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与人性的冲突对一个虚拟人际读本文本的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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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与人性的冲突对一个虚拟人际读本文本的解读
都市与人性的冲突：
对一个虚拟人际读本文本的解读
张文静（2003-01-06）
［内容提要］：
电影艺术作品尽管表现为一种虚拟的时空状态，但是它却追求最接近对现实生活的模拟：
无论一部影片是以生活的常态出现还是以生活的变态出现，我们都无法把它当作完全的虚幻。
因此，常常有学者对一部影片进行解读，甚至从中获得解释、应证现实世界的推论。
本文就是通过解读台湾导演陈国富的影片《征婚启事》来展示影片是如何干涉都市中人际直接交流的意义以及都市人人之际的信任危机的解除这个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的。
本文首先通过对电影与控制实验方法的类比说明电影文本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成为支撑解释现实传播现象、传播心理的论据。
随后分析了台湾的新电影运动以及在当前美式视觉艺术占主导的情况下解读陈国富的这部手法单纯的台湾电影的意义。
但是解读影视作品的途径是多维的。
尽管陈国富的《征婚启事》被看作台湾上世纪80年代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并且典型再现了台湾今年来的主流电影风格。
但是本文并不是从传统的路径去分析这个作品，而是尝试在传播学、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进行解读。
[Abstract]：
Thistextunscramblethefilm“courtshipadvertisement”,whichhasthecharactofTaiwannewfilmmovement.ItwasdirectedbyChenGuofuin1999.Hejustusedafewkindoftechniqueofcinemabutanswertwoimportantquestionsinthetealwold:
themeaningofthepersonal-intercommuntofcityandtherelieveoftrust-crisibetweenpeopleinthecity.Andthistextdoesnotanalysethisworksfromthetraditionalroute,buttrytounderstandamongthetheoryvisionsofcommunicateonandsociology.
［关键词］：
电影控制试验《征婚启事》人际传播自我揭示
电影一向被认为是对现实生活形态的虚拟。
它是在一个人造的影音世界中按照编剧和导演的设计完成一段对生活原貌的模拟。
而控制实验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又称实验室研究、实验设计。
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目的、人为地设计一个特定的、非自然状态的环境，然后将实验对象置于其中，观测其反应和效果①。
也就是说，无论是电影还是控制实验，表现出来的都不是生活的原貌，而是经过人力加工的。
现实世界是电影情节的母本，电影是对母本的模拟，表现为一个显示在银（屏）幕上的虚拟的时空文本。
控制实验则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化，他表现为实验室中现实世界的克隆体。
除了被实验者排除的因素，任何参与到实验中的个人、自然环境、社会因素都最大限度地按照现实关系发生作用。
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越接近实际，实验的结论就会越有价值。
由于控制试验与电影存在以上的逻辑相似性，所以我们从电影文本中得到的推论和总结出来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也可以用于解释现实世界中相关的现象，至少可以具有一定的比照和应证作用。
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在实践这一点。
例如，对希区柯克电影的解读成为理解“潜意识”理论的绝好教材。
对电影《卡萨布兰卡》中一段简单对话的解读，分析观众理解电影对话的心理以及现实对话中的“第三者参与”现象。
