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边界的30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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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边界的30年
中国不曾变动感天动地的誓言→粤港边界的30年
也许我们可以说，是曾经汹涌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设立经济特区，做出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
粤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就没有停止过。
偷渡风潮来得最为猛烈的是1978—1979年。
研究者称，逃港最多的宝安县，1978年1-11月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
由于大批人员外流香港，宝安县丢荒土地20多万亩。
逃港者中甚至包括许多基层干部——宝安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
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的机会，收容所人满为患。
卷入逃港风潮的不只是边民，遍及广东全境。
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鞭炮祝贺。
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是逃港者的动力所在。
1978年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仅77.4元人民币，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万元港币。
偷渡事件惊动了北京。
来到宝安调研的中央和广东省领导人，被深港两边的发展落差深深震动。
他们明白，反偷渡，堵解决不了问题，根本的办法是放宽政策，发展经济，缩小两地的差距。
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将“逃港”热潮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作了汇报。
邓小平听后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当一切开始回归常识，当人的正当需求被重视，变化就这样发生了。
1978年四五月间，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团考察港澳，回京后向中央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
中央同意，“说干就干”。
广东省委迅速行动。
习仲勋到深圳、珠海视察，要求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尽快缩小深港两地差距。
他还提出几条新措施：
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吸收外资搞加工业；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
他鼓励当地干部说：
“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
与广东省不谋而合的，还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方案。
其后的事情，中国人都已十分熟悉。
到了1980年，当特区受到非议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任仲夷还举出逃港者的例子，力证办特区的好处：
“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
前几年，每年外流120多人。
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出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求回来。
”
其实，改革开放后最早引进的外资中，相当一部分与当年的逃港者们密切相关。
逃港者曾经汹涌，继而消失，并且归来——我们正是想用这些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为改革开放的动力做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而愈演愈烈
记者山旭香港、深圳、广州报道
突然有人说好像看见了手电光，本来还有些犹豫的人们于是“扑通、扑通”地都跳进了海里。
陈香港一到水里就有些后悔。
陈香港的女朋友就是在这时候失踪的。
“她不太会游泳，本来要绑个汽油桶，结果有人说看见解放军巡逻过来，她就直接跳进海里了。
”说到这里，陈香港的神色有些黯然，“都是我非要偷渡，害死她了。
”
1971年秋天的一个深夜，由4名知青、3名农民临时组成的偷渡团体终于决定行动。
最终只有4个人在今天香港黄竹角咀的地方上岸。
若干年后，陈香港辗转得知，还有一个人漂回了内地并被遣返。
不只是两个失踪者为这次逃港付出了代价。
