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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akota与中国新的都市区域的发展

 

Desakota與中國新的都市區域的發展*

簡博秀**

 

摘要

本文試圖從全球化的觀點來重新描繪中國的都市化、城鄉互動和都會區等的研究論述,特別是有關這類研究範型-即Desakota模式提出一個回顧的討論。

本文透過文獻的評析發現,這類型的研究缺乏一個以全球空間的表述方式和新的產業分工來支持和說明中國都市化形成的機制和作用力,其次則透過部分全球主義學者的論述來支持新的研究範型,這包括區域國家和都會區-腹地系統二個空間模式。

最後,文中分別透過一個地方性產業聚集的新空間模式,同時來強調以全球城市為中心所形成的一個新的空間結構,做為對中國新的都市區域的一個新的趨勢,而且將會形成與改革開放後所不同的都市與區域空間。

關鍵詞:

全球化、Desakota、都市區域、產業聚集和中國

 

Desakota,andNewUrbanRegioninPost-ReformChina

TitanB.Jian

 

ABSTRACT

Withaviewofglobalization,thispapertriedtoexploredtheextenttowhichtheChinaresearchofurbanization,urban-ruralinteractionandmetropolitanetc.,especiallyamainparadigms—DesakotaModel.Thispaperfoundthatthismainparadigmsignoredtherestructuringofglobalspaceandnewspatialdivisionofindustry,frommanyreviewsoftheempiricalresearches,andfailedtoexplainhowthechinaurbanizationdoemergeandhowitsmechanismdotrigger?

Withreviewoftheglobalistopinions,then,thispapertriedtosupportthenewresearchofurbanregion,includingregion-statemodelandmetropolitan-hindlandsystem.Finally,withdepictinganewspatialmodel-industrialcluster,theconclusionwillfocusuponanewspatialrestructuringthatformsasurroundingregionbasedontheconcentratingontheGlobalCity-whichisemphasizedasthekeyinfluencetochinaurban-region,andmakesdifferentspatialstructureofpost-reformchinaurbanandregi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Desakota、UrbanRegion、industrialclusterandChina

壹、中國都市化和都市區域的模式

在大多數的研究中都指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都市化現象呈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Zou,1996;YoungandDeng,1998;Shen,2000:

459)-都市化的人口從1978年的17.8%提升至1998年的30.4%,成長的比例幾乎是1950年到1978年近30年間(上升6%)的2倍。

這個都市人口大量成長的趨勢,一方面是來自於城鄉關係的推拉力量,另一方面則是與國家的政策有關,特別是戶口制度的鬆綁和農村責任制度的推動(Kwok,1987:

388-9;Kim,1988:

600;MaandFan,1994:

1628;HanandWong,1994:

541)。

這使得眾多的鄉村人口進入城市找尋工作的機會,不論是擁是有城市戶口的、或是流動人口的,都促使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城市人口大量的成長,形成了一些都市快速擴張、或是眾多都市聚集的新的大型都會地區。

這些都市聚集的地區-如同Keil(1994)所描述的「全球性的蛙躍發展(globalsprawl)」、或是Douglass(2000)所謂的「超大都市區域(mega-urbanregions;MURs)」、或是Soja(1992)創造的「超都會區(exopolis)」、或是McGee(1991)所謂的「超都市區域(mega-urbanregion)」等,無論在人口比例上和經濟成就上,都扮演在中國經濟改革之後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優勢地位(Kim,1991;Kwok,1988;Yanetal,2002)註。

甚至在現今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預料將成為中國重要的成長中心和全球的競爭區域。

這個高度成長的都市化現象,透過西方學者論述的引用和中國學者的實例研究,逐漸形成一個屬於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都市區域研究的主題和氣氛-一方面來自於對都市區域聚集形構的空間結構分析,另一方面則是提出了一個有別於西方都市化特色的中國範型。

前者在大多數的大陸學者的研究中,將這些城市密集發展的地區稱做『都市帶』或『都市連綿區』等名詞(周一星,1986,1991;崔功豪和杜國慶,1992;顧朝林等,1999;周一星和曹廣忠,1999;胡序威等,2000;姚士謀等,2001;Zhou,2002),它包涵了一些都市發生的組合和一個連續的空間特性,其中沿海地區的幾個快速發展的都市區域正呈現了這個都市化和都市集中的現象。

後者,則透過前者所建構的都市系統和空間結構,新擬一個城鄉互動的觀點,來凸顯中國一個來自於城市底層的自發性都市化類型,並說明來自於社會主義轉型、且有別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空間動力機制,這個廣受許多學者青睞的研究範型,即是所謂的『Desakotasi』(城鄉互動化)研究。

