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南移突出表现为教育轴心南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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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南移突出表现为教育轴心南移

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南移突出表现为教育轴心南移。

（1）先秦及秦汉时期。

教育轴心明显地处于黄河中、下游。

该地区教育名人（26人）占统计总数（29人）的89％。

其中山东、河南教育名家密集，占总数的50％。

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广大地区仅有3人。

此期孔、孟、荀、墨等诸子百家及其私学绝大部分居于北方。

如孔子主要施教于鲁及其周游讲学之地卫、陈、曹、宋、郑、蔡等国均在黄河流域。

荀子在赵国讲学授徒，曾游学于齐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及楚、秦等国，其弟子韩非、李斯皆著名于秦。

墨子于宋，大办私学等等。

及汉代董仲舒等发扬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作为其主流的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的代表董仲舒，还是古文经学的代表马融、郑玄，均是北方人。

兴太学，设五经博士于京都长安，这也无疑进一步稳固了北方的教育轴心地位。

（2）隋唐时期。

位于长江下游的浙江、江苏教育名家此时大大增加。

此期笔者统计教育名人约64人。

江苏、浙江两省15人占24％，整个长江流域增至19人占30％，珠江流域也有1人。

与前相比，教育名人的分布呈发散状，分布于12个省区，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

黄河流域的教育主导地位虽有削弱但仍占首位。

这与隋唐疆域拓展和经济文化较大范围的繁荣紧密相关。

（3）宋金时期。

初步统计教育名人为86人，以长江为界，恰好南北各占43人，在上一时期基础上，北消南长而呈均衡态势。

况且南宋建都江南，加之北方战乱频繁，各方资财遭受破坏，此消彼长，教育南北均势，势在必然。

以当时兴盛的理学教育表现最为明显，其四派的代表人物的地理分布刚好南北各半：

濂学代表周敦颐（湖南），闽学代表朱熹（福建），洛学代表二程（洛阳），关学代表张载（陕西）。

（4）元明时期。

教育名人76人，北方16人占21％，南方60人占79％，南方优势确立，此期教育轴心已经转移至江南。

元代北方人才因南逃而凋零，南方因地处边远，各方限制较少而兴盛。

如著名的苏湖教学法，明代王守仁以及以反传统面目出现的王艮、李贽，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学东浙之风，及一大批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科学、教育家和顾炎武、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均出于南方。

（5）清朝。

初步统计了73人，其中北方10人占14％，南方63人占86％，教育轴心偏居江南的形势更加明显。

一大批教育家如王夫之（湖南）、戴震（安徽）、龚自珍（浙江）、林则徐（福建）、魏源（湖南）及反孔批儒的洪秀全（广东）、洪仁gān＠①（广东）都居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南方教育绝对优势确立。

（三）教育轴心南移还可以书院之发展轨迹为据。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

在中国，书院的创始可追溯到很早的时期。

其中最著名的是齐国首都的“稷下学宫”。

虽然当时有书院之实而无其名，但稷下学宫是可以作为书院的雏形或渊源的，稷下学宫位于现今山东临淄，是战国中后期的最高学府，学者云集，讲论不绝。

这恰与当时的人才及教育名人集中区相重合，这并非偶然。

至汉代，精舍精庐承袭了春秋私学的遗风，是古之书院的又一渊源或别名。

精舍精庐之于北方，因其执教者，如叔孙通、伏生、孔安国等，都出生和生活在北方为据。

这与当时教育轴心之所在相吻合。

唐代皇家创设丽正书院，书院之名始立。

“安史之乱”后，民间纷起仿效，私立书院，南北遍设。

据统计，唐代私家书院共17所，北方2所占12．5％，南方15所占87．5％。

这种比例关系与汉代之前大不相同了。

宋代是书院制度的确立时期，书院在官方认可、扶助下有了很大发展，并因坚守儒理而与佛道鼎足，经历宋初的勃兴、中期的沉寂，南宋的大盛三个阶段。

此期书院共203所，长江流域占74％，珠江流域占21％，黄河流域占3．5％。

元代，书院失去了自由讲学的特征，为官学所同化。

此时长江流域书院数仍居第1位占65％，黄河流域为27．45％，珠江流域占6％，其中江西、浙江、湖南三省合占52．44％，超过半数。

明代中叶以后，设立书院之风盛行。

从分布上看，长江流域51％，珠江流域30％，黄河流域19％。

从各省来讲，以江西、浙江居一、二位，但广东有所增长，居第三位。

清代书院比以前各代均多，乾隆时期为最盛，还与官学合流成为清代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期新建的书院中，黄河流域占18％，长江流域占35％，珠江流域占45％。

由此观之，书院虽然萌芽于黄河流域，但由于时事变迁使之南移，使书院的大盛出现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北方的书院在唐宋之后反显沉寂。

可见，我国古代确实存在教育轴心南移现象，究其特点如下：

（1）教育轴心仅在东部地区移动，具体有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及珠江中下游地区，东部沿海地区。

