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哈佛第28任校长就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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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哈佛第28任校长就任

有感于哈佛第２８任校长就任

　　[摘要]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朱尔·福斯特于2007年2月11日上任了。

她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任女性校长，然而，这不是重要的。

她已时年59岁；她是一位历史学家；她任职前只是哈佛之下最小的一个学院的院长；她是经由选举产生的；她的前27任校长的平均任期近14年；……这些倒是可以引起我们思考的。

　　[关键词]大学；校长；使命

　　2007年2月11日，哈佛第28任校长福斯特（）上任。

这是一位女性，也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

中国大学的女校长并不稀罕。

谢希德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吴启迪曾任同济大学校长，韦钰曾任东南大学校长，都是出色的女性校长。

　　福斯特的上任，倒是有如下几点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一、福斯特年龄为59岁，按中国某些方面的“七不进八不留”，这个59的“九”既不能留，更不能进了。

按照政府官员“一刀切”的办法，59岁了还能上任?

　　事实上，哈佛历史上，、、、、这五任校长的任期都到了75岁以上，其中两位还到了80岁。

故而，59岁上任又有何妨?

还有62岁才上任的呢。

　　75岁，省长也当不了了，但大学校长不一样。

何故?

校长不是官。

　　这里，我们并不在于强调由年纪大的人来出任校长。

哈佛历史上有11位校长初任时不到45岁，其中还有三位上任时只有三十几岁。

尤其是自1862年任校长以来的八位校长中，初任时的年龄只有一位超过50岁，五位不到45岁。

真可谓年轻。

但举出这一数据也不是在强调越年轻越好。

这里，我们所说的是不拘一格，是依大学自身之需要自由笃定。

“一刀切”则是一种无奈，而且是外加于大学的一种无奈。

　　二、福斯特出任校长前只是哈佛之下最小的一个学院（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的院长。

按中国的做法，大学是分行政级别的，厅级大学校长任职前必须是副厅级的，副部级的大学校长任前必须是正厅（司局）级的。

而在哈佛，则与此无关。

何故?

校长不是官。

　　一任杰出的校长上任前也只是法学院院长。

哈佛历史上最着名的一任校长任职前无任何职务，而任期长达40年，后任17年名誉校长，哈佛的全面崛起也正是这个时候。

在总统任期有严格限制的美国，大学校长（虽然都被称为“President”）却完全不同。

何故?

校长与官，实在是两码事。

　　三、福斯特为历史学家。

在哈佛的28位（含福斯特）校长中，没有一位是出身工科的，出身理科（数学，分析化学）的仅三位。

并且，这三位都有过专门的教育研究。

　　当然，哈佛的历史并不是告诉人们：

学工科的不能担当大学校长。

也不是说，学理科的很难当好校长。

何况，哈佛也有自己的特殊历史，哈佛不是一切。

　　不过，北大的性质在中国大学中是最相似于哈佛的。

然而，1978年以来的北大校长只有个别是文科的，恰与哈佛相反。

倒是马寅初任校长之前的情况与哈佛相近一些。

这能说明些什么呢?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学什么出身的，都必须十分熟悉教育，特别熟悉高等教育，尤其要有个性，有对大学深刻的理解，持有鲜明的大学理念。

　　中国某些大学往往认为应由院士来任校长，而院士目前只有理工（医农）才设立，这样就等于校长只有由理工出身的来担当了。

当然这也不是说凡院士都不宜担当，但不能说只有院士才行。

于是，又需回到前面的说法去了。

哈佛的院士多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的是，但并不一定去挑他们。

何故?

