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工笔花鸟的兴盛剖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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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工笔花鸟的兴盛剖析

（题目待定）

——从宋代工笔花鸟画看个人发展和艺术整体的繁荣

内容摘要

宋代是工笔花鸟画极其繁盛的时代，首先其在艺术上的成果值得研究和借鉴，另外其发展脉络交叉复杂，各种因素的交织也带来了内容更为丰富的交流碰撞。

本文即是试图通过整理、概括和提炼它的历史发展脉络，希望在学习宋代工笔花鸟之外于它演变的历史中探寻一下个人与艺术整体繁荣之间的关系，以助益于对当下艺术的思考。

绪论

对于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倘若不是摒弃一切随性地抒发自我，那么随着对艺术的体悟渐深，总会关照及对自我艺术的思考：

我的艺术处于何种位置，当下我应做什么，如何进一步发展，我的艺术将朝向何方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一而足。

艺术总体难见涯涘，渺渺个体在茫茫艺术的大洋中如何掣帆航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这不是纯粹的出于功利性的问题，相反，在绝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艺术本身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去思考个人发展与艺术总体。

从何处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谈道“我们只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历史学”。

中国古人也讲“述往以为来者师也”（王夫之《读通鉴论》），李维在《罗马史》中也说“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

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作为借鉴”，鉴古知今，回望历史或许可以有一些学习，得到一点启发。

谈到工笔花鸟画，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也许宋代花鸟画的发展繁荣可以为我们带来些许启示。

本文即是以北宋为重点，通过梳理芜杂的宋代工笔花鸟之脉络，拨开千头万绪，试图从中撷取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言及工笔花鸟，倘若寻求一个极其辉煌灿烂的时代，那么宋代当之无愧。

两宋时代，绘画相当发达，花鸟与山水并盛，进展殊大，远非前代可及，尤其在花鸟方面，可谓之彪炳画史。

古人有厚古之风，古代著述，对于谈论前代作品一向持敬畏态度，有崇仰之情绪，然而宋人谈及当朝花鸟画时常常是不见丝毫谦虚。

如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就说:

“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今。

”可见宋代人对自己的花鸟画是颇为自信的。

当然，宋代花鸟画成就卓然前代抑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宋代花鸟画的兴盛首先体现在其欣赏面的扩大。

据记载，开封、临安的一些茶坊、酒肆及商店就常用绘画装点以吸引顾客，绘画进入富有的市民家庭。

画师们除了为贵族阶层装饰屋宇墙壁以及绘制寺观壁画外，还要满足广大市民对画作的需求。

北宋画僧仲仁善画梅花，作品就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黄庭坚在其《内集》中就有抒发其倾慕之情：

“梦蝶真人貌黄槁，篱落逢花须醉倒。

雅闻花光能画梅，更乞一枝洗烦恼。

扶持爱梅说道理，自许牛头参已早”。

很多画师的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供应不同阶层买主的需要。

画家的作品也被贩运往各地，外地的商人也在各地收购作品携带到本地出售。

北宋时开封大相国寺资圣门前就有经营图画的店铺，绘画的市场已十分活跃。

其次，花鸟画逐渐受到重视，从事花鸟的画家众多。

画史记载，唐代已有人善画花鸟，不过多为点景陪衬，未成独立。

至五代、宋初，独立的花鸟题材才正式问世，但在此阶段发展亦迅速，花鸟画家人数激增。

宋初石恪以画人物名显于世，南宋赵希鹄所著《洞天清禄集》中说“（石恪）亦能水墨作蝙蝠、水禽之属，笔墨轻盈而曲尽其妙”，画家着眼于花鸟的趋势已有反映。

北宋宣和（1119～1125）年间由官方主持编撰的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著录著作《宣和画谱》共二十卷，分十门，除道释门、人物门、宫室门、番族门、山水门而外，其余五门皆属当今所称花鸟一科，分别为龙鱼、畜兽、花鸟、墨竹、蔬果，有三十位花鸟画家，作品共计2400轴。