本文試圖從『Desakota』開始,來說明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都市區域研究範型的一個歷史過程,並藉由後續研究者對這個主流範型的補充與評論來說明研究焦點的移轉。

儘管這些新的討論包括了近來所強調的新國際勞力分工(NewInternationalDivisionofLabour,NIDL)和個人網絡的制度成本上,但本文仍暗示了原有的研究範型-『Desakota』的城鄉互動論述在從企業角色和產業聚集(Industrialcluster)的觀點上是有明顯不足的,而且無法完全反映來自於全球化的空間流動和一個新的都市區域的再結構過程。

而這個來自於全球新的和再結構的空間力量,包括了企業的投資和產業的分工和聚集功能,配合著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和都市成長而逐漸地明顯與重要,特別是介於區域內都市間的關係。

這些優勢的力量不僅發生在跨國空間的重組上,同時也在中國都市區域的空間發展上發生的影響,這使得中國的都市區域的空間呈現不只是改革開放前、或是初期的「都市連綿區」的結果,更重要的在於外資和跨國廠商對地方空間著床的具體表徵,以及由全球城市(globalcity)所帶動形塑出的新的都市區域空間。

因此,新的中國的都市區域發展將呈現一個來自於全球化動力所形塑的結果,而不再只是一味地著墨在一個城鄉關係的協調上。

文章分為六個部分,除了前言以外,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則分別描述了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都市化、城鄉互動和都市區域模式等議題佔有優勢地位的-『Desakota模型』和許多對它的延伸研究與評論,藉此來說明現今中國都市化研究的一個主流範型與它的質疑。

第四部分則是聚焦在近年來部分全球主義者對全球化的新的空間描述,藉此來討論其所衍生的都市區域的空間內容,其中特別透過

(1)區域國家(region-state)和

(2)都會區-腹地系統(metropolitan-hindlandsystem)等兩個研究範型來引證在全球經濟結構下的新的發展模式,做為對後續研究的比較與參考。

第五部分則把研究焦點從全球化的角度來辯證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都市化的結構因素,說明其實所謂傳統的Desakota模型所欠缺對全球體系的空間關係和產業分工的分析框架,以致於無法完全捕捉現今中國都市區域的空間形塑和再結構的過程,並透過這個所強調的全球空間體系和產業空間聚集(industrialcluster)的述敘,來強調建構在以全球城市為基礎的空間結構與領域,將是未來形塑中國新的都市區域的最主要範型。

最後則是結論。

貳、Desakota

近二十年來,都市區域的發展模式激起了學者對開發中國家和東亞國家研究的興趣,使得部分學者試圖去印證西方理論發展模式的試用性,以及尋求新的範型來驗證開發中國家所代表的特殊形式-而Desakota就是這類型研究的一個重大發現。

首先,Ginsburg比喻了美國都會區發展的空間模式與城鄉間的互動關係,說明了其實在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擴張型都會區並非如此-他以日本為例,指出

(1)介於城鄉間的空隙地帶,在美日兩國的發展情形是不同的-在美國是散佈著提供城市所需的蔬菜區,在日本則是聚居著與市中心密切相關的通勤人口;其次,

(2)來自於中心向外的擴散力量-在美國是來自於郊區化的住宅需求導向,在日本則是透過工業去中心的結果(Ginsburg,1991:

31-32)。

如此地論證,強化了Ginsburg和McGee等人對西方理論不適用於亞洲開發中國家的主張,並且認為

1.廣泛地接受「城鄉活動的空間分化被視為持續都市化動力」的概念,是過於窄化的想法;

2.因為被認為有助於都市地區人口集中的”聚集經濟”和”比較利益”原則,將都市轉化視為不可避免的過程-這樣的想法是不充份的;

3.從一個都市化的歷史經驗來描繪都市轉型的西方理論範型,由於它是發生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西歐和北美地區的空間現象,並無法可以清楚地轉換給發展中國家在都市化過程中做參考(McGee,1991:

4-5)。

這些質疑,不僅提出了一個”反”西方化空間模型適用性的論述,也比較東西方國家在都會區發展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它表示了一個介於亞洲國家和世界體系間不同的互動。

為了尋找一個較為符合東方/開發中國家的範型,McGee和Ginsburg從對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都市區域發展經驗中去仿拓了一個城鄉互動發展的圖騰,來說明一個有別於西方理論、具有開發中國家發展模式的城市空間系統(請參考圖一)。

其中,在這個都市區域的空間系統中存在了五種的空間次系統型式(同前引:

6-7)-

資料來源:

McGee(1991):

6.本研究轉繪.

