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电改难及彼岸.docx
《十年电改难及彼岸.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十年电改难及彼岸.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十年电改难及彼岸
十年电改难及彼岸
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和竞价上网四大目标，只初步实现了前两步
电改启动十周年，“电改”再成热词。
2002年春，国务院下发《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即5号文）至今，十年一晃而过，又到了一个回顾总结的时候。
十年沧桑，5号文提出的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和竞价上网四大目标，才初步实现了前两步。
这一切，业界已经耳孔生茧。
中国改革从来自上而下；但是，草根自下而上的探索，却往往是改革中最精彩的篇章。
民营变电站兴衰
“不做了，不能再做了。
”如今已移师首都寻求发展的董桂凡，坐在北京上地西路的办公室里，谈起了往事。
这位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的农民企业家，数年前，创办了“非法”的民营变电站，一竿子插进了配售电领域。
自建变电站的初衷很简单，只因董桂凡自己的煤矿频遭停电之苦，包括他本人曾因突然停电被困井下4个小时。
几经周折，董桂凡牵头筹资6000万元，建设了登封石淙河110千伏变电站，变电站采用双回路供电，电源来自向阳电厂和登封电厂。
除了自用，董桂凡的变电站于2005年7月14日开始对外供电，和地方供电局展开竞争。
董的供电用户，都是当地的煤炭和高耗能企业。
这家民营小配电网，最多时可向30多家企业同时供电，电费与国有变电站相比，低了不少。
“我们向发电厂买电时不分峰谷。
电厂本身也很紧张，从人家锅里盛点饭吃，按这个价格给我们就已经很照顾了”。
董桂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发电厂给供电局的上网电价基本是0.3元多一度，而民营变电站的购电价是每度0.623元，售电价格接近0.63元，平均每度电赚5厘左右。
“很受欢迎，当时满负荷供了一个多月，一个月利润达到370万元。
那还是销售电价低的时候。
”董桂凡说。
民营变电站受欢迎，不光是电价低，还有实惠的服务：
董的民营变电站现有八九个员工，维修、变压器校验等服务全部免费；而地方供电局为企业提供服务，一般会指定设计、施工单位和设备材料供应商（“三指定”）。
不料，为民营变电站供电的向阳电厂不久因非法占地被关闭，电源只剩下登封电厂一家。
而登封电厂供应不很稳定，只能保证供1万千瓦的负荷。
登封并不缺电。
除了自发自用的登封电厂外，华润登封电厂距离董桂凡的变电站只有1公里，但要用上这个电并不容易。
董桂凡曾专门找过该电厂，电厂方面表示愿意在电网消纳不了的时候，多分给民营变电站一些电进行调峰，但后来不了了之。
“有内部人告诉我，主要是供电局方面不接受这种形式，声称发电厂要么供民营变电站就全部供，要么干脆脱网。
”董桂凡说。
“始终缺粮。
”董桂凡表示，如果电厂有足够的电供给他的变电站，“成本差不多2年就回来了”。
目前，这座民营变电站还在运行，但因电力供应问题，无法满负荷运行。
“今年4月份能有15万元左右利润”，主要是保障煤矿的双回路。
“这种情况，已经无法持续太久。
”董桂凡说，当地供电局想出资4000万元买下该变电站，河南省电网已同意，只待河南发改委的批准。
早在2006年，董桂凡曾提出该变电站的股改方案，建议供电局持股，但对方没有同意。
董桂凡的行为，不符合《电力法》，而一些专家却认为是改革的方向。
业界专家认为，下一步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就是要“改电网”；而输配分开、配电网实行多方竞争，正是改革的目标。
“魏桥现象”
与董桂凡经历相似的，还有山东一家著名的民营企业。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新疆自治区采访时了解到，去年年底，新疆一行署的5名发改委干部，因为拟实施的智能微电网工程遭遇电力体制掣肘，专程赴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魏桥镇，参观了“魏桥创业集团”的民营发供电系统。
魏桥，中国工业百强名镇，以纺织和电解铝产业著称。
其产业格局，与这里独具特色的民营独立电力系统，关系巨大。