其中虽含一些前代作品，但从庞大的数量中亦可窥宋朝花鸟之兴盛。

再者，从史实来看，宋代也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花鸟画家，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

宋代绘画还有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量画家在绘画题材上趋向专精。

比如戴嵩独善画牛，曹霸精于画马，有人善画猿，有人专鹤等等，正如书序所云“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

这种专精的追求其实有些像时期世纪欧洲的荷兰小画派。

十七世纪的荷兰出现了很多在特殊题材上有精到表现力的专门画家，譬如擅长静物尤其擅长画桌台器皿的赫达、卡尔夫；擅长表现乡间风景的霍贝玛；擅长画水边风车的雷斯达尔、擅长制作写真肖像画的伦勃朗和哈尔斯等，中国这时期的现象虽然在性质上某些地方与它存在差异，但从总体上来看都是因社会经济的活跃引起的绘画的进一步发展，其专精的现象就是绘画高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从绘画成就上来看，不论技艺还是审美情趣，宋代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因而宋代在绘画史上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时代，尤其就工笔花鸟画而言。

一方面它提供了极其丰富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创作经验和实践方法，另一方面宋代作为一个具有很强代表性的时代，在一个大的繁荣环境下涌现出来大量在绘画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这些个人又推进着整体的繁荣，个人和艺术总体之间这种交互影响的关系也带来一些相关我们自己思考的昭示。

所以，抛弃纯粹历史线索梳理的意义而外，探讨宋代绘画依旧具有意义，而这对于现实而言意义似乎更加重大，这也是写作本文的最主要出发点。

一花鸟画的肇始与成熟

意大利人认为，是乔托揭开了艺术新的篇章，按照惯例，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从出现了这个伟大的画家开始。

下文我们将要看到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无裨益的是，要记住在实际历史中没有新篇章，也没有新开端；而且我们要认识到他的方法大大地归功于拜占庭的艺术家们，他的目标和观点要大大地归功于建筑北方大教堂的伟大雕刻家，那也丝毫无损于乔托的伟大。

——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第十章》

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的三大画科之一，在中国画中，凡以花卉、花鸟、鱼虫、犬马等动植物为描绘对象的画，皆称之为花鸟画。

从考古资料来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花鸟绘画已开始萌芽。

一九七八年在河南省汝州市（原临汝县）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纹彩陶缸，其上描绘衔鱼的水鸟和一把石斧，图绘构图完整、描画生动，可见新时期时代花鸟画已初具形制。

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战国末期木板画《老虎被缚图》，是已知最早的独幅花鸟画。

现藏美国纳尔逊艾京斯艺术博物馆的东汉陶仓楼上的壁画《双鸦栖树图》，也是较早的独幅花鸟画。

花鸟画发展到两汉六朝则粗具规模。

南齐谢赫《画品》记载的东晋画家刘胤祖，是已知的第一位花鸟画家。

与宋代画风息息相关的是唐代的绘画传统。

唐代是我国绘画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一个花鸟画开始兴盛的时代。

“花鸟”这一名称始见于此时期，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于薛稷、边鸾、尉迟乙僧、殷仲容等人名下，立有“花鸟”之名。

不过当时“花鸟”尚不是当下所指的概念，诸多花鸟画题材尚未涵盖于“花鸟”名下，与之并列的还有鹰鹘、雉兔、竹鸡、蝉峰、燕雀、草木、花竹、鹤竹等。

有唐一代花鸟画家甚多，专门画家的产生就绘画的分科而言，花鸟一科已然形成。

初唐之时，花鸟画即已兴盛。

此时期，画家多画禽鸟，次为花木。

如清代王概等撰写的《芥子园画传》就说“考厥绘事，唐之工花卉者，先以翎毛”。

开国之初宫廷中喜好花鸟画，皇室之中有不少人善画禽鸟。

比如汉王李元昌，《唐朝名画录》载“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

画鹰鹘雉兔，现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李渚“善画雀蝉、驴子”（《唐朝名画录》），李元嘉“善画龙马虎豹”（《历代名画记》）。

