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膏方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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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膏方学
中国膏方学
第二节膏方源流
内服膏滋是由汤药(煎剂)浓缩演变发展而来,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服用,其有相当漫长的发展历史。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4种医学方技书中记有药方的共有4种,分别是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五十二病方》,战国时的《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这些古医书,是已发现的我国最古的医方,在考察我国古代医药学的起源和发展方面都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其中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膏剂有30余方,制作时加用膏糊剂而称为“膏之”。
胶的入药在书中出现4次,多是与他药配成剂型应用,但用的是白胶还是阿胶未详。
大约此时只有一种,故文中只称为“胶”。
《养生方》和《杂疗方》两书中记载用蜜或枣膏制丸的药方,所谓枣膏就是用煮烂的大枣捣烂成泥状物,在《养生方》中又称“枣脂”,殆为后世膏方之滥觞。
一、膏方的起源
“膏”与“煎”古时常常混称。
如《神农本草经》言:
“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
”凡称膏者,一般含有动物类药,但亦有用枣肉等烂如腻膏之物的。
而“煎”的范围较广,凡煎煮黏稠度较高的药物,如蜜、酥、饴糖、滋腻药汁、枣膏、动物脂肪及皮骨等都可称为“煎”。
除《内经》记载的豕膏、马膏以外,东汉末年,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的一些所谓“煎”,已与现代膏方的制作方法十分相似。
如《腹
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篇中的大乌头煎(乌头、蜜),《黄疸病脉证并治》篇的猪膏发煎(猪膏、乱发),其制法类似现代一般制膏滋方的方法,这也是膏滋方内服的最早记录。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多处记载膏剂内容,其中鳖甲煎丸就是先以酒液煎煮,然后煮令烂如胶漆,再加入部分药粉制成丸。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诸膏方制剂一般是用苦酒(即醋)与猪油作溶剂,药制成后,既可外用以摩患病处,又可内服,如黑膏(由生地黄、豆豉、猪膏、雄黄偻、麝香等组成。
功能清热解毒,活血散结)。
南北朝时陈延之的《小品方》有单地黄煎(生地黄),是最早的滋补膏方。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膏方的制剂与给药途径与《肘后备急方》大体相同,但《备急千金要方》中有个别“煎”方已与现代膏滋方大体一致,如卷十六的地黄煎(生地黄、荆沥、竹沥、酥、生姜汁、人参、天门冬、白茯苓、酒蒸大黄、姜汁炒栀子)煎,是一首滋养胃阴,并清虚热的膏方。
又如《备急千金要方》中的金水膏,功能润肺化痰,以生地黄、麦门冬、山药、天门冬、紫菀、玉竹、款冬花、白芍药、百合、茜草、知母、广陈皮、川贝母等水煎去渣后浓缩,加炼蜜收膏。
《备急千金要方》之苏子煎,以紫苏子、白蜜、生姜、生地黄、杏仁等药捣碎、取汁、去渣,熬如脂状,纳蜜,煎如饴状,治阴虚咳喘已久,功能为养阴润肺、降气化痰。
王焘的《外台秘要》载“古今家煎方六首”:
①广济阿魏药煎方:
阿魏、豆蔻仁、生姜、人参、甘草、鳖甲、藕汁、诃黎勒、牛膝、白蜜、地黄汁。
②鹿角胶煎:
鹿角胶、紫苏子、生地黄、生姜、黄牛酥、白蜜。
③蒜煎方:
蒜、牛乳、牛膝。
④地黄煎:
生地
黄、甘草、豉心、葱白、牛酥、藕汁、白蜜。
⑤小品单地黄煎:
生地黄。
⑥近效地黄煎:
生地黄汁、麦门冬汁、生姜汁、紫菀、贝母、款冬花、炙甘草。
这些煎方与现代膏滋方几乎一样,均被用作滋补强壮剂。
宋金元时期的膏方,基本沿袭了唐代的风格,用途日趋广泛。
如南宋时洪文安的《洪氏集验方》收载的“琼玉膏”(生地黄、茯苓、人参、白蜜),是一首著名的膏方,时至今日,仍广为沿用。
膏、煎在丸剂中,还常兼有赋形剂的作用。
二、膏方的形成和发展
一般来讲,唐代以前称膏者,有内服的也有外用的,作用以治疗为主;称煎者多作内服,除用于治疗外,亦已作为药饵补剂,用于养生。
到了宋代,膏、煎之分已不甚明确,而煎则逐渐为膏所代替。
如〈洪氏集验方〉引申铁翁方之琼玉膏,以人参、生地黄、白茯苓、白蜜、糖精制成,功能为补虚健脾,益气生精。
膏方中含有动物类药的习惯也自然流传下来,如〈圣济总录〉之栝楼根膏,以生栝楼根和黄牛脂共同制成,功用为养胃生津。
此时,膏方已兼有治病和滋养的作用,上述两方均以滋养为主。
而宋代医家许叔微用治失眠和疮疡肿毒的宁志膏、国老膏则明显以治疗为主。
宁志膏以党参、枣仁、辰砂、乳香共为细末,炼蜜成膏,功能为宁心安神。
而国老膏则是以甘草浸泡,熬煮,去渣,收膏而成,功效以清热解毒缓急为主。
膏方发展至明清时期已进入成熟阶段。
其樗有四:
一是膏方的名称,多采用“某某膏”的方式命名;二是制作方法已基本固定,即用水多次煎煮,浓缩药液,最后加蜂蜜等收膏;三是膏方数量大增;四
是临床运用日益广泛。
古代膏煎之分已然无存,“膏”已成为滋润补益类方剂的专用名,“煎”则转为水煎剂的同名语。
如〈景岳全书〉的二阴煎,以生地黄、麦门冬、酸枣仁、生甘草、黄连、玄参、茯苓、木通、灯芯草(或竹法)水煎服,功能为养阴清热,宁心安神,治心经有热,水不制火,惊狂失志诸证。
而膏剂逐渐偏向补益,膏滋备受朝野欢迎,医家更是撷取膏滋之长,加以辩证处方,调治体弱之人,从而出现了因人处方而制的膏方。
由于疗效显著,膏方不断得以发展,成为中医药剂的一大剂型。
如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所载通声膏,以党参、桂心、五味子、款冬花、石菖蒲、竹茹、木通共研粗末,熬透去渣,加入杏仁液、酥、蜜、姜汁、枣肉,再煎收膏而成,功用为补气润肺,化痰利窃,专治气阴耗伤之咳嗽气促,胸中满闷,语声不出证。
又如明代《景岳全书》所载两仪膏,在其“治形论”思想指导下,取人参120~250克,熟地黄500克,水煎2次,取浓汁加白蜜120~250克收膏,以气血双补,形气兼顾,专治气血两亏,嗜欲劳伤,胃败脾弱,下元不固诸证。
明代方贤著的《奇效良方》,汇集宋明医方之精华,收载膏方甚多,如补精膏、黄精膏等。
明代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1~3卷,记载了其临证心得,验案及效方。
卷四为炮炙大法,末附用药凡例,对丸、散、汤、膏的制法和适应证,以及煎药及服药法等,都一一作了论述。
《炮炙大法》谓:
“膏者,熬成稠膏也。
”明代朱谟著《本草汇言》二十卷,内载柿饼膏等多种膏方,并详细说明膏滋制备和服用方法等。
韩天爵著《韩氏医通》二卷,收录有“霞天膏”,治沉疴痼疾等。
韩天爵源出自朱丹溪“却疾养寿”的
倒仓法,以黄牛肉为主要原料,可治“瘫、劳、虫、癞”等顽疾,有推陈致新、扶虚补损之功。
王纶认为牛肉乃借补为泻,病去而胃得补。
韩懋将牛肉制成霞天胶,缪希雍又将霞天膏加入橘皮、茯苓、紫苏子、川贝、半夏、苍术等制成霞天曲,治疗积热痰结,清代使用甚广。
洪基是明代末年的食疗养生家,用20年时间,广泛收集抗老方剂约万首,将“最神奇最切用”之丸、散、膏、丹汇集一书,著《摄生总要》,从壮阳填精法立论,纂辑了诸如“龟鹿二仙膏“等著名的抗老膏方,至今仍在临床上得到广泛使用。
钟惺著《饮撰服食谱》,载有长生神芝膏、六龙御天膏、七元归真膏等多种膏方。
龚廷贤著《寿世保元》谓:
“膏者,胶也。
”该书集抗老膏方多则,如“茯苓膏”、“银杏膏”等,临床常用,亦多佳效。
至清代,在兼顾治疗的同时,膏方的补益作用愈加明显。
如《张氏医通》的二冬膏、集灵膏等。
二冬膏取天门冬、麦门冬各等份,水煎浓缩,加白蜜收膏,噙咽。
功能为养阴润燥,润肺止咳,治肺胃燥热,症见干咳无痰,咽喉干燥,舌红少苔,脉细数等。