唯一一名成功偷渡的女性当时正来月事，冰冷的海水让她终身无法生育。
回溯逃港者的历史，1971年极其普通。
既没有上万人的集体闯关，也没有香港方面的“大赦”，甚至连内地一方都没有布置大规模的“反外逃”行动。
但许多人的命运仍由此改变。
在云南插队的重庆知青陈香港，和同伴从公社偷来公章，给自己伪造了一封介绍信，然后跑到广东，跳进了大鹏湾的冰冷海水。
这一切只为了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
当然，那时候的他，还不叫“陈香港”。
16年后，当他移民美国时，决定用这个名字纪念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带给他的转折。
他说，那也是一种与过去的告别。
陈香港在香港的16年其实也有不堪回首的时候。
在接受移民局询问的时候，他甚至因为不会讲广东话而被认为不老实，被人用戒尺暴打。
不过读过书的陈香港会写字，学英语也很快，结果当其他逃港者还在工地搬砖头的时候，他已经能穿着白衬衫坐在码头公司的办公室里学记账了。
=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逃港者故事，有传奇、有常情，有痛苦、也有快乐，甚至还有个美好的小尾巴：
陈香港最终娶到了一位“资本家”的女儿并移民美国。
“5月逃港潮”
从1952年到现在，一共有两支部队在粤港边界驻扎过。
先是隶属于公安军10师的守备30团于1952年2月上旬进驻宝安。
到1969年，守备30团与珠海的守备6团换防，后者就是今天驻扎在深圳边防一线的广东公安边防总队六支队的前身。
据当时在守备30团任参谋的叶腾芳回忆，解放初期，粤港边界的情况十分紧张。
港英方面宣布：
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属于香港管辖，甚至连深圳河也禁止内地人员涉足。
50年代，这条边防线上还充满了“敌我斗争”。
叶腾芳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我方人员潜入对面的山区抓捕台湾派来的高级特工。
然而，这些传奇很快就被汹涌的逃港潮所代替。
1962年，30团进驻宝安的第10年，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集体逃港事件。
事实上，在1962年“5月大逃港”之前的几个月里，从内地去往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急剧增加。
到4月底，势头已经十分明显。
就在这年5月2日，港英政府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行动，除了被称作“穿山甲”的巡逻郊野村庄的警员小组，一些便衣警员也被派到新界调查从内地偷渡来的非法入境者。
这一天香港警方的新闻公报中说，在上一个周末截获了200多人，其中有12个孩子在山中藏了4天才有机会进入香港。
为了解决这些非法入境者的问题，被称作移民局的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对他们进行审查。
逃港者登记后，再到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请求签证，由调查组认可，3个月后就可以领取正式身份证。
像过去5年里的很多时候一样，港英政府觉得这一定是内地方面又兴起了某个运动，导致逃港者暂时性增加。
在5月的第一个10天，约有1万逃港者在香港被捕，基本是广东人。
到5月11日，港报披露有2万多人在梧桐山内地一侧伺机入港，其中很多人就在这几天已经尝试偷渡了六七次，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甚至请英国的情报机关M15即所谓“军情五处”予以协助。
当时的港督柏立基则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这种大规模的逃港事件也十分疑惑，要求香港方面进行详细报告。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更加汹涌的逃港人潮即将到来。
“水银泻地”——香港《明报》这样形容1962年5月的逃港者。
从沙头角、打鼓岭到落马洲，一个上午就有上千名逃港者被港英军警截获。
香港与内地的陆地边界东部是梧桐山，中西部是深圳河流经的平原。
陆地的西面是深圳湾，梧桐山东面则是大鹏湾。
逃港者引起了香港媒体的关注。
当时作为几家报社撰稿人的陈强生在回忆录里说，越境比较多的是深圳河附近的平原。
许多人白天趴在香港这边的铁丝网下边。
到了晚上，有的人从铁丝网上攀爬，有的在铁丝网下边打开一个洞钻过来。
港英军警每50英尺就设立一个哨位，并且将警戒线向内地一侧推进了几百米，仍无法阻挡大量逃港者。
5月13日，港英政府宣布暂停发放所谓“人情纸”，所有偷渡入境者在边界被截获后立即遣返。
[转自铁血社区]
15日，偷渡抵港者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香港军警从早上到中午截获了约3000人，还有数量不相上下的逃港者进入市区。
直到5月20日以后，逃港潮才有所平息，但每日仍有三四千人。
还发生了被遣返者跳车自杀的事件。
大规模逃港人群减少后，港英政府除了查捕隐匿民间的逃港者外，再次宣布逃港者经登记审查可获得身份证。
结果这个消息又在内地掀起风波，造成6月大批群众冲入广州火车站，即今白云路旧火车站，酿成著名的“广州站”事件。
渔船被合作社收走了
其实50年代初的广东不乏欣欣向荣的图景。
大量爱国华侨经香港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在农村，农民由土改获得了田地。
