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冲锋与陷阵者吴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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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冲锋与陷阵者吴江
徐庆全：
冲锋与陷阵者吴江
2012年11月13日，吴江老以95岁高龄仙逝。
转眼之间，五周年就过去了。
五年前，吴江去世的消息，我知道的比较晚，在11月18日。
我当即致电吴老的公子吴家英兄，得知告别仪式已于15日举行。
家英说：
老人生前有嘱咐：
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
所以，15日在八宝山给老人送行，也未曾通知他人，只是以亲友为主，并表示抱歉云云。
家英兄给我传来吴老告别仪式上所发的纪念卡上写道：
“吴江同志已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遵其意愿，一切从简”。
我很能理解，这与老人一生低调行事的为人有关。
尽管他的名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占有重要位置，但自1982年老人被调离中央党校，至1990年从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位置上离休后，一直刻意躲避喧嚣。
吴老后半辈子的经历，常常让我想起“冲锋陷阵”这个词。
说到这个词，人们想到的是褒扬一个人作战威猛之功，其实，溯源这个词的本意来说，讲的倒不是战功。
这个词出自《北齐书·崔暹传》。
说的是文官崔暹为官清廉正直，经常上书弹劾贪官污吏，并把他们送进监狱，得到执掌大权的高欢的赞语：
“冲锋陷阵，大有其人。
”但崔暹却命途多舛，后被以“谋反罪”检控，差点丢掉小命。
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来说，崔暹的命运都具有代表性。
在官场多人皆醉有人独醒时，在政治场域明昧不分多人昧有人独明时，醒者或明者是冲锋者，往往也是陷阵者——“冲锋陷阵”这个词拆分开来理解，或许更具这个词的本义。
即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看，当年引领思想解放大潮的人，譬如胡耀邦、譬如周扬、譬如本文的主人公吴江，大都既是冲锋者也是陷阵者。
上篇：
冲锋者吴江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期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准备了思想基础。
而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成员、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和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可以说这场讨论的重要参与者和推手，他的名字也是因为这场大讨论而载入历史的。
一、《“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
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吴江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文革”发生的历史根源。
1977年7月12日，胡耀邦召开小型理论座谈会，讨论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后，怎样辅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问题。
吴江作了关于继续革命问题探讨的发言，胡耀邦很赞赏。
当时，胡耀邦正在筹办《理论动态》，立即决定以吴江的发言为基础，写成文章，作为《理论动态》的第一期文章。
他对吴江说，把你的发言写成文章，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刊登，行不行？
吴江回答，行！
七月十五日，《理论动态》第一期出刊，刊登的就是吴江的文章：
《“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
这篇文章对当时还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提出探讨，实际是质疑。
文章认为，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应是技术革命。
文章说：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技术革命是不行的。
”这同当时领导人讲的是另一个调，同题异调。
文章还指出，认为继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文章说，现实情况是有“左”，也有右，应当是有什么反什么。
当然，在文革刚结束不久，中央依然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治国之策时，这篇文章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继续革命理论”，但提出探讨的几个问题，都是这个理论的要害。
《理论动态》创刊号发出以后，首先在中央党校引起强烈反响。
在7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小型理论座谈会上，胡耀邦说：
我们本来是讨论五卷的辅导问题，吴江同志提出如何理解继续革命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是五卷的中心问题，对我也很有启发。
吴江同志，再写他一篇嘛！
胡耀邦又说：
对吴江同志那一篇听说议论纷纷，这是好现象。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是没有完全弄懂。
探讨，继续研究，是好现象。
理论问题要探讨，争论，是好现象。
马克思讲，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
胆怯没有用处。
胡耀邦将这一期《理论动态》送邓小平。
胡耀邦说：
小平同志完全同意这篇的观点，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
当年吴江的同事沈宝祥后来回忆说：
我还记得，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发行几天之后，我和孟凡同志两个人在办公室，孟凡接了一个电话，他放下电话后高兴地对我说，老沈，这是中央办公厅来的电话，说小平同志看了《理论动态》后说，基本同意文章提出的问题。
以后，孟凡将这件事写进了向校委汇报的“汇报提纲”。
胡耀邦后来回顾这篇文章时说：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
一九七七年七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
七七年七月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
