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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业初探
生态产业初探
——生态产业案例研究课题综合报告
李周
一、引言
最近十多年来，旨在克服资源与环境危机的生态技术创新，已呈星星燎原之势。
作为研究者，有责任深入实际，从剖析生态技术创新的原因入手，把蕴涵在其中的道理弄清楚，并在分析一个个具体的小道理的基础上发现大道理，或曰理论创新。
我们所做的“生态产业案例剖析和有关经济政策研究”这项课题，就是试图从剖析生态产业案例入手，论证“如果继第一次农业革命之后崛起的是工业革命，那么当工业革命衰退之后，新兴起的很可能是生态产业革命”这个基本假说，并探讨有利于发展生态产业的政策的尝试。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特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总是和特定的资源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并随着资源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具体地说，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相对水平的变化，会诱发出旨在以相对丰富的资源替代相对稀缺的资源的技术创新，进而改变增长的资源基础。
例如，由廉价的石油价格诱发出来的石油农业，正随着石油相对价格的上升而逐渐失去竞争力，并诱发出了旨在替代石油农业的生态农业。
也就是说，已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因资源稀缺性的动态变化而难以为继，是诱发技术创新进而增长方式变换的大背景。
基于生态技术已经渗透到第一次产业（生态农业）、第二次产业（生态工业）和第三次产业（生态旅游业）中的现实，我们在研究中采用了概括能力更强的生态产业概念。
按照我们的理解，生态产业作为一种已经出现的客观事物和可以实现的目标，在宏观上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在初始阶段，它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不超过生态阈值；二是在发展过程中，它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减缓，收敛于零。
这种变化可以用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污染总量和污染浓度等指标的下降率加以度量。
其微观上的特征是采用生态技术，包括以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的技术，以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的技术，通过能级（或物级）变换，实现低级能源（或资源）替代高级能源（或资源）的技术，以及通过延长转换链，提高能源（或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
这一特征可以用收益与完全成本（生产成本+环境成本+使用者成本）趋于边际平衡和收敛于持续最大产量等一系列指标加以考核。
具体地说，选择这一课题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资源与环境危机毕竟要靠行动来解决。
作为研究者，要讲清资源与环境正面临危机的道理，更要肩负起寻找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和谐的途径，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摆脱资源和环境危机的责任。
第二，初露端倪的生态产业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总结。
从剖析生态产业案例入手并进行跟踪研究，是把握我国生态产业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发展态势，进而弄清适宜中国国情的技术变革路线的正确途径。
第三，发展生态产业需要切实可行的政策。
中国的生态产业，尤其是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态产业，是市场化进程中的产物。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剖析生态产业案例，有可能提出有助于我国生态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有力地促进生态产业发展。
第四，生态经济理论创新的素材蕴涵在生态产业的实践中。
以剖析现实中协调生态与经济关系的案例为基础，才有可能真正为生态经济理论体系增砖添瓦，才有可能跳出依靠已有的科学组合“生态经济理论体系”的思维定式，尝试进行“空想生态经济理论”到“科学生态经济理论”的跃迁。
二、资源耗竭与环境恶化：
生态产业萌发的外在压力
产业革命以来，人造资本的积累率超过了任何时期，所积累的人造资本总量也大大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
与此同时，自然资源消耗过快和环境趋于恶化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
有关经济活动会受到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制约的哲学思辩早就出现了。
例如，马尔萨斯（Malthus,1798）根据其掌握的某些史实和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演绎出了他的“人口论”。
李嘉图（Ricardo,1817）以可用于生产的优等资源相对稀缺为依据，作出随着经济发展会把越来越差的资源纳入经济利用的范围的结论，穆勒（Mill,1857）分析了静态经济下的增长极限。
戴利（Daly,1973）对这些历史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为当代人了解这些思想作出了贡献。
然而，对经典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全面的反思，把环境危机凸显在世人面前，是始于本世纪中期的事情。
其中，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的有生物学家卡尔逊夫人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梅多斯等人于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等。
