1、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互动
1．1对“经济社会学的”各种界定
“经济社会学”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涂尔干1896年创办的法国《社会学年鉴》中，该年鉴把社会学分为若干分支，包括一般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律和道德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美学社会学等。
在涂尔干那里，是将社会学看作广义的社会研究之学，而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如何界定“经济社会学”，在使用这一用语来表示某一研究领域，并且常常也关心该领域发展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当中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比如，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学时，使用了“经济社会学”这个概念。
而他所说的“经济社会学”，指的是“同事件的经济进程的社会结构相关的”研究，而社会结构因素则包括劳动分工、土地私有制的起源、经济自由、法律上的安全等。
（熊彼特，1912/1990，第67页）后来在《经济分析史》中，他又对经济分析和经济社会学做了这样的区分：
“经济分析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任何时候怎样行为以及产生什么经济效果；经济社会学处理的问题是他们怎么会这样行动的。
”在研究怎样会如此行动时，他特别强调指出社会制度的作用。
（熊彼特，1952/1996，第页）
富永健一主编的《经济社会学》——这是中国国内翻译最早的“经济社会学”教材——中，对“经济社会学”是这样定义的：
“经济社会学，是把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分别看作社会行为及社会体系中的一种形态或下属部门。
从这种观点出发，使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及理论体系，说明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的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外延的独立分支。
”（富永健一，1974/1984，第3页）
在较新近的著作中，斯梅尔瑟和斯维特博格给经济社会学以这样的定义：
“经济社会学——使用韦伯和涂尔干提出的用语——可以十分简单地被定义为将社会学视角应用于经济现象。
一个类似但更为精确的版本是，将社会学的参考框架、变量和解释模型用于有关稀缺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活动的复合体。
”而关于社会学的视角，斯梅尔瑟曾讲到了四点：
人际互动、集团、社会结构（制度）、社会控制；近年来，又有社会网络、性别以及文化背景成为经济社会学的特殊视角。
（SmelserandSwedberg,1994，P3）不少社会学家都采用类似的定义。
中国学者朱国宏在其主编的《经济社会学》中，把经济社会学定义为既和经济学有联系又和社会学分不开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
（朱国宏，1999，第1页）
上面所列，并不完整。
如果仔细考察，还会列举出以其他一些方式所下的定义。
还有这样的情况，某些人将之归入经济社会学的内容，另一些人则将其冠以其他的名称。
最有代表性的现象之一是韦伯所称谓的“社会经济学”。
其核心内容被现代经济社会学家们纳入经济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但是韦伯并没有采用这样的处理方式。
另一个典型的现象是，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许多研究，若按照熊彼特当初的理解，正是属于经济社会学的范畴。
产生不同定义的原因，有的可以归结到学术发展的时代特征，有的则出于学者个人在进行知识整理和集成时的偏好。
1．2学科边界的模糊性
有人可能马上会问，在你讲授“经济社会学”这门课时，是如何定义的？
如果你不能尽早给出一个清楚的定义，我们在学习中如何把握它呢？
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写一部关于某个学科的教科书或讲授这门学科课程的时候，总要先说明这个学科定义。
如果定义不够明确，那么似乎就需要讨论清楚。
这被认为是一个科学的做法，因为科学的陈述要求概念明确。
我们看到，学科定义确实成了某些人争论不休的问题。
无疑，既然要写、要讲一门学科，对其范围做出界定是必要的。
但是，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界定学科的对象、范围，与界定科学概念、变量关系、命题的前提条件是不同的。
这是两件性质不同的事。
界定概念、变量关系、命题的前提条件是科学活动的核心内容。
科学活动的基本特征是提出假设或猜想，并进行检验。
要使检验有效进行，就需要尽可能地将概念、命题和预设条件界定清楚。
就某一特定关系的研究来说，认识的深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在反复进行的假设和检验过程中，概念、命题和预设条件得到越来越清晰的界定。
与此不同，学科的建构是一个集成过程。
它是在一系列的关系已经被发现，一系列科学概念已经提出，一系列命题已经被证明（在原则上说，还将被继续检验）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以比较系统、适当的方式加以整理。
当然在整理过程中，有时会发现新的问题，从而提出假设、进行检验，从事前面讲到的那种科学活动，但严格说来，这些活动已经溢出了学科建构的范围，它只不过表明了现实学术活动的复杂性。
在学科建构中，内容的取舍以便于系统表达为原则。
这时对学科对象、范围只要有一个大致的界定就可以了，而无须追求假设和检验活动中的那种尽可能的精确性。
此外，由于这是一个集成过程，而被集成的素材在不断变化，因此，学科边界势必是游移的、模糊的。
刻意追求学科范围的精确性，甚至就此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是在做学术无用功，徒劳无益。
1．3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简史
不论学者们对“经济社会学”如何定义，有一点是可以确定下来的，那就是这一学科和经济学、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关。