《宣和画谱》云滕王李元婴“滕王元婴，唐宗室也。

善丹青，喜作蜂蝶。

朱景元尝见其粉本，谓能巧之外，曲尽精理，不敢第其品格”。

此时，著名的花鸟画家还有尉迟乙僧、殷仲容、康萨陀、刘孝师、薛稷。

他们都有各自发展创造的风貌，比如《历代名画记》记述殷仲容就说他“善书画，工写貌及花鸟，妙得其真。

或用墨色，如兼五彩”。

另外，除了专业从事花鸟的画家之外，还有一些兼善花鸟的画家，据《历代名画记》记载，阎立本、窦师伦、郎馀令亦兼长花鸟。

盛唐花鸟虽不及人物、山水之胜，但鞍马可谓独步，有曹霸、韩幹、陈闳、韦无忝等名家。

此外李思训、王维山水之外亦兼善花鸟。

专工花鸟的画家也有一些，有姜皎、冯绍正、李湛然、李逖、竺元标、蔡金刚、毛嵩、姚彦山、程逊等。

唐朝中期，发展极大，有韩滉、戴嵩、肖悦、李约、边鸾、梁广、韦鉴、白旻、李昭、魏晋孙等一大批画家花鸟成就卓著称名于世。

晚唐画道不兴，花鸟亦处颓势，其时画家专习者众。

张立之善墨竹，卢弁善猫，张颖、周滉、刁光胤善长花鸟。

《图画见闻志·卷二·纪艺上》记载刁光胤“工画龙水、竹石、花鸟、猫兔。

黄筌、孔嵩，皆门弟子。

尝于大慈寺承天院内窗边小壁四堵上画四时花鸟，体制精绝。

后黄居采重装饰之，亦有图轴传于世”。

现存台北故宫的十开册页《写生花卉图册》，画均设色，鲜丽精工，传为其作。

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的衬景中有辛夷花、白鹤、小狗，“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墨竹数杆，新疆阿斯塔纳唐墓中有织锦花鸟六条屏……这些也都充当进了宋代花鸟传统。

二黄家富贵和徐熙野逸

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唯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

何以明其然？

黄筌与其子居寀，始并事蜀为待诏，筌后累迁如京副使，既归朝，筌领命为宫赞。

居寀以待诏录之。

皆给事禁中，多写禁蘌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今传世桃花鹰鹘，纯白雉兔，金盆鹁鸽，孔雀龟鹤之类是也。

又翎毛骨气尚丰满，而天水分色。

徐熙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

今传世凫雁鹭鸶，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之类是也。

又翎毛形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

二者春兰秋菊，各擅重名。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五代宋初战争频仍，唯独江南、西蜀偏安一隅，绘画得以长足发展。

画院的设立尤有促进，花鸟画发展较显著，黄筌、徐熙是当时佼佼者。

二者为何名著当时，从记载来看，不仅仅在于他们技法高超，其形成自家的面貌是人们并提而赞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

他们的画风也造成了深远影响。

黄筌（公元约903—965年），字要叔，成都（今四川成都）人。

17岁时即以画供奉内廷，任前后蜀宫廷画师四十余年。

官至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史载黄筌年轻时就很聪慧，十三岁时从刁光胤为师，学习花鸟，又据说蝉蝶画法学滕昌祐。

