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巴托克下.docx
《我所认识的巴托克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所认识的巴托克下.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我所认识的巴托克下
我所认识的巴托克（下）
————————————————————————————————作者：
————————————————————————————————日期：
我所认识的巴托克（下）-音乐论文
我所认识的巴托克（下）
文字_王崇刚
《乐队协奏曲》首演后，库塞维茨基对巴托克愈发钦佩。
第一场演出后，他告诉巴托克：
“这是十年来最好的作品！
”纽约演出成功后，他说：
“这是二十年来最好的作品。
”一个月后，它成为三十年来最好的作品。
当赞赏上溯到“二十世纪以来”，巴托克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轻轻地问：
“包括肖斯塔科维奇么？
”
巴托克本人追求专心致志的创作生活。
在我离开匈牙利的几年里，我和他很少联系，直到我们在纽约重逢。
很难想象，巴托克这个最“匈牙利”的匈牙利人，也会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一步让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我确信，他的生命因为离开故土而缩短，他也明白这一点，并认真去面对。
他为什么离开？
这很简单，他认为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
他逃亡的直接起因是右翼势力的抬升，但从本身上讲，他反对所有形式的暴政。
他嘱咐说，如果匈牙利有所谓的“希特勒大街”，就不能用他的名字为这儿的街道命名。
匈牙利后来出现了一条“斯大林大街”，这让他没有意料到，不然，他肯定会针对这种可能，更改他的嘱托。
巴托克在美国生活得很艰难。
虽然他在匈牙利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但国外的空气几乎让他崩溃。
他在美国遭遇的贫困并不比在家乡强烈，但这更痛苦，更令人难以忍受，因为这是在陌生国度的贫困。
大卫王的圣歌中说道：
“在陌生的地方，我们怎能歌唱。
”巴托克真的歌唱了，的确，在那个陌生的地方，他用笔写下了经典。
只有他知道，这一切让他受了多少苦。
指责这个世界忽略他很容易，但是他几乎不可能得到帮助。
曾有大学为他提供职位，但他拒绝接受。
任何帮助行为几乎都无法让他接受。
他的傲慢和执拗，就像围绕他的一堵石墙。
然而，他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喜欢静静地笑，聊聊八卦，偶尔还喝点酒。
一次在我的寓所，他连干了两瓶血腥玛丽（酒精含量低的红色鸡尾酒），让我又惊又怕。
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长期以来愈发严重的病痛让他渐渐衰弱，眼睛变得越来越大。
不过，美国的岁月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快乐，那就是音乐被认可。
他对自己作品的表演和表演者很感激，但要求同样苛刻。
“我想它应该稍微快一点。
”他说话的样子很低调，但在得到他所期望的东西之前，他会喋喋不休地说下去。
比如，巴托克把自己的小提琴奏鸣曲题赠给了梅纽因。
为此在首演前，梅纽因曾与巴托克就这部作品进行切磋，恰巧我当时也在场。
这是一部非常难演的作品，巴托克了解这一点，接受了梅纽因的要求，尽其所能地进行了微调，但他也会在必要的时候，固执地表示拒绝。
演出那晚，他因梅纽因无与伦比的演奏而感动。
他的评价是（用匈牙利语低声说）：
“哦，如果所有的作曲家都能听到他们的音乐被这样演奏……”
有一次，巴托克终于接受了一个创作乐队协奏曲的委托。
实际上，这是约瑟夫·西盖蒂的主意（他在鼓动本尼·古德曼委托巴托克谱写为钢琴、小提琴和单簧管创作的《对比》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听说的情况是这样的：
西盖蒂偶然在纽约见到了库塞维茨基，告诉他巴托克生病住院了，应该为他做点事情。
库塞维茨基真的太伟大了，他本人其实与巴托克及他的音乐没有很密切的关系，却立即去探望了巴托克。
这注定是一番不同寻常的景象。
库塞维茨基在谈话的开始，便用手势向作曲家提出了创作一部管弦乐作品的委托。
“但是，你看看，库塞维茨基先生，我现在已自顾不暇，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怎么能给你写新作品呢？
”
“没关系，巴托克先生，”库塞维茨基用他出名的俄罗斯式英语说，“等你感觉好一些再写吧！
”
巴托克叹了口气，说他很高兴写一首新的管弦乐。
“那就妥了。