可是，我们在追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历史时，很少有人提到这篇文章。
二、反思“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追溯改革开放的历史，人们通常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文章开始的。
其实，在中央党校，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1977年9月就开始了。
这个月底，第一次登上中央党校讲台的吴江，围绕着两条战线斗争问题做了一个报告。
吴江针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反右，不准反“左”，说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右的错误而没有“左”的错误的情况，认为错误路线或执行路线的偏差，往往表现为两种倾向，不是右，就是“左”。
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
报告中，吴江说：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
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
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有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
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
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 多年后的2005年4月11日，我采访老人时，特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当年为何要在哲学课程提出这个问题。
老人说，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文革”把一切都搞乱了，按照什么来判别是非功过，提一个什么标准呢？
以语录为标准？
以权力为标准？
还是以派别为标准？
“文革”中大致按照这三条标准来的，结果越搞越乱，越搞是非越颠倒。
甚至到了1977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怪事：
为了推翻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错误估计，竟非用迟群（“四人帮”的属下）笔记本上两条来历不明的“语录”不可，否则就好像没有推翻的理由。
这实在是一种怪现象，如果没有那两条“语录”怎么办呢？
难道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的事实就不算数吗？
党史的是非标准也是这样。
这可以说是我思考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这个报告的“两条战线”部分首先摘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在党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一年11月，中央党校关于学员党史课程的设置，胡耀邦又着重提出实践同样是检验党史问题是非的唯一标准。
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复校工作后，对于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很重视。
9月22日，胡耀邦在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工作和如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10月9日，叶剑英在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要求“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胡耀邦正式确定了重点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党史教学思路，并责成党史党建教研室负责拿出一个教学方案。
两个月后，党史党建教研室拿出一个方案，但被胡耀邦否定了。
他提议，由哲学教研部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牵头，一个月搞出新方案。
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在吴江的主持下，工作进展很顺利。
12月10日，胡耀邦听取了吴江和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的汇报后，正式确定了搞一个关于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的讨论提要，并就写作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
胡耀邦说：
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草稿）》报送胡耀邦，并附信说明：
“提纲草稿已拟出，是大家讨论的结果，我也作了一些修改，大都是陈言。
请审阅后再作一次指示，以便逐步改进。
”这个“草稿”中指出：
“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我们应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指导下，以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为标准，也就是以社会实践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
“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
1月20日，胡耀邦肯定了这个方案，他批示说：
“路子是对头的。
只是太简略了。
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
” 根据耀邦的意见，吴江很快拿出了提纲初稿，在中央党校学员中进行内部讨论。
大家对于胡耀邦提出的“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这条原则都很赞成，认为实践的检验是分清党史是非的标准，并从这个角度对“文革”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
在讨论过程中，许多学员将这个“提纲”寄回本单位去了，把用实践检验“文革”的思想“扩散”到了全国各地和各部门。
所以，党史权威人士金春明在《否定“文革”的先导》一文中认为，这场讨论，无疑是后来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前奏，也是向“文革”、向极左思想发起冲击的第一次响亮的号角，成为后来彻底否定“文革”的先导。