院士是做学问的，校长是治校的。

既会做学问又会治校的，做校长自可，但并不是凡做学问的，包括做大学问的，一定会治校。

　　四、福斯特是由学校管理委员会推荐的，而后又经选举产生。

她的前任由于出言不慎，有伤大学校长之格，也是学校师生要求其去职的。

　　大学校长的任辞与去留应当由大学自身起主要作用，主要发言权应该掌握在学校师生手上。

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是由行政部门任命的，基本上与选举无关。

好象偶然也有“民意测验”，但是“民意”之民是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而且“测验”的结果并不当众宣布，为暗箱操作留下空间，故时有完全不顾民意的情形发生。

　　关键仍在于，校长不是官，却当做官员进而按照官员的任免方式去运作。

不只是当做官员，而且确实就有厅级、副部级的正式官级。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上述情况会逐渐发生变化。

　　五、福斯特任校长前，哈佛从首任的到刚卸任的共27任，前后共约370年，平均任期年。

　　北大108年的历史上出任的校长数已超过了哈佛372年历史的27任，平均任期不足4年。

为何任期上有如此之大差别呢?

　　如果拿哈佛1869～2001的这132年与北大相近时期的1898～2006的这108年相比，前者只有六任校长，平均任期长达22年，这与后者不足4年的相距就更大了。

　　更值得注意的问题还在于，哈佛的这六位校长稳定地让哈佛站在全球大学的最前列，也就是说，哈佛校长的这一现象是与它顶尖的学术水平，与它极富创造力和培养世界级科学家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这应当更能说明些什么。

　　哈佛历史上的27位校长中有五位是因为逝世于工作岗位而任期不到5年（平均年），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它不只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校长平均任期很长，而是在它整个372年的历史上都是如此。

　　大学是人类理想的产物，它又不断地表现着人类的理想、人类新的追求。

大学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它又不断地闪现着人类的智慧，向一个又一个高峰走去。

　　大学以学术为其基本使命，以传承学术、发展学术、繁荣学术为其天职。

一个社会，若能让大学的这种使命和天职得以充分实现，这个社会对于大学来说就是善良的、先进的；一个社会，若不断地干预大学，让它的学术不得自由，用各种非学术的手段限制它，甚至使其发生偏离，这个社会对于大学来说就不是善良的，不是先进的。

　　社会可要求于大学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它的学术责任和学术良心。

除此之外，就不再应有更多的过问。

　　温总理近期在同文艺界谈话时，曾11次提到思想解放，9次强调自由。

这对于大学又是何等重要啊。

温总理在质疑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时，他的9次强调自由就是给出的一个最好答案。

　　什么人最理解大学?

不能说凡站在大学外面的人都不确切地理解大学，更不能说站在大学之内的人不如站在大学之外的人更理解大学。

“旁观者清”

　　只在特定的情形下才可能，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恩格斯还说过要“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呢。

“旁观者”也要身临其境才行。

　　大学校长应当如何选择呢?

至少不能按照非大学性质的方式去选择。

　　大学校长按什么标准选择呢?

最优先的考虑应当是有利于学术繁荣，有利于学科建设，按有利于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的标准来选择，而不能以其它标准作为优先。

　　大学校长由谁来选择呢?

恐怕主要应由大学自己来选择，不把校长当做官来选择。

　　对大学过多的干预，不少的方面就表现在对待大学校长的选用问题上。

　　不是中国的大学校长没有智慧，没有理想，而是对他们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太多，让他们无法施展。

　　北大历史上不是也有过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这样具有鲜明大学理念的校长吗?

可是，后来呢?

上世纪50年代的一位也堪称优秀的校长马寅初，仅仅因为一个新人口论，就弄得他备受煎熬。

再往后走，人们又看到了什么呢?

　　当然，我们一再地高兴地指明过：

1978年以来中国进步了。

现在，大学里的人们十分热闹地谈论着大学理想与信念了。

这就是1978年以前的近30年里未曾有过的局面。

但是，我们基本上还只是在谈论，即使是津津有味的谈论，也还只是在回首蔡元培、梅贻琦，在遥看哈佛、耶鲁、牛津、剑桥。

　　故而，温总理11次所言之思想解放、9次强调之自由，对于大学确实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并且让我们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

　　不妨还在有感于福斯特上任之时，谈一下校长任期这个形而下的问题。

　　为什么校长任期可有一定任期却也不一定限制其任期呢（如哈佛那样）?