关于台湾新电影运动和影片《征婚启事》
1999年，台湾新生代导演陈国富编导的影片《征婚启事》在台湾岛内上映引起了一阵轰动。
但是在一年前这部影片已经在第一屆台北电影节上亮相，摘走当年的最佳女主角奖，并且获得1998金马奖评审团特别奖。
1999年《征婚启事》参加第44届亚太影展，捧走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两项大奖。
2002年，《征婚启事》又作为继承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作入选金马奖“台湾新电影20年”专题影展。
台湾新电影运动以1982年电影《光阴的故事》为起点。
当年一批年轻的电影创作者抛弃了原来老旧的电影生产模式和叙事结构，甚至改写了台湾电影工业的规则和范式。
他们在题材上关注台湾的本土文化，用影像来反省台湾的历史经验和社会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创造出深焦摄影和长镜头运动为主的美学风格，引起世界影坛的惊叹。
此后，台湾电影工业在国际电影界眼中的主流风格是制作小众化的艺术电影。
影片大多是小格局、精致细腻，已人物角色为中心尤其是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极为细微。
但是，随着近几年好莱坞强片压境与影视全球化的竞争的激化，台湾带有一定艺术电影风格的电影工业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业一样处境日益艰难。
在这种背景下，台湾电影业重提新电影运动无疑是对美式商业片制作潮流的针峰以对。
而《征婚启事》的重提，更是对现在世界电影制作追求感官刺激的反掴。
影片讲述台北一个都市女医生因为爱上一个有妇之夫未果而陷入一种情感极度匮乏的危机中。
为了摆脱心灵对“爱”的渴望、为了寻找一个精神的寄托，她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
此后，她开始不断地与人交谈：
和征婚者谈、和大学的心理学讲师谈、和电话机那头的人谈……只至片尾。
影片的叙事手法单纯，主要是两人对话。
影片没有太多的特殊拍摄方法，与主要的情节相对应，大量的是两人对话中的正反拍。
这种表现手法与当前受美国大片影响下电影创作中出现的极力渲染电影造型手段，甚至不惜把一个简单之极的故事借助各种光影音响等技术效果讲述的很复杂的潮流②形成鲜明的对比。
更有意味的是这部“简单”的影片却同样取得了商业的成功。
根据当时台湾《民生报》的报道，影片在岛内公映时一扫国产影片受好莱坞大片影响市场低迷的状况，观众甚至需要预定才能走进电影院观看。
但是影片的制作特色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影片中折射出来的人性与都市、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调谐。
人际传播：
人类疗治情感饥荒的本能选择
在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人际传播主要有两个研究取向。
一个是个人主义的取向。
例如，从心理学角度提出的认知理论、不确定性递减理论、婚姻类型理论、博弈论、社会交换理论等。
他们也承认人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但是基本上偏向从个人变量（如特征、行为、认知结构等）来解释人际传播现象以及传播差异③。
另一个是关系理论模式（相互作用模式）的取向。
研究者在研究中往往对个人特征以及个人行为作淡化处理，主要集中于人际交流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本质，偏向于从“互动”上来解释。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关系是人际传播的核心。
关系是建立在传播双方相互作用的方式基础上各自对对方行为的一组期望④。
而形成关系的“期望”是我们对他人行为和情感感知的结果。
也就是说，人际传播中传递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内容信息，还有情感的因素。
人类是以个性为特征参与到人际传播活动中的，在人与人的情感交流之中“自我”得以实现，人性得到张扬，同时人们在交流、互动中关系⑤也产生了。
由于个人主义分析“没有抓住如冲突、控制、权力、相互定义及社会意义等关系的重要的相互作用层面。
”⑥所以，关系理论相对来说支持者较多。
（1）现代都市辞职
影片开始是一段单调的鼓点，时缓时急，最后越来越快。
渐渐凄凉的笛声响器，画面上出现海平面尽头海天之间几乎被压成一线的都市楼群。
此时，现代电子打击器乐的声音越来越强硬，笛声尽管还在，却渐渐被掩盖。