”库塞维斯基说道。
然后他就拿出了支票本，填了一张支票算作报酬。
“噢，不，”巴托克举起他那苍白的、皮包骨的手说道，“你只能在我写完作品后，才能给我报酬。
”
这时，库塞维茨基看了巴托克一眼，计上心头，回答说：
“对不起，巴托克先生。
委托条款要求的是，委托一旦制定，便要先用支票支付一半委约金。
”
巴托克没有对此反驳。
他把谱纸和铅笔带到了医院里，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就了他的《乐队协奏曲》。
创作这首作品似乎对他的康复也很有帮助，待作品写完时，他也可以出院了。
那或许是因为，相对于那些意外的物质帮助，这项委约对他来说意味着更多。
《乐队协奏曲》刚刚写完，最后一页可能还墨迹未干的时候，我应邀与巴托克、他的出版人海因施密尔，还有波西和霍克斯见面。
当天他们便向我展示了新乐谱，并一致认为这部作品能制作出一部很好的芭蕾舞剧。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海因施密尔的计划。
他们找我，是因为我在芭蕾圈子关系不错（我当时是两家芭蕾公司的指挥）。
显然，出版商希望我能安排一家芭蕾公司购买此作品的版权，这样能给巴托克一笔额外的收入。
但我对此并不乐观，因为在我以往的经验中，芭蕾界总是变幻莫测。
幸运的是，海因施密尔的计划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美国芭蕾剧院购买了这部作品的舞台改编权，谁知道一部舞蹈作品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原先安排的编舞者是安东尼·图多尔（AntonyTudor，1908–1987，英国编舞家），我曾用钢琴为他演奏乐谱。
他对这首音乐很是着迷，想一遍又一遍地听，我弹奏了一次又一次，十遍二十遍。
然而他还是没听够，为此我特意去卡内基音乐厅的一个私人录音棚，将我的演奏录成唱片，送给了图多尔。
不过，这次演出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我很困惑。
当时正在为首演研读这部作品的库塞维茨基也向我要了一份录音的拷贝，因为他喜欢听所有他要指挥的东西。
不过，《乐队协奏曲》终究取得了巨大成功。
它以闪电般的速度风行世界，至今仍是二十世纪演出最多的作品之一。
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乐队协奏曲》首演的故事。
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乐手告诉我，巴托克曾亲临了最后一次的排练。
当时，库塞维茨基说：
“巴托克先生，如果你有什么话要说，请直接告诉我！
”巴托克向他表示感谢。
第一乐章刚过了四五个小节，他就举起手，用耳语为库塞维茨斯基解释了一些东西。
十小节后，音乐又一次被中断。
两个小节后，乐队第三次停了下来。
如此往复……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这种情况变得让人心烦起来。
库塞维茨基说：
“巴托克先生，或许你可以在我们进行的时候用纸和笔记下来，最后再告诉我们你所希望的。
”
巴托克这样做了。
乐手们看到巴托克一直坐在前排兴奋地写着。
当最后乐章结束，他又奋笔疾书了一阵子，然后站起来，带着他的笔记，就像给我描述这件事的人所说的，“劲头十足”。
此后，疲惫的库塞维茨基领着他，弓着背，拖着步子，走进指挥家更衣室。
这个间隔持续了很长时间。
当他们最终出现时，情景又大不一样了：
库塞维茨基轻松地走在前面，步履轻盈，巴托克则拖着步子走在后面，表情冷淡。
库塞维茨基走上指挥台，宣布：
“各位，巴托克先生对一切都表示同意。
”另外，我的朋友，著名的耳科专家，后来成为哈佛大学教授的乔治·克莱曼也陪同巴托克出席了最后的排练及作品首演。
他告诉我，在音乐会后，巴托克对他说：
“你知道，所有的乐队成员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都知道如何演奏所有的东西，不用任何多余的指导。
”
之后，巴托克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什么都不需要更改了。
”
又过了不长时间，巴托克把我叫到一边，问：
“你知道第四乐章的那段插入是什么吗？
”
《乐队协奏曲》的第四乐章被称为“中断的间奏曲”：
首先是一个安静的、漫步式的旋律，此后被一段粗俗的军乐打断，但当军乐逐渐消失时，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部分又再次出现。
“噢，是的，教授。
”
“那它是什么呢？
”
“它来自雷哈尔的《风流寡妇》！
”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对所有音乐家来说都很好辨认。
让我惊讶的是，巴托克似乎很困惑，问道：
“《风流寡妇》是什么？
”
