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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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国外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上）
主讲人：
姜跃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世界政党比较教研室主任
大家好，这一讲的题目是国外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在西方政治学里边，有一个定律叫做塔西佗陷阱，是古罗马有个历史学家，他曾经长期担任古罗马的执行官，他说过一句名言：
“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这条定律告诉我们要高度重视和加倍地呵护政府的公信力，因为有了百姓对政府的公信力，有了官员品德操行的认同，才有社会的基本信任。
反腐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从国外反腐败的情况来看，腐败、反腐败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各国都在进行反腐败。
反腐败是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解决一个苹果理论的问题。
所谓苹果理论是什么呢？
就是透明国际，国际上的一个反腐败组织，给各国反腐，防腐，廉政建设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是说什么呢？
是说各国的廉政建设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呢？
要放在给你一筐苹果，你要想我应该把它放在什么样的容器里边，放在什么温度和湿度下，它才不容易腐烂。
而不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不断地从筐里往外捡烂苹果上。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治标还是治本的问题。
一、重视廉政文化建设，不断净化从政、执政的环境
怎样才能够真的在廉政建设方面，在反腐败这个方面有成效，能够治本呢？
我们从国外也就是从各国的经验和教训里边得出一些启事来。
从国外这个廉政建设成功的经验来看首先第一条就是要重视廉政文化的建设，要不断地净化从政、执政的一个环境。
东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在廉政建设中，它们都能够发挥作用。
比如说，西方的廉政文化，有两个特点，一个叫作人性恶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它导向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得出了无赖假定的定理，就是对权利进行限制。
比如说著名的思想家休谟他就说过，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制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成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牟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
另一个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过，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一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利，就必须用权利来约束权力。
从无赖假定里，就导出了一个要对权利要进行监督，而不是说相信一部分人，或者说只有部分人是不好的，它把每一个掌握权利的人，都想成这个无赖之徒，所以，在权利的监督和制约上针对的是权利，而不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把所有能够掌握权利的人，都看成无赖之徒。
这是西方从人性恶导出的无赖假定，对权利的监督的制约的一个非常有用的这样一个观念。
再有就是资产阶级这一套价值观，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的这套价值观，他们认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等等。
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实际上，也导出了最后对监督职权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这是西方国家的廉政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它由人性恶，导出无赖假定，然后由资产阶级套定价值观，最后导出了对公职人员，一方面是实行监督、制约。
另一方面就是道德教化。
也就是说要通过道德的教育来遏制人的恶。
使他们不滥用权利，同时对权利本身进行制衡监督，使得权利不能够被滥用。