该民营发供电系统，13年来一直与山东电网解列运行。
因纺织和电解铝需要消耗大量蒸汽和电力，企业自备热电联产机组并不鲜见，但不并网的少之又少；而独立向附近其他企业供电的，更是绝无仅有。
这个装机规模高达200万千瓦的独立电网，据称是“逼上梁山”的结果。
据几位新疆干部的了解，山东电力公司给当地企业的销售电价为0.64元/度，同时企业还要无偿交纳2000元/千伏安的增容费；尽管国家发改委已出台文件取消供电贴费，但文件却有“特殊情况可要求交纳供电贴费”的说法。
用电企业更无法理解的是，自己要出资建设全部110KV及以下配电线路，而产权却归电网所有，且必须由电网“三指定”，造价比市价高出一截。
与国有大电网相比，魏桥独立电网的最大特点是“经济性非常突出”。
据新疆干部形成的调查报告说，目前该系统供电成本不超过0.4元/度，虽然煤价连年上涨，供电成本有所升高，但其与国有电网在当地的供电价格相比，工商业和居民用电价格都低出一半以上。
魏桥集团内部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集团职工生活区的自供电电价，不到0.3元/度。
由于电价相对较低，魏桥电网的供电营业区开始越界扩张，周边乡镇甚至外埠企业，也从该系统购电。
魏桥自行架设的供电线路，除供应诸多工业企业生产用电外，还向魏桥镇及周边城乡13万居民供应商业及生活用电。
魏桥集团麾下的子公司中国宏桥（01378.HK）上市保荐人摩根大通认为，中国宏桥虽然规模不及央企中国铝业（601600,股吧）（601600.SH，02600.HK），但电力成本较同业低出近50%。
2010年，宏桥铝业每度电成本为0.2元，低于同业的0.4元。
小电网单独运行，一般而言系统稳定性堪忧。
几家国内铝业巨头均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由于担心自备电厂的供电可靠性，所以他们的自备电厂都并入了大电网。
但考察过魏桥独立电力系统的专家表示，其系统负荷率较高，工作负荷约50-60万千瓦，最大单机容量是3万千瓦，“技术上可以做到稳定运行，整个电力系统运行的供电保证率水平，高于国家规定水平”。
目前，魏桥独立电力系统的供电规模，在山东已排第三或第四位。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山东了解到，“魏桥模式”在山东已产生示范效应。
近年来，山东诸多地区的地方电厂要求与大电网解列，单独运行；滨州、威海等地民企自建电力系统，自发自供自用。
“魏桥模式可能确有违规之处。
”山东省府一官员反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小岗村那帮农民当年的做法，可是要杀头的，后来呢？
”
接近魏桥集团的人士表示，目前山东电网已经开始和魏桥系统洽谈合作，方案是220KV或110KV线路联网；但魏桥坚持系统的独立地位不变，表示“联网目的，仅是以商务合同形式向大系统买服务、买效率、买效益”。
十字路口
虽然民间的电改尝试从未止步，但无法否认，“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是自上而下的。
”国家能源局一位司长说。
最近，作为改革的另一相关方，电网企业对电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2012年3月，国家电网老总刘振亚的新作《中国电力与能源》一书出版发行。
书中，刘振亚除了提出“中国大能源观”的观点外，还阐述了对电力体制改革的观点。
刘认为，“电力改革不能走部分国家以全面拆分和私有化为导向的‘破碎式’改革道路，而是要维护国有经济在电力工业中的主导地位”，“继续坚持输配一体化、调度电网一体化”。
他还认为，“实施输配电网结构分拆，有时候不仅不会提高电力工业效率，相反会带来效率损失”，“独立输配电价机制的建立，与输配电网管理体制没有必然联系”。
刘振亚还表示，能源行业规模经济性的特点决定了垄断是世界能源行业发展的客观现象，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业务只适合垄断经营，“对电网、油气管道和燃气管网，实施独家垄断经营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实施有效监管能够弥补垄断的缺陷，反垄断反的是垄断行为，而非企业的垄断地位”。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近期接触了五大发电集团一些中高层管理人员。
调查发现，这些管理人员大多认为“独立的输电、配电价格必须尽快出台，这是当前电力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一步”。
