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经济学批判中的人本学话语之凸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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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经济学批判中的人本学话语之凸现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经济学批判中的人本学话语之凸现
张一兵
詹姆斯·穆勒是19世纪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在19世纪20年代围绕李嘉图学说的论战中，他是李嘉图学说的拥护者。
马克思后来指认穆勒为李嘉图学说的庸俗化代表。
马克思在60年代的《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中再评价穆勒时说：
“穆勒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李嘉图理论的人，虽然他的阐述只是一个相当抽象的轮廓。
他力求做到的，是形式上的逻辑一贯性。
”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最后阅读了李嘉图的成名之作，即182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阅读的版本是1828年巴黎法文版），并写下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笔记》）。
我认为，在青年马克思最初的经济学研究中，《穆勒笔记》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文本，因为它真实呈现了青年马克思主义以哲学家的身份面对古典经济学时的某种逻辑突变，即试图从哲学人本主义的构架去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
这一笔记，也是我们进一步追问《1844年手稿》深层意义的一种新的通道。
一《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解读语境
我已经说过，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原生思想母体说到底是黑格尔的观念主体异化理论。
在他刚开始接受异化观念时，仅在青年黑格尔派凸现的自我意识片断性规定上持有主体的外化和复归的先在性逻辑（《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在1843年转变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时，他才拥有了较完整的人学异化史观。
当然，他是在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之后，特别是在为无产阶级寻求革命根据的内在冲动的驱使下，提出了以批判为主旨的社会政治异化观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时期）。
但是我发现，即便如此，马克思也没能在哲学逻辑上独立形成自己的异化理论的逻辑框架。
马克思自己独特的经济（劳动）异化理论，恰恰是在他转向对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经济学研究时才逐步建构起来的。
这是他新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极过渡性环节。
关于经济异化的思想，显然马克思一开始就受到了赫斯的影响（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
在马克思1843年写下的《论犹太人问题》等文中，这种新的异化理论的思想就已经初露端倪。
马克思写道，在经济生活中，金钱是一种在人类主体之外的物，但它又是人类主体本质外在化的表现。
金钱明明是人所创造之物，可是现在它却以“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的身份剥夺了主体自身和整个世界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异化了的主体又不得不匍匐于这个人造物面前，对之顶礼膜拜。
在这里，马克思不再像在《莱茵报》工作时那样仅仅贬斥人的这种追逐物质利益的现象（“下流的唯物主义”），而是从理论上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关注了。
马克思不自觉地引发了一种思考，即经济生活中的异化是人的社会政治异化的基础。
这种思考在《巴黎笔记》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更深层面上得到确认，即在他在书径穿行的最后一个驿站——《穆勒笔记》中得以实现。
以我的看法，《穆勒笔记》是《巴黎笔记》中的一次重要认识飞跃，其实质就是人本主义哲学话语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确立。
马克思在这里实现了一种话语的转换，即从经济学学习的跟读语境转换到哲学话语的统摄性运作。
实际上，这正是他走向《1844年手稿》的真实逻辑中介。
所以，《穆勒笔记》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时无法任意路过的，令人遗憾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1979年发表该笔记之后，国内学界至今没有一篇对这个文本的系统研究论文。
以MEGA2编译者的考证，《穆勒笔记》写在《巴黎笔记》这七个笔记本的第四个笔记本的第18-34页，共17页。
此外，还有一个结尾部分（6页）补记在另一本笔记本（第五个笔记本）上，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发表的主要是前一部分，这也是笔记的主体和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在此解读的主要也是这个主体部分。
应该说明，我在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已经对这个笔记已经作过初步的研究，但由于当时这种研究仍然停留在单纯以哲学观念来直接提取马克思的理论质点的解决方法中，所以，诚然我也正确地判断该笔记是马克思经济异化逻辑的真正发源地，并第一次标注出青年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异化构架，但却失落了马克思此时与经济学研究同体的许多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这里，我将进行必要的重新解读和补充说明。
以我现在的思路，青年马克思第一个人本主义经济异化逻辑构架的建构，是通过在《穆勒笔记》中所依次布展的三次重要的理论提升来实现的：
对经济学理论的哲学评判、对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颠倒之经济学哲学反思、对劳动异化理论的初步哲学建构。
二理论建构A：
政治经济这的哲学评判
第一个理论建构是十分关键的。
它标志着马克思开始在《巴黎笔记》中第一次完整地从总体上驾驭经济学，我认为这种理论统摄是由哲学逻辑投射的。
这实际上是整个《巴黎笔记》的一个重大理论飞跃。
我将这次理论飞跃称为马克思在推状态中捕获到的一种新话语的灵光。
下面我将通过文本仔细考察这个过程。
我发现，马克思在这次阅读过程中，实际上是沿袭穆勒原书的基本结构，即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部分对该书来进行摘录。
从阅读伊始一直到该书的第137页（第三部分的第8节），他始终没有写下一个自己的评注。
马克思理论思考的第一个逻辑激活点是在这个部分的第6节出现的。
第6节的着眼点是什么？
货币。
马克思在这一节开始添加“媒介”这两个字作为插入的标题，以期引起注意。
这是支援背景中的赫斯构架在起隐性支配作用。
当读到穆勒认为货币与金属人偶的关系由生产的费用决定时，马克思突然中断了摘录了，写下了大段独立的议论，也由此，出现了在马克思《巴黎笔记》全部文本中罕见的“个人的议论占了相当大部分”的情况。
在议论的开始，马克思首先批评了穆勒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犯的相同错误，即将某种经济规律凝固化的非历史态度。