难道他不知道我们的同胞雷哈尔，那部世界知名的轻歌剧吗？
对，他真不知道。
我猜不出来了。
他眨了眨眼，说：
“我告诉你它是什么，但只要我活着，你就决不能再告诉任何人。
”
我答应了。
而且我恪守了自己的诺言。
“这是一段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模仿！
”
音乐素材一旦被告知，就可以清楚地听出来，但我永远不会自主地认出它。
接着巴托克又告诉我他对肖斯塔科维奇的反感。
在我印象中，他从没有说过贬损任何人的话，特别是对其他作曲家。
但这是一次特例。
我在这里记下这一事件，不是想贬低肖斯塔科维奇，而是因为这个故事很特别，很有人情味。
在我看来，把它讲出来，两位大师都不会失去什么。
依照巴托克的说法，很明显他曾阅读并分析过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并认为肖的作品在自己之下。
他是对这个俄国人的成功怀有复杂的心态吧，肖斯塔科维奇当时很热门，但巴托克不认为他有资格获得这份荣耀。
他最后说：
“因此我要在这首协奏曲里发泄一下我的怒气。
”
巴托克本人曾如此生动地描述这个乐章：
“旋律安静地以自己的方式，独自吟唱。
突然，它被野蛮所打断，乐队以一个‘嘘声’予以嘲笑。
然后，旋律再次孤独地前行，像先前那样，只是更悲伤一些。
”
《乐队协奏曲》首演后，库塞维茨基对巴托克愈发钦佩。
第一场演出后，他告诉巴托克：
”这是十年来最好的作品！
”纽约演出成功后，他说：
“这是二十年来最好的作品。
”
一个月后，它成为三十年来最好的作品。
当赞赏上溯到“二十世纪以来”，巴托克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轻轻地问：
“包括肖斯塔科维奇么？
”
我最后一次见到巴托克，是他最后一次过生日那天，1945年3月25日，在纽约。
我去他的两居室寓所看望他，拿了一些书作为礼物。
我走进开着的门，就他一个人在家，他太太不在。
他显然还没准备好见客，在卧室里吩咐我落座。
等待中，我环顾四周，看到一本小的、黄色的、奥伊伦堡（Eulenburg）袖珍乐谱。
我惊奇地发现，这是格里格《钢琴协奏曲》的谱子。
这是我所见到巴托克最后阅读的音乐作品。
当他出来时，看到我正对着乐谱笑。
“什么让你这么乐呀？
”
“教授，你为何会在生日这天阅读这个谱子呢？
”
“我的生日与它无关，这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作品，碰巧我从未演奏过，也没听过，所以我希望补一下课，至少通读一遍。
关于它的说法很多，有好的，也有坏的！
”
“那你怎样评价它呢？
”
“噢，从其自身的风格来说，它非常精彩，很专业，很清新。
这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就像格里格所有的作品一样。
”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把格里格视作后浪漫主义中边缘的一位，他的作品或许能令人愉快，但不重要。
“不，他很重要。
别忘了，他是最早抛开德国的束缚，挖掘自己国家民歌的人之一。
”
那一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这一年八月，我正在哈瓦那指挥，突然传来了巴托克逝世的噩耗。
我们知道他病得很重，也亲眼看到他体力逐渐衰退，但不知道他患有白血病，也就是血癌，因此对他的迅速离世毫无准备。
其实巴托克也毫无准备。
病榻上，他勤奋地工作，写完了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是他给太太感人的遗产。
他基本完成了所有总谱的内容，只余下最后十七小节需要配器，这个工作最终由提博·塞利完成。
塞利后来承担了完成巴托克的遗作——题赠给威廉·普里姆罗斯的《中提琴协奏曲》——的任务。
巴托克去世时，独奏部分已经完成，但乐队伴奏只有框架。
破译它，并以巴托克的精神给它以明确的形状是一件棘手的工作。
塞利的版本备受争议，在我看来，这不公平。
这是一个很好的音乐重建的例证，塞利让我们听到巴托克的另一部作品。
我相信，要是巴托克还活着，他也会按照这样的方式呈现这部作品的。
我在哈瓦那悲痛至极，那些日子是忧郁和孤独的。
当天，我正在指挥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用几句话把那个夜晚和那场演出奉献给对巴托克的回忆。
我原本以为这只是感动我自己的举动，能让我感觉好一点，能让我在这个热带岛屿触摸到巴托克。
演出结束，我深深地感动，观众自觉起立，保持肃静，直至散去。
如今我写下的文字，只是对巴托克的白描式的叙述，无法写出他在音乐史上的重要性，以及他对我音乐生活影响的真实画面。
当然，他的重要性既在人文方面，也在音乐影响方面。
我对他的记忆是一种让人敬畏的自然现象，让我在面临压力的时候愈发坚韧。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