所以，了解这两个学科的关系史，对于我们理解“经济社会学”，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史上，有几个有着重要影响的变化过程。
这几个重要的变化过程是：
社会科学理念的兴起，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
社会科学理念的兴起
人类对社会事物进行研究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有意识地把对社会的研究作为“科学”活动来对待，却是近代以来，特别是随着自然科学获得显著学术地位之后的事。
在这一过程中，孔德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他正是在强调科学研究的实证性并试图把对社会的研究变成一门基础科学时使用了“社会学”这一用语。
在孔德使用“社会学”这个名称之前很久，“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发展。
以亚当·斯密的重要政治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的发表时间为标志，就比“社会学”这个名称的提出早八十年。
至于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更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期。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事物的学科虽然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但是从事研究的人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时间并不长。
孔德在提出要发展一门作为基础科学的社会学的同时，批评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的非科学性。
由此引发了这两个学科之间的一次方法论之争。
作为这次方法论的讨论和争论的结果，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明确了实证的经济学和规范的经济学的区别。
前者关注事实“是什么”，其中不诉诸价值判断，后者则关注“应当如何”，是以价值判断为前提的。
同时，经济学家们坚持经济学可以作为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对独立的学科来发展的路线，认为建立统一的社会科学为时尚早。
而社会学家在强调将社会研究变成科学的同时，一些人则在为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建立而努力。
***
理论史资料1.1：
孔德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和经济学家的回应
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批评，他的批评主要包括：
（1）对经济不能和社会其他部分相隔绝来进行研究；
（2）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和社会其他部分隔绝开来，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因此它并不构成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
（3）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在方法上过于抽象并过分依靠演绎。
此外，他还批评经济学家超出常理地仇视国家干预，忽视工人阶级蒙受的痛苦。
孔德的批评最初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重视，但随着他的实证哲学的影响扩大，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些问题。
于是产生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次方法论之争。
经济学家们表达了这样一些看法：
（1）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分工是必要的，经济学可以成为一门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
比如，马歇尔对于孔德等人认为对“人类社会行为任何有益的研究，其范围和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广泛”的看法表示反对，对于“他们力劝经济学家放弃经济学研究，而专心致志共同发展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的策略不表赞成。
他的看法是：
“人类社会行为的范围太广太繁杂，是不能单独由一种科学加以分析和解释的。
”他认为，当时谈论统一社会科学的更高权威性（指孔德的社会学）还为时过早，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马歇尔，1890/1981，第414-415页）。
（2）对社会现象加以抽象对科学研究来说是必要的、有用的，演绎方法也是有用的。
（3）在科学研究中不应使用道德尺度和政治尺度，应区分对事实的研究和价值判断。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1891年）区分了“实证的”和“规范的”经济学研究。
实证研究，关注的是事实；而规范的研究是含有价值判断的。
约翰·凯恩斯的这部著作被许多经济学家们认为是这次方法论之争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而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划分一直被今天的经济学家所沿用。
***
理论史资料1.2：
韦伯论经济学的由实用“术”到科学的转变
二十世纪初，针对在德国经济学界发生的经济学研究中的是否应当有价值判断问题，韦伯在讨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时回顾了经济学的演变：
“经济学如同其他任何文化科学一样，它的发生和建立，都可以说是本于实用的需要。
对于国家的一定政策，加以伦理的价值判断，这可以说是经济思考的最初的目的。
经济学原来的性质既然是如此，因而经济学的原意其实与临床医学是一样的，是一种实用的‘术’；……不过，这种认识或做法，到现在已经渐渐变了。
一般人虽还没有能够区分‘存在’和‘应当’，但是他们已经觉悟到经济学不是实用的处方。
”
他认为，“经济科学应告知我们的，只是‘人做什么’？
‘人正想做什么’？
或‘人能做什么’？
而不应告诉我们‘人应做什么’”，“推崇规范和理想，实际上已脱离了经验科学的范围”。