“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
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
”马克思说明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费用与价值之间的决定关系、需求与供给之间经常处于波动之中的现实运动，这其实是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矛盾性运动过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抽象的分工表述这种现实时，都只能坠入现实运动的偶然性和片面性的陷阱中。
这倒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
“在国民经济学中，规律由它的对立面，由无规律性来决定。
国民经济学的真正规律是偶然性。
”很明显，这种解读仍然是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青年恩格斯那种“自然规律”抵制思路的延续。
必须指出，马克思这里的评论既是正确的，但又并不是深刻的，因为马克思试图以费尔巴哈的感性具体来反对古典经济这所映现的已经在社会现实（工业）中实现的“抽象”。
我注意到，这段评述是针对第8节中穆勒的具体观点的，而且这个观点的确属于经济学范畴。
马克思在这个议论之后画了一条横线。
然后，他的思路突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他一下子跃出第8节的内容，返回到在第6节中那个引起他注意的论点，即穆勒将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的观点。
他斩钉截铁地说，这是“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
我们发现，马克思在此又突然赞同穆勒的观点了。
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一个媒介（关系）看似成为人与人交换的环节，便人们却在这个媒介中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货币看似体现了人的某种物质，却把人的本质异己化了；货币看似服务于人，却获得了对人（主体）的支配“权力”；货币看似匍匐于人的脚下，却成为人的“真正的上帝”！
马克思在此以基督是人与上帝的媒介为喻，说明货币的本质是人之本质的异化和颠倒。
其实，这是一个联结，它体现了从赫斯那条货币（金钱）是人的本质异化思考逻辑（《论犹太人问题》）的延续；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联结，它其实已然融入了马克思自己的思想激活，是马克思理论建构在逻辑上的深化和升华！
马克思说，金钱——货币的本质其实首先并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是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
”马克思这样论述道：
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Entäußerung），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失去人性的人而活动；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变成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
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
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
马克思发现，对这种“媒介”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
这种认知的深刻性是不言而喻的。
他还注意到：
“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在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起外化的中介作用，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
（dieGattungstätigkeit）。
”马克思在这里真正延展了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思想：
费尔巴哈把宗教神学视为人的类本质的外化与异化，赫斯已经看到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中人的自由活动和交往（社会的类本质）外化和异化为金钱，而马克思则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异化更深刻的本质。
马克思接下去分析道，为什么私有财产必然发展到货币呢？
“这是因为人作为喜爱交往的存在物必然发展到交换［ⅩⅩⅤ］，因为交换——在存在着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必然发展到价值。
”显然，这里的“人作为喜爱交往的存在物”一语，直接就是赫斯的话语。
前苏联学者卢森贝认为，马克思这时已经区别了自然经济私有制和商品货币私有制，并由此“奠定了真正科学的经济学说史的基础，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也推广到一个知识部门”。
我以这种评价过高了，也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且不说这个时候还谈不上辩证唯物主义，甚至马克思这时也还没有真正历史地研究经济学史。
这一研究实际上是从一年之后的《曼彻斯特笔记》开始的。
在此，马克思只注意到，“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
货币才是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
”很显然，这是一种透过赫斯——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逻辑折射的语言。
在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中，人的类本质是人类共同的感性活动和人与人的真实直接交往关系，但是在宗教中它却采取了异化的颠倒的抽象（中介，Vermittler）形式，人的类本质颠倒地表现为人之上的上帝，而“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的媒介。
异化的主体是关系，而不是某种抽象实体，这是费尔巴哈异化史观中十分深刻的地方。
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自然人”和“人与人”的自然关系进一步确定为“社会的人”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将赫斯的交往关系的类本质颠倒为金钱关系的异化观点系统化为一种关于人的类本质（关系）在社会经济运动中异化的理论：
人与人的类关系被异化和抽象为价值，这个价值即是私有制下经济关系中的上帝，而货币则代表了价值的价值即耶稣基督这种媒介式的、再一次被异化了的无个性的、抽象的私有财产。
这是典型的费尔巴哈加赫斯的逻辑混合物。
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重商主义）与国民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不过是后者“用精细的盲目信仰代替了粗糙的盲目信仰”，但它并没有改变这种经济异化的实质。
在他看来，国民经济学所认可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信用业仍然是一个骗局。
虽然看起来，在信用业中，“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然而这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假象，并且是更加“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