圖一 Ginsburg-McGee建立的都市區域空間結構模型

1.主要都市:

它是藉由一個或二個在都市階層中的超大城市所組成的,並且在地區中內佔有絕對的優勢和領導地位。

2.邊緣都市區域:

這些都市圍繞在主要都市間,且在每日的通勤的距離範圍內。

在亞洲的某些地區,這個區域可能自中心城市向外延伸40公里以上距離的範圍。

3.都市密集帶:

也就是Desakota,即所謂的”城鄉化”。

其間混合了密集的農業和非農業活動,通常是延伸在一個介於大城市之間的走廊上。

這個區域明顯地包括了密集的農業人口,一般並不排除從事水稻的農業活動。

4.密集人口的鄉村區域:

這個區域發生在亞洲的許多國家,而且特別是對從事水稻的農業活動而言的地區。

5.零星人口的邊緣地區:

在許多亞洲國家中,這個區域通常提供了一個土地租佃的系統,以及不同的農業展型式。

從這個次系統可知,Desakota其實是一個位於城市與鄉村間的過渡地帶,而McGee的都市密集區模式顯然與早期Gottman所描述的巨型都市帶(megalopolis)-僅是描述一個都市密集區的現象不同,從McGee的定義上不難發現-在城市邊緣地帶、或是城鄉間的灰色地帶(grayzone),和城鄉間的互動模式在亞洲開發中國家的都市區域間顯得非常重要。

特別的是,他強調Desakota不是一個固定的狀況,它是會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而改變的,而都會中心和Desakota過程(即Desakotasi)在轉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McGee試圖描繪構成這一整個超大都市區域(mega-urbanregion)的重要面向-

(1)一般會有二個以上的大型都市透過交通道路的連結整合在一起;而

(2)這個區域包括有:

主要的都市、邊緣都市的地區和具有城鄉土地混合使用的密集區沿著道路的發展;(3)在區域內介於二個地點間的交通時間不會超過3-4個小時,甚至有些地區少於這個交通時間;以及(4)在這個地區的鄉村經濟活動是多樣的,而且經濟活動大多依賴在社會網絡上。

因此,在這個整體環境描述下,Desakota這個新區域的經濟互動呈現了幾個特殊的外貌(同前引:

14-16):

1.所有這些地區的最大特徵在於緊密的人口、小型自有耕種的農業和普遍的水稻文化,其中包括了用水的管理和農藝的進行。

2.在這些米飯文化的影響範圍中,像加爾各答、上海、曼谷和廣州等大都市和都市聚集的地區,同時提供了季節性的勞力,以及稻米和其他產品所需要的重要市場的機會。

3.這些地區通常具有較好的道路、水運的基本設施,也協助了人口和商品的密集流動。

4.早在1950年以前,這些地區便是擁有大量便宜勞力的地區,而且期待著國家、國際和私人資本的投入。

5.這些地區有著高度整合的「交易的環境(transactiveenvironment)」,也就是說擁有人口與商品的聚集流動和網絡組織。

6.國際勞力分工和全球經濟的擴張在這個地區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它們建立了一種情況-藉由准許和鼓勵他們的鄉村勞工投入為國家和國際的工業成長的考量時,國家政府有責任為這個大量且便宜的勞工市場尋求不同的政策。

McGee不只是描述和定義超大都市區域和Desakota而已,他也實驗性地把東亞和南亞國家的都市區域發展做出比較與研究-透過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和城鄉空間轉換的趨勢,他將東亞和南亞開發中國家的都市區域區分為三種類型(見下表一的比較)。

表一McGee對中國及東亞都市區域的研究分類

類型

特徵

地區

TypeⅠ

經歷了一個空間經濟快速轉換的過程,雖然農村仍保留原有的情況,但這空間經濟是人口快速地由鄉村到都市的轉換.

東京和漢城

TypeⅡ

在過去30年內,這些國家的區域經歷了快速的經濟變化.(農業人口和農產品在全國生產的比例下降,農業朝多元化發展,婦女勞力投入工業生產)

沿海四個主要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區和遼中南地區)和臺灣

TypeⅢ

在空間和經濟上類似TypeⅡ的情況,但是其中的特徵卻是高度的人口成長和偏低的經濟發展.

四川盆地

TypeⅠ和TypeⅡ的區位正同樣經歷了國際勞力分工和全球經濟擴張的過程,而且在這些地區中的最大城市和交通節點在這個發展中是非常重要的.

資料來源:

整理自McGee(1991):

12-14,16.