山水学自李升，兼能道释人物，但最擅长的还是花鸟。

宋人谓其“画花妙在敷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

宋代黄修复《益州名画录·卷上·妙格中品》有这样一则记载，孟蜀的一位翰林学士欧阳炯所撰《奇异记》中指出：

“六法之内，惟形似，气韵二者为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筌之所作，可谓兼之”。

黄筌长期供职宫禁，目睹宫廷豢养的珍禽异兽和种植的奇花异草，图之于殿堂的门帏、墙壁、屏障和卷轴的作品不可胜数。

据传，他曾绘六只仙鹤于宫内大殿的墙上，仙鹤各作惊露、啄苔、理毛、整羽、唳天、翘足姿态，被认为超过了前代画鹤名家薛稷。

黄筌父子还在蜀宫八卦殿壁上图写四时花卉、兔雉鸟雀，描绘生动传神咄咄逼真，竟使进献的白鹰扑向画壁。

当时所绘现已无存，具体是何面貌我们已无从知晓了。

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写生珍禽图》卷，绢本设色，画麻雀、白雀、鹡鸰、白头鹇等十余只禽鸟，以及蚱蜢、蝉、蜜蜂、蟋蟀等草虫，还有大小两只乌龟。

细观此图可见，作者是先以较为细柔的线条极工整地勾勒了物象的轮廓线，然后以较浅的色彩渲染。

鸟雀或静立，或展翅，或滑翔，动作各异，生动活泼；昆虫有大有小，小的虽仅似豆粒，却刻划得十分精细，须爪毕现，双翅呈透明状，鲜活如生；两只乌龟是以侧上方俯视的角度进行描绘，前后的透视关系准确精到，显示了作者娴熟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笔墨技巧。

每一动物都刻画得十分精确、细微，甚至从透视角度观之也无懈可击。

这幅作品上虽无黄筌名款，但有“付子居宝习”五字，似为一幅给儿子学习之用的画稿。

此图勾轮廓的墨线大都非常轻细，似无痕迹，所赋色彩，也明显区别于唐画的浓烈艳丽，而是以淡墨轻色，层层敷染，更重质感。

整幅绘制精工典丽、生动自然，应属黄筌之作，从这幅稿本上即可了解黄筌的作品之精妙，可以想象到“黄家富贵”的巨大魅力。

黄筌的这种绘画风格，注重表达物象的精微、逼真，似乎有些接近于现代的照相再现。

花鸟草创时期之形貌已达到极高的境地可见一斑。

不过，也正由于黄筌经过不断的磨练，长期不懈地细致观察并坚持写生，才开创一派花鸟新风貌。

黄筌一家弟唯亮、子居宝、居实、居寀俱擅绘画，承筌之衣钵，影响一代画风。

弘扬工细、着色为主、逼真的勾勒填彩画法，因其格调富丽，遂成为北宋初翰林图画院优劣取舍标准，院体绘画也由此形成。

徐熙，钟陵（今江西南昌附近）人，一说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人。

生卒年不详，但可知其卒于宋灭南唐之前，出身江南名族，一生以高雅自任而不肯出仕。

画名声噪当时，时称“江南花鸟，始于徐家”“下笔成珍，挥毫可范”。

开宝末年（公元975）随李后主归宋，不久病故。

据传，宋太宗曾经阅览图画，看到徐熙的一幅画了石榴树的画，画上榴树结了很多石榴，皇上诧异赞叹了很久，并说“花果之妙，吾独知有熙矣，其余不足观也”，遍示给众臣，俾为标准。

北宋米芾也对他推崇备至说：

“黄筌画不足收，易摹；徐熙画不可摹”。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相对匮乏徐熙画风亦难确知，从相关记述来看除为人熟知的“野逸”风貌外，徐熙还有另一面貌。

《图画见闻志》中记徐熙为南唐宫廷所绘的“铺殿花”、“装堂花”，于“双缣幅素上画丛艳叠石，傍出药苗，杂以禽鸟蜂蝉之妙”，“意在位置端庄，骈罗整肃，多不存生意自然之态”。