因为，这里所运作的东西甚至“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信用只是对富人的信任，体现了对货币拥有者的道德认同。
“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
”这样，看起来用于交换的媒介似乎从物的形态回到人的交往形态，而实际上这种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
马克思说：
“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
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
”所以，“虚伪制度内的一切进步和不一贯全都是最大的倒退和始终一贯的卑鄙。
”。
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关于信贷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而是资产阶级信贷现象的哲学和道德控诉。
依马克思此时之见，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信用业是人自我异化的极端表现，但这种人的颠倒却得到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肯定，并且，在一种“圣人给予高度承认的假象”下得到证实：
第一，信贷这种人格的信任和肯定只提供给已经富裕的资本家，所以作为穷人的工人只能作为人格的对立面而被否定；第二，工人不仅不会作为人得到经济上的信用和积累的实际机会，而且“还在道德上判决他不配得到信任，不配得到承认，因而是社会的贱民，坏人”；第三，由于货币在信用业中仅仅是观念的存在，所以异化就开始发生在非实在的人格中，“人不得不把自己变成赝币，以狡诈、谎言等手段来骗取信用”；第四，信用业在银行业中的完成，也是货币的完成，它不过说明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是“商人的玩物”。
我们从中应该能发现，此时青年马克思已经开始非常深入地介入经济学领域，可是马克思并没有打算真的以经济学的理论规范去面对这个他的枪口直指着的布尔乔亚世界。
这支枪，正是哲学人本主义！
总之，在第一个理论建构中，马克思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评论经济学的。
三理论建构B：
经济关系颠倒之经济学哲学反思
第二个理论建构是，马克思在第一层思考的藏在所进行的另一种探讨，我将其称为哲学与经济学内容的理论接合。
这一次，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成了强有力的权力话语和逻辑推进的理论中轴。
这一人本主义话语将成为正面《1844年手稿》的真正逻辑座架工具。
在此，马克思从经济学（货币——交换）走向哲学批判（类本质——异化劳动），从经济学的现实批判变成形而之上的哲学思考。
而在十余年后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马克思却在同一个接触点上从哲学批判重新走向经济学。
马克思指认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出现了这些特点：
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享受（Gattungsgenuß）——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
请读者们注意，该引文中第一句里马克思分别在字词上打上着重号的地方是：
两个“交换”相当于“类活动”，以及接下去的两个“社会的”定语。
马克思在自觉地进行一种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结：
“交换”实际上是原来应该存在的人与人交往的类活动和类精神！
交换是经济学，而交往的类活动与类精神是哲学。
前者是国民经济学，后者是费尔巴哈——赫斯式的人本主义话语，而第三个语境则是马克思自己独特的理论规定，即人的本真存在中的社会的活动与享受。
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倒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的自然存在与关系，而是人的真正的社会本质和社会联系，而且，这不是一种与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东西，而恰恰是每一个个人真实存在的本质。
这种人的本质，不是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那种思辨的反思所产生的，而是由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即个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存在时产生的。
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这种人的社会本质关系却表现为外在的物的交换关系。
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现实中所发生的人的类本质关系的异化。
必须指出，马克思这里的人的本质（关系）虽然加上了“社会的”定语，但它地真是一种抽象的规定性。
与马克思不久之后写下的《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本质相比，它可以说同样是抽象人本主义的东西。
因为这种所谓的真正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理论化的价值悬设。
这与后来马克思在1846年所指认的那种基于物质生产条件的现实的解放可能性是根本不同的。
因此，马克思此时无法看清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中这种复杂的客观物化和颠倒了的社会关系的内核。
于是，经济现实中客观颠倒的社会关系被理论地指认为异化：
“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
在马克思看来，再往更深处探究，社会联系的主体是人，这个人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
而由于“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异化的人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异化。
在这里，人的存在决定社会关系，而不是社会关系决定个人。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理论尺度相比，这里所布展的正好是一种相反的逻辑。
只有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马克思才可能完成真正分析解决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颠倒问题的任务。
很明显，马克思从最初的对经济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的哲学论出发，开始实现一种总体理论逻辑上的飞跃，对从货币的异化现象的关注，升华为对交换这一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异化的研究。
这样，马克思此时的理论研究就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因为他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经济异化理论的完整逻辑框架了。
潜在的话语与自觉的理论原则在此生命了！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紧紧扣住了一个极重要的他不久前已经觉察到的问题，即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从自然的奴隶变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隶。
这与那种早期人受自然支配的现象有共同的特征，即人被外物所奴役，人类主体仍然不是他（应该是的）自己命运的评价。