延續這些論述,中國學者周一星(Zhou,Y.)的研究焦點則是對McGee的論述提出了在中國都市空間發展上的驗證。

他認為McGee所謂的鄉村都市化-Desakotasi,包括了幾個都會區的彼此的連結和它們所延伸的地區,在中國應該是一個都會連結的區域(metropolitaninterlockingregions),並且這些區域應該以都市為基本的組成單位,它們是由許多以大城市為核心且與周邊地區保持相互連繫和緊密社會經濟聯絡的地區範圍。

從中國既有的發展模式看來,周歸納了五個都市連綿區發展的條件:

(1)由二個或更多超過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所組成的成長極、

(2)重要的對外港口、(3)介於成長極間的一個主要的通勤路線和成長極與港口間的一條發展走廊、(4)許多大中小型城市伴隨在這條發展走廊的沿線、和(5)介於城鄉地區間緊密的經濟互動(Zhou,1991:

98-9)。

重要的是,他以實證的觀點認為

(1)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遼中南和京津唐地區是幾個中國發展形成的都市連綿區,而

(2)山東半島和閩南沿海則有都市連綿區的初步可能的發展機會(同前引:

99-109)(請參考圖二)。

資料來源:

胡序威等人(2000).

圖二 中國的都市連綿區分布圖

在這個實證的分類中,可以明顯地區別中國沿海的四個主要地區在中國的空間和經濟發展中正逐漸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它們正經歷了一個納入及整編在國家經濟體系、區域和都市集合體中的一個過程。

另一方面,Ginsburg(1991)從補綴了McGee的某些觀點著手-譬如東西方都會區發展的比較,並且更深入地進入了實證的領域。

他指出了中國類似、以及未來有可能成為Desakota的地區可能有以廣州、深圳和香港為中心整合的地區(珠江三角洲)、以瀋陽為中心的南滿州地區(遼中南地區)、以北京和天津為首的北部平原(京津唐地區)、和以青島、濟南、西安和長江三角洲中、下游的武漢和重慶為中心的都市地區等(1991:

40-41)。

但是最明顯的例子,他則是認為長江三角洲地區,尤其是他引用了Delfs對這個地區的研究-強調這個稱做「蘇南地區(Sunanarea)」所擁有的

(1)鄉鎮企業的優越表現,並且憑借著

(2)發展完善的交通系統、(3)都市與市場的可及性、來自於(4)高所得的傳統農業所資助下的工業初步發展階段、以及(5)高技術和教育的鄉村勞力,使得這個地區成為具有相當吸引力的城鄉互動的發展地區(引自同前引)。

從對這個研究的範型所做的詳細說明,可知Ginsburg-McGee的假設的確為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亞太地區國家,提出一個特有的空間模型架構。

它不只是提醒了西方學說在這個地區適用的有限性,而且還提出了他們對這個地區空間發展上的觀察。

儘管如此,仍有許多的疑問存在這個假設所談論的實體之中-如

(1)對使用這個Desakota模型的概念和路徑應該需要在未來被清楚地澄清、以及

(2)有關於模型中聚居轉換過程的機制是否應該有一個更令人滿意的解釋(Lin,2001:

386-7)。

問題也就是說,一個都市區域是否應該包括一個主要的都市中心呢?

或是Desakota只是介於都市中心和都市次中心間的一個過渡地帶呢?

或是Desakota的發生只是一個都市對內地影響的空間結構而已?

還是說它是由鄉村地區所散發出來的鄉村都市化的一個力量所形成的?

雖然許多問題直指模型中無法解決的一些疑惑,但是就本文的目的而言,這個來自於開發中國家都市區域聚集的空間研究,更似乎不是很充分地說明在一個現今全球化的發展環境下,新的空間趨勢和新的地理選擇將對這些地區有何種的改變?

尤其是在新的國際勞力分工的前提下,以及位世界次邊緣的國家,這些代表競爭區域的空間構成是如何地加強、或是弱化新的空間模型的產生?

而都市化的發生力量是否仍拘泥在一個以傳統人口中心的空間模式的考量上?

或者,空間聚集的元素和空間型態是否仍脫離不了對空間圖騰的模擬而已?

