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专业外语第二章.docx
《翻译 专业外语第二章.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翻译 专业外语第二章.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翻译专业外语第二章
第二章
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与儒教相联系的《五经》。
按照通常论述它们的次序，第一部是《易经》，即占卜用书。
这部书充满民间流传的预兆和占卜术。
例如：
如果一只公羊冲撞树篱，而且回不来或进不去，那么，你要做的事将完全失败。
第二部是《书经》，即历史书。
此书由周朝早期的历史文件和演说辞组成，不过其中有些材料据现在所知，是后人伪造的。
第三部是《诗经》，即诗集，由约300首诗组成，其中大部分诗始于周朝初期。
第四部是《礼经》，即仪礼书，由最广泛的哲学见解至最详细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汇编而成。
最后一部是《春秋经》，是一部简短的编年体历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481年间影响鲁国或在鲁国发生的诸重大事件。
鲁国是孔子的祖国，这部编年史是孔于按照传统，依据较早的地方记录整理而成的。
从这些经典转向研究、利用它们的哲学导师，比较起来最为杰出的是孔子。
他的影响极度深远且持久，所以过去2O00年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特点可以公正地用一个词即“儒教”来表示。
孔子（孔夫子的拉丁名字，即孔大师）于公元前551年出身于下等贵族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
而他当时面临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到处是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个较高的权力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
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想政治的见解。
他确实得到过几个较小的职位，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转而教育年青人，希望他们能较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
孔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并加以发挥。
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
他的教导和他个人的品格都记录在《论语》一书中，此书最古老的本子似乎成于他去世约一百年时。
这书不是一部以殉难结尾的充满自我牺牲的史诗，但是它记录了一个人的迷人的个性——明智、仁慈、为其成年时的愚笨而苦恼；这些记录使人相信，他能够恢复平静，此外，他还具有一种可取的幽默感。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
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于子”。
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
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者。
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当时的人坚信梦在预言方面的重要性、种种占卜术以及死者的灵魂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
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置之不理的态度。
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
但是它们最终流行了，并成为国家的正式教义。
其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
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坚认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
最后，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随着帝国政府的建立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
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你可以在马背上赢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
”
公元前2世纪，孔子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宪对象。
直到200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统治地位。
实际上，即使那时以后，孔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总司令蒋介石权力主张要献身于孔子学说，要运用孔学的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
直到现在，台湾的民族主义政权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国家节日——教师节来庆祝。
孔子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
孔子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
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被称为道教徒。
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
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胳、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是“清心寡欲地治理人民……填饱肚子。
…无为而治。
”
与孔子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