他们的分析框架基本相似，即在自然资源存量已经基本查清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有限的假定下，利用典型事例和简化的模型，如只包括人口、自然资源、工业资本、农业投资和环境污染几大因子的世界模型，得出人类发展已经面临困境，只有降低甚至停止经济增长进而减少资源消耗量，方能扭转这种趋势的结论。
例如，梅多斯等人（Meadowsetc.，1972）根据估计的资源存量数据预测铝的供应将在未来31年内消殆尽（2003年），世界黄金储备只能持续9年（必须在1981年停止黄金生产）；并且认为不能祈望单靠技术的办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只有停止地球上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才能维护全球性的均衡。
概括地说，有关资源与环境危机的研究是循着如下线索进行的：
70年代关注的重点是解决不可再生资源耗竭的问题；80年代关注的重点从耗竭性资源拓展到可再生资源，尤其是生物多样性方面；接着，重点又从资源耗竭拓展到环境容量方面。
这种变化同多年来的污染积累有关。
人们发现，资源和能源的使用还不一定威胁到它们的稀缺性，但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物会超过环境容量造成重大灾难，即环境接受“三废”的容量的有限性可能是最重要的约束条件。
尽管这些分析以技术不变、可供利用的资源范围不变等并不成立的假设为前提，所采用的方法也很粗糙，如典型事件的收集和系统动力学，但他们成功地将资源与环境问题由原先只有受过系统训练的科学家才能掌握的私人信息，简化为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公共信息，把资源与环境危机的严重性进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凸显在世人面前。
尤其是在人们尚未意识到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时，这些发聋振聩的呐喊的重要性无论作多高的估计也不会过分。
需要指出的是，资源与环境状况恶化，不仅会使人们产生忧患，它还会有力地推动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为它们服务的资源与环境立法和管理。
根据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都是由自然资源禀赋变化诱致出来的理论，可以作出如下假说：
一方面，人类总是在保持其生存环境的前提下选择更为简单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即他们在选择资源利用方式时不愿舍易求难，而且人类的知识越有限，越有可能选择更为简单的资源利用方式。
在自然资源中，矿物资源的总量是固定的，用一点就会少一点，生物资源可以更新，但保持它的总量不变也非常不容易，所以人口增长会引起人均自然资源禀赋的减少。
人均资源禀赋的下降，会使已选择的资源利用方式出现从适宜到不适宜的变化。
另一方面，当人类选择的资源利用方式无法满足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之后，人类会进行技术和制度变革，以提高特定人均资源禀赋的承载能力，进而使自然资源禀赋、资源利用方式和社会持续发展三者继续保持协调。
人口增长越快，由人均自然资源禀赋下降所诱发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频率就越高。
换言之，资源结构与环境状况的动态变化，是生态产业萌发必不可少的外在压力。
这种压力，迫使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兴趣转移到具体的环境问题上，包括宏观层次上的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性、地区性的环境问题，微观层次上的城市或农村社区中各环境因子的承载力研究，以及同企业资源配置密切相关的清洁生产研究等。
相比较而言，微观层次上的研究项目更为密集，进展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突出。
三、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
生态产业崛起的内在动力
我们知道，最初的人类经济是资源承载能力极低的采集经济和狩猎经济。
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经济越来越难以为继了，人们不得不种植采集来的植物的果实或种子，饲养和繁殖捕获到的动物，而不是马上食用它们，于是形成了原始种植业经济和游牧经济，将资源承载力提高了一大步。
在单一的农业经济中，可利用资源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
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持续增长的各种需求，人们对资源效用的探索越来越深入，完成的技术创新越来越多，纳入可利用资源范围的资源也越来越多。
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是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也是这样升级的。
例如，人类最初使用的是生物能源，鉴于生物能源的稀缺性逐渐提高以及生物能源的能级难以升级，人们不得不寄希望于利用新能源的技术创新，并先后把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等纳入能源的范畴。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太阳能能级升级的技术创新开始初露锋芒，太阳能将会随着其能级升级技术的日趋完善而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用相对丰富的资源（或能源）替代稀缺资源（或能源）的技术创新，已纳入利用范围的资源（或能源）用一点就会少一点，经济增长总有一天会无法持续下去。
所以，只有不断地完成旨在用尚未纳入利用范围的、相对丰富的资源（或能源）替代纳入利用范围的、相对稀缺的资源（或能源）的技术创新，不断地扩大可供利用的资源（或能源）的范围，才有可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在人口增长和人均自然资源禀赋下降的诱致下，通过技术和制度变迁，实现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原先尚未利用的自然资源）对相对稀缺的自然资源（包括因利用过度而急剧减少或耗竭的自然资源）的替代，以及人造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扩大可供利用资源的范围，确保社会和经济发展持续性的过程。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从产业间技术创新的差异来认识和解释工农差异。