他们的理由是，输电、配电价格不出台，电网成本就是一个“黑箱”，政府无从知晓和监管其内部操作，无从监管也就无从改进，从而无从建立自身发展机制。
目前，为推进电改，各省物价部门正在积极测算输电和配电成本；此事久拖未决，亦显示了其工作的繁杂和强大的博弈。
华能集团一位研究人员认为，为尽快出台独立输配电价，可采取“先粗后精、先立后调”的路子。
他建议，可以按照输电、配电环节的大致成本进行大略切分，“它的准确程度并不重要，关键是先开始做起来，再根据试行期的核算结果情况进行调整，反复数次，就会得到较为准确的价格”。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诸多发电企业高管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不是输配分开，而是“电力调度和结算能否独立”。
一些发电企业高管认为，电网通过电力调度控制着发电企业，为了利润，有动力和手段以“保障运行安全”为借口隐蔽侵占发电企业的合法权益；电监会一位主任也认为，电网会利用调度专业性强和信息不对称，躲避电监会的监管和媒体的监督。
“发电企业最关心的是电价体制和调度、结算，调度是核心。
”一位五大发电集团资深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调度、输电、配电三家都分开，是最科学的，调度独立是当务之急。
“结算问题也不容小觑。
”华电集团一位中层管理人员说，“发电企业和电网间的结算款额都是大数字，拖一天利息都是惊人的”，“有的发电企业向上反映过，连上网电价都无法足额拿到”。
电网还控制着输电，“这种统购统销体制，彻底切断了供应端与需求端之间的信息互动。
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难有更多的知情权、话语权和选择权，难以真正培育市场主体”。
电改十年成败论
2002年—2012年，电力行业的往日与今昔错综交织。
从厂网分离、电监会成立，到辅业剥离、区域电网设立分部，电力行业的分分合合无不渗透着2002年电改“5号文”的影响。
那份近万字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谋定了中国电力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然而，十年过去，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为主要目标的这场改革，究竟进展如何？
我们又应如何评价这场改革？
更有甚于，下一个十年，中国的电力业改革又将如何描摹？
自本期起，我们推出《电改十年》系列报道，与读者一起走进中国电力行业。
输配分开，有没有必要？
作为电力体制改革四步走计划的第三步，当前正面临来自各方较大的争议。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首次公开表态，认为“应坚持现有输配一体化、调度和电网一体化的格局”。
然而，按照2002年既定的“电改方案”即业内通称的5号文，则要求电网企业逐步对配电业务实行内部财务独立核算，从而实现电网企业输配分开的重组。
同时，对输配电价也进行独立核算，并最终形成上网电价、输电电价、配电电价和终端销售电价的四类电价。
是按电改方案继续推进，还是顺应相关电力企业的“意见”？
电改又一次出现方向的摇摆。
类似的“认识”冲突，在电改的十年推进中，并不鲜见。
甚至于，在“5号文”的设计之初，同样存在着“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分歧。
5号文出台背后
“实际上，整个电力改革思路的形成还要往前推。
”在谈到作为电改方案的5号文的出台时，当年为原国家电力公司设计改革方案的中国标准咨询公司总经理刘纪鹏（微博）（微博）对本报记者表示，电力体制改革的源头应从撤销国家电力工业部，组建国家电力公司开始。
1996年12月，国发48号文决定组建国家电力公司，次年1月，国家电力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而且在成立之初，电力工业部并未马上撤销，而是与国家电力公司并存，实行双轨制运行。
按照当时的方案设计，组建国电公司是要通过对国电的公司改制，实现政企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建立规范的电力市场。
很快，1998年3月，电力工业部正式撤销，原管电职权移交当时的国家经贸委电力司。
改革的第一步政企分开完成。
此后，电力改革的主体全部集中在国电公司本身，且主要解决其一家独大的垂直一体化垄断格局。