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
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要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需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
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
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的美德，而应是现实政治中的种种需求，不管这些需求的内容是什么。
法家的这些原则为秦统治者所采纳时，其效能显示了出来。
秦统治者利用这些原则开始征服其他诸侯，建立第一个帝国。
然后他们又用一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引起了一个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
法家学说信誉扫地，而儒家学说则如前所述，被长期推崇为官方的教义。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胜利，因为要由政府来保护和支持一家官方教义，这正是法家的一个原则。
诚然，胜利了的儒家学者从未掀起过官方正统思想守护者所特有的迫害异端的狂热；相反，他们满足于独占社会尊重和政府职位。
这样，其他学派被渐渐淡忘了；道教因为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和有关精灵、恶魔的传说，成为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虽然受到儒家文人学士的鄙视，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宽容。
三、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革命，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民国；第三次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国的领导人。
秦地处中国西北部的渭河流域，这—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难进易守。
秦统治者可以进攻东面的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
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军队由于经常要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
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钢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
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使秦与中国其他国家的关系有点如同早先马其顿与诸希腊城邦的关系那样。
最后，秦统治者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凭借上述这些有利条件，秦统治者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征服周围一个又一个国家。
当时的人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做“蚕食”。
到公元前221年，秦统治者成为全中国的主人，他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
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
他的继承人将为“第二个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新皇帝开始将早先在本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
他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
他还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便监视他们；把秦原来的卫戍部队派到全国各地。
此外，新皇帝还通过绞一度量衡和货币来实行经济集中化。
从后来的历史看，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弃了早先在请王国发展起来的写法众多的语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国都能理解的统一文字。
这种统一文字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性质，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统一的粘合剂。
这种文字不是以表示一个词的语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号为基础，而是由大量的书写符号即汉字所组戍，每一汉字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抽象概念。
这种方法正同于西方的数字表示法。
尽管西方人可以把“5”念成five、funf、cinque或cinq，但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符号“5”的意思是什么。
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有意义而无声音。
它们和数字一样，可以表示既念，但每个读者念的时候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方言发音。
因之，秦朝这种新的统一文字（它经过数次修改后一直存在到现在〕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阅读并理解的，尽管他们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听不懂。
基于同一原因，这种文字也是外国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受过教育的日本人、朝鲜人或越南人都能阅读汉文，但不会说一个汉字。