此时，影片女主人公眼科医师杜家珍出现，为一个泪腺分泌不够的病人诊治。
随后，她在下班前呆呆的看了几秒电视，电视中的主持人提到：
现在有这么一个女性职业，让我们来看看⑦。
影片进行到此已经交代了一个故事发展的大环境，并且奠定了我们解读的大背景。
这是一个关于都市女子的故事，而且是在一个与“人”产生冲突的强硬的城市。
笛声代表的是诚实的人性，因为我们在影片的最后会从“盲眼应征者”那里听到这个笛声，这个人让杜家珍感到惭愧。
而现代电子打击器乐相应地代表城市的声音。
电视、医师职业更是一种现代都市的代码。
当然，在影片的后续情节中，都市的概念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例如，第二个出现的应征者在谈到他的职业时，影片插入了一段PC板切割工厂的场景。
这个镜头不仅暗示了都市的存在，而且强化了“台湾”概念。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台湾就是以制造业闻名与世界工业体系中。
影片进行到三分之一处，出现了好几个高谈阔论政治、制度者，这些人的语气、用词以及导演给的镜头都十分类似台湾选举的政治宣传片，这种来自于相似性的联想本身就是对台湾都市生活的浓缩再现。
现代都市的特点是什么？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现代都市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是大众传播。
大众媒介（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等）以无孔不入之势填充到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之中，传统的人际传播被排挤到边缘。
人人都在忙碌，忙碌到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和邻居打个招呼，也没有时间和亲友吃饭、谈心。
所谓都市人情冷淡也就是对都市生活缺乏人与人直接交流的感喟。
由于缺乏人性之间的直接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加深，坦诚成为城市市民生活的奢侈品。
所以，我们可以将都市理解为大众传播处于强势、人际传播处于弱势的景况的象征，或者在进一步将都市直接理解为大众传播的象征，至少是在这一部影片中我们可以这样处理。
职业既暗示都市的存在，也是代表了人与都市的联系，就好象农民意味着乡村、工人意味着城市一样。
对于杜家珍而言，职业甚至就是这个城市。
影片仅仅只在影片开始有杜家珍的社会角色，她作为眼科医师与这个社会的其他阶层维系彼此的关系。
随后她告诉观众自己辞职了。
此后的杜家珍主要以个体的身份与影片所构造的虚拟世界中的其他人建立联系。
“眼科医生”，说明这个是个都市女子并且受过高等教育，属于社会上层，从某种意义上你甚至可以把她理解为这个社会的受益阶层或者强势阶层。
因为在现代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工作”意义重大而且职业的层次还直接决定你的社会地位与收入的高低。
没有职业的人是一个边缘人。
可是，杜家珍在经历感情失败后却选择了辞职，选择从辞职开始构建自己新的生活。
她与这个城市决裂了，甚至毫不留恋她可以从这个社会中获取的利益，把自己置身到社会的边缘。
（2）眼科医生病人眼泪
影片开始一大段都是人的瞳孔的特写，随着镜头渐渐拉开，我们才发现是一个患眼疾者在看病，同时医生杜家珍说话的声音响起：
“有些人到了30岁他的眼泪分泌就会不够……那么眼泪的分泌……可能就是你的情绪所产生的，比如你想要哭或者特别激动的时候”。
一段简单的话，暗示了在影片的大环境之下发生的主要矛盾，情感危机。
眼泪，代表着人类诸多的情绪如激动、感动、悲伤、喜悦等等。
所以无论是文字上还是影像上“眼泪”都是人类情感的代码之一，甚至是人类与机器的区别之一⑧。
一个缺乏眼泪的人是失去了情感能力的、冷漠的人。
同样，如果城市中大多数的人都不会流泪，这个城市就是一个缺乏情感的城市。
一个不会哭泣的城市，也就是一个冷漠的、闹着情感饥荒的城市。
于是，“找回眼泪”成为解救情感饥荒的象征，影片的冲突首先具化为人类情感能力的恢复。
可是，场景中出现的另一个人（为不会流泪的病人治疗的眼科医生）对此将无能为力的：
因为她也陷入了情感的危机，无法自拔。
缺乏情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都市现象，笼罩全城，即使是“眼科医生”也不能避免。
都市失去了解救者。
影片的主要矛盾就是解决都市人群的感情饥荒问题。
（3）公交车报纸征婚
看完全片我们知道杜医师的感情危机是她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
但是有一天这个男人“失踪”了，不再出现，也不听电话。