他指出，物理学，特别是机械学的率先发展，是工业发展领先于农业的主要原因。
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逐渐赶上物理学、机械学的发展，这种局面将会逐步消失。
由此不难作出如下推理：
随着人类进入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时代，经济增长将建立在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不仅工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而工农差别将逐渐消失，整个经济也将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
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知识体系很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很低的漫长岁月里，尽管人们一直在努力开展旨在化解资源与环境危机的技术创新，但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一旦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临界点，人类往往采用消极的平衡方式来摆脱不可持续的困境，如争夺资源的战争乃至人口迁徙，就是当今已进入发达阶段的欧洲国家，其发展初期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平衡也是同殖民掠夺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人类并不总是以消极的方式应付已纳入利用范围的资源稀缺性提高的危机，随着人类知识体系的逐渐完善，旨在提高资源利用范围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不断加速的特征。
最近50年,我国人口增长了2倍，耕地面积绝对量急剧下降，但粮食供给并不短缺。
形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很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生物技术创新。
人类在技术创新、技术推广和技术升级方面的能力具有加速增长的趋势，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没有有理由不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四、案例研究中的启示
《生态产业课题》陆陆续续做了3年，共完成6个案例，其中3个村级案例，另外3个分别是农户案例、农业企业案例和工业企业案例。
除农户案例外，所选的研究对象都有荣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全球500佳”的背景。
村庄的经济活动具有包容政府行为、社区行为和农户（企业）行为的特性，使我们有可能把微观分析和宏观透视结合起来，进而将特殊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所以村级案例成为研究重点。
这一层面上做了三项研究∶为了分析生态产业建设中的外力推动和内力推动的差异，对距离最近、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近似的两个村作了比较研究；为了探讨政府推动方式对生态产业建设的影响，对推动方式有较大差异的两个村进行了比较研究；为了论证生态产业的可推广性，对位于南北方的两个村进行了比较研究。
后两方面研究实际上是交叉在一起的，其中以北方村代表较好的推动方式，南方村代表较差的推动方式，是为了表明好的推动方式并没有从自然条件方面受益。
在另一个层面上，以农户、农村农业企业和城市工业企业为切入点，论证了生态产业的可推广性和生态技术能够适应不同量级的企业的需要两个命题。
（一）西安生态养殖场案例的启示
1.生猪吸收的能量被分解为生长能、维持能和代谢能三部分，其中只有生长能形成了产品。
生猪饲养技术创新的关键是利用代谢能、减少维持能和提高生产能，而西安生态养殖场的技术变迁正是循着这样一条线索展开的。
2.生态养殖模式最基本的特征是有一个旨在提高能量转化率和能量等级的生态技术体系，能做到“全进全出”，并保证生猪产品规格、批量、生产周期的一致化。
从趋势上看，生态养殖模式也会有饲料企业和猪产品加工企业与其配套，而且这些前后向关联企业也将以低能级能量为基础，并采用以生物方法处理企业废弃物的生态技术。
3.生态养殖模式的能级匹配具有闭路循环的特征，它的核心是充分利用机会成本为零的低等级能量，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利用物质的能量转化功能，通过水葫芦、细绿萍等中间产品，将排泄物中的代谢能转化为生猪产品；其二是利用生物的功能，将能级低的太阳能转化为能级高的生物能。
太阳能是一种被利用的机会成本为零的可再生能源，直接利用太阳能的能级匹配，无疑是最有利于持续发展的。
4.生态养殖模式中的物级匹配更多地依靠相对丰富的生物资源。
例如，通过葡萄架、瓜架和猪舍顶上放养细绿萍的物级匹配，为生猪生长提高适宜的温度。
生态养殖模式中的许多生物“设备”（如葡萄、瓜，绿萍）自身具有增殖能力，不构成生猪生产中的一个成本项目。
生态养殖模式的物级匹配多种多样，具有很大的自由度。
例如猪粪便的处理，既可以借助于水生植物，又可以采用沼气池；配置规模的自由度也很大，既可用于大型生态养殖场，也可用于农户。
生态养殖模式在物级匹配上的灵活性，大大提高了它的可推广性。
5.生态养殖模式涉及的科学技术领域要比工厂化养猪范围宽泛的多，它不仅需要应用养猪的科学，还需要应用植物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其他科学的有用成果。
6.通过剖析西安生态养殖场案例得到的政策性含义是：
（1）生态养殖企业必须具有适应市场波动的应变能力和竞争力，在扩大生产规模时必须充分考虑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2）生态养殖企业必须采取专业化的生产经营，以自给自足型的多种经营方式组织商品生产是不适宜的。
（3）为了确保生态养殖模式的健康发展，各级政府在政策上要以诱导中大型生态养殖场的发展为目标；生态养殖模式是土地利用型的，适宜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农村地区发展。
