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缤纷 晶莹光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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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缤纷晶莹光润

五彩缤纷晶莹光润

　　釉下彩，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

釉下彩是在瓷胎上先作彩绘，再在彩绘上施釉，最后入窑通过高温烧成。

因彩绘处在釉层的下面，故名。

　　釉下彩瓷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

最早的釉下彩见于汉代后期，南京三国东吴墓中出土一件“青釉釉下褐彩彩绘双系带盖口壶”，这是已知以釉下彩绘手法美化瓷器的最早实例。

晚唐至五代，湖南长沙窑釉下铜料和铁料的巧妙运用，出现了绿彩、红彩、蓝彩和褐彩等。

如“黄釉釉下彩褐蓝云纹瓷罐”，釉下以褐彩、蓝彩联珠斑点组成云气和莲花纹饰，纹饰具有浓郁的西亚风味。

以这种釉下彩的普及和多彩的应用，标志着瓷器装饰工艺的重大进步。

长沙窑釉下彩瓷，曾风靡一时，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远销东亚、南亚、西亚，最远还到达非洲东北部，充分显示了人们对釉下彩瓷的喜好。

此后，各个朝代都出现具有特色的釉下彩，如元代景德镇瓷窑胎器上施钴蓝后施釉烧成的青花瓷，又如将唐代长沙窑偶然产生的釉下红彩，成功烧制出釉里红，这都是中国瓷器登峰造极的成果。

清代康熙也烧制成红、蓝和豆青三色的釉下三彩。

清末民初，在中国瓷业发展低迷的情况下，异军突起，创制釉下彩五彩，再次将中国的瓷器提升到新的高度。

因釉下五彩创始、盛昌于湖南醴陵，故称醴陵釉下五彩。

　　但釉下彩与釉上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回顾中国彩瓷发展史，不难发现釉下彩特别是釉下五彩的产生和发展，较釉上彩来说则较滞后。

明清以来，釉上彩早就五彩缤纷，五彩、粉彩、珐琅彩等先后产生，开创了明清瓷业欣欣向荣的景象。

而真正意义上的釉下五彩瓷，则在20世纪初才出现。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创制成因，首先得益于醴陵所处地域资源丰富。

醴陵，位于湖南东南部，与江西接壤。

这里群山环抱，山脉盘纡，间有平野，素有“吴楚咽喉”、“湘东门户”优势，因此自古以来受朝廷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地，秦代隶属长沙郡，汉初封长沙相刘越为醴陵侯，东汉置县。

光绪年间，湖南境内第一个火车站，也就建在醴陵。

此处瓷土、陶土、耐火泥、石灰石、沙石等非金属矿产资源尤为丰富，同时，醴陵林木繁茂，农耕富余，都对陶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醴陵又是我国陶瓷重要产地。

醴陵与长沙相近，仅百余公里。

长期以来，这一地区陶瓷业发达，特别是长沙窑，是晚唐至五代中国最有作为的瓷窑，对全国瓷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醴陵长期以来虽烧制陶瓷，但早期则以烧陶为主。

至清代中期瓷业才迅速发展。

醴陵瓷器的烧制发祥于沩山。

雍正七年，广东兴宁人廖仲威向沩山寺僧智慧赁山烧制瓷器，这便是醴陵瓷业蓬勃发展的开端。

至嘉庆年间，方圆数十里的瓷器高产区便以沩山为中心建立起来，呈现了醴陵传统制瓷的鼎盛态势。

至光绪二十二年，全县已有瓷厂480余家，龙窑200余座，窑工数千人，产品多达百余种，此时采购醴陵瓷的客商云集，以满足周边的需求。

醴陵彩瓷早期以釉下青花为主。

青花瓷多见牡丹纹饰，牡丹造型有图案化的，也有写意的，虽手法不同，但都清丽、明快、雅逸。

　　但迅速发展的醴陵瓷出现危机，产量上去了质量则比不上景德镇产品，时人称景德镇瓷为“镇瓷”，称醴陵瓷为“土瓷”，表明了质量差异的存在。

一部分瓷窑因此倒闭，存下的则顿悟而改进。

经改良后的醴陵瓷被称为“良瓷”。

“良瓷”釉上彩绘牡丹纹饰大型瓷器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这为釉下五彩瓷的诞生，打下良好的技术和艺术扎实基础。

　　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的盛行，也与湖南盛产牡丹有关。

湖南是我国牡丹栽培和应用重要地区之一，二千多年前牡丹已药用。

1974年长沙西汉马王堆墓葬中出土公元前2世纪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在治疗疽病的医方中记载了芍药的应用，有一方药材用“白蔹、黄芪、芍药、甘草……”，另一方用“白蔹、黄芪、芍药、楂……”。

汉灵帝时曾任长沙守的名医张仲景（公元150―210年），著《伤寒杂病论》，在治疗肾病的“肾气丸方”中，也有“牡丹皮”一味，“五十二病方”中的芍药，即是“肾气丸方”中的牡丹皮。