失去所爱的她心中的情感一下子被掏空，渴望爱与被爱、渴望寄托的情绪包裹着她。
影片中主人公面无表情四处游荡，以及长时间地审视镜子中的自己都是对这种空虚心理的刻画。
尤其是影片中经常出现的主人公坐在公交车上的情景。
那是一张目光呆滞、毫无表情、扭向窗外的脸，所有的“活力”来自于公交车行进中的颠簸和街灯的急速掠过。
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心灵沙化的外显。
可是后面我们会看到，当在与人交谈时，无论是面对征婚者还是心理医生亦或者只是电话，她却变成是一个有个性、有脾气、有笑声甚至有“性”的活人。
为了度过自己的情感空虚，杜家珍冲动之下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
为什么说是“冲动”？
杜家珍在面对浴室玻璃时的心理独白交代了刊登的心理：
“我在报社登出了一则征婚启事，你一定不信，但是我真的登了。
一念之间吧。
而且，谁知道，说不定以后就是幸福快乐的日子”。
此外，在影片的情节流动中，从辞职到征婚之间的转化极快。
这也许是出于情节紧凑的考虑，但是却至少暗示给观众，这个决定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但是，我们在影片中真正看到这则“征婚启事”，已经是到影片的1/3处。
在杜家珍与应征者见面的快速更替画面的间隙，隐隐约约看到报纸上的一则征婚启事，文字硕大、内容奇怪。
镜头在这个地方被处理成不连续的、分割的。
种种虚化的处理都显示出登报者心中的焦虑和忐忑不安。
主人公在这里只是出于自救的本能选择了一个处理办法。
但是，冲动之下的选择、屈服于本能的选择往往是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强迫的自发选择，它反映的是人类最真实的需求。
也就是说，在杜家珍看来“征婚”是实现她脱离困境、走向“幸福快乐的日子”的真正需求。
征婚，其实就是找人相亲。
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它意味着将有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会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见面，并且期望通过面对面的观察、交谈建立起通向婚姻的关系。
毫无疑问，相亲是一个典型的人际传播现象，而且是一个极端的现象。
它意味着两个从来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必须通过一次性的直接交流建立起“关系”，并且在交流过程中，两个人可以看作事先没有任何互相渗透的陌生的人，一切的现象与结果都是在这次人际传播中实现的。
即使两个人都不希望彼此以后再有联系，彼此的见面只是对其他压力的妥协，这种“希望彼此不再有关系”的期望，也就是一种“关系”的开始。
为了达成目的，他们会尽可能的使用自己认为有效的策略去传达自己的意图，并且试图说服对方接受。
即使两个人更极端一点，彼此不言不语、不交换目光等等，他们也是在用肢体语言或者其他传递信息的方式让对方体验到自己的含义，也就是说两个人之间仍然有交流，尤其是一种情绪⑨的交流。
在极端的情况下人际传播尚且存在，更何况影片中设计的相亲场景是双方都有正面需求的。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应征者会在对话中采取自己觉得最有效的传播策略、传递自己觉得最有打动性的信息和情感诉求。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相亲也是一个绝好的人际传播研究范本，而影片中经过导演进一步排除干扰变量后的相亲过程就像实验者掌控的控制试验一样，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人际传播中最基本的东西。
可是，在影片中却出现了一个极富讽刺意义的关系。
属于典型人际传播现象的“相亲”信息的传播不是通过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的渠道发布的，而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报纸。
因为影片的主人公缺乏有效传播这一信息的人际渠道⑩，所以只好借助于她所熟悉的大众传播媒介。
这既强化了影片中大众传播占强势的背景，也显示了都市人群对大众传播根深蒂固的依耐。
总之，影片进行到此，已经基本上奠定了全篇的情绪基调和再现现实生活的切口。
一个生活在情感匮乏的大都市的女子，在面对感情危机时本能的选择是求救于人人之际的直接交流。
自我揭示与人际矛盾的滞后解决
前面分析的是影片的主要矛盾，但是在影片的虚拟世界里还有一个次要矛盾。