“经验科学的内容，只能是通过因果链条而认识事实和真相。
至于伦理的以及社会的理想，则不应在范围以内。
所谓的伦理即社会的理想，只存在于各个人的主观意识中，而不能客观地加以把握。
”“凡是规范的理想和伦理的价值判断，都是各个人的信仰和良心问题，不能用科学加以说明。
”他强调，“在经验科学的领域之内，我们既不可树立规范的理想，同时也不可加以伦理的价值判断。
”
***
经济学的边际革命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学派兴起。
这些经济学家一改古典经济学家从生产成本—劳动的角度研究商品价值—价格的传统，而强调从需求和效用的角度来解释价值和价格，同时提供了“边际”概念和数学分析工具。
此后，经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之手，将古典经济学从生产角度解释价格和边际效用经济学从效用角度解释价格在边际分析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包括边际成本、边际生产力、边际效用等），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
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边际分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风格。
“边际”这个经济学概念可以用微分学中的“增量”来描述。
边际分析特别适合于使用微积分工具，而这种工具的使用，又进一步强化经济学家对边际分析的偏爱。
微积分的运用，使最大化分析成为轻而易举的，从而推动了经济学中极大化范式的形成。
当经济学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大化问题上时，撇开了那些一时无法进入这种范式加以分析的问题和现象，也更少注意本学科之外的特别是与最大化无关的研究。
而社会学家当时的广阔的研究视野，也很少使他们有兴趣去注意经济学家围绕最大化、价格、均衡概念展开的微观分析。
经济学经历边际革命之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和社会学处于疏远状态，相互之间很少关心对方的研究。
虽然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一些试图打破两个学科之间冷寂的边界的人物，但是未能形成强大的潮流。
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
自二十世纪60—70年代以来，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趋向，互动日益密切。
而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发展之中。
在两个学科的互动中，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1）相互进入对方的传统研究领域
经济学边际革命以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逐渐形成了各自传统的研究领域。
经济学以市场交易为其核心研究领域，而社会学则以婚姻、家庭、犯罪、组织、制度等为其传统研究领域。
这种状况正在被改变。
在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密切互动中一个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是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
从70年代起，贝克尔用他所归纳的经济学方法，即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假定，着手对婚姻、家庭、歧视、犯罪等社会学传统问题进行分析，取得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成果。
事实上，贝克尔在他的分析中，吸收了社会学的一些研究视角，并由此修改了经济学的传统模型（贝克尔，1976/1993；BeckerandMurphy，2000）。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市场组织、厂商层级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形式统一到交易成本的基础上来分析，从而进入了自韦伯以来一向为社会学占有的层级制研究领域；（Williamson，1975）产权经济学不仅注意到不同的产权制度对行为的影响，而且特别关注到制度的不完全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们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对产权的不断建构过程，从而以更为精细的研究姿态进入到社会学家关于“结构与行为”的研究领域中；（巴泽尔，1989/1997）立宪经济学对集体行动、集体选择、政治过程、政府行为进行了独到的研究，进入了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布坎南，塔洛克，1962/2000；奥尔森，1971/1995）新制度的经济史研究，以更为精巧的工具实现着韦伯试图将理论和历史分析打通的理想，并将社会学的某些有关变迁的理论视角融进分析框架。
（诺思，1981/1991）
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改变了以往的经济学仅仅分析以价格为中介的关系的不足，直接对人际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并得出一个又一个有逻辑预测力的模型，这无疑使人际互动不再成为社会学家的研究专利。
在社会学方面，美国新经济社会学采用社会学的概念、方法和视角，直插经济学的传统分析领域——市场。
例如，格拉诺维特针对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在市场分析中提出的搜寻理论，提出了供给和需求如何匹配的问题，并选择劳动力市场作为入手点，从社会学家熟悉的人际关系网络视角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了信息质量、强关系和弱关系对信息的影响等重要命题，为市场分析开辟了一条新路。
（Granovetter，1974）又如，博特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公认的“市场生产函数”为起点，将影响回报率的“机会”问题和博弈者的社会网络联系起来，分析了能够带来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的有效网络的构造形式，提出了“结构洞”理论。