而集灵膏曾对中医学术史上甘寒养阴法施加过重要影响,方取生地黄、熟地黄、麦门冬、人参、枸杞子,水煎去渣,加炼蜜慢火收膏。
功能为滋养肝肾,益气生津,治燥咳痰黏,劳嗽咯血,或头晕目眩、视力减退、腰酸肢软等。
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载有膏方医案。
如《叶氏医案存真》卷一,载录其治精血五液衰夺,阳化内风之证,取培实孔窍法,方用熟地黄、枸杞子、藕汁、河车胶,紫石英、甘菊炭、茯
苓、人乳粉,熬膏下用蜜。
卷二,载录其治李去生咳甚哎血吐食之症,除日常标本兼治外,并提及“临晚进膏滋药”,以人参、熟地黄、远志、甘草、绵黄芪、茯苓、桂圆肉、归身、五味、枸杞子,照常法熬膏,不用蜜收,白水调服。
叶天士的《种福堂公选良方》,内载有“治痹膏”等验方。
清代《医宗金鉴》收集多种名医膏方。
吴尚先著《理瀹骈文》,载有内服膏方,虽然为数不多,但可见作者亦重视内治。
吴氏制方,基于外治与内治相通之理,主要取辩证论治之内服汤丸制作膏药。
他对膏药之方,指出:
“膏方取法,不外于汤丸,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
不仅香苏、神术、黄连解毒,木香导滞,竹沥化痰,以及理中、建中、调中、平胃、六君、六味、养心、归脾、补中益气等,为常用之方也。
”王孟英著《随息居饮食谱》载“玉灵膏”,费伯雄著《食鉴本草》载“莲肉膏”等。
《清太医院配方》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均收录了很多著名的抗老滋补膏方。
从顺治帝始,膏滋方在慈禧光绪年间所用甚多,《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一书中载内服膏滋方共28首,从中可以看出清宫运用膏滋方的特点:
使用面广,数量繁多,制作考究。
理脾和胃除湿膏:
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三日,茯苓五钱,陈皮四钱,白术四钱,薏米五钱,炒山药三钱,炒石斛五钱,麦冬四钱,焦三仙各二钱,扁豆五钱,炒茵陈四钱,菊花三钱,甘草三钱,共以水煎透,去渣,加蜜炼成膏。
每服二钱,白水冲服。
本方旨在淡渗健脾,清热除湿。
理脾养胃除湿膏:
光绪十年二十三日,党参二钱,於术三钱,炒
茯苓三钱,薏米三钱,炒扁豆三钱,藿梗一钱五分,神曲二钱,炒麦芽三钱,炒陈皮一钱五分,广砂一钱,甘草八分,共以水熬透,去渣,理熬浓汁,少加炼蜜,成膏。
每服二钱,白开水冲服。
二月二十三日,节交春分,详酌此方,药味平妥,毋庸加减。
本方即参苓白术散化裁而来,药性中和,无寒热偏胜之弊,与光绪帝脾胃虚弱,饮食不消的病证至为合拍,故亦常服之。
理脾和肝化湿膏:
西洋参三钱,茅术二钱,杭芍五钱,元参五钱,化橘红三钱,猪苓五钱,泽泻三钱,去苓五钱,旋覆花三钱包煎,枳壳三钱,川贝三钱,蒌皮三钱,菟丝饼五钱,玉竹三钱,菊花三钱,桑皮三钱,菜菔子三钱,竹茹三钱,鸡内金四钱,三化饮各三钱,共以水煎透,去渣,再熬浓汁,兑蜜五两。
每服三匙,白水送下。
本方理脾化湿为主,仿五味异功之意,旨在理脾,用五苓散去肉桂而淡渗利湿;以三化饮、莱菔子等助健脾和胃之力;桑皮、蒌皮清肺以利水之上源,并助川贝祛痰止咳之效;杭芍、菊花、玄参、菟丝饼双理肝肾;玉竹、竹茹润燥止呕;旋覆花降逆和胃并可祛痰。
倘长期服用,对脾虚湿蕴、肝肾不足者当有裨益。
调肝和胃膏:
光绪十年五月一十九日,党参三钱,生杭芍四钱,金石斛四钱,桑叶四钱,竹茹三钱,焦三仙九钱,广木香八分,枳壳二钱,橘红一钱五分,生甘草一钱,生於术二钱,共以水熬透,去渣,再透浓汁,兑炼蜜收膏。
每服五钱,白开水冲服。
本方调肝和胃,重用生杭芍,切中西太后肝阴亏虚、脾胃不和之证情。
另有各类效验医方,如养阴调中化饮膏、调中清热化湿膏等。
膏方宜冬季使用,但不局限于冬季。
只要于病有利,一年四季皆可。
既可无病时单独服用,又可在病中与煎药同服。
病后服用调养,也不像现代的膏方多在冬令调补服用。
当时膏方组成较简单,药量不重。
如菊花延龄膏只鲜菊花瓣一味;五味子膏、梨膏均只有一味药;而明目延龄膏、二冬膏只有两味药而已。
一般的膏方也只有十二三味药,总药量在30克左右,这与现代膏方有很大不同。