东方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在廉政文化建设里边同样可以发挥作用。
比如说新加坡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大家知道它也是一个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
但是，新加坡的政府保持了高效和廉洁，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东南亚被认为是一个腐败高发区。
但是，恰恰是在这个腐败的高发区里边，新加坡人民行政党保持了高效廉洁，在透明国际的排名榜上新加坡最近这些年一直是排在第一到第五位的，是排在很前边的。
新加坡是非常廉洁的一个国家，它在廉政文化建设里边，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上台执政的时候，当时党的领袖李光耀就倡导儒家的八德，这八德是什么呢？
就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这里边像廉耻，直接的就是廉政文化，就是提倡廉的，那么耻也是你做这些事情，伸手拿这些不该拿的钱，这就是可耻的行为，这直接跟廉政有关系。
其他的像忠孝仁爱礼仪间接地跟廉政建设有关系。
比如说像忠，过去一说忠的时候，就忠军这样的情况。
但是李光耀提忠孝礼仪仁爱廉耻他赋予它时代的内容。
比如说他对忠，让这些公职人员要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你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这都是为公的了。
实际上对防止滥用权利，能起到一个间接的作用。
再有比如说强调君子执政。
强调君子执政，实际上也是利用了儒家的一些思想，比如说在新加坡中学里就开始进行这样的教育。
在中学，我们看到新加坡人民行政党政府为中学生编了一套课本，在这套课本里边有一篇文章写的非常美，像散文一样。
在这篇文章里边，就把君子的行为是什么样子的，君子的言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小人的行为是样子，然后又把人们对君子的这种赞赏的那种词写出来。
然后又把对小人的那种贬斥也给写出来。
这样一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做圣人的话，那很难，因为圣人有更高的标准，但是如果想做君子的话，我们做君子是可以做到的。
而做小人就是一件为人们所不耻的事情了。
从中学开始就这样教育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氛围，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对君子是赞赏的，对小人的这样行为是贬斥的、痛恨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实际上对执政者的执政环境，从政环境，起到了一个净化环境的作用，人们都有的这样一种思维界限。
同时强调国家的公务人员，君子之间要行君子之风，要用君子的态度来执掌政权，来对待民众，而不能用小人的一些言行去对待社会对待民众来行使你的权利。
这时候，新加坡人民行政党政府还推出了一个国家的共同价值观，这个共同价值观就是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这个价值观是把国家社会放在前面，然后是家庭，然后要人们要互相的扶持，关怀。
实际上就使得国家的这些公务人员在执掌权利，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明白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先想什么，先做什么。
而就不会发生在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当各种诱惑来了的时候首先考虑是自己，就不会滥用权利。
实际上这些都间接地对廉政建设，是一种非常好的思想。
新加坡人民行政党，在继承了传统，发扬了传统的同时，还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这些优秀的成果。
比如说民主的观念与法制的精神。
新加坡是一党长期执政的，但是是一个多党存在的环境。
它有基本的选举制度，有普选的制度。
甚至允许反对党的存在，虽然反对党的力量非常弱小，但是，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实际上某种意义程度上，给自身一些压力，这些压力也使得执政党在行政的过程中，不能够超越于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来不断地使权利膨胀，或者是滥用权利。
所以民主的观念也是很重要的。
再有普选的制度，选票不要说对执政党有没有威胁，就算每次得票率稍微降了一点，对人民行政党来说就是头等大事，他们就要开始反思，然后就开始不断地想办法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这些都对它能够保持一个长期执政，又能保持廉洁的一个政府，是有很大关系的。
再有法制精神，新加坡它立法的严密，执法的严格，这也是名声在外的。