这种富有装饰性的绘画，也构成了徐熙绘画的另一种形态。

这里主要探讨其具有代表性的“野逸”画风。

《宣和画谱》谈到徐熙“且今之画者，往往以色晕淡而成，独熙落墨以写枝叶蕊萼，然后傅色，故骨气风神，为古今绝笔”又“盖筌之画则神而不妙，昌之画则妙而不神。

兼二者一洗而空之其为熙欤？

”所谓兼之神妙是何面貌？

徐熙的绘画风格因无可靠的传世作品印证，较之黄筌更显得扑朔迷离，我们只能由文献中加以探究。

从记述中来看，确有徐熙其人风貌是毋庸置疑的，自己、他人都有大量的相关描述。

《图画见闻志》云“（徐熙）善画花木禽鱼蝉蝶蔬果，学穷造化，意出古今”。

刘道醇《圣朝画评》说“善画花竹林木蝉蝶草虫之类，多游园圃以求情状。

虽蔬菜茎草，亦入图写。

意出古人之外，自造于妙。

尤能没色，绝有生意”；史传中盛称徐熙画的根本特点是“落墨为格”，谓以“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隠映也”（引自《图画见闻志》卷四）；苏东坡有《王晋叔所藏画跋尾五首•徐熙杏花》赞叹：

“江左风流王谢家，尽携书画到天涯。

却因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花”；梅尧臣诗说他“年深粉剥见墨踪，描写工夫始惊俗”；米芾在其《画史》中记载：

“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

苏辙又说：

“徐熙画花落笔纵横”（《栾城集》卷七）。

前者是说用笔不太拘束，后者意为落笔有力。

从这些文学语言中可以体会出徐熙大约比黄筌用笔生动。

不见画迹空闻叙述始终还是有些令人难以捉摸。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描述稍微清楚一些，说“诸黄画花妙在傅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

徐熙在自己撰写的《翠微堂记》中说“落笔之际未尝以傅色晕淡细碎为功。

此真无愧于前贤之作，当时已为难得”。

综观以上，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徐熙画风的概貌：

其一，他重于笔墨；其二，着意生动。

徐氏风格亦有传承，徐熙之孙崇嗣、崇勋、崇矩皆长于绘画，有其家学渊源，必然受之影响。

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中总结说“徐熙之孙崇嗣，在院外创没骨写生法，传其祖父轻淡野逸之趣，与黄氏一派对峙，是谓徐氏体”。

徐、黄二者之风格构筑起了宋画之两大不同面貌。

徐、黄而后，历代花鸟画家各有创格，异彩纷呈，莫不导源于徐黄二体。

宋初继黄体者众，有夏侯延祐、李怀衮、李吉、傅文用、陶裔、李符等。

当时虽已有徐黄并称，但总的来看黄家画法相对更受欢迎一些。

由于当时主流审美风尚的原因，黄体影响整个画坛，乃至徐熙后人亦有效法黄筌画风的倾向。

关于徐崇嗣画史有“率皆富贵图绘，谓如牡丹、海棠、桃竹、蝉蝶、繁杏、芍药之类为多”之与野逸画风创作不同之记述。

黄筌一直深深影响着画院的绘画风尚。

将近一百年间，“黄体”最终形成了一个程式，画家们亦步亦趋，往往不敢越此雷池，直到北宋中期才有了新的转机。

人们厌倦了沉滞的状况，院外一些画家进行着一些努力。

真宗朝赵昌，英宗、神宗之际则有易元吉，传徐氏法。

“宋画院较艺者必以黄筌父子笔法为程式，自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宣和画谱》著录崔白作品二百四十一件，绝大多数为花竹翎毛，其弟崔悫也有画名。

从其兄弟作品来看均以水墨淡色画成，笔法简练豪放，有荒寒野逸之趣。

武臣吴元瑜，《图绘宝鉴》说他“善花鸟人物山林，师崔白，描法纤细，傅染鲜润，大变唐五代宋国初之法，自成一家”。

元瑜变法为“放笔墨”，笔墨洒脱豪放，“其孤标雅致，非近时之俗所能到。

尤喜作败草荒榛、野色凄凉之趣”（《宣和画谱》）易世俗之气也稍变革从前院体。

崔白和吴元瑜在保持缜密工细勾勒的基础上加进了生动活泼的迹象，他们在画坛的兴起无疑增加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也使“野逸”风貌得到进一步传扬和发挥。