清廷膏方运用的许多特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晚清名医张聿青撰有《膏方》一卷,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医家运用膏方的经验。
此时膏方用药往往已达二三十味,甚至更多,收膏时常选加阿胶、鹿角胶、龟版胶等以加强补益阴精的作用,并增加膏剂的黏稠度。
虽然膏滋多以补益之品为主组成,然而张氏对每以补益上品汇集成方的俗套级为反感,强调运用配制膏方尤应着意于辩证。
张氏的观点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
至近代,膏方续有发展。
历史悠久的中药店,如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上海雷允上、童涵春店等均有自制膏滋,如首乌延寿膏、八仙长寿膏、葆春膏、参鹿补膏等,制合方法,皆有其独特之长,在临床被广泛应用,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声誉。
许多著名老中医,均有配制和应用膏滋防治疾病的经验体会,如秦伯未老中医,在运用膏方上卓有成效。
蒲辅周老中医,在调理慢性病时,很喜欢用膏丸缓图,临床治验甚多。
近代名家丁甘仁亦擅长以膏论治。
颜德馨教授根据临证经验,亲笔撰写并出版了膏方真迹100首,在医界和病人中享有很
高的声望。
综观古今,可见膏方之源远流长。
除了上述补益膏剂之外,还有诸种具有其他功效的夏枯草膏、蒲公英膏、忍冬膏等等,可谓丰富多彩,实为我国传统医药学宝库中之一大宝藏,应当很好继承、整理、研究。
总之,膏滋药是一种重要剂型,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虽然其本身具有明显的滋补特点,但辩证论治、量体裁衣仍是其不可或缺的内涵,它仍将为人类的健康和长寿作出重要的贡献。
第二章各论
第一节膏方学的理论基础
膏方学是中医治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的理论基础与治疗学的理论基础相一致。
一、阴阳理论与膏方学
阴阳是哲学范畴,中医学引入阴阳概念,广泛地用于解释人体的生命过程、疾病现象、衰老机理,并用来指导防病治病。
因此阴阳学说在膏方学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主要理论是:
阴阳贵乎平,治病必求本。
(一)阴阳贵乎平
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以体内阴阳脏腑气血为依据的,阴阳脏腑气血平衡,人体则能健康无恙,延年益寿,故《素问·生气通天论》曰: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中医理论认为,病邪有阴邪、阳邪,人体
正气也有阴阳之气,疾病的发生就是阴阳失去相对平衡,出现阴阳偏盛或阴阳偏衰的结果。
《阴阳应象大论》曰:
“阳盛则热,阴盛则寒。
”《调经论》又日:
“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
”即阳邪偏盛表现为实热证,阴邪偏盛表现为实寒证。
《调经论》曰:
“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
”即阳气偏衰,表现为虚寒证,阴精、阴液偏衰表现为虚热证。
阴阳失调既是疾病产生的原因,也是人体衰老的根源。
所以治疗上就相应提出调整阴阳,以平为期。
《至真要大论》曰:
“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人体衰老或生病,或为阴虚,或为阳虚,种种病理皆为阴阳失调。
改变这种病理状态,即是调和阴阳,恢复阴阳的动态平衡,防治疾病,增年益寿。
(二)治病必求本
由于人体疾病的产生或衰老是阴阳双方运动推动相对平衡协调所致,出现的是阴阳偏盛或偏衰的状态,因此治疗要针对本质进行,即“治病必求于本”。
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扶正祛邪,调整阴阳以保持相对平衡。
从具体治疗原则言,要分清“正虚”还是“邪实”。
《内经》有“精气夺则虚”,“邪气盛则实”的记载。