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亚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
从后来的历史看，当时的这些改革不管其理由多么充分，却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激烈的反对。
就文人学士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法家的学说和政策是他们最憎恶的。
因此，始皇帝决定下令“焚书”，使文人学士丧失知识方面的靠山。
于是，所有的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如医学、农业和卜筮方面的书，给保存了下来。
但是，“焚书”计划实际上失败了，因为那些文人学土不惜冒一切风险把书藏起来，或者在交出之前将它们整本地背下来。
后来，秦王朝覆灭之后，传统文献中的大部分作品又由于先前藏下的书和老人们的回忆而恢复原状。
不过，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中国思想上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知识方面的损失由于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显著经济效益而得到抵销。
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促进了经济发展。
修筑的驰道网以首都为中心，向各方伸展到大部分边远地区。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驰道，皇帝统一了中国两轮车的车轴长度——这一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车轮在松散的沙土上留下了很深的车辙，使每一辆车子要么循着现有的车辙走，要么以新的车轴来适应之。
皇帝还利用国家的统一和力量将疆界向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
在西北面，击退了游牧部落，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还修筑了世界闻名的长城。
长城西起内蒙古，东至大海，延袤1400哩。
为了完成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以致20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要谈起这一事实：
有100万人为修筑长城而死去，长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值一条人命。
正如文人学上诅咒皇帝“焚书“那样，老百姓都为筑长城的事咒骂皇帝。
正是这种普遍的憎恶，加上秦王朝缺乏能干的继承人，说明了民众奋起造反和公元前207年、也就是始皇帝去世才四年时秦王朝覆灭的原因。
不过，秦的统治虽然如此短命，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记。
中国已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一直存在到2O世纪。
如果说中国的西方名宇（China）由秦（Ch’in）而来，那是恰当的。
第四章汉帝国的崛起
汉武帝的扩张
在秦帝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汉帝国，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其连续的几任皇帝都致力于帝国的扩张。
作为皇帝，刘邦的子孙继承了刘邦休养生息的国内政策，而到汉武帝时期，秦朝所留下来的痛苦回忆也逐渐消退。
武帝首先强化了帝国的统治，进一步废除了刘邦所创立的分封制的残余，加强了对贸易及商人的控制，增加新的税收以及粮食的供应，对盐以及铁器实行新的监管（官营——桑弘羊）。
最后一项措施，即被称为“平准制”，其目的是贵卖贱买，在收成好的年月由国家收购粮食，而在饥荒年月政府则以低价而不是通胀价卖出。
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在随后的几个朝代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正如李冰的都江堰工程一样，这一政策并未受到当地制造业者及商人的认可。
在整顿国内统治秩序以及增加政府税收与国家实力的同时，武帝还于公元前111年开始了一项新的征服的计划，首要的目标是位于福建及广东的“三越”地区（闽越、南越及东瓯），这一地区在秦朝灭亡时分别建立了各自的政权。
三越政权包括了今天称之为越南北部的相关的人口及文化，并且这一地区今天再次纳入了中华帝国的版图。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他们接受了大多数的中国文化，但是越南仍重申他们的独立性。
在汉代，三越地区的人口及文化被视为外来者，与其北方的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
直到今天，这些不同仍然存在，包括广东的语言及饮食，但是这一地区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国的文化重塑了自己。
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之后，武帝将注意力转向北方，并于公元前109-108年征服了满洲以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另外还对西南部的云南及贵州地区建立了松散的统治。
通过设置郡县，最初是驻军，满洲南部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央政权的稳固组成部分。
这成为富饶的辽河流域的农业人口聚居地。
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武帝同样实行了驻军屯田制，也是从汉代开始，中原地区的文化开始在此产生深刻的影响。
但是，如同越南一样，朝鲜仍期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及文化特性。
如同越南一样，朝鲜地区早已经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明，它们在语言及人种方面都不同于中原地区，虽然他们受到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
在汉朝于220年灭亡之后，这两个地区都脱离了中原政权的控制，朝鲜成为一个名义上的藩属国，越南则又经历了后来的中原政权（唐朝）的征服，以及随后的一系列的独立战争，直到当代，这也为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埋下了伏笔。