　　湖南观赏牡丹在唐代也渐盛并见诗咏。

唐代齐已（约公元860―937年），祖籍湖南益阳县（今益阳市赫山区），为唐末五代时期著名诗僧。

齐已《湘中春兴》诗：

“两歇江明苑树干，物妍时泰恣游盘。

更无轻翠胜杨柳，尽觉浓华在牡丹。

终日去还抛寂寞，绕池回却凭栏干。

红芳片片由青帝，忍向西园看落残。

”

　　清代湖南牡丹栽种繁盛，许多州府地方志都有牡丹观赏、栽培牡丹的记载。

清道光《古丈坪厅志》载：

“牡丹四月花发浓艳，不减洛阳之产。

”还出现了反季节栽培，道光年间有《秋日月布园赏牡丹》、《冬日赏牡丹》诗描写了湖南牡丹秋日重开，冬日绽放的异事。

　　醴陵釉下五彩瓷创制引领者为清代末年持有改革思想的熊希龄、文俊铎俩人，其中熊希龄所起的作用更大。

有趣的是，他俩既不是美术家，也不是瓷艺家而是地位显赫的政界巨头。

　　熊希龄（公元1870―1937）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别名熊凤凰，字秉三，出生于湖南凤凰县。

毛主席对这位曾任民国总理的政治家、教育家、慈善家曾这样评价：

“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做过许多好事。

”正因熊希龄是这样的人物，所以他具有振兴醴陵瓷业的驾驭能力。

　　熊希龄因仕途遇到曲折后，才从事实业救国，经营醴陵瓷业的。

熊希龄1891年中举人，1892年中式贡士，1894年补应试成进士，朝考后翰林院庶吉士，官至二品。

1898年助湖抚陈宝箴推行维新新政，1898年因戊戌政变被革职。

于是念起实业救国。

光绪三十年（1902），他随湖南巡抚端方前往日本，考察工商企业。

在日本，先后考察京西、大阪、濑户等地瓷业，眼见日本瓷业比中国发达，由此产生振兴中国瓷业的想法。

　　回国后，他即与醴陵籍大学士文俊铎到醴陵调研。

熊希龄认为，醴陵瓷业不振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和设备的落后，手工制作的瓷器产品质量不高，窑户分散，管理混乱，无法形成规模生产，无序竞争也使资源无法合理使用。

　　1904年他作《为创兴醴陵瓷业》上书湖南巡抚端方，提出了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成立公司，规模经营，力陈瓷业振兴主张。

他的主张得到了清政府支持，慈禧太后并拨款12万两银子。

1906年春节，官立湖南瓷业学堂开学，又采取股份公司形式，向官僚、富豪募集股份。

1906年他开办了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并出任瓷业学堂校长和瓷业公司总经理。

文俊铎出任学堂监督，主持日常。

他们从当地和景德镇引进文化、工艺、美术等方面优秀技师，还从日本引进10多位教员。

不久醴陵瓷业出现了由粗瓷向细瓷转化，由固守传统向创新转化，由分散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的新气象。

醴陵釉下五彩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06年光绪去世之前脱颖而出，艺惊四海。

宣统元年（1909年）醴陵釉下五彩瓷，获得了武汉劝业奖进会一等奖。

宣统二年，又获南洋劝业会最优奖。

1911年和1915年在国际上分别获得意大利都朗博览会最优奖、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牌奖。

据1911年4月6日《时报》报导：

赞称醴陵釉下五彩瓷“极精良”、“形式花样无不玲珑轻巧”、“名声日隆”、“销额骤增至数十倍”。

　　在上一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景德镇瓷业受到严重影响，醴陵则借助地处偏坳的优势，得以坚挺，瓷器生产工场由77个增加到133个，釉下彩瓷被誉为“国瓷”和“中华瓷王”，醴陵所产瓷器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醴陵与景德镇、德化享有中国三大瓷都的美名。

　　早期的釉下五彩瓷，绘画风格具有明显的日本风味，如釉下彩“墨色雪景瓶”、“山水瓶”、“花鸟瓶”等。

出现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瓷艺先进性的影响力起了作用。

当时日本瓷器在中国已有广泛市场，醴陵瓷的开创者熊希龄更是对日本瓷器极力推崇，还请来日本优秀技师在学堂里指导，传授技艺，这样日本艺风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创制釉下五彩的同时，颜料的开发也紧锣密鼓，学堂里成功制造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五种釉下颜料，有力助推釉下五彩的成功，随之，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瓷也就在这时问世。

　　醴陵釉下五彩瓷牡丹纹饰精美，釉下五彩花卉凤尾瓶最具代表性。

瓶高55.8厘米、口径27.5厘米，为大型的陈设用瓷。

制作于宣统年间，醴陵釉下五彩瓷早期产品。

器型高大，长颈鼓腹，瓶体彩绘牡丹、芙蓉、牵牛、菊花等，花卉繁密，五彩缤纷。

此凤尾瓶图案既曾似相识，体现了传统纹饰的要素；又具立异而夺人眼球，传递了日本纹饰的新趣。

　　醴陵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瓷刚一出现，即赢得社会器重而成为贵重的交际礼品。

瓶器的右上方墨书“?