所以，新加坡是把现代文化和传统的文化，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化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国度。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尽管现在对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是长期执政又能保持一个高效而廉洁，这一点能够做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廉政文化建设对廉政是非常重要的，廉政文化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句话：
文化是制度之母。
有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文化，对整个制度的建设，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二、注重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从国外廉政建设来看，它成功的第二个就是注重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多多少少都有腐败，各个国家都在反腐败，但是反腐败的成效是不尽相同的。
有的国家的反腐败就做的很好，廉政建设是有效的；有的国家虽然是反腐败的声势很大，但是廉政建设的效果并不一定那么好。
为什么会这样？
总结一下，廉政建设有效的路径一般是通过体制改革、制度建设，然后是监督机制的完善，然后是社会公众的参与，再有它是一个法治的环境。
成效不太显著的路径是什么呢？
就是能人反腐、运动反腐、政变反腐、全盘西化式的反腐，总的来看它是一个人治的环境，这样的一个环境经常是声势很大，但效果不好，经常是取得一事之功，这一个阶段一个能人上来了或者一个运动来了，这一段时间抓出了很多腐败分子，好像好一点，但是过不了多久又是一个循环，所以不断地这样。
所以反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去消除，但是另外一些国家通过体制改革、制度建设、监督机制的完善、公众的参与、法治环境，它就有效地治理了腐败的情况，廉政的情况就相对好一些。
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做得好的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比如说英美国家。
英美国家现在在透明国际的腐败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也是排得比较靠前的，这几年看下来，它是占到15到25的位置上，是一个中间的位置，它的得分一般是在八点多、九点多的情况下，它不是最好的，但它还是有效地遏制住了。
虽然我们经常也可以在电视上、媒体上看到，英国也好、美国也好不断地有丑闻暴露出来，但是它从国家公务员的队伍来说，它的腐败还是被有效遏制的。
但是在早期的英美，它也有一个腐败的高发期，比如说英国和美国在现代化的初期，它也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腐败的高发期。
那个时候的英美是实行的政党分肥制，所有国家的公职人员是跟着政党的更替而更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造成了很多短期行为，任人唯亲，胜利的政党因为在选举的过程中很多人为你卖命，上台以后，就要进行恩赐，这样的一些情况就导致了国家管理的效率低下，各种腐败滋生，也有一个腐败的高发期，但是后来它通过制度的改革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比如说文官制度在西方国家的实现，文官制度就是来取代政党分肥制。
文官制度出现以后就把国家的这些官员队伍里边的官分成政务官和事务官。
政务官主要是由选举产生的这些官员，他们是跟着政党的更替而更替的。
而事务官，也就是文职官员，公务员队伍，他们是不随着政党的更替而更替的。
民选的官员，这些政务官，它是要效忠于政党的，要对政党负责的；而这些公职人员，公务员队伍，文官队伍，他们是不效忠于政党的，而是根据法律，他们对法律负责，按照国家的法律来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样一来就大大减少了政党所掌控的官员的职位。
如像美国现在只有2000多个职位是由总统来任命的，总统是民选的，这是一个政务官，由他任命的官员只有2000多，而在以前这个数字要庞大得多，整个官员队伍基本上都是由政党来掌控。
文官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方国家腐败慢慢治理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
再比如说像新加坡，大家一提新加坡，都知道它的总理，如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可能很多一部分人不知道新加坡还有总统。
作为国家元首、国家的象征，新加坡是有总统的，它的总统过去都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由议员来选总统，他就要对议员负责，对政党负责。
新加坡经过长期的发展以后，在90年代的时候国库已经有了结余了，财政上有了结余了，这笔钱怎么样来防止政府乱花，使这笔钱能够真正地去为社会、为民众做事情呢？