由于其它一些原因，中国的北部及西北部的边界地区仍处于纷乱之中。
虽然已经修筑了长城作为防御的屏障，但是这并不能阻止这些占据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渗透，他们周期性的侵扰中原的农耕地区及商道。
国际贸易的最主要路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它穿过甘肃走廊，沿着新疆境内的塔里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端前行，这里有众多分散独立的沙漠绿洲，其水源来自于附近的高山。
两条路线在塔里木沙漠最西端的喀什汇合，进而穿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地区，从这里在经过长途距离达到地中海并最终到达罗马。
丝绸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自龙山文化时期就成为了中国独有的一种商品，在西方有着大量的需求，尤其是在爱好奢华的罗马帝国时期。
为了购买丝绸，罗马人被迫支付了大量的财物，主要是以黄金为主，在普林尼及其它罗马历史学家看来，这削弱了帝国的经济并促成了西罗马帝国的最终灭亡。
这对当时的中国非常有利，并且汉武帝对帝国实力的自信使得他难以接受游牧民族对贸易的干扰阻碍以及对中原地区的侵扰。
在这一时期主要的游牧部落是匈奴，他们的机动性以及骑术使得他们的军事作战能力很强，这也被日后的蒙古领导人成吉思汗所吸收。
汉朝的将领抱怨说匈奴“行动敏捷，就像是鸟群一样从一个地方迅速的飞到另一个地方。
因而很难将他们逼入困境之中并加以控制”。
我们能够体会到汉朝遇到的这种挫折，但是通过一系列的大的军事行动，汉武帝击败了匈奴，在一段时期内将其赶出了内蒙古、甘肃及新疆的大多数地区，并且在这一地区以及丝绸之路两侧新设了郡县（民众聚居地及要塞），此时丝绸之路上仍有被毁坏的汉代岗楼。
在中央政权虚弱的时候，新疆以及蒙古的内陆地区便又脱离了中原政权的控制，但是在之后的大多数朝代内它们仍旧是帝国的一部分。
诸如匈奴以及蒙古族这些民族直到近期仍然居住在草原地区，而另一个土耳其语民族，维吾尔族仍然是新疆沙漠地区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
后来他们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将其传播到内陆，现在仍有大量的伊斯兰信徒居住在西北部地区。
中国与罗马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为大使出使西域，其目的是为了联络其它游牧民族共同对抗匈奴，并且更全面的监视匈奴。
张骞被匈奴俘获十年，后来逃脱。
他于公元前126年回到了位于渭河流域的汉朝都城长安，而渭河流域曾是秦国的统治范围，张骞讲述了关于中亚地区的一些信息，包括少量的关于印度以及更远的西方的一个大帝国的信息，后者也是丝绸的目的地。
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的关于罗马的信息，但是他们再也没有去进行更多的了解。
如汉代的史书所记载的，在汉代晚期出现了一些旅行者，他们声称曾到过罗马，关于他们的故事与传闻在2世纪也开始出现。
罗马人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来源于丝绸，因而相应地就称中国为丝之国。
张骞的报告使武帝产生出征服中亚的念头，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好大喜功（虚荣心），同时他也想获得稳定的马匹供应，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优良的马匹，这有利于壮大骑兵部队及维护帝国稳定。
如果武帝或是其继任者当时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或是他们的前锋部队可能会相遇并且有可能相互了解学习对方。
在公元1世纪，汉帝国仍然强大并且仍时不时的向西探索，而罗马则在进行着征服帕提亚王国的战争。
如果他们征服了后者，那么他们可能至少会遭遇到汉朝的巡逻队，或者他们可能循着所了解的丝绸之路，从中亚地区到达中国的边境地区。
但是两支军队都远离他们的故土。
而且，帕提亚王国以及其它中亚国家都是强大的对手，他们渴望保持自身在丝绸贸易中的有利可图的中介地位，而不是让两大帝国进行直接的接触。
汉朝的使团到达了帕提亚王国，但却被建议回国，而他们也遵从了这一建议。
武帝发动的无休止的战争以及对民众施加的税收耗尽了国家的资源及民众的耐性。
武帝早期曾实施了一项改革，即设置监察官，其作用是监督官员，甚至是皇帝，认真履行服务民众的责任与义务。
通过劝说，最终这些监察官使武帝认识到自己背离了初衷，并劝说武帝发表了一个有名的轮台罪己诏，为自己的过失道歉并承诺做一个更好的统治者——从而降低被早已在酝酿中的农民起义推翻的风险。
监察制度也成为了之后历朝历代政治制度的一项特色。
汉武帝的继任者虽然基本上停止了进一步的征服行动，但是仍继续向匈奴施压以作为一项防御性的策略，甚至派遣了一支远征军穿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撒马尔罕地区以追击匈奴。
公元前42年，在中亚地区靠近塔什干的塔拉斯河沿岸，汉朝军队击败了匈奴联军，后着包括了一些雇佣军，根据汉朝士兵的描述，他们可能是罗马的预备役军人；他们学会了罗马方阵的作战方式，将盾牌举在头顶以抵御弓箭与长矛。
在中亚的汉朝军队穿过沙漠，翻越高山，在与首都的距离上，他们要远于在此地的罗马军队。
但这也是汉朝势力扩张的顶峰，汉武帝所创立的帝国版图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并未有明显的扩大或是改变。
广泛的贸易模式
自史前时期开始，横跨欧亚大陆之间的交往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苏美尔人或许对印度文明的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出现做出了贡献（反之亦然）。
由于没有足够的考古学的资料，因而我们对这种交往仅限于猜测。
考虑到古代及中世纪时期中亚地区各文化群体与政治联盟的多样性以及通常之间的敌对性，商品货物及思想无论从哪个方向通过该区域都必然是缓慢的且充满难度的。
中国、印度与西亚、希腊及罗马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贸易关系。
至少从公元前600年开始，印度与东南亚的香料就已通过海路传播到地中海与欧洲地区。
但是除了希腊与罗马商人对印度西海岸的到访，少量印度哲学家对希腊与罗马的游历以及亚历山大对印度的入侵，东西方文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交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3世纪的马可波罗东方之行为止。