“就是这个时点，1998年的6月，国电公司找到我，提出给他们做改革方案的要求。
”刘纪鹏表示，“8月份，我为国家电力公司做出了第一个改革方案《国电公司职能部门及部分直属公司改革方案设计》，这个方案主要是解决和重新设计当时国电公司的组织机构。
”
记者在刘纪鹏的办公室，看到了在5号文出台前后，刘纪鹏为电改设计了7套方案。
这7套方案，有个明显的分界点，即2002年国务院发布的5号文。
前者主要是为国家电力公司时期操刀改革方案，后面几套方案则为5号文发布后，如何分配公司相应资产和切割资产进行方案制定。
此前，电改方案主要由国家电力公司自己设计并执行。
然而，就是因为进行的是公司以自我为主体的改革，引发了诸多问题。
这期间，有两件电改的标志性事件不可回避，并引发争议。
其一，即1998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经贸委关于深化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随后经贸委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山东和浙江等地展开以省为实体的厂网分开。
这在后来，被认为虽打破大区电网结构，却形成了以省为壁垒的电力资源垄断。
引发大争议的标志性事件却是二滩水电站建成即亏损，该问题被视为电改的转折点。
1998年，二滩水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年发电量高达170亿千瓦时，按照设计，水电站主要为四川省提供电力需求，但是建成时，电力供需发生了急剧变化，先是重庆市作为直辖市单列，本来大部分本应送向重庆的电量，对方却只接纳了30%左右，而且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四川电力整体需求出现了供大于求。
数据显示，二滩电站1998年到2000年三年间的弃损电量高达183亿千瓦时，水库蓄水无奈白白放掉。
此事随后引起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和副总理曾培炎的关注和介入，前者开会要求重新审视电改的进程。
其实此间，对于电改业界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最具代表性的为时任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处长的王骏发表的《令人沮丧的电业改革》，认为以“省为实体”的发展方针，将导致各省以邻为壑，关闭电力市场，而且导致发电装备技术水平在结构上发生恶化。
由此多方合力作用下，电改主导权开始从国家电力公司转向国家计委。
2000年11月，国务院下发69号文，宣布暂停以省为实体的电改工作。
同时成立以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为核心的电改领导小组，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曾培炎任组长，张国宝、王骏等也被吸纳进来。
原国电公司的电改方向主要为以“全国一张网”为前提进行电力的市场化改革。
然而，新成立的电改领导班子，则主张拆分电网，破除垄断。
此后，双方围绕拆分还是不拆，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多种方案，总结来看，主要是国电电力公司提出的“1＋6”方案和国家计委电改小组提出“0＋4”方案。
前者主张保持国电公司主体不动，在其下分设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和南方6个区域电网公司，然后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
而后者则主张取消国电公司，组建东北、北方、长江和南方四大电网公司，国电直属电厂与电网公司脱离隶属关系，实行厂网分开，此后再将全部发电厂（站）组建成几个电源公司，实行竞价上网。
前者被业界认为是按发输配售四大环节“大卸八块”的纵向分拆，后者则在当时被称为纵横并用的“破碎式改革”。
随后，上述方案被国家计委“中和”，2001年5月，国家计委上报了“1＋6”的改革方案，即为5号文的雏形。
方案主要内容是在拆分国家电力公司的基础上，以国电公司的资产为班底成立国家电网公司，并作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华东和南方6个区域电网公司的出资人代表，在时机成熟时，将西北与华北，华中与华东公司合并，最终形成四大区域电网公司。