这时候它就改变总统选举方式，总统由议会来选举变成了总统由全民选举，它在1991年修改了宪法，推出了《总统选举法》，总统就开始由民选产生的，总统的一个重要的职能是来监管国库，防止政府的这些人乱花国家结余下来的笔钱，同时新加坡的总统还被赋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是对政府的重要人选，有决定权，他在通过体制的改革。
再有建立有效的专门的监督机制和机构，比如说政党补贴制度，在西方国家、很多国家都执行政党补贴制度，就是因为防止这些大财团，政党如果靠它们的捐款，靠它们给钱的话，最后这些人会控制政党，政党政府出来以后就要回报，就可能被一些集团用金钱来控制。
所以国家采取补贴制度，按照政党得票的比例来给它一些补贴，这样使它能够不用大财团的钱，他也能够运转。
同时对政党的募捐，民众的捐款或者组织的捐款他都有限定，实行这样的制度。
再有像公务员回避制度、利益冲突制度、财产申报制度、高薪养廉制度、审计制度。
像俄罗斯，苏联解体以后，它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它在转型的过程中腐败问题也是困扰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它也建立起了各种专门的制度。
比如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俄罗斯在08年12月份的时候就颁布了《反腐败法》。
2009年的时候它就让官员来申报财产。
而当时的总理普京和总统梅德维杰夫，当然现在这两个人又换过来了。
普京又做总统，梅德维杰夫又做总理。
09年的时候是普京在做总理，梅德维杰夫是在做总统。
这两个人带头申报，而且把申报的材料都贴在官方的网站上，民众可以通过网络看到。
现在这个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
在美国，财产申报制度已经实行了30多年，它是上至总统，下至普通的官员都必须来申报，它每年要如实的填写财产申报表格。
这个表格最后交到联邦政府道德署，由道德署来收存，收存了以后，它随时接受公众的查询和监督。
如果说公众对哪个官员有怀疑，有质疑的话，他们就可以去看他的财产的收入，跟他现在的生活状态相不相符等等。
像1989年的时候，有关部门就发现他们的众议院的一个院长，财产申报和他的实际收入不相符，最后查出来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他的老婆，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这个人就被迫辞职了。
所以财产申报制度是各国行之有效的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在我们这里这些年讨论的也很多，实际上人大把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立法的规划在04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到日程上了，但是到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法律还没有出台，但是现在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我们也寄希望于财产申报制度能够早一点的出台。
现在财产申报实际上已经在做了，每年的处级以上都开始申报，但是财产公开制度还没有这个出台，现在大家就希望财产申报制度能够很快地转向财产公开制度。
这样一来可能更便于监督。
从其他的国家来看，财产申报如果不能公开的话，或者不能很好地去查实的话，这样的申报效能就不是那么明显，只有财产公开了，民众真的能够去监督你的话，财产监督的效能才能够发挥出来。
再比如说，有的国家建立反腐败机构，反腐败机构如果要在廉政建设中发挥效能的话，它要发挥作为的话，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它要独立，它能够是一个有独立性的这样一个权威部门。
这样可能在廉政建设中，才可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知道的香港的廉政公署。
新加坡就有一个反腐败的这样一个机构，是跟香港的廉政公署是齐名的。
新加坡叫贪污调查局。
贪污调查局有五项权利，一个是逮捕权，再一个是调查权，还有一个搜查全，还有获取财产情报的权利，再有就是不明财产的检查权。
在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是隶属于总统，或者隶属于总理的。
它有的年份是隶属于总统，有的年份是隶属于总理的。
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它有报必查。
只要有人揭露你，说你可能有什么样的贪污的行为，或者受贿的行为，反正就是官员有这种违法的行为。
只要一接到这样的信息就去查你。
而这个时候它不需要跟这个申请，或者等着那个批准，它就可以直接查你。
有的时候也有查错的时候，查错的时候怎么办？
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
但是只要是有报，他们闻声而动，只要有人举报你的话，马上就去查。
这个对各级官员来说监督力度就非常大了。
它像一个一把剑一样旋在头顶上，大家就不敢乱用权利了。
这个也是新加坡能够保证长期执政又能够保证廉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三、以权力约束权力，防止权力的失衡与乱用