阿拉伯商船进行着海上贸易，而且中亚各民族也在欧亚大陆传播着思想及货物，但是这种传播的程度显然是有限的，而一些思想在传播过程中被歪曲篡改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而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忽略着对方，除了一些旅行者的介绍之外，虽然双方都是领土庞大、权力强盛且取得巨大成就的帝国。
如果在自身文化修养的基础上，中华文化能够吸收其它文化，如罗马或印度文化，那么中华帝国可能会形成一套不同的且更为开放的思想观点。
类似于中国人，罗马人是道路、城墙及城市的建设者，在扩张主义者及全球主义者的引领下吸收综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并与“蛮族”在帝国的边境地区进行了争夺与斗争。
与罗马帝国或是印度帝国相比，汉帝国的领土更大，可能更加富裕，人口更多，但是其文化与技术的发展水平却可能不如对手。
正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到的，罗马的商人，以及他们之前的希腊人，经常到达印度的西海岸。
罗马的货物，包括陶器与硬币，甚至在遥远的马来半岛都有所发现，但是这也可能是由印度或阿拉伯的商人所带去的。
在希腊人到来之前，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两河流域）就进行着陆路及海路贸易，但是我们对东西方之间的这种货物交换了解甚少；印度的出口货物大概主要是以黄金的形式被支付，如同罗马支付中国的丝绸一样。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与亚欧大陆其它地区之间贸易往来开始的时间要晚于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贸易交往的时间，并且证据表明，直到开始有了丝绸贸易的线路，中国才开始了向西方的出口，这大概是在周朝。
中国的商人只是将丝绸带到了新疆，在这里他们将其转交给中亚商人，后者穿过中亚及西亚数千英里的路程，将丝绸带到了地中海沿岸，即叙利亚、希腊，而罗马商人从这里接到货物之后又将其输送到更远的西方。
在汉朝灭亡之后这一贸易仍继续进行并且随着瓷器与漆器商品货物的出口，贸易的规模有所扩大，这些高附加值的商品能够承担这种长途运输所带来的高成本。
第六章PARTOneGeneralHistory起源&艺术
文艺复兴的起源：
意大利的文学与人文主义
中世纪晚期的文化是文艺复兴发生的一个主要因素；另一个因素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强烈兴趣。
但是，文艺复兴发生的原因并不仅仅限于对先前文化的重新关注。
新航路的开辟为作家及艺术家提供了新的信息与动力。
对科学的与日俱增的兴趣将人们关注的方向转向了客观存在的世界，并启示人们对自然现象做出新的解释。
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思想家及艺术家的尝试与创新提供了物质上的基础。
由于几方面的原因，文艺复兴首先发生在了欧洲的中心——意大利。
贸易一直在意大利占据着重要地位，这导致了早期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并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与其北部的欧洲国家相比，意大利封建制残余更少，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其城市地区重新恢复了活力。
中世纪时期政治上的发展推动了西欧独立城市的增长，而诸如热那亚、威尼斯及米兰等著名的城市在文化及商业领域彼此之间都进行着竞争。
罗马的艺术与建筑遗产以及仍然使用拉丁语的做法使这些古典文明保留了下来。
而且，伊斯兰及拜占庭文明也对意大利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及陷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收藏家将大量收集于希腊以东地区的博物馆内的典籍带到了西欧。
在14世纪，来自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区（靠近佛罗伦萨）的著名作家刺激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兴趣与爱好。
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作为一名对人性的敏锐观察者及人文主义之父，写下了优美的十四行诗及抒情诗以歌咏他对劳拉的爱情，后者是一名已婚妇女，后来死于瘟疫，彼特拉克在聚会中看到她之后就爱上了她。
彼特拉克表达了他对劳拉的真实的爱慕之情，热情地赞美后者的美貌。
虽然是受到劳拉外貌的吸引，但彼特拉克的爱根本上而言仍是精神领域的，因而在他的诗歌中体现出了身体与精神上的矛盾与冲突。
彼特拉克的朋友，乔万尼•薄伽丘是意大利首位知名的散文作家。
他的作品《十日谈》是有关日常生活的著作，描写了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的民众，其中贯穿了讽刺的手法。
由于薄伽丘的原因，情欲以及底层民众的生活成为了严肃的文学领域的题材。
与但丁的《神曲》相比，《十日谈》有时被冠以“人间喜剧”的称呼。
虽然大多数杰出的文学典籍都是由人文主义者以本国的语言所写成的，但是大多数作家都宣称西塞罗的拉丁语才是最重要的文学语言。
为了避开中世纪时期的拉丁语的“侵蚀”，他们从古典著作中寻找到纯正的拉丁语，他们在风格、结构及修辞方面不同于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拉丁文。
例如，在其生活的年代，彼特拉克发展建构了最优秀的拉丁文的样式。
由于受到1400年之后从拜占庭移民来的学者的影响与推动，随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与学者推动了对于希腊与拉丁语及文学的研究；他们被统称为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者所从事的一项重要举动就是找寻古典文学、科学及历史著作的原稿。
这些人中包括了彼特拉克这样的文人，萨卢塔蒂这样的政治家，他担任佛罗伦萨执政官超过30年，以及教皇秘书布拉乔利尼，他们在欧洲的修道院及教会中发现了许多拉丁语的典籍。
在15世纪，通过与拜占庭学者的交流，人文主义者获得了更多希腊典籍的副本，进而使西方学者可以利用这些关于希腊的历史与文学典籍。
赫里索洛拉斯于1397年被萨卢塔蒂邀请到佛罗伦萨开始讲授关于希腊的一系列讲座；他的语法教材流通甚广（被伊拉斯莫斯所使用）并于1471年成为了首本被印刷的关于希腊语法的书籍。
如此众多的典籍促成了对它们的现代考证与鉴定，包括古文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