显而易见，在马克思当时的人本主义历史观框架中，这种思想带有极强的伦理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
同时，在这里，我们又能体会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逻辑的某种背景支援。
在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中，上帝是人的本质之颠倒，人创造了无所不能的神，却使人类主体自身变得空无，这个无能的空心人只得跪倒在自己创造出来的万能的创造物的脚下。
而此时马克思的哲学逻辑，显然比费尔巴哈的站得更高一些，它已经从自然的人性和本质的理论确证走向了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理论确证，而且也比他不久前的理论逻辑思路更清楚一些。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对人的本质的设定，即人类主体没有被异化时所应该拥有的先验本真状态——真正的人的社会关系。
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马克思的政治异化观点相比，显然有更加具体的逻辑所指。
当马克思用这种一个人具有的本真尺度去衡量当下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时，他立即发现，人类主体（劳动者）的本质就像在费尔巴哈的那种宗教异化过程中一样，在他的经济生活中被彻底异化了（又是一个坏的“是”）：
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
以马克思之见，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是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或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探讨他们在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
”即“把社会交往（geselligerVerkehr）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他发现：
交换（derTausch）或物物交换是社会的、类的行为，社会的联系（gesellschaftlicheBezidhung），社会的交往和人在私有权范围内的联合，因而是外部的、外化的、类的行为。
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为物物交换。
因此，它同时也是同社会的关系的对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这种论布展的脉络十分清楚——它经历了从对社会政治分立（异化）的关注步入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的关心，再从对金钱异化的具体批判步入对经济关系异化的总体逻辑的哲学批判的过程。
然后，马克思将从交换领域走向劳动生产，劳动异化的思想开始生成。
这个行进方向与古典经济学从交换到生产的逻辑也是一致的。
这恐怕也是赫斯没有跨出的重要一步。
四理论建构C：
劳动异化逻辑的初步设定
第三个重要的理论提升是劳动异化理论的初步形成。
在这里，青年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异化直接提升出人的本质异化之根源是劳动活动的畸变，这种观点意味着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最初建立。
用马克思此时的话来说，即“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
马克思在这里探讨的是劳动异化的经济学本质。
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劳动虽然是人的生活来源，但它的目的本来应该是劳动者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以及劳动者本人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对劳动所做的本真性规定。
劳动是劳动者本人的一种生命的总体需要，可是，现在这种生命的需要在交换关系中发生了某种畸变：
一是这里的劳动本身和劳动产品都与“工人的需要、同他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反倒成了外在的某种客观“社会组合”；二是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从事劳动生产，只是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
由于劳动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人关系而生产的”，所以对于劳动者来说，社会的需要固然是多方面的，可是劳动本身却变得越来越“单方面”，劳动“陷入陷入谋生的劳动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
显然，马克思此时是从主体需要（Bedürfnis）这个规定出发来定位劳动的本真意义的，这与后来《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从对象化生产去定位劳动有着重要的异质性。
马克思这里从谋生劳动导引出劳动异化，它具体包含了四层异化关系：
第一，“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第二，“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第三，外在的社会需要成为劳动者异己性的强制；第四，劳动者的生命活动异化为手段性谋生活动。
很明显，与《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劳动异化的四重逻辑层面相比，这种分析还是十分粗糙和不精确的，但它毕竟摇曳着更深逻辑建构即将布展的点点星光。
依照马克思此时的认识，劳动异化的发生是由于所有制条件下的分工造成的。
他认为：
同人的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表现为物物交换，表现为做买卖〔Schacher〕一样，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
因为，在分工的前提下，产品和私有制下的财富获得了等价物的意义，人所交换的已经不是他的劳动余额，而是对他来说“完全无关紧要的物”，即作为谋生劳动的直接结果的交换媒介——货币。
而正是在这个货币中，“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
在这里，社会的本质只在它自己的对立物的形式中、在异化的形式中获得。
马克思对人本主义经济异化理论的总体逻辑建构，在他第一段“议论”中已经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实现。
接下来，马克思先对穆勒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后半截一直到第四部分（《论消费》）的第3节做了大段摘录。
在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已经凸现出来的情况下，经济学的东西总是被遮蔽的。
其实在穆勒这本书的第四部分中，他已经提到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也分析了消费只随着生产的扩展而扩大的特性。
这些观点都是对斯密理论的复述，可是马克思此时是无法理解这些经济学命题和重要概念的。
所以，马克思再一次回到以交换为视轴的经济异化理论的主题上，直接论说了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与经济异化的内在关联，并且进而确证了他的经济异化理论的完整的哲学逻辑构架。
马克思指出，在现实的私有制的基础上，人的生产目的总是为了自私的物化式的占有。
“生产的目的就是占有。
生产不仅有这样一种功利的目的，而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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