从国外廉政建设来看，再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是实施以权力约束权力，防止权力的失衡与乱用。
以权力约束权力，这也是西方廉政文化的观念导出来的制度性的一个建设的非常重要关键的因素。
在西方国家它实行三权分立，在西方模式下，它体制内的权力制衡监督，主要是靠三权分立的体制模式。
三权分立，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它形成一个权利的制约制衡的系统。
这样一个系统是非常有效的。
比如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和制衡。
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制衡，是非常有效的，它有效在哪里呢？
立法权是掌握在议会手里边。
议会是党派活动的一个场所，在议会里边不仅有执政党的议员，同时也有在野党和反对党的议员，在议会活动的场所里边，在政党活动的这个场所里边，它对行政权，行政权是掌握在政府手里边的。
它是怎么样来行使监督权，制衡权的呢？
第一，议会对政府有质询权。
所谓的质询权就是说如果政府的首脑也好，政府的这些阁僚也好，如果有什么事情他做的是违法违规的，议员就有权把他叫来在议会里边对他进行质询，这个质询有大质询有小质询，还有口头质询，还有书面质询，这种质询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在议会里边坐着的不仅有本党的同僚，而且最主要的有反对党和在野党的议员，他们对他的质询是毫不留情的。
比如说这张图片是在英国议会里边工党在执政的时候布朗作为首相被议会叫来质询的一个图片，布朗眉头皱着在那儿很难过，很累的样子，为什么？
就是给你提问题，说你哪儿哪儿做得不好，你哪儿哪儿违反了什么法规，你得为自己解释，你怎么解释，他可能为自己辩解，也可能在那儿找各种理由等，他的桌子面前还摆了很多书，这些书就是法规，人家说你哪儿哪儿违反了什么法，他得说我从内外找证据，说我这样做是可以的，他干这个。
这个质询如果说议员不满意的话，他可以不断地把你叫来质询，只有当他满意了以后才可能把你放过，所以质询权是非常厉害的。
第二，听取政府工作报告的权利。
每年甚至是半年，有的国家里边还规定一个季度，政府的官员首席也好、总理也好或者是阁僚也好，他就要向议会里边去做工作报告。
这个工作报告，如果你哪儿说得很好，但是你没有做到的话，议员就会提出异议，如果说什么地方我没有做，结果你说你做了的话又会被提出质疑，听取政府工作报告也相当于是质询，这些议员可以因为任何一点，他不满意的，或者说他认为你哪个地方做得不够好，他都可以问你。
所以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权这也是议会对政府进行制约和监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程序。
这个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可能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政府也是每年要向人大去做政府工作报告的。
但是我们经常是看人民代表出来以后，在这个台阶上，记者把话筒往那一搁，还要问今天听了温总理的报告，有什么感想。
我们的代表说，今天听了温总理的一个非常好的报告，我们回去以后要认真学习。
可能在西方国家里边，如果说政府去议会做工作报告的话，他就很难有这待遇，议员就经常出来以后不是在表扬在说要回去学习，他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听取政府报告权，也是议会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一个非常好的有效的一个程序。
第三，议会拥有审批权。
政府的预算也好、政府的重大决策或者是法律法规出台也好，都要通过议会来批准的，如果议会不经过辩论、审查、批准的话，最后这些法律法规重大决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执行，它就不能成为正式的政策出台或者正式的法律法规出台，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审批权在西方国家里边的议会有上院、下院。
上院、下院按照程序什么样的法律法规，什么样的决策要经过三分之二的同意，还是一半以上的同意，这都有很严格的规定，所以审批权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政府的预算必须是由议会来审批的。
在美国有人说如果不经过议会的审批的话，政府是别想从国库里拿出一分钱来，是这样子的。
在去年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有一段时间说要关门了，为什么要关门？
没有到预算年的时候，结果政府把钱给花光了，花光了以后，按理说，议会有一个紧急拨款的程序，但这个程序启动以后，第一次没有批准，第二次还没有批准，到第三次了，如果这次再不批准的话，它真要关门了，所以美国政府在历史上关门历史还是常见的，比如说在1977年到1997年，这20年的时间里，有人统计美国政府17次关了门了。
为什么关门？
就是不到预算年把钱花光了，花光了以后，议会紧急拨款又没有通过的话，政府就要关门，政府不是说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关掉，而是那些不涉及到民生的或者是国防、外交的这些重要的部门，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重要的那些部门就要先被关掉。