这个矛盾存在于参与“人际交流”的都市人类之间，折射的是都市人人交际的信任危机问题。
影片主人公杜家珍在征婚的全过程中都是使用的假名，直到最后一个应征者凭借对声音的敏感揭穿了这个事实，征婚也就此结束。
观众也直到这时才发现在整个蔓延着轻喜剧气氛的一次次“相亲”中，杜家珍与应征者之间存在着如此隐晦的不信任。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影片采取一步步积累矛盾然后一步步滞后解决矛盾的情节流程让一切的冲突消失在“自我揭示”的概念中。
自我揭示是人际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自我揭示”与“理解”是紧密关联的并且由此诞生了“坦诚交流”的概念。
研究自我揭示理论的一个著名的理论家是西德尼•朱若德。
他从对精神病人的研究中为人类开出了“心胸开阔、坦率开朗”的医治处方。
朱若德认为人们应该允许外部世界自由地展开并且也向外部世界展开自我。
理想的人际关系要求人们允许人们充分地体验他们，也能敞开心扉充分体验他人○11。
也就是说，自我揭示意味着自己打开心扉，对他人也是对自己。
一方面人类需要主动让别人了解自己，同时也应该积极地了解别人。
此外自我揭示还是一种直接开放“自我”的方式，所以往往在交流中给人以强烈的坦诚感。
判断是不是自我揭示的关键在于这种揭示是否出自自愿。
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我们经常会利用自我揭示的手段作为建立关系、维持关系甚至是礼貌地结束关系的策略。
现在让我们从对理论的分析转到影片上。
在影片中的自我揭示主要集中在三种环境下：
一类是与应征者见面时的“自我介绍”；一类是主人公与心理医生的交谈；一类是主人公对电话机另一头的人的叙述。
可是，这三类“自我揭示”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中描述的乐观景象，而是彼此存在一个很明显的时间差问题。
前一类的“自我揭示”不对等直到下一类“自我揭示”发生才得到平衡，如此循环，直到最后时间差达成统一，所有的问题得到一个解决，影片也就嘎然而止。
首先是吴家珍与应征者之间对等交流的不同步。
对于每个应征者而言，这次见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唯一机会”。
而影片中的两个人都被安排在一个氛围幽雅的茶馆见面，受环境的制约应征者只能依靠语言、表情以及一些细小的动作来让对方了解自己，反过来也只能通过这些途径来了解对方。
任何一方超越了这个交流的底线就会破坏人际交流的进行。
也就是说，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处在一种谈判式的面对面的位子关系中，却希望通过对有限的交流手段的调动达成走向爱情直至婚姻的关系，交流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一个交际难度很大，但是关系收益诱人（拥有一个美丽、聪慧的太太或者获得一个疼爱自己、照顾自己的丈夫）的人际传播情景中，我们有理由假设：
应征者采取的交流手段会是他们最熟悉并且认为最有效的，应征者传递的信息和询问的内容也是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
影片中真正来征婚的、有专门的台词、看起来是一次完整的私人对话的交谈只有10次，其他的交谈很多都是剪影般的一掠而过。
但是，在这10次主要交流中，有8个人采取的是“自我揭示”为主的策略，他们向杜家珍坦言了自己的喜好、隐私、自己的家人等。
（如下表）
应征者
主要策略
内容
王朝明，PC板裁板工人，1960年生
自我介绍与回答提问
名字，爱吃槟榔和抽烟，对多次相亲的看法，对陪老婆与加班之间矛盾的看法
桃一郎，真实姓名、职业、年龄不详
简历式的自我介绍和特长表演
求学经历、海外游历、工作经历、社会活动
柯志煌，房屋仲介，1970年生
自我的爱好描述
喜欢看A片，喝酒
父子两人
回答
母亲出国大概不会了
王尧辞，婚沙摄影，1976年生
聊天，提问、劝服
希望主人公接受同性恋
吴俊霖，吉他进口商，1968年
解释工作、一起玩游戏机
工作、护士服、消遣
陈武雄，家具制造业，1968年
自我揭示
坐过牢、原因、未婚妻离去
余文，小学教员，1951年
自我介绍
自己的想法、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父母爱情史
可是，杜家珍对他们的反应是消极的。
面对应征者，她的身份始终是“吴家珍”，她的“自我”是封闭的。
她无偿地获知应征者的隐私，贪婪地“掠夺”别人在她面前的自剖，但是却始终没有真正把自己打开。
她在与征婚者的见面时潜意识中是消极的。
尽管她反复强调自己的要求并不高，并且很希望从应征者中找出自己的“丈夫”人选，但是在潜意识里她排斥这些人，并不是真的打算“开始新生活”。