恃羯惺榫?

鉴，属吏晏元枢监制”，表明此瓶是下属赠送给上级的礼物。

器底书“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正是熊希龄主持醴陵瓷业如日中天的时期。

早期制作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瓷绘制十分精良，多为瓷业学堂的学员之手。

这些学员有的原是瓷厂画工，有的是招募来的社会善画人员，在学堂里他们接受系统的日本优秀教员调教，故个个都持有非同一般的技艺。

　　釉下五彩牡丹纹饰，在花卉题材的应用中十分广泛。

日用的碗、盘、杯、肥皂缸等等。

即使一些人物山水的大型器，也常采用牡丹纹饰作点缀。

如“釉下五彩山水人物瓶”的颈部用牡丹纹饰，牡丹一朵在瓶颈上展现，顿使这山水人物瓶神采飞扬。

　　醴陵釉下五彩出现后的半个世纪，一个新的发展态势不时引起人们的注目。

为了提高产量，醴陵瓷艺家在“三烧制”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二烧法”。

醴陵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多次生产国家领导人和国礼用瓷。

于是，这类优质醴陵釉下五彩瓷被誉为“红官窑”，2008年醴陵釉下彩瓷的烧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各地艺术家参与醴陵瓷器创作，也取得骄人业绩，如上海汉光瓷为在都市弘扬釉下五彩瓷艺术，创作了大量具有现代特色的优秀作品，为牡丹纹饰瓷器增添异彩。

笔者与醴陵有缘，与醴陵瓷艺家联手进行了十多年的牡丹纹饰专题瓷器创作探索。

　　醴陵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瓷经过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

　　醴陵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绘制、烧造工艺等，与以往的瓷器加工迥然不同，完美效果取决于独创的“三烧制”，即经过三次入窑烧制。

第一烧：

又称素烧，将瓷胎入窑在900°C以下的低温烧成素胎，以增加瓷胎的硬度。

第二烧：

又称扣烧，在经一烧后的瓷胎上进行彩绘，然后入窑烧至1000°C以上，使彩绘颜色固附在胎体上。

第三烧：

又称本烧，在二烧后的器体表面施釉，将画面覆盖釉下，再入窑用1350?

?

C以上高温烧成产品。

　　釉下五彩牡丹纹饰采取的是中国绘画工笔写实风格。

如《釉下五彩承露柱瓶》，花蕾和盛开的花朵、繁茂的叶片和花托、叶柄细小处都以极其写实的工笔手法描绘，一丝不拘，形象十分逼真。

　　然而，又与工笔技法不一样，通常工笔牡丹纹饰都是以黑线勾勒，而醴陵釉下五彩工笔勾勒却是白线。

这一特殊效果是通过“三烧制”的第二次焙烧时形成的。

绘画牡丹纹饰先用烟墨工笔勾线，然后分水着色。

因勾勒所用黑彩由乳香油调配，所以分水着色时，流质的色料遇到线条时即能受堵而止，不会渗到黑线的外面。

这黑线勾勒的线条则在第二次高温焙烧时挥发消失，于是留出奇特的、装饰性很强的白色线条。

　　釉下五彩牡丹纹饰采用分水法着色浓淡变化。

分水着色是将所需的薄浆状彩料填入勾勒的线条内，然而通过上下、左右的倾侧摇动，使色料在釉面上产生厚薄变化。

焙烧后就产生色料厚处色深、薄处色淡的滋润且无笔痕的艺术效果。

画工精湛技巧使多瓣牡丹纹饰的整体感和立体感生动地体现出来。

　　釉下五彩的牡丹纹饰因是在釉层的覆盖下呈现，故具有一般彩瓷不具备的诸多优点。

釉上彩所施颜料中常含有铅、镉等有毒物质，在低温烧制的过程中，这些有毒物质不能被有效排除而残留在瓷器表面，人们在使用这类瓷器的过程中便会侵入人体而产生不良后果。

釉下彩则在施彩之后再施釉，颜料上覆盖致密似玻璃质的釉层，有毒物质就不会渗出。

在釉层保护下的彩绘，也不易被磨损，不会被酸、碱腐蚀。

　　醴陵釉下五彩瓷牡丹纹饰，并不都是五彩缤纷，单一色调的表现手法则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空间。

如《釉下彩光华翠彩蛋瓶》，画面统一由蓝色调画成，用较重的蓝色绘画花叶，使主体花朵形象突出；用较淡的蓝色绘画牡丹花朵，仅是花蕊和花托部分稍加黄彩和红彩，出使单纯的色调产生变化。

采用单一色调绘制牡丹纹饰，整体感强，更显文静典雅。

用同一色调表现牡丹纹饰，常见还有黄色、红色和墨色等。

　　如此平滑光亮，色泽晶莹柔润，艳丽而不俗，淡雅有神的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瓷，也就拥有了“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馨”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