（Burt,1992）
（2）传统的学科边界更加模糊
学科之间本来也没有截然清晰的边界，而经济学和社会学相互进入对方传统研究领域使传统的学科边界更加模糊。
1990年斯维特博格编写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一书，记述了对十几个热心两个学科互动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访谈，其中讨论的一个主题便是新的学科边界。
一些学者预见，未来的发展将表现为各社会科学之间，而不仅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边界的普遍模糊。
（Swedberg，1990）
边界的模糊不仅是外在地表现为领域的交叉，而且内在地体现为研究风格乃至基本假设的转变。
有的学者，如林登博格指出经济学和社会学正在出现新的趋同。
他认为，传统的分工格局是，经济学研究高度概括的抽象理论，而研究复杂现实的重任则落在社会学肩上。
但这已经过时了。
两个学科正在迅速地趋同，它们的理论基础，即关于人的假设正共同迅速趋向于RREEMM（足智多谋的、受限制的、有预期的、评价的、最大化的人）。
这种“人”类似于社会-经济人（HomoSocio-economics）。
在趋同的形势下，两个学科将以与以前很不同的方式互动。
比如，经济学家必须学会使他们的分析更接近现实复杂性，而社会学家将放弃从最复杂的叙述着手分析的习惯思维方式。
也就是说，无论在经济学还是在社会学中，都必须在各自原有的研究基地上扩大，从“尽可能简单”到“必要的复杂”。
又如，在旧的分工中，经济学家假定偏好是给定的，而社会学家则探讨这些偏好，这种分工已经过时了。
再如，两个学科的旧有核心概念是不同的，经济学强调相对价格的重要性，而社会学则重视环境，在新的趋同中，核心概念的位置和相互适应问题将受到重视。
（林登博格，1998）当然，某些方面的趋同，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学科已可融为一体。
（3）学科分界标准的不确定
有关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科边界的讨论引出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
这两个学科之间分界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按研究领域划分？
如上所述，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进入对方传统领域的条件下，按领域划分的有效性无疑会弱化。
当然，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虽然两学科的研究领域大量重叠，但是各自的核心领域仍是不同的。
经济学以市场交易机制为研究核心；社会学的研究核心领域虽不如经济学那样集中，但几个主要的聚焦点却不难辨识，比如，社会结构就是核心领域之一。
然而，在学科各自分离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核心领域，在学科间的互动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未必不会发生变化甚至转移。
这也是弱化领域标准的一个因素。
按方法划分？
但哪种方法是哪个学科特有的也很难说得一定。
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经济学注重逻辑演绎，而社会学注重归纳。
但这只是传统风格而已。
问题在于，经济学有什么内在的学术发展逻辑而拒绝归纳？
社会学有什么内在的学术发展逻辑拒绝演绎？
其根据何在，至少需要澄清。
数理社会学的出现，是社会学开始注重逻辑演绎的一个征兆；而经济学开始注意案例分析，也说明新的风格正在被接受。
按内在基本假设，比如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划分？
上面已讲到，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的互动中，至少在某些研究群体中，对人的基本假设有趋于一致的迹象。
事实上，自新制度经济学崛起之后，对那种认为经济学的“人”是完全独立的原子而丝毫没有社会化的看法（这种看法本来就有误解），已无反驳之必要了。
按基本问题划分？
按终极目的划分？
按问题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划分？
……我们还可以写出一个划分标准系列。
这里不准备意义讨论。
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两个学科之间，已找不出界限，而仅仅表明，在新的日益密切的互动中，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分界标准变得不确定了。
（4）学科的学派化趋向或学科和学派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在学科的边界模糊，分界标准不确定的条件下，学科似乎呈现出某种学派化的趋势。
或者说，学科和学派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特别是，当仅以研究方法、风格、文献传统为标志来实现区隔时，学派的意味更强。
（5）跨学科学派的出现
和学科与学派间界限的模糊相联系，在某些领域出现了跨学科的学派。
比如，经济学家贝克尔和社会学家科尔曼，被看做是理性选择学派的代表。
公共选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布坎南也承认，他和某些社会学家，比和主流经济学家更接近。
（Swedberg,1990）
不过需要指出，注重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交流、互动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活动，形成了一种意向，但并不构成一个学派，他们之间差异有时很大。
（6）产生了一些有潜力的结合点或对话点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互动中，产生了一系列明确的、有实证意义的问题。
一些有潜力的结合点或对话点出现了，比如：
人际网络和信息、人际网络和市场结构、社会资本和资源配置、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关系合同、产权制度和社会认知、经济生活中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交易费用和组织、制度变迁、个人效用和集体行动、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偏好和社会环境及生活经历、不确定性和公平理念等。