（二）留民营村案例的启示
1该村依靠生态农业实现经济翻两番和人均收入奔小康的目标的事实表明，生态农业是顺应商品生产要求的农业技术体系，在改造传统农业方面也同样具有竞争力。
2从总体上看，现有生态农业技术的比较优势不在粮食生产上。
如果要充分发挥现有生态农业技术的比较优势，就不能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如果要充分发挥生态农业技术在增加粮食生产上的作用，必须在生态技术创新方面作更深入的探索。
3生态农业技术升级是确保生态农业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现实中采用的某些生态技术是同隐蔽性劳动力剩余联系在一起的，这类生态技术必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遭到淘汰，如家庭式的小沼气池。
要想使生态技术保持竞争力，必须实现生态技术升级。
留民营将制备沼气的载体由沼气池改为沼气罐，制备沼气的技术由低温发酵改为中温发酵，原料供应源由家庭改为畜禽养殖企业，就是依靠技术升级保持生态技术竞争力的一个范例。
（三）山一村案例的启示
1.在生态村建设中曾做过许多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山一村扬弃了已使用的生态技术的事实（例如，村民宁愿花费500元购买煤气，也不愿意每年花费20多个工继续使用沼气池）说明，某种生态技术是否被广泛利用，主要取决于生态技术自身所具有的市场竞争力或盈利能力，而不是人们的环境意识。
2.经济发展越快，可供选择的技术和就业机会越多，生态技术升级的迫切性就越强。
要诱导企业和农民采用生态技术，必须加快生态技术的创新和升级，使它们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3.生态技术是较复杂的综合性技术，进行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量大，风险高，而一旦试验成功又极易模仿，所以不能依靠农民自发地进行生态技术升级。
对这种有利于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和升级，政府应承担其投资责任。
至于发展生态企业，应该是农民个人的自主选择，政府不必作过多的扶持。
（四）滕头村案例的启示
1.滕头村自发地走上生态农业道路，说明生态农业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但从自发的生态农业建设过渡到自觉发展生态农业之路需要外力的推动，尤其是来自农业科技推广部门的力量。
2.改进农业生产条件，进行生态工程建设不仅是生态目标的需求，更是经济发展目标的需求。
3.提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是发展生态产业的初级阶段；而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必须越过这一阶段。
发展工业时，要以合理布局和控制污染源等方式，确保区域环境质量，继续保持生态产业的特征。
4.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增量来自技术创新。
任何一个多级利用与循环系统，如果不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就会趋于相对稳定状态而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要使这一系统具有持续的价值增殖能力，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
5.区域生态与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可以实现的，但这绝不完全是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从自发行为到自觉行动的过程。
（五）北方庭院生态农业案例的启示
1任何能被农民和政府同时接受的模式，一定都是由特殊的资源、技术和经济、制度条件下内生出来的，并具有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改善环境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特征。
其中，具有增加收入的效应，是农民愿意选择它的关键，而具有改善环境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旁侧效应，则是政府愿意给予扶持它发展的关键。
2任何模式的推广都要以提高技术组合的均衡度作为切入点。
在该模式中生猪是中心环节，由生猪价格下跌诱发的生猪饲养量减少，会影响沼气、沼液和沼渣供应量，进而影响农户生活能源与棚菜有机肥的供应乃至模式的效益。
农业科技人员也有责任从改进薄弱的技术环节入手，把降低养猪成本作为推广《模式》的切入点，提高模式中的技术组合的均衡度。
3要依靠组织和制度创新提高模式的市场竞争力。
蔬菜环节是《模式》中占地面积最大，纯收入最多的环节，而蔬菜的收入主要决定于对市场信息的把握程度，以及与扩大市场半径能力相关联的保鲜技术和销售方式。
这些都不是单个农户有能力解决的问题，政府有责任提供必要的商情信息，并诱导农民进行组织与制度创新，依靠集体的力量建立销售网络和形成保鲜能力，使广大农户都能借助于扩大交易规模分享规模经济。
4改进扶持政策，实现扶持私有品到发展公共品的转变。
由于《模式》中的沼气技术缺乏经济上的竞争力，多年来政府一直采取补贴方式动员农民建沼气池，结果造成农户依赖政府的思想，出了问题也等着政府部门去解决。
对待技术上的薄弱环节，与其采用补贴方式动员农民接受之，不如组织科技攻关将其克服之，所以，政府应该改进扶持政策，实现扶持私有品到发展公共品的转变。
（六）太钢治渣与综合利用案例的启示
1.改革是治渣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李双良在太钢工作多年，早就熟悉治渣过程，他一直到1983年才提出承包方案的事实表明，改革的大背景下是治渣能够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改革不仅李双良获得了治理渣山的承包权，而且使他获得了充分利用企业外相对价格较低的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权。
不难想象，如果不能利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和运输公司的车辆，就难以降低治理成本，也就难以迅速扩大治理规模。
同理，如果没有改革以来城市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废渣都必须运到农村去，既要承担运输费用又要支付占用土地和为农民造地的费用，治理效益必然显著下降。