因此,接下來本文所要延續的,而且是有系統的,是有關Desakota的研究範型所引起的討論,目的在於強化理論的內容,以及釐清許多理論上的弱點,做為本研究對現行研究範型的一個說明與評論,尤其是近來部分先驗研究已經逐漸地把焦點和空間尺度放置到Desakota所忽略的“全球的(global)”這個空間層級(Lin,1999,2001),以及制度(institution)面的考量上(MartonandMcGee,1996)。

參、Desakota與它在中國的辯論

延伸自McGee和Ginsburg的研究模型,許多中國的都市和區域研究的確為改革開放後的都市化、城鄉互動和都市區域發展模式等議題提供了一個有別於西方論述的基本架構,同時激發了中國大多數學者對這類空間研究的興趣,分別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與看法。

以下本文將針對後續學者對Desakota研究的實證分析與描述回顧,並且試圖提出一個近來研究新的討論焦點,做為之後討論全球都市區域發展模式的一個基礎的連結與討論。

首先,許學強等人支持McGee的論述,認為Desakota有別於西方國家大都會區的定義,而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過程(許學強,1988;許學強和周春山,1994:

3-4)註。

其次,雖然在城鄉混合的發展上同樣地在珠江三角洲地區被證明,但是薛鳳旋和楊春則認為McGee的Desakota論述,在其他幾個面向上是有明顯不同的:

(1)該地區非農業活動的增加已超過”同一家庭內各成員的勞動分工為主”和季節性強的特點;

(2)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口的流動不限於”區內小城鎮往大城市的通勤和區域內的密切的人流和物流,尚且包括區外和省外不斷增加的流動人口;以及(3)珠三角城市密集區的主要動力不在大都市,而在區域內的小城鎮(薛鳳旋和楊春,1997;1998:

291;SitandYang,1997)。

從實際的驗證來看,也從形成機制的角度來看,Marton(1993;1995)的一個研究的重心則是放置在對McGee所提出Desakota模式的檢驗。

在這個過程中,Marton指出了長江三角洲符合McGee模型的幾個事實特徵:

(1)農業生產,是重要的經濟基礎,特別是稻米;

(2)上海、南京、無錫和蘇州等中大城市為季節性的勞力提供了機會,又為農產品提供了重要的市場;(3)Desakota模式是以高度的”交易環境”為特徵,特別是在人、商品和信息的流動方面等,並且認為「城鄉聯繫不僅代表和反映了區域發展的社會和空間現實,而且從農村的角度出發,它也是解釋長江三角洲這樣的地區空間經濟轉變的極重要的因子」。

這些重點在於-他(1993:

11)不認為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在發展過程相同-是發生在農村外部的關係、結構和過程等的轉變上,而不是自發性地受到內在動力驅使,然而他卻也強調全球經濟的擴張與國際分工的需要對類似Desakota模式的影響-譬如McGee所描述的

(1)著眼於銷售和生產且更熟練管理技術的新勞力分工的出現、

(2)大城市逐漸轉換為產業網絡的節點、以及(3)全球與區域性的市場競爭激烈,同時認為這個全球化的衝擊因為長江三角洲內部動力的影響而得到了減緩(引自Marton,1996:

276)。

另一方面,在Marton和McGee持續的研究中,他們找到了影響城鄉互動、以及都市區域發展上重要的影響制度因素(MartonandMcGee,1996:

61-67),尤其在他們對昆山的詳細調查與研究中發現-

(1)地方政府和

(2)個人在區域經濟發展和城鄉聯繫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前者的重要性在於他們負責與中央關係的協調和對中央履行責任的角色,而這個相互作用是透過個人關係(guanxi)和代表地方利益的高度地方化的行政、制度結構所產生的。

正是因為這樣,加上地方官員同時兼任地方企業的利益導向的責任,使得昆山可以利用和操控經濟的結構來發展他們自己累積的資源,同時,昆山和鄉鎮政府則藉由重新詮譯,並且曲解計劃經濟的規則來盲目國家對財政的指導原則,而追求”儘可能在一個彈性的方法下對國家的政策充份的利用”,以便於使地方受利註。

這些角色的背景與論述正說明了昆山地方政府如何可以把自已視為獨立經濟個體的理由,也說明這個個體如何同時地影響到它與區域、國家,甚至是全球的一個方式。

後者的影響關鍵在於鄉鎮企業中的地方幹部、職工和各人的專長、經驗與企業經營的能力,而最重要的是來自於這些人的個人社會關係網絡-由於早年上山下鄉的運動,促使原本的上海青年了來到昆山,使得這些人建立與上海之間的緊密連繫,讓這些人扮演了昆山地方發展中的重要角色。

另一面,昆山的各級企業也利用所有可能的機會,試圖與鄉鎮外的區域建立技術與管理的聯絡,以促進自已本身發展的進步。

其中這些區域又以上海和之後發展的浦東新區最為緊密。

這些透過個人所建構的社會網絡關係,說明了在許多鄉鎮企業仍囿於現狀時,便已有不少作用者(agent)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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