应该说，该方案“吸收”了双方的意见，但由此，也产生诸多模糊地带，比如国网公司与区域电网公司的关系，是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还是并行的计划单列，方案没有给出。
当该方案为此后的电改方案明晰了一点，即国家电网的职责为跨区线路的管理和调度，区域电网主要经营所辖地区的电网。
然而方案拿出来讨论后，旋即遭到各方的质疑，并被指摘反垄断的力度不够。
其实，此间方案出台前，美国加州爆发了电力危机，此次危机让方案制定者多出一条顾虑，即在破除垄断的同时，仍需兼顾电力安全。
此后，双方再次围绕方案进行博弈，方案此后多次被“中和”，最终确定了将南方电网独立出来先行试点的方案，同时明确了国家电网与区域电网的关系，即区域电网独立运作，与国网仅保持股权上的关系。
这就是最终成形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即5号文，于2002年2月正式发布。
然而就是这份妥协的方案，没有厘清的诸多界限，为此后的改革推进带来了众多新的问题，以至于制定双方在10年后回顾电改的成败时，发出了少有的共同声音：
不满意。
“作为参与者，我也不满意，国家发改委作为改革的主体并不负责任，拆分后引发了电荒，所以我说5号文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推进了一个错误的改革。
”
而国家电监会的杨明舟则以《中国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为题直指5号文的不彻底，认为对国家电网的拆分力度不够。
一位不愿具名的原国家计委方面的方案制定参与者也表示了对于5号文推进10年的不满，认为市场并未按照其既定的放开发配售环节，监管输电环节的市场化格局，相反在电价统购包销的路径上越走越远。
电改十年，那些事
2002年到2012年，电改5号文发布后的十年里，电力行业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让各方开始重新审视电改和5号文。
5号文后最大的变动来自厂网分离。
当时，按照5号文的要求，国家电力公司拆分为“两网、五公司”七大电力巨头。
然而拆分后随即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由于1999年国家曾作出三年内不上大的电力项目的决定，导致在2002年后，缺电现象开始凸显。
直至2004年，爆发大规模的全国性电荒。
此后，2008年和2011年再次爆发大规模电荒。
两次电荒都直指煤价的上涨，不同的是，2008年那次，主要是装机不足，而2011年的电荒，则为发电企业积极性低迷。
十年内，发生3次大规模的电荒，很多人开始将其与2002年的电改方案联系在一起来分析看待，其观点主要是电改的执行过于落后，在煤炭完全市场化放开的同时，电力行业的价格并未实现市场化，导致了煤炭价格和上网电价以及销售电价的不对称。
对此，在2004年电荒后，国家发改委提出了缓解局面的“煤电联动”机制，即以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煤电价格联动周期，若周期内平均煤价较前一个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便将相应调整电价。
但是，煤电联动在8年内只联动了4次，而且都是在电荒时期，规定的时间和范围要求并未按照规定执行。
同时，煤电联动的出现，虽然缓解了煤电矛盾，但却将电力的市场化进程一再推迟。
“国家发改委对电力价格采取统购包销的方式，限定两头的发电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对电网企业的输配电价实行价差，这就导致了电力市场难以放开。
”刘纪鹏对本报记者表示，开放的电力市场应该是放开两头，监管中间，即让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以买方和卖方的形成直接交易，国家有关部门只需要对中间的输配价格进行定价和监管。
然而，竞价上网举步维艰的同时，煤电联动的政府调控定价，再次为电力价格的市场化设立了新的障碍。
除了电荒，在5号文发布后，还有三件事情影响着电改的进程。
2003年，具有正部级编制的国家电监会成立，开始对电力行业进行监管，然而，这个具有和电监会及保监会同样权力的机构却并没有如建立之初的绝对权力。
对于电监会而言，最大的电价监管，始终在国家发改委手中。
一位不愿具名的电监会内部人士甚至向本报记者抱怨称，现在的电监会的权力只是向电力企业核发市场准入证，对于价格监管始终没有实权。
不仅如此，电改方案设计属多头设计，发改委、能源局、电监会，甚至国资委等部门，都在主导撰写具体的电改方案。