而吴江，毫无疑问的是这场大讨论的“冲锋者”。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助产婆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哪一个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引起了吴江的关注，他认为应该有一篇文章来做解答。
吴江和当时担任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的孙长江谈起这个问题，孙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
吴江同意，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大概是1978年2、3月间的事。
巧合的是，若干年后，拜王震之赐，孙长江居然成为了我的领导和同事。
孙好酒，我比他年轻，不好喝但能喝。
于是，推杯换盏之间，关于这篇文章起草的过程，就被我这个“好事者”——这是孙老师加给我的——问了个底掉。
孙老师说，中央党校是在1977年12月研究党史问题时，由胡耀邦提出真理标准的问题的，随后在校的一千多位高中级干部进行了讨论。
1978年3月，吴江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并向时任副校长的马文瑞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孙长江写作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在处理一篇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
《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
杨得知孙长江也在写作同类主题的文章时，4月13日，特意邀请孙长江和在北京开会的胡福明及报社理论部的编辑，共同讨论了这篇文章的修改方案。
4月21日，杨将修改后的稿子送给吴江和孙长江。
吴江看了稿子以后，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
因为孙长江正在写同样题材的文章，也因为杨西光是送来征求意见的，更因为孙长江已经参与过这篇文章的修改与讨论，吴江就将稿子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把正在起草的文章和这篇文章捏在一起，形成一篇文章。
关于文章如何往一起捏，如何条理，吴江相信孙长江的能力，并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对孙强调了一句：
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题目，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孙很快完成了修改，将文章送给吴江。
吴江做了一些修改后定稿。
4月27日，稿子送胡耀邦和有关同志审阅。
因为这篇文章的处理既未经过《理论动态》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报告，所以吴江特地在电话上向胡耀邦报告这篇文稿的来历及意图。
如前所述，在吴江看来，在党校，以实践标准检验一切，这已不是一件新鲜事。
5月3日，胡耀邦审阅了文章，完全赞成发表，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
5月6日，胡耀邦召集吴江等人在家里开会，又仔细审阅了文章。
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刊登了这篇文章。
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文章发表后，在“凡是派”主导中央舆论的历史条件下，上至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主席，下至吴冷西这样的官员，包括中宣部长张平化在内的宣传官员，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压制的。
当时的党主席也向胡耀邦点了有关人士的名。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当时，“文革”的专政余威仍然露布，承接着这样的思路，思想路线的分歧必然会被看做是政治路线的分歧；而一旦卷入到政治路线的分歧，个人的命运就只能被专政的“铁拳”所打压。
因此，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
开始支持这篇文章的人，有的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自然，吴江也感到了周围空气的沉重。
怎么办？
四、《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启动“实践标准大讨论” 吴江没有退缩，他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这就是6月24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的那篇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为难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向他发出责难，吴江在起草这篇文章没有事先向胡报告，只是将所写的第一稿送给他看看。
胡耀邦看后让秘书给吴江打电话，只交代一句：
“等三个月以后再说。
” 为什么要等三个月，因为当时《理论动态》已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了；宣传系统下达禁令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都不能刊登这类文章。
胡耀邦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情况时说：
“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太不明朗。
” 吴江回忆说：
我理解胡耀邦的态度，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不能不照顾起码的组织原则；但我觉得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为了不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上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最后的定稿就未送胡过目，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请示。
当时帮助撰写这篇文章的只有孙长江一人。
文章为什么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呢？
吴江说，那时军队刚召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而这个讲话正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