正气,是指人体的功能活动,包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抗邪能力以及康复能力。
邪气,泛指各种致病因素,包括六淫、疠气、饮食失宜、七情内伤、劳逸损伤、外伤、寄生虫、痰饮、瘀血等。
实证,指以邪气亢盛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一种病理反映,故称“邪气盛则实”。
虚证,指以正气虚损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一种病理反映,故称“精气夺则虚”。
虚证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治疗上相应采用“虚则补之”的原则,具体有补气、
补血、补阴、补阳的治法。
对实证相应采取“实则泻之”的祛邪原则,具体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活血化瘀、化痰利湿等方法。
疾病和衰老不等于虚损,虚损不是致病或衰老的根本和唯一因素,因此要辩证论治,从根本入手,不能过分强调以补为主的说法。
膏方的运用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基础,运用多种治疗手段,使机体达到新的动态平衡。
二、藏象理论与膏方学
(一)脏腑健旺,生机乃荣
人体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奇恒之腑(脑、髓、脉、胆、骨、女子胞)是组成人体的主要器官。
五脏主化生和贮藏津液、营血、阴精,生发阳气;六腑主饮食之受纳腐熟,运化饮食精微,排泄糟粕废液;奇恒之腑则形态似腑,功能似脏,有藏有泻。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六腑及奇恒之腑,虽各具特定的生理功能,但它们之间有经络相连,血脉相通,营卫气血、津液阴精化生循环于其间,有形阴质以濡养脏腑之体,生阳化气以行脏腑之功,从而维持人体内在的稳定与动态平衡。
(二)情志调和,元真通畅
情志异常伤及五脏,最初的病理表现是气机的失常。
倘若脏腑气机紊乱,功能失常,进而导致人体精血亏损,损形伤神,阴阳失调而产生疾病,乃至衰老死亡。
《灵枢·本神》曰:
“忧伤思虑者则伤神,伤神则恐惧流淫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丧生。
”意思是说,情志过激,首先伤神,神伤则使五脏所藏的精失去统摄,耗散不止而竭
尽生命。
从另一方面看,情志是由五脏产生的,五脏病变也可导致神志的异常变化。
故《灵枢·本神》又说:
“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素问·藏气法时论》说:
“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喜怒,虚则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肾病者……意不乐。
”可见,古代中医已认识到五脏病变会导致情志改变。
正常的情志活动有利于五脏的生理活动,异常的情志变化常影响相关脏器而致病;而脏腑病变,又常可引起情志异常。
因此,通过调养脏腑以达到舒畅情志,保持人体的心理平衡,就可保证身体健康,延缓衰老。
(三)五脏之病,脾肾为要
五脏之中,脾为后天之本,生化之源;肾为先天之本,性命之根,脾肾两脏在人体是推动生命活动的关键。
五脏之病,只要脾肾不伤,虽重不险;脾肾一败,则病转深重。
疾病好转常常首先是脾肾功能好转;病由轻转重,也往往首先表现在脾明受损。
因此,观察脾肾盛衰程度,是判断五脏病变轻重以及人体衰老程度的主要樗。
脾为仓廪之官,水谷之海,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生长发育,维持生命的一切物质,都靠脾胃供给。
古语云:
“民以食为天。
”可见,饮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需要,饮食是健康长寿的保证。
所以《素问·平人气象论》曰:
“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
”《灵枢·五味》曰:
“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
”《灵枢平人绝谷》还具体指出了不进食导致死亡的时间:
“平人不食饮七日而
死。
”这些都说明人若少进饮食或不进饮食就会造成精气衰竭,影响机体健康,导致衰老及生命活动的终止。
脾胃互相协作,脾主运化,胃主腐熟,脾胃协调,才能完成消化水谷、供给机体营养物质的功能。
所以,古代医学特别强调“胃气”的重要性。
正如《中藏经》曰:
“胃者,人之根本。
胃气壮,五藏六府皆壮也……胃气绝,五日死。
”《素问·平人气象论》曰:
“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
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
”《医宗必读》也曰: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
”这些都说明人的衰老是先从足阳明胃经开始的,脾胃虚衰,运化异常,对人体的生长发育、生命存亡关系极大。
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肾精所化的肾气直接关系到人体的生长发育和衰老。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
“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
”以肾气盛衰为指标,以女子七、男子八为基数递进的生长、发育、衰老曲线,是中医学对衰老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因此,历代医家都重视肾气在抗衰老中的作用。
肾所以称之为先天之本,是因为肾精为人体生命活动和生育繁殖的基本物质。
肾藏精,一是藏先天之精,如《灵枢·经脉》曰:
“人始生,先成精。
”《灵枢·经脉》曰:
“两精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
”二是藏后天之精,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谓,肾受“五藏六府之精而
藏之”。
五脏六腑之精除输布全身外,其剩余者贮存于肾,以备需要。
肾中精气的不断贮藏和不断输布,循环往复,维持着人体脏腑功能活动,促进人体生长发育。
若肾之精气不足,则五脏皆衰,或生长发育障碍,或衰老早夭。
诚如《中藏》所论:
“肾气绝则不尽其天命而死也。
”
人体生命固然与脾肾关系极为密切,但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心、肝、肺与生命的关系也不容忽视。
中医学认为,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主血脉,其华在面”。
正因为心具有这些重要生理功能,所以心为“生之本”,即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主宰,心功能的盛衰,直接影响着人体生命的寿夭。
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曰:
“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以此养生则殃。
”肝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主要在它与人体气血的密切关系,肝主疏泄,主藏血,具有疏畅气机,调节和贮藏血液的作用。
《素问·调经论》指出:
“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
”血气的“和”与“不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肝。
肺在生命中的价值在于主气,不仅主一身之气,而且主呼吸之气。
因气为血帅,气率血行,所以历代养生家和医家都很重视气在养生中的作用,如明代医家万全曾曰:
“善养生者,必先养气,能养气者,可以长生。
”
(四)肝腑病变,通补相宜
脏腑病变不外乎虚实二端。
虚,言其不足,指其生理功能活动低下,阴阳气血津液亏损等。