另外一个影响电改进程的事件是电网的主辅分离，在2003年完成厂网分离后，即进入主辅分离阶段，然而由于2004年的电荒和2008年的冰灾，对于主辅分离的推进出现了多种意见和界定。
引发争议最大的事件即2008年国网提出的辅业界定和2009年国网收购许继平高一事。
2007年之前，电力辅业改革的方案一直由当时的电力改革领导小组拟定，2007年后，改由国资委主导，后者并于当年提交《电网主辅分离改革及电力设计、施工企业一体化重组方案》，方案基本按照5号文中的规定，明确除电网必要的电力科研机构外，其他有关电力设计、修造、施工等辅助性业务单位，都要与电网企业脱钩，从电网剥离。
但是，2008年年初，一场雪灾对全国范围的电力设施造成了较大冲击，由此，电网公司提出了应将设备制造、电力勘察设计和送变电作为电网重要业务保留的意见。
此后，主辅分离改革陷入僵持。
直至2010年，国资委再次启动改革，并于2011年9月将电力辅业进行剥离合并。
按照分离方案，两家电网公司的勘测设计企业，火电、水电施工企业和电力修造企业剥离，同时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两者分别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和中国葛洲坝集团、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重组而来。
从这次剥离来看，国家电网并没有将争议较大的电力设备制造剥离出来，而是在2009年收购电气设备制造龙头许继集团和平高集团，并将其打包放入新成立的中电装备旗下，随着16家电力设备行业龙头企业的加入，一个冲击ABB和西门子的国产设备巨头产生。
不仅如此，进入2011年后，国家电网开始着手动刀区域电网。
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国家电网公司在西北电网、华中电网、华东电网、东北电网分别加设西北分部、华中分部、华东分部和东北分部。
此后的12月份，最后一个争议较大的区域电网公司华北电网也被分拆，分成国家电网华北分部和国家电网冀北子公司两部分。
这被外界视为国家电网对区域电网的架空和收权。
因为按照国家电网设定的分部职责，区域电网分部将只作为派出机构，电网规划、电力调度等管理职能由国家电网公司总部授权行使。
而且，国家电网同时将四大区域电网公司的主要经营性资产按属地化原则划转到省网公司。
“在经历这么多事情后，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电改，电改的许多界定也应该重新厘清，比如电力设备是应该作为电网主业保留，还是作为辅业剥离出去，如果剥离出去，是不是同样存在垄断，还是从一个垄断公司转换为另一个公司的垄断？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微博）对本报记者表示。
谁的路径
10年，电力改革提出的“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和竞价上网”完成了一半。
即使对这一半的改革，业界也都一致认为“改革并不彻底”。
接下来，电改将进入“深水区”。
在刘纪鹏和王骏等人看来，电价始终是牵动电改的牛鼻子，电价机制的改革，将左右电改的成败。
本报记者从多方渠道获悉，目前发改委、能源局和电监会都相应启动了下一轮电改的方案拟定。
其中，电监会数月前向各地电监办下发了《2012年推进电力改革工作方案》，并首次启动对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专项检查，不仅如此，电监会还成立了“推进电力改革领导协调小组”，启动电改顶层设计。
同样释放出强烈电改信号的，还有日前国务院批转了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其中两次提及“输配电”，一是提出“稳步开展输配分开试点”，二是要求“开展竞价上网和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目前，深圳和苏州今年有望作为首批输配分开试点进行独立核算。
然而，有媒体报道称，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日前首次公开表态，认为“应坚持现有输配一体化、调度和电网一体化的格局”。
也就是说，国网公司首次明确了对“输配分开”的不同意见。
鉴于2008年冰灾国网公司对电力设备制造行业的保留吁请，下一步电改方案的继续推进，会否顺应相关电力企业的“意见”，也成为电改下一步推进的最大悬疑。
“目前，对于电改的方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