40年代末跑去香港的穷人阶层都在打听在内地发生的变化。
1953年是个特殊的年头，全广东开始社会主义改造。
它的核心是成立渔业生产合作社。
渔业生产合作社使生产得到了促进，却让刚刚得到个人渔船的渔民不满。
到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发展。
1957年，中共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
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买卖。
规定还要求，“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
而在广东沿海，副业、贸易是农民生存的根本。
当时宝安县委的报告说，当地50%的户数走私，20%依靠走私为生。
务农的农民其副业收入已占50%，这些副业主要是把蔬菜和水果卖到香港去，“5月荔枝水，7月芋头水”。
事实上，这时所谓的“走私”，就是渔民的小额贸易。
在海丰县的一个镇，因“走私”不到半年间抓了160人，有一个合作社的劳动力一半以上都被抓走了。
中共港澳工委办公室1958年的一个汇报资料说，当年6月至9月珠海县渔民驶出渔船200多条，只有100多条返回。
“鱼虾不能拿到澳门卖，收入减少”。
劳动力弱的人，完成指标有困难。
许多渔民认为，渔民与工人、农民不同，渔民是靠天打捞，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就不吃不睡也没法有收入。
另一方面，渔民们说，“小船改大船，大船改机船，渔船入了水，自己就没有渔船”。
而且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
然而，集中生产并没有使粮食产量得到提高，甚至开始下降。
在宝安县的新民乡，840亩水稻中减产的有250亩，新南乡则因果树无人管理，损害严重，损失2万多元。
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的一则反偷渡汇报材料在最后也小心翼翼地提到，广东人喜欢吃糖，能不能考虑增加按月下发的食糖，或者在最需要的季节集中供应。
跑出去的干部
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万多人。
其中，1962年外逃11.7万人，逃出近4万人。
1978年外逃7.9万人，逃出1.8万人。
1979年前5个月外逃11.9万人，逃出2.9万人。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让广东沿海濒临崩溃。
1978年，在宝安的盐田公社，有两个渔业合作社因渔船破损无法修补，根本无法出海生产。
渔民只好靠打石头、为外地渔民修补渔为生。
附近龙岗东新乡一个公社有一次召开团员青年大会，本来人数有100多人，只到了25人，在会议中又走了6个。
惠东县澳头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6个委员，只有一个女委员没去香港。
大队本来有23艘渔船，被逃港者开走了21艘，剩下2艘还坏得不能下海，完全没法组织生产。
海丰县的一个公社，虽然还有6000多人、1000多劳动力，但是渔船几乎都被开去香港，剩下的人没法生产，也想逃港。
在中山县三厢公社，一个生产队队长和出纳、民兵排长等7个人组织社员分批偷渡，并在社员家杀猪聚餐告别。
这个公社的另一个生产队里，30岁上下的男人只剩下一名。
1979年春天，粤港边界地区有100多个生产队因劳动力流失、干部外逃没有播种。
重新解密的档案
其实到70年代末，逃港者已与过去大不相同。
广东省文教部门的一则汇报材料说，1978年前后，全省职文教系统经批准去香港的教授、副教授、主治医师乃至一般医护技术人员有上千人，其中大量人员逾期不归。
当时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一位姓丘的副所长批准去港逾期不归，对省内的心血管病研究都造成很大影响。
惠阳县淡水中学，将近30%的教职工、18%的学生有过外逃行为。
外逃被遣返的学生说，逃港是因为对前途不放心。
另一方面，经过10多年的动荡，从粤港边界这个“出口”跑出去的已经不只是广东人。
陈香港在云南插队，一到那里就听说了两个去处：
一个是去缅甸打游击，一个是去香港过好日子。
“那时候大家脑子不那么狂热了，都想去香港。
”
按照后来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的汇报，除了西藏、新疆，全国各地都有人从广东逃港。
到今天，对20多年间逃港者的统计依然没有确切的说法。
深圳市宝安区曾在前两年解密了一批与逃港者有关的历史档案。
但当本刊记者去查询时，却被查询台的工作人员告之正在“重新解密”，原因就是这些档案公开后，“写得太多了”。
90年代中期曾有港报估计，至少有2万名东莞籍港人先后到内地投资经商，其中可能有一多半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逃港者或者他们的后人
记者山旭东莞报道
1979年的春天，虎门龙眼村的祠堂里热闹了起来。
看见有人抬机器进去，上了岁数的老人不禁抱怨了起来，怎么又大炼钢铁了，而且还是在祠堂里。
没多久，人们在祠堂门口还看见了早年逃港的张明、张细兄弟。
不过他们不是被五花大绑遣送回来的，而是西装革履，还和村支队张旭森一起谈笑风生。
终于有一天，祠堂门口挂出了龙眼发具厂的牌子。
原来祠堂后院安装的设备并是生产假发的。
张氏兄弟就是假发厂的老板。
若干年后，当广东省整理改革开放的诸多线索时，确认龙眼假发厂是全省第一家落户农村的“三来一补”企业。