　　我们以校长与政府官员之别来作一简单比较。

　　1．政府官员握有的是行政权力，而校长虽也有行政权力，但区别于官员的，最主要的是，校长更依靠学术权力，性质大不一样。

校长任期较长不易（亦非绝对不会）膨胀其行政权力。

校长追求的是学术，官员追求的是权力，而权力是必须加以限制的，包括时限。

大学是学术机构，不是政权机构，这是根本的差别。

　　2．政府官员主要追求的是经济和社会目标（乃至可由任期内的几个经济指标或项目来体现），一任完成一定目标，完成他向选民和人民代表承诺的几项指标就卸任了。

若还想干，再去竞选，但也不宜连任过久。

然而，校长主要追求的为学术目标，是难以量化或具体化为几项工程的，特别是不可能由那些俗不可耐的所谓形象工程、民心工程、政绩工程来体现，学术目标常常是软性的、长期的、难以确切计时的。

哪一位校长也难以说，上任时全校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的文章是两篇，五年之后每年发表10篇；哪一位校长也说不准，现在没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年之后争取有两位。

这些成就不是“订”出来的。

　　3．大学校长的目标更多偏于文化的，精神的（政府官员固然亦应有这类目标）。

既然是这样的，在一定年份内，学校的文化、精神正旺正强，就可延续，反倒不宜轻易中断。

华中科技大学有一个“泡菜”理论，那个泡菜的水坛子是不宜轻易更换的。

校长的职责就是把那个“泡坛子”做好。

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为顶尖的学术成就和杰出人才的涌现创建一个优良环境，营造一个美好学术空间，而主要不是靠钦定，靠个什么“千百万工程”之类的。

一坛美酒是“酿”出来的，不是“订”出来的；校长的工作不是工程师性质的，而是艺术家、哲学家性质的。

如果校长的工作就是绘出一张图纸，然后你照着施工，高楼大厦就耸立起来了，那确实是可以明定一个工期的。

如果校长能创建一个艺术氛围，能有一种先进的教育哲学思想，并使之与大学的生活融为一体，且持之以恒，那么，需要四年一任或五年一换吗?

　　当艾略奥特（Eliot）任职40年之后，还续任名誉校长17年，57年的时光留下的不是权力欲望，而是哈佛优良的精神和文化传统。

如果这个精神和传统是好的，后任就会去保持和发扬，有本领的后任者还会力求有所推进，必要时还进行改革。

　　自1869年～2007年止的138年，是哈佛一直保持在世界大学顶尖的138年。

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段的七位校长的任期以更加显眼的方式列述如下（表1）：

　　这个清单是否告诉我们哈佛校长的任期在递降呢?

当在任期满20年后，人们以为正当红的Bok肯定会继续担当下去，然而，他坚决要求卸任了。

他卸任时才61岁，不然，他任职时间之长与校长相当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校长，他为何只任职五年多一点呢?

原因不在于他滥用了权力，而是他说出了与学术精神有违的话，特别是对女性学者评价不当的话，遭致包括女性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的批评而不得不提前辞职了。

他不是有谁告诉他“任期已到”而卸职的。

这只能进一步说明，校长最重要的是学术良知和人格，说明若不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任期绝不会是五年。

在许多方面是继承了哈佛优秀传统的，但他也正是在继承上出现了纰漏，他的去职依然与权力问题无关。

　　把话说回来，如果让大学校长成了官员，大学里又充斥着“官本位”，行政权力至高无上，无限蔓延，使得大学与衙门并无二样，那么，大学校长当然还是严格限制其任期的好。

然而，恐怕仅有任期限制这一桩，大学还是不一定办得好的。

充斥着“官本位”的大学，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校长任期制，恐怕也是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