而广大的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则发展缓慢。

（2）教育轴心南移的大致轨迹为：

（3）宋朝是教育轴心南移的关键时期。

史书中有很多有关的论述足证这一点：

章潢在《图书编》卷34《统论南北形势》中有言：

“邹鲁多儒，古所国也。

至于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洙泗寂然矣。

”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也说：

“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

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

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皆为一时名臣。

……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

”再据台湾学者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统计，唐代诗人大致还是南北参半，而北方略占优势，至宋代，许多著名词人已是出自南方，北方仅有寥寥几人。

由此观之，宋朝是我国教育轴心南移的转折点。

（4）在教育轴心南移的过程中，教育发展的地域也有一个集→散→集→散的特点。

汉朝以前，教育轴心多聚山东、河南等省，隋唐时期，教育轴心扩散于长江以北各地，南移后，曾再度集聚于浙江、江苏之一隅，清代则于江南地区广泛扩展

先秦史研究：

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一书，以聚落形态的发展和变化为主线，探讨从村落到国家运动轨迹，论述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途径和典型方式，属于别开蹊径的新视角，从而为新世纪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书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国家暴力的核心--王权的形成和强化作了全面考察，充分阐述了从“五帝”时期到“三王”时期，王权是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权力系统的集中反映。

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研究》。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是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农业的总结之作。

该书有不少辨正前人之处，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既从纵向论证了商代农业早晚发展的不同，又从横向分门别类地对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农业作了系统地叙述，推动了商代农业史研究的深入。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深入探讨和论证了殷商历法的纪日、纪月、纪年等问题，并对与历法有关的开象记录也进行了甄别，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纠正了不少前人有关殷商历法的误说，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看法，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

曲英杰《齐都临淄城》著作，是在全面剔梳史料并与考古发掘成果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多方位研究齐都临淄的开创之作。

书中不仅从宏观上纵向考察了齐都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而且微观上对临淄城内居民的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甚至对春秋时齐国的贵族，诸如崔氏、国氏等世卿的宅居及其方位形制都进行了有根据的复原。

因而《齐都临淄城》不仅对齐国史的研究很有意义，而且也为古都研究的深入进行了新的摸索。

国家重点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在1998年取得了许多新收获，其中偃师商城考古新发掘，不但确认了偃师商城有外城、内城、宫城之分，内城和宫城早于外城；而且也试图为夏、商之交的年代亦即为划分夏商文化提供界标。

2月在山西侯马召开的“西周列王年代学考古专题研讨会”上，李伯谦教授提出了晋侯墓地八组墓葬分属于从晋武侯到晋文侯等八代晋侯的观点，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赞同，其分期研究成果可以与《史记·晋世家》记载相比较，将西周文化分期与西周王世对应了起来。

此外，关于月相问题、铜器的考古学编年与断代问题、厉宣幽王年问题、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的可能年代、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等都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是朱大渭先生积40余年心血而撰写的40余万言的力作，全书由22篇论文组成，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医学等广泛领域。

该书对于当时的官俸、官员致仕、政界名人的年龄结构、外科医学、畜牧等不甚为人注意的新课题均加以撰论，而对史学界研究成果较多的问题，如农民战争、民族融合、阶级结构、人物评价等，也撰写专文。

而且在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勤搜博采，殚心精思，因而能提出令人服膺的新解。

台湾学者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1998年），依据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官文书，参照传世文献，考证了汉代的政治制度与地理状况。

这本15万字的学术专著，距1996年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秦汉史国际讨论会”上谢桂华介绍尹湾汉墓简牍，时隔仅仅两年，而其完成初稿时间距《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仅七个月。

如此迅速的反应，实得力于先进的研究手段。

作者称，本书之撰写，利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汉籍全文资料库，检索方便快捷，本书得以在短期完成盖以此也。

”

1998年出版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专著中，属于社会生活史类者占据了重要的成份。

其中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一书，分七个专题考察了汉代社会风尚、汉代人的精神世界和语言现象。

由于文献疏于记载或语焉不详，使历史的复原颇为不易，因此从琐细的社会生活表象中进行富有历史深度和理论深度的分析殊非易事，作者却不避困难，进行深入细致研究，从而对这些现象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作为龙蛇丛书之一的《古道侠风》一书，也是彭卫在汉代社会风尚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对汉代的游侠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在这一时期的宗教史方面，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的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有内容有深度的力作。

马勇的《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是秦汉学术史方面的新作。

朱大渭、梁满仓合著的《武侯春秋》（团结出版社，1998年）是两位作者将多年来对诸葛亮一生深入的研究以畅达生动的语言表达的成果。

此外，列入《武侯祠历史文化丛书》（十册）中的李兆成的《一代贤相诸葛亮》和谭良啸的《天下英雄得刘备》，也于1998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隋唐史研究：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12月），该书把寺院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置于华梵文明的遇合与交融，以及华夏文明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

书中对汉唐佛寺经济生活三种生存状态的本质特征的分析、对作为“文化视野窗口”的寺名的考察，对观音瑞像起源、意义的论述，以及对寺型演变原因的探讨，都是独到而有深度的创见。

此外还有由张泽咸、李斌城等合著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黄正建《唐代衣住行研究》、杨际平等合著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庭关系》等著作。