如果没有市场化取向的价格改革的支持，如果没有改革以来经济快速增长拉动的各种废渣制品需求的急剧上升，废渣开发也不会有如此好的市场前景。
2现有技术的组合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渣场采用的技术并没有独特的技术创新，而只是把已有的技术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具有新功能的技术体系。
这是一条特别重要的经验。
我国开展“三废”治理的时间很短，可供我们拿来使用或借用的技术还非常多，在这个发展阶段，进行组合性的技术创新，要比发明型的技术创新更为重要。
3采用开放式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助于提高治理效益和加快治理速度。
虽然历经10多年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但在推行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小而全或大而全的思维方式还远远没有消失。
这种封闭式的资源配置陋习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不相容的。
太钢治理渣山初期采用开放式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国家实行的优惠政策是诱导企业治理“三废”的重要推动力。
据估算，由于国家免税给渣场增加的盈利约为3909.4万元，占企业实现利润的37.9%，说明国家优惠政策对于推动污染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五、主要结论
整个课题是循着邓英淘研究员提出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是生态产业革命，生态产业的内核是以低能级资源替代高能级资源、低物级资源替代高物级资源的假说展开的。
经过几年的分析和思考，从实证角度对这些假说作出了初步的诠释、拓展和修正，并得出的几个初步结论。
（一）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
有些研究人员，在系统总结以往人类活动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提出：
应把强化政府干预和放慢增长速度进而降低资源消耗率，作为医治逐渐显现出来的资源和环境危机的药方。
这个观点和前面提到的梅多斯等人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应该肯定，人类活动对资源与环境已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并具有累积效应的负面影响是决不能低估的。
然而，简单地放慢增长速度只能减弱而无法遏制自然资源趋于耗竭的趋势，要扭转这种趋势，决不能停留在回顾和总结历史的阶段上，必须关注旨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的资源基础，克服已出现的和将要出现的资源与环境危机的行动。
这些行动将决定知识体系扩展的速率进而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的速率，将决定人类的未来，也是进行理论创新和引申出政策含义的基本素材。
这些行动是由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诱发出来的。
农业资源禀赋的差异，造成中国的生态农业显著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国的生态农业是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急剧提高，农产品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出现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是在农产品供过于求的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的生态农业在技术创新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并从空间、时间两个角度改进作物配置结构，使劳动投入更为密集，太阳能利用更为有效，土地生产力发挥更为充分，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二圃制农业、三圃制农业的回复，强调的是回归自然。
中国的生态农业是市场导向性的，以增加产品供给进而生产者收入为目标，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量小、劳动利用量大、商品率高的生产项目上（在土地利用量大、劳动利用量少、商品率低的谷物生产上没有明显进展），摆脱了自给自足的特征，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很低。
由此说明，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
（二）生态技术创新要以“自利”为切入点
“自利”与“利他”有区别，但并非截然对立。
比如，计算机技术对印刷业的渗透，是计算机供给商扩大应用范围的“自利”行为，但从它淘汰了铅字印刷、解决了化铅污染问题的角度看，它又具有“利他”的效果。
企业为了提高产品质量，用静电喷漆技术替代烤漆技术，用镀镍技术替代镀锌技术，是旨在扩大市场占有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利”行为，但从它们消除或减少了废气和废水污染的角度看，又具有“利他”的效果。
在我国小流域治理当中，不同的切入点带来不同的效果，是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
早在50年代，我国就开始进行小流域治理了，当时强调的是减少进入大江大河的泥沙量，主要措施是挖鱼鳞坑和种树种草，然而这种以改善整个流域生态环境为切入点的“利他”做法的实际效果并不好。
80年代以来实行的户（或组）包小流域治理，主要措施是修建宽条的水平梯田或隔坡反坡梯田和植树种草，这种以改善农户生产条件为切入点的“自利”做法，不仅使农民增加了收入，而且减少了水土流失量，实现了“自利”和“利他”的统一。
由此可见，生态技术是集“自利”与“利他”于一体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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