有人说关掉正好，关掉我可以回家休假去了，但是问题是你回家休假以后，你的工资就没了，所以谁都不希望被关掉。
奥巴马政府度过这个困难是到了第三次，最后一次了，如果这一次不被批准又要关掉的时候，这次议会才给它批准，紧急拨款，这样政府才免掉了关门的情况。
所以审批权也是非常厉害。
第四，议会的行政立法权。
行政立法权，政府各个部门或者政府的这些阁僚们，包括总统、首相等在内，他们都有立法的提案权，但是立法的提案权，你有提案权，这个提案出来以后，它一定要交到国会里边去，交到议会里边去批准的，只有议会批准了，这些行政的立法，这些提案才能够正式成为法律，才能够去执行，如果不批准的话，就不能执行，这样一个过程就避免了部门立法的情况，所以立法权也是议会对行政权的一个制衡。
第五，议会有监察权。
议会有各种各样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小组，还有监察员，如果政府一个重大的项目在那儿做的话，议会里边有权派监察小组或者监察员直接到那个地方去监控，然后看你的钱怎么花，花得合不合理，最后你花了这个钱了，事情做得好不好，做得合不合规则，合不合法律，合不合要求，它有监察权。
这也是很重要，而且议会里边的监察小姐、监察员可以直接派到政府部门里边去，蹲在那儿对你进行全程的监管。
第六，弹劾权和不信任案。
各国的规定不一样，有的规定是对首相等政府首脑进行弹劾，有的是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如果弹劾成功了或者是不信任案被议会通过了的话，整个政府就要下台，就要提前举行大选。
我们看周围这一圈，这都是这些年被议会弹劾而下台，或者是遭到弹劾的政府首脑。
尤其是对最高领导人的制衡是非常厉害的。
比如说这个图片，这就是立陶宛共和国的总统。
他在选为总统以后，人们发现他在总统选举过程中接受了非法的政治现金。
这个事情被媒体暴露了以后，议会就对他进行了弹劾，最后通过了这个弹劾案。
他就下台了。
这个是穆沙拉夫，穆沙拉夫本来以后做了三届的总统了，按照宪法他就不能够连任了，但是他还想连任，抓住权利不放。
还想连任，他就要求修改宪法。
结果遭到国家的大法官的抗议，大法官还联名了其他60个法官在抗议书上签名，反对他连任，反对修改宪法，结果穆巴拉夫就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实行戒严。
同时，他解除这个法官的指法，这样一来就使得民怨沸腾，民众起来了，之后对他提出了不信任案，不信任案在议会里边通过后，他也下台了。
这个是克林顿，美国的总统。
克林顿在做总统的时候，因为莱温斯基案被弹劾，众议院已经启动了弹劾程序。
但是弹劾程序一启动，克林顿一看这下事情闹大了，因为他倒不是莱温斯基这案本身被弹劾，而是他在检察官找他作证的时候做假证。
这样的一个在法制国家里边，说法律是社会良心的，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你做假证的话，你做伪证的话，这就等于亵渎法律，所以是不可饶恕的。
众议院就对他启动了弹劾程序，弹劾程序启动了以后，克林顿一看事情闹大了害怕了。
然后又道歉，又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涡旋，最后参议院讨论这个弹劾案的时候，最后给否定了，这个弹劾案最后等于是夭折了，所以总统也是当到最后，任期满了之后才下台的。
这一位是阿基诺夫人，阿基诺在选举过程中，就打出反腐败的旗号说，自己上台以后要建立一个廉洁政府。
但是，他上台做了菲律宾的总统以后，大家发现他的亲戚，他的手下的官员又陷入了腐败案的泥潭。
所以议会对他进行了弹劾，对整个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之后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有韩国的卢武铉，卢武铉也是因为腐败案，被提出不信任，最后议会通过了，他辞职下台。
下台以后还不放松，还有要对他进行审判，最后他跳崖自杀。
所以弹劾权和不信任案对最高权利的制约、制衡是非常有效的。
这是以权利来监督权力。
四、以权利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各国家来看，比较有效的是以权利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权利监督权力是各种不同的权利机构通过特同的授权途径，通过你对不同的授权负责，形成权利主体之间监督制衡。
权力是力量的力。
再有就是社会的监督。
社会的监督是权利，也就是利益的利益。
政府也好，执政党也好，它是掌握着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就应该为社会为公共服务。
社会和公共的权力交给你了以后，让度出来的权力交给你了以后，你用它为某一个集团，或者是为一己或者是为某一个政党或者是某一人利用公共权力，来谋私利的话，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被接受的，所以人民、民众有权利来对政府进行监督，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
这个监督在西方国家也是非常厉害的。
第一，政党的监督。
社会民众对权力的监督包括政党的监督，政党的监督不仅有自己本党的监督，同时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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