进而推之，乃是中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张旭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还没有逐级下达到龙眼村，但是社会上已经传出了大变革的消息。
封闭了30年的国家终于开放，逃港者也迎来重归之日。
想赚钱的逃港者
1978年的广交会有些特殊：
南广场的语录墙被拆掉了。
不过，张明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他和许多港商一样，仍对巡逻的民警有些“敏感”。
16年前的1962年，家徒四壁的张明渡海外逃到香港，成为几十万逃港者中的一个。
现在，龙眼村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记得这个破产地主的儿子。
50年代初的运动中，张家最后一些土地和财产被集中到公社，一大家子里的兄弟几个天天扛着锄头种地。
1978年，张明的弟弟张细在逃港大潮中又偷渡去了香港。
此时，张明经过10多年打拼，已经在香港开了家有点规模的张氏发具厂。
不过这个时候，香港的制造业已经遭遇瓶颈。
张细说回内地办厂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当时香港劳动力资源非常缺乏，而用机器生产成本高，质量也不好。
而张细在去香港时，广东地方上已经传出了一些风声。
张家一个在东莞进出口公司工作的亲戚告诉兄弟俩，省里领导想加大进出口力度，让香港人到内地投资，搞来料加工。
张家兄弟商量了一下，决定利用广交会的机会回来探探风声。
张明到了内地，果然听说了政策松动的消息，这时反而拿不定主意：
回来投资建厂，人工成本低，地皮几乎不用花钱，只要办起来肯定能赚钱；但是政府只是说要建外贸基地，并没有“赦免”他的外逃者身份。
如果追究起来，不仅吃苦十几年换来的好生活没有了，可能还会做牢。
踌躇了许久，他打电话给老家的村支队张旭森“问政策”。
张旭森告诉记者，当时心里是希望张明这些人回来投资的，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多数干部也很赞同。
这个时候，虎门镇上已经有了中国第一家合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
不过终究没有文件肯定，允许外逃的人回来公开搞工厂。
而且农村能不能搞，刚经过了20多年“运动”的人们心里都没底。
“走资派”找来了“地主加外逃犯”
1979年初，张旭森写了个材料去找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希望得到支持。
打电话到公社，说黎桂康去广州开会了。
张旭森准备了点干粮，坐了一天车赶到广东省委党校，没想到黎桂康开的会就是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正鼓励各地干部搞来料加工。
张旭森连忙回到龙眼，筹措具体办厂事宜。
找到贸易局，贸易局局长也很高兴。
不过这个时候，张明还是担心。
广交会是一个特殊场合，并不代表自己回虎门也不会被抓。
劝了许久，张氏兄弟终于同意在靠近边界的宝安见面。
又解释了很长时间，张旭森再三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当年的逃港者才同意回龙眼村看一看。
这一年的春季广交会上，展馆内的语录标语降到了12条，而1966年时有2673条。
展馆周围的50个大牌子也被分给各个外贸总公司，分别做了轮胎、衣服等商品广告。
由于参会外商太多，广州涉外宾馆爆满，结果在各大宾馆的草坪、大堂都睡着采购商，这令当时的广东省领导大为恼火。
从第二年起，广交会专门为此设立了订房小组。
向省里报批建厂手续异乎寻常地顺利。
1979年夏天，张家兄弟得到了编号为“东轻工（1979）02、03、04”三个文件，允许他们在虎门以及东莞的其他两个地方开设发具厂、漂染厂和电器厂，生产假发、电梳子，形成发具生产“一条龙”。
率先投产的龙眼假发厂，就这样在中国的30年改革开放史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转自铁血社区]
但是张家兄弟的回归，在龙眼乃至整个虎门、东莞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张旭森说，当时还有干部坚持张家兄弟是“地主加外逃犯”的身份。
那时一边开放、一边搞反偷渡，却让逃港回来的老板“剥削”群众，这让许多老百姓想不明白。
开会的时候，黎桂康、张旭森被公开指责为“走资派”。
不过，没有人来龙眼村抓“地主加外逃犯”去坐牢，“走资派”还当着公社书记、村支书，龙眼假发厂红红火火地开了下去。
逃港者带来5万元集体收入
在建厂初期，村民到祠堂取了原料回家手工制作，计件后月底来拿报酬，一般每户每个月都可以从龙眼假发厂拿到三四百元，相当于过去一年的收入。
龙眼发具厂的产品则经过香港出口到北美。
让张旭森记忆犹新的是，他在龙眼发具厂第一次看到了“按劳取酬”的分配模式。
一个月下来，工人之间工资可能会相差一半。
1979年，龙眼村第一次有了集体收入——5万元。
到2004年，村经济的净资产达到7.4亿元。
这些都得益于1979年后越来越多的外来企业。
龙眼发具厂首先带来了它的供货商，其中几家是张明直接介绍到龙眼的。
现在全村已有外资企业100多家，还带动了村民营企业80多家。
雇佣了4万多名工人，而本地原住人口不过2000多人。
从1978到1993年，龙眼村共引进“三来一补”企业1100多家。
张细现在是香港东莞同乡会会长，他表示目前在香港的东莞人有80多万。