1．4经济学和社会学互动中的几种重要的研究策略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互动中，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研究策略。
斯维特博格和格拉诺维特归纳了当前重新建构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一些最有影响的策略。
它们包括：
（1）理性选择社会学。
其基本思想是，新古典模型可以被扩展到传统上仅由社会学家处理的论题上。
其代表人物有：
詹姆斯·科尔曼、加里·贝克尔、迈克尔·赫克特等。
（2）新经济社会学。
这种研究策略的基本主张是，传统上属于经济学家地盘中的许多经济问题能够在社会学的帮助下进行富有成果的分析。
代表人物有：
马克·格拉诺维特、哈里森·C·怀特、维维阿纳·泽利泽尔等。
（3）社会经济学。
这一派强调，新古典经济学不足以解决经济问题，包含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视角，应该被利用。
其代表人物有阿米泰·埃特齐欧尼等来自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一些学者。
（4）PSA经济学，即心理-社会-人类学的经济学。
其思想是，通过将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些发现直接综合进经济学家的模型，许多长期迷惑经济学家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主要代表人物是乔治·阿克罗夫。
（5）交易成本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
主要代表者是奥利弗·威廉姆森。
（SwedbergandGranovetter,1992,P2）
这个概括事实上并没有穷尽各种各样的研究策略，但它已经使我们看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
1．5本讲义的集成策略
在关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本讲义采取的知识集成策略包括以下内容：
A．基本假设和视角
（1）现代经济学在效用最大化行为假设下，取得了许多成果。
其研究范围从物质财富生产和交换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经济学因此而成为对社会生活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学科。
本书接受效用最大化假设。
对于这一假设的内涵，在下面的章节中会有详细的说明。
（2）本书特别注意采用与他人的联系中把握个人行为的视角，这一视角主要来自社会学，而在主流经济学中并不特别强调。
在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领地——市场机制的研究中，每个人都被假设为只对价格起反应，他人如果说存在，也都是隐藏在价格的后面。
当然，近年来博弈论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迅速扩展，说明经济学家们已经意识到没有人际互动的经济学是有严重缺陷的。
虽然经济学已经在调整，已经在变化，但是，我宁可把与他人的联系中把握个人行为看作是来自社会学的视角。
这毕竟是社会学的传统。
（3）主流经济学中并不强调人们对相对地位的敏感性，本书将关注这个方面。
这也是社会学的一个传统。
地位的分化和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将是一个重要维度。
（4）制度为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学所共同关心。
当代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承认人的行为受制度的约束，同时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建构制度。
制度分析的重要成果将被吸收进经济社会学当中。
（5）在主流经济学中，人的偏好被处理成既定的，对它只作假定，不做解释和分析。
但是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这样处理问题，某些经济学家对偏好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而社会学的许多研究事实上都涉及到偏好的形成和改变。
本书将吸收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B．理论耦合
怎样把本来不是在一个体系中发展出来的理论有机地组合起来？
这是编写一部教材面临的基本问题。
一种做法是按照研究对象归类。
比如把研究厂商的理论放在一起，把研究国家的理论都放在一起，如此等等。
这种归类的方法的优点是便于学生了解与某一对象有关的各种研究路径和观点，但缺点是不同部分之间缺乏逻辑关联。
还有一种做法是索性分流派来讲。
我在第一次讲“经济社会学”这门课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
这事实上是没有进行有机的理论组合工作。
这样做的好处是让人了解如何利用不同的方法、视角来处理问题，就局部而言也比较系统。
缺点是整体系统性差，有的地方会出现知识空缺，有时内容又有重复。
这两种做法都不是真正的理论耦合。
本讲义现在的做法是，考察不同体系中发展出来的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通过指出前提条件之间的差异、关联，通过联系前提条件变化的讨论，使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种做法无疑更具有挑战性，它要求自己对许多理论模型存在的前提条件或假设加以考察和说明。
幸运的是，有不少理论模型（特别是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本身就十分注意前提条件或假设的讨论，这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方便。
但即使如此，也还有一些隐含的假设需要挖掘和明示。
至于有的理论，以往并没有十分重视对其前提和假设的讨论，那就更需要在此下一番工夫。
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由于自己能力的限制，一定会产生错误或潜在的错误。
如果读者发现了错误，并因此而深化了理论，那我将十分高兴，因为这正是我采用这样的方法来整合理论所欲求的。
这种做法就其内在精神而言，是在追求相对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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