宋辽金元史研究：

由史卫民等主持翻译的《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值得一提的。

该书有九章内容，73万余字，各章分别由当代西方的权威学者撰稿，书后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基本上反映了国外学者90年代以前对中国辽夏金元史的研究情况。

该书的翻译出版，为我为学者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宋代法制史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点。

继去年郭东旭《宋朝法制研究》一书出版后，1998年又出版了薛梅卿的《〈宋刑统〉研究》，该书在对《宋刑统》进行系列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如该书征引大量史料，认为《宋刑史》为宋朝300年通行不废的一部法典，与普遍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

朱瑞熙等著的《辽金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也是社会生活史断代系列之一，该书函盖面较广，全面叙述了公元916--1279年共三百多年间中国境内各民族政权的社会生活，内容详实，叙述得体，其中有些方面，象押字、剌字等颇具时代特点。

明史研究：

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书，向史学界提供了明初的黄册抄底，纠正了原流传的所谓“黄册原本”的错误。

澄清了明代里甲编制与图保编制分属不同系统的区别，证实了黄册人口登载事项中包括妇女的说法，论证了甲首本是一种职役，不当作一甲“首领”来理解，揭示了黄册制度的本质不仅是赋役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它首先是控制人口即控制劳动力的。

该书在明史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获得高度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明代商品经济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不仅论著多，而且涉及的领域较宽，例如对典当业、农村集市、庙会、会馆、市场网络、市场法等都有研究。

其中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就属于系统研究江南商业经济的专著。

通过他的研究表明，在16世纪的明朝，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一书，对明清河南集市、庙会和会馆的建立、发展、分布、类别、组织管理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作了考述。

在明清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方面，有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从社会史与地方史的交叉处入手，采用多学科渗透的方法，对300余名明清上海名流及其著姓望族作了多方位的研究。

作为民族关系史，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一书，充分利用丰富的汉文、蒙文、满文史料，紧紧围绕古代蒙古地区与中原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联系，阐明推动蒙古各部南迁的内外原因，以及南迁对周邻民族和对蒙古本身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解决的有关漠南蒙古历史上社会、经济、地理等方面的问题。

清史研究：

明清鼎革与清前期历史地位，一直是倍受关注的。

顾诚《南明史》受到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并引发了明清之际历史的新思考。

关于康乾盛世，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与顾诚的观点不同，认为清朝入关后的统治，诚然具有维护满族特殊利益，牺牲汉族百姓利益的内容，但同时它也在不断调整统治方针，努力实现民族关系和谐，以达到稳定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国家的统一，经济繁荣，武功强盛，学术集大成等。

如果将其和同时期英、法等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了，这可以说是康乾盛世最大的悲剧所在。

但这种落后至晚从明朝中叶就开始了，康乾时期中西差距只是拉得更大而已。

在清代的政治研究中，吴吉远的《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书是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

该书对清代专制与法制的关系，清代立法与司法的建设，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对朝县（州）、府、省三级司法职能进行了立体的分层深入研究，并考察了幕友、书吏、差役、长随在地方司法中的特殊作用，比较清晰、完整地揭示了清代地方司法系统的基本状况。

关于清代人物研究，1998年出版的冯佐哲的新著《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比较彻底地改变了以前将和珅漫画、丑化的传统做法，还和珅以历史本来面目，纠正了以往人物研究中片面性。

文化史研究：

1998年出版的有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刘惠文的《蔡元培的文化思想》、蔡克骄的《瓯越文化史》、武斌编的《中国文化史概说》、赵锦元等编的《中国民族宗教与文化》、马启成、丁宏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卿希泰和詹石窗合著的《道教文化新典》、陈鼓应主编的《道教文化研究》、张继禹主编的《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枣兼论道教济世贵生思想》等。

其中由萧克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华文化通志》，从筹划到编撰出版，历时8年，篇幅达101卷、4000余万言。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化通志。

全书分为序卷和十典百志、贯通古今五千年历史，涵盖十大文化领域，包括56个民族文化，涉及文史哲经等十个主要学科，汇集了大批专业学者，内容丰富详实，撰写质量高，既有可读性也具学术性，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中外关系史研究：

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利用中亚古文献进行专题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之一。

作者利用国内外已刊布的回鹘文文献,结合汉文史料，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经济情况、功德思想、寺院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探索。

林梅村的论文集《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是其《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的姊妹篇,集中反映了作者利用佉卢文献并与史籍和考古资料相结合，是研究中亚古代历史文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历史地理研究：

1998年出版的有《侯仁之文集》、陈桥驿《方志论集》、葛剑雄《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李勇先《舆地纪胜研究》、卫家雄、华林甫《银色巨龙--长江》、辛德勇《黄河史话》等。

通过这些著作和一批论文，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地理是一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专门之学，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除了对疆域与政区、历史军事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外，有关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如何保护环境，也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综观中国古代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内容充实、观点新颖的论著不断涌现，专题研究亦有所加深，学术空气相当活跃。

但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同时，转变视角，引发新思路，借鉴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途径，都有待继续努力。

另外，研究学风尚须进一步严谨，尤其应加强学术批评，提倡学术争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