她把见面的地点选在和前男友常去的茶楼，甚至具体到他们最喜欢的那张桌子；晚上回家后不忘在电话中告诉男友见面的情况并且呼唤他的回应。
但是，吴家珍的“自我”在与心理学讲师的5次交谈中以及每周四晚上11：
30分的电话中还是慢慢被揭示出来。
第一次与大学心理学讲师在商店碰到，面对讲师一句“最近如何”，杜家珍目瞪口呆无从回答。
然后开始交谈。
杜家珍在回答讲师为什么还不结婚时说：
“找不到对象，有些人不错，但是觉得不是那样…好的是别人的”。
在此她已经暗示给心理学讲师和观众，她进行了一段婚外恋。
第二次见面，她告诉讲师自己在征婚，并且对自己开始反思“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他们不够好，是我自己的门还没有打开，可是我会努力的”，这种反思恰恰来自于应征者的坦诚和自我揭示。
当最后一次杜家珍面对讲师用哭泣排解自己的苦恼时，心理学讲师对她敞开了自己心理的最隐蔽处：
讲师告诉杜家珍其实自己是同性恋者，但是他从小告诉自己要做正常的人，过普通的生活。
到这里，杜家珍与心理学讲师之间的对等问题得到了解决，杜家珍破涕为笑。
在影片中杜家珍还有5次电话倾诉和两次内心独白。
表面上，这一切信息和情感的接收者是观看影片的观众。
观众通过这些讲述我们开始真正的了解杜医师。
尽管观众无法让剧中人体验自己的感受，但是观众完全可以体验剧中人的感受。
可是，事实上，在影片中一直有一个潜在的最大“接受者”吴太太。
她和杜家珍是影片中最大的一对实实在在的、真真正正的矛盾体。
妻子和“第三者”的矛盾在现实生活的经验看来，是不可调和的。
另外，从交流的对等上，吴太太与杜家珍也存在着“矛盾”：
吴太太几乎是在“偷窥”杜医师的内心世界。
正如吴太太自己所说，她是恨吴家珍的，并且在开始听到主人公在电话中讲述的痛苦时内心存在一种报复的快感。
但是，当她听的越多，她越被感动，谅解了丈夫与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甚至开始对自己的行为产生负罪感。
这种感情积聚到最后促使吴太太拿起电话听筒主动与杜家珍交谈。
她告诉了杜家珍吴先生的死讯以及吴先生对杜家珍的感情，并且毫无保留地揭示了自己对于杜家珍的情感变化过程，最后她说：
我要谢谢你让我完全平静下来，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吴太太的自我开启相对于杜家珍也是滞后的。
在这个直到最后才以声音形式出现的人物身上，其实一直隐藏着影片之中关于人与人之间良性关系建立的最大矛盾。
同时，随着从应征者到心理学讲师再到杜家珍的“自我揭示”的层层滞后和反应错位，所有的“感情债”也被集中到她与杜家珍两个人之间。
等到吴太太的“自我”内心世界被开启以及杜家珍与吴太太谅解关系的达成，所有的遗憾、所有的矛盾都一下子消散了。
包括无法令影片主人公体验到自己的心理感受的观众，也得以通过“吴太太”的显身把自己对主人公的理解表达出来。
影片至此已然结束。
应征者、主人公重新回复到平静的生活中，字幕升起。
但是影片毕竟是经过导演加工过的虚拟现实。
尽管影片最后各种人际之间的矛盾都在一种滞后的对等交流得到了解决，可是这样一种情节流程其实也间接暗示了“自我揭示”在现实生活中未必会有对方的对等反应。
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中“自我揭示”的“坦诚与开放”的魅力尽管存在，但是这种魅力赋予“自我揭示”在达成人类之间对等交流上的预期，却不是实质，仅仅只是“预期”。
注释及参考书目：
①《传播学原理》，张国良，复旦大学出版社，P75
②例如好莱坞将电脑技术引入电影制作弥补影片拍摄手法上的限制，增强影视作品的直接感官刺激，有的影片甚至连主角都换成虚拟。
在这种创作潮流影响下，世界电影都出现一个拍摄手法“复杂化”的趋势，电影欣赏走向形式化。
例如中国影片《花眼》，导演就是有意识的用复杂的形式讲简单的故事。
③斯蒂文·小约翰著《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廖文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P492-493
④这是一个极具感性色彩的词。
事实上，有学者认为，与大众传播不同，由于人际传播存在大众传播所不具有的即时“反馈”性，所以情感因素在人际传播中显得格外显眼。
⑤这里的关系指的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意义。
除非特别标示，本文后面主要使用这个含义。
⑥同上，P493
⑦你之所以有可能记住这个镜头，原因在于它出现的莫名其妙，与前后情节脱钩，而且杜家珍的镜头被处理成只在画面的下方有半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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