我忽然想起这正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也是较适当的方式——求助于《解放军报》。
刚巧我那时正与《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联系，我备了一封信，将文章送给他，也是抱试一试的态度。
不想《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和副总编辑姚远方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答应刊登。
我提议不用我个人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议员”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他们也同意，这是《解放军报》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刊登文章。
文章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著地位转载，新华社也在当天转发（这是这些报纸负责人之间经过商量的），因此各省市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
吴江说：
我这篇文章能够发表，必须提到罗瑞卿的功劳。
当我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我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
说起来，我和罗瑞卿并不是很熟悉，只是在1950年代华北局的会议上见过，此举自然是想寻求支持。
但我没有想到罗瑞卿同志竟如此认真，他不仅表示支持，并通过编辑部口头向我建议作两处重要增补：
一是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重要文字。
我都照办了。
我说，大概在你寻求罗瑞卿支持的同时，胡耀邦也想到了罗瑞卿。
胡看到你的文章后，并没有“三个月以后再说”，而是直接让秘书与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联系，求得他的支持。
罗与胡几次电话沟通，商谈文章的修改与发表的问题。
吴江说，是的，罗曾为这篇文章直接同胡耀邦通过几次电话，表示对这场斗争的支持。
这是文章发表后我才知道的。
文章刚发，罗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
这位文武兼备的将军（他是解放军十员大将之一），在这场结局尚未明朗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不幸，不久他竟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
对罗瑞卿关键时刻的支持，吴江的钦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这篇文章突破了当时对同真理标准问题的压制与封锁，并引起了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注意。
邓小平也是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才注意到这场争论的。
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还只是在中央内部不大范围内引发分歧，那末，第二篇文章在中央各报和几乎所有各省市报纸刊载后，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才展开了。
五、为真理标准大讨论“补课”鼓与呼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说：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讨论的结论，并没有结束有关“两个凡是”的争论。
尤其是1979年4月理论工作务虚会后，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却中断了，全国局势又处于一种明昧交织的局面。
为此，邓小平在几次讲话中，强调指出要警惕“两个凡是”。
他认为，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还没有完成，现在要考虑补课。
” 吴江将邓小平的讲话记录送给胡耀邦，并建议在《理论动态》上写篇文章。
胡建议吴江先到中宣部跟少数人讲一讲关于补课的内容，也可以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让大家议一议。
1979年8月23日和9月6日，吴江应刘澜涛和宋仁穷二位部长的邀请，分别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的与会者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演讲。
以后，又将这两个演讲稿整理印发。
吴江的这两次演讲引起新华社的重视。
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第80期（1979年10月1日），以《吴江同志认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重点要解决领导问题 补课要补到实处》为题，详细报道了这个讲话内容。
报道说：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同志，最近分别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谈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他在谈了前段时间全国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经过后，又讲了关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问题。
他认为：
进行真理问题讨论的补课，重点要解决领导问题，补课要求补到实处。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阶段，大体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结束。
这次全会通过了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全会同时免去了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职务，由胡耀邦接任。
这样，就从思想和组织两个方面，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实践。
吴江是“补课”的发起者，也是冲锋者。
下篇：
陷阵者吴江 可是，悖论的是，这场大讨论的冲锋者吴江，到1982年年底，他竟然不得不离开党校。
此后，吴江的命运依然阴影笼罩，仿佛掉进了类似奇门遁甲的阵势，成为一个“陷阵者”。
关于这段历史，老人在后来的著述中有过并不详细的叙述。