实,言其有余,指其生理功能失常,阴阳气血津液紊乱等。
虚实二者既是脏腑的基本病理,也是治病益年、延
缓衰老的纲领,抓住虚实二纲,或补虚扶正,或以通为补,就可以恢复脏腑的功能,保证健康长寿。
对于年老体弱、脏腑有病的人,适当辅以滋补药物,对治疗疾病、延缓衰老是有一定帮助的。
但药物终属补偏救弊之举,使用不当,甚或滥用,也会带来不良后果。
因此,进补一定要辨清脏腑阴阳寒热虚实,因证施补,方可取得益寿延年之效。
补益法种类很多,延缓衰老多从队阳气血进补。
1.补气
补气重点在于补益脾气。
中气不足,斡旋无力,运化无权,常出现气短懒言,四肢无力,食少便溏等脾胃气虚的症状,用补脾益气法可使中州健运,运化得宜。
2.补血
补血,当以补脾益肝肾为主,因脾为生化之源,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
常用于面色萎黄或苍白、头目眩晕、心悸、失眠、手足发麻、爪甲不荣等病症。
3.补阴
补阴重在补养肝肾,兼及其他脏腑,用于五心烦热、午后潮热、颧红、盗汗、舌红少苔、脉弦数等阴虚病症。
4.补阳
补阳重在温肾阳,用于形寒肢冷、乏力自汗腰膝酸软无力、小便不利或余沥不尽等阳气亏损的病症。
《素问·刺法论》曰: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素问·评热病
论》曰: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脏腑病变,正不胜邪,则易为六淫所侵袭,出现瘀血、食积、痰饮等停滞的以邪实为主的病理变化。
六淫之邪、气血瘀滞、痰饮停留、糟粕蓄积等,都是人体脏腑运化失常所造成的结果,如不及时治疗,就会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危及人的生命。
中医对邪实之证,常遵循以通为主的祛邪治疗原则,如六淫袭表,用发汗透邪法;气滞血瘀,用行气活血法;痰饮停留,用涤痰化饮法;糟粕积结,用通腑泻下法。
通,主要针对机体“不通”的病理状态而言,所谓不通,是指人体内新陈代谢有阻塞现象,人体新陈代谢的动力是脏腑之气,脏气不得就会产生不通的现象。
通,不仅仅指泻下之法。
清代医家高士宗曰:
“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活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为通,则妄矣。
”
临床所见,脏腑病变者多为虚实相杂,单虚纯实者至为罕见。
在治疗上不疏其实而一味补虚,往往愈补愈滞,反增病势;而猛攻其实,又易伤及正气,加重病情。
因此,治疗宜用通补之法。
所谓通补即补中有通,通中有补。
这种“通补”相结合的治疗方法,有利于调节人体脏腑的偏颇,而达到正常的生理活动的动态平衡。
所以,通补相兼,扶正祛邪的治法,是中医养生保健,防病抗老的基本治疗原则。
三、精气神现论与膏方学
《灵枢·本藏》曰:
“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身生而周于性命者也。
”精、气、神三者是人体生命存亡的关键,也是健康长寿能否实现的根本所在。
因此,《素问·上古天真论》把“呼吸精气,独立
守神”作为摄生延年的指导思想,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一)人身“三宝”,生之根本
精、气、神三者,古代养生家誉之为人身“三宝”。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把“精”视作天地间万物的基础,《易·系辞》曰:
“精气为物。
注曰:
‘精气氤氲,聚而生物。
’疏曰:
‘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
”中医学把这种思想引申到人体组织结构中,认为精是构成人体及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的基本物质。
《灵枢·经脉》曰:
“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营,盘为刚,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