90年代中期曾有港报估计，至少有2万名东莞籍港人先后到内地投资经商，其中可能有一多半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逃港者或者他们的后人。
张旭森前两年退了下来。
20多年间他接待了上千位前来洽谈投资的香港人、台湾人，包括从东莞、虎门外逃出去的香港人。
“龙眼村出去的，现在大多数生活还是不如我们，不过他们不好意思回来。
”现在龙眼村每年给村民分配的社会福利等开支都超过2000万。
太平手袋厂在1996年倒闭，更名为海龙美发用品厂的龙眼发具厂，却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假发生产企业。
不过最近几年，受大的经济形势影响，龙眼发具厂和其他东莞的“三来一补”企业都遭遇了困难，特别是龙眼村的3平方公里土地已所剩无几，都变成了林立的厂房。
30年后，逃港者和他们的乡亲们在等待着新的机遇。
没有了铁丝网，逃港者更少了
记者山旭、特约撰稿冯立峰、宋京涛深圳报道
伶仃洋东，大鹏湾西，有着也许是中国最为特殊的一条边防线。
比如，它是中国最名副其实的“边防一线”。
1982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特区与非特区之间建立特区管理线，设置边防联合检查站，被称作粤港边防“二线”。
原来的粤港边防即被称作“一线”。
“1969年我们的部队到这里时，‘一线’东起南澳葵冲，西至宝安固戍长达260多公里。
”广东公安边防六支队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1988年“一线”改为盐田避风塘到南头大新码头，近70公里。
后来大面积填海又使70公里变为现在的83.1公里。
与变化的边防线长度相比，1978年对于粤港边防“一线”是一个更大的转折：
持续20多年的逃港潮在这时达到顶峰，然后迅速跌落。
2000年以后，在深圳湾、大鹏湾这些当初逃港者入海的地方，边防部队拆除了铁丝网，建设了滨海栈道。
30年来也有些东西没有变化：
对面新界的群山，以及中英街上香港一侧矮小的门市房。
紧张的边防线
1987年，刘柏林到深圳服役的第三年，爆发了最后一次较大的集体逃港事件。
“大白天的老百姓就从草丛里往边界跑，那时候战士不能开枪啊，就上去拦。
抓住一个，可是跑出去好几个。
”现任边防六支队大队长的刘柏林说，逃港者并不在乎警告，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明目张胆”。
这次被称做“6.20”事件的大逃港，与其说是过去逃港潮的延续，不如说是30年逃港潮的终结。
当时谣传英方将大赦三天，非法入境者都可获准成为香港居民。
由于此前7年港英政府一直将所有偷渡者遣返，所有有着“跑过去”想法的人都把它看作最后一个机会。
这一年，香港方面一共只截获了2万多名逃港者。
这与70年代末动辄十数万人的数字相比，已经大大降低了。
70年代末的罗湖，满是鱼塘和草丛，甚至无法布置铁丝网。
没有办法，边防部队就种植了剑麻作为阻碍，边防战士则站在鱼塘的围堰上值勤。
“对于偷渡，单纯靠拦截是很难的。
”在粤港边防干了了20多年的刘柏林说。
深圳河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三四十米，成年男子不用一分钟就可以游到对面。
而在梧桐山中的伯公坳，内地一方居高临下，几米外就是香港的打鼓岭，助跑几步就可以跳过去。
沿伯公坳西侧的一道峡谷就是内地、香港的边界，铁丝网就在浓密的树林中。
这一片山中至今还有蟒蛇和野猪。
如果一个人跑进去，几百人都很难找到。
就是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中，边防六支队执行着拦截逃港者的任务，一次又一次经受着人群的冲击。
在70年代逃港潮最猛烈的时候，边防六支队是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全线一天抓到几百个逃港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开放的边防公路
变化是从80年代开始显现出来的。
今天从深圳滨河大道经过，可以看到路南有一道绵延的铁栅栏围墙，墙那边是静静的河流和绿油油的山脉。
这个看起来像公园的地方其实就是边防区，那条静静的小河就是深圳河。
从滨河大道到河边，最近处不过20米。
深圳发展的30年，其实就是边防不断“贡献”的30年。
“深圳建特区，核心地带就是我们这一条边防区。
”六支队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今天深圳地王大厦的位置当初就是六支队的指挥部，世界之窗里埃菲尔铁塔的位置则是四中队的营房。
因为城市发展要土地，边防区就不断压缩、前移。
后来滨海大道建成，边防巡逻路有的前移了几公里。
梧桐山里原来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边防公路。
特区建成后，修了一条梧桐山隧道连接盐田与市中心。
后来人流、车流增加，梧桐山隧道不堪重负。
2000年前后，地方政府找到六支队，希望开放边防公路。
2002年底，边防公路扩建成的梧桐山盘山公路通车，当初嫌盐田偏僻的工厂又搬了回来，区外市民到盐田买房的比例也上升到10%。
边防的开放源自逃港者的减少。
到90年代，每年逃港者已经下降到几千人。
“我们询问那些外逃的，没有一个是踏实在家务农或者进城打工的。
”刘柏林说，前些年曾经抓到一个20多岁的偷渡者，他觉得在农村种地苦就跑到深圳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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