在我向老人采访时，他虽然愿意讲，但希望我不要写。
面对我的困惑，他指着挂在客厅的那幅书法对联不语。
那幅书法对联，常年挂在客厅，每一个来访者都可以看到。
联云：
“俯仰处无愧天地；褒贬时自有春秋。
” 但是，历史何以会发生悖论？
我问孙长江，孙不语；我问吴江，吴也不语。
但是，这恰恰是历史学应该解决的问题。
三十多年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起草者和推手，似乎都命运不佳：
1982年后，吴江就被中央党校边缘化；孙长江更是差点被推到对立面去，幸亏聂荣臻的保护才幸免，被下放到北京“最小的大学”——而我恰恰在这所最小的大学工作，我幸运地与孙成为同事；杨西光从总编辑位置上退下来后，《光明日报》关于这场讨论历史的书写，竟然有意无意地无视这位老人的存在。
倒是给《光明日报》投稿的胡福明（他是从哲学上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这一命题的），从这个历史“悖论”得到了好处：
因为吴江、孙长江和杨西光的被边缘化，胡福明的作用就被人为地凸显出来了；而胡福明呢，也非常懂得提升自己在历史中的身价，无论是接受访谈还是自己写文章，都极力地夸大自己的作用——久而久之，胡福明不但模糊了这段历史，而且自己也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历史中，相信自己是个比当年任何人都高明的思想家——当然，关于胡福明的现象，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概括说来，三十年多来，中国发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改革开放”，但在这一过程中总让人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限制了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人，也使吴江的命运与这种悖论联系在一起。
让吴江最先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伸出来，是他在讲“补课”问题时所遭遇到的一件事。
吴江提出真理标准讨论要补课，是根据邓小平几次讲话中提出的思路来的。
他收到的小平讲话记录稿，有这样几句话：
“利用毛主席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即换一个面孔，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样的人，个别单位竟达到三分之一。
这是全国的缩影。
”吴江在讲话时特意声明，这是根据别人的记录稿，不是原文。
会议印发他的讲话稿，也说到了这个声明。
对于这个问题，在有关讨论的“简报”中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认为“个别单位达到三分之一”的估计是适当的，党内外思想僵化半僵化转不过弯来的人的确相当多；另一种意见则反对“三分之一”的估计，他们撇开个别单位这个词，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坚持“两个凡是”，这还了得！
吴江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向会议作解释。
但是后来他听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写会议简报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时，把前一种意见略去，只将后一种意见写上，听说小平看了有些不高兴。
因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邓力群领导的，所以，吴江请邓力群向党校学员作报告时做点说明，但邓沉默不语。
接着，有关吴江反对陈云的说法开始传播开来。
吴江主持的《理论动态》282期发表了题为《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的文章。
据吴江回忆，这篇文章是时任党校副校长的冯文彬再三要求“理论动态组”写的。
冯说对华国锋下台、胡耀邦上台这件事，有人大不满，说胡如何如何不谨慎，实际上是对改革持反对态度，对这种说法应加以批评。
文章经过理论动态组十来位同志的集体讨论修改然后由吴江定稿并签发，冯文彬阅后直接送《人民日报》。
这篇文章被送到陈云那里，“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的说法开始流传。
后来，陈云在中央一个小会上向胡耀邦提出责问后，胡当即告知“没有这回事”，小平也没有就此表态，站起来就走了。
但是有人把此事说得很严重，为此邓小平确实说了话：
“既然如此，可以由组织部调查党校有关人员。
”但是组织部只是调查有关人员的情况，没有也不可能对文章本身作出定论。
1982年6月王震任党校校长时，曾专门派人向“理论动态组”同志查问这篇文章是否是针对陈云的，当时吴江虽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动态组”的同志都否认这篇文章有针对陈云之意。
王震向陈云汇报后，陈云说，“吴江同志是风派，不能重用”，“胡乔木邓力群是经过考验的，是正派人，应当依靠他们，而不能依靠吴江等人”。
而胡耀邦见到陈云这句话时有一个批语，说：
吴江同志等人的问题“要由党的组织部门调查核实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不能个人说了算”。
紧接着，吴江在“文革”时期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的说法开始飞短流长。
1982年6月王震在党校的讲话中确认了这一说法：
“吴江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
吴江听后，虽然觉得事情太离谱，但很纳闷这种流言是如何出来的。
到这年9月“十二大”会议期间，冯文彬突然找到吴江说：
“你究竟是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的组长？
这个说法很普遍，邓力群对此默不表态，因此连耀邦也将信将疑。
你要加以说明，是则是，不是即不是。
”这样，才引起吴江的重视，向中央书记处写信说明：
我是比邓力群更早揪出来的“黑帮”，哪有资格当邓力群专案组的组长？
这封信引起了邓力群的回应，两人这场公案各自都有陈述，至今还被人常常提起。
在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场域中，流言往往是在布阵，而且是看不见的“阵”。
吴江就在这个阵中“陷”了。
1982年6月开始，吴江在党校被审查，而孙长江则被发配到“最小的大学”。
吴江在“十二大”小组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发表了，总编辑秦川则接到党校校长王震的电话，问他“还要不要脑袋”。
吴江感到了事态的严峻。
会议结束后回到党校，吴江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教育长宋振庭被撤销职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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