三宋徽宗和宫廷画院

黄氏“富贵”体貌，描画精细是其开创，但在表现自然状态的“生动”方面似尚有欠缺，而用笔亦较纤细孱弱。

北宋中期崔白等人求自然之生气，大大提高了描绘生动的技能，用笔亦遒美，但于设色似有差逊。

至赵佶时代似乎兼有了二者之长。

北宋宗室喜好书画者众，赵宗汉、赵仲佺，赵仲僴、赵士雷、赵士腆、赵士暕及曹氏，赵頵、赵孝颖、赵士衍、赵楷、赵令穰、赵令松俱善丹青，其中徽宗赵佶书画造诣尤为突出。

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弟，宋朝第八位皇帝。

他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

哲宗于公元一一零零年正月病死时无子，向皇后于同月立他为帝。

元代脱脱帖木儿撰《宋史》的《徽宗纪》，不由掷笔叹曰：

“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

《宋史》记载：

“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

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

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

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

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

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

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馀，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

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徽宗在治理国家上是极不成功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垂名后世，《画继》中形容“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他在艺术上成就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广川画跋》曾道“（徽宗）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

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建筑》一书中所说：

“帝位为徽宗的绘画活动创造了条件，但徽宗的画并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画作本身的艺术魅力而流传后世的”，此评价也是十分中肯。

从现存的大量落其名款的宋代绘画中，我们可以窥看其高超技艺（虽然有一些绘画被质疑为宫廷画家代笔，但赵佶确有完成高水准的作品应是确凿）。

宋徽宗除本人力行书画实践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外，还以一朝天子的身份大大推动了艺术的繁荣，这尤其体现在他在位期间画院的发展上。

根据陈师曾的整理和考证，南朝后主李煜时期就已经有画院设立，以待诏、祗候等的官职优待擅长绘画的人，到宋朝时，更加扩张了规模，设立翰林图画院，集聚天下画人，因其才艺而授以待诏、祗候、艺学、画学正、学生、供奉等官职，常令画纨扇进献皇帝，画得最好的令画宫殿寺观。

俞剑华在他的《中国绘画史》中有着样一段描述：

“太祖、太宗相继翦灭西蜀、南唐，其待诏、祗候之名手，亦相继归宋。

郭忠恕自周往，黄居寀、高文进自蜀国往，董羽自南唐往。

其余为祗候、艺学者甚多。

政和中，兴画学，画院仿旧制，设官六级，又旧制以艺进者不得服紫绯，带金鱼，至政和、宣和年间，于书画院之官职乃独许之。

又待诏列班，以画院为首，书院次之，琴院、棋玉琪院等在下。

画院中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图轴两匣，命中贵押送至院，以示学人，仍责军令状，以防遗坠渍污”。

宋代画院还有一定的考核制度。

根据宋·邓椿所著之《画继》一书的记载，宋代宣和（宋徽宗赵佶年号）时画家在进入画院之前，需要经过考试，只有考试合格的画家才能成为翰林图画院的成员。

而考试的方法也很特别，就是由宫廷主考人在古诗中寻找一句现成诗句，作为考试的题目，应考的画家们便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将文字的诗句变成可视的图画。

“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又如‘乱山藏古寺‘”，要求画家所作不但切合试题，而且还要求画幅构思巧妙，不落俗套。

可想当时画院状况。

资料显示：

宋太祖时代画院待诏有黄惟亮、黄居寀、王霭、高益、王宁五人，祗候厉昭庆一人，艺学赵元长、夏侯延祐两人，学生赵光辅一人，加未明职位者杨斐；太宗时代待诏有高文进、高怀节、王道真、牟谷、陶裔、蔡润六人，祗候高怀宝、李雄、吕拙三人、艺学董羽、闫文贵；真宗时代待诏有荀信、高克明等三人，祗候高元亨，艺学刘文通，加上官位不明的龙章、冯清二人；仁宗时代，待诏有任从、斐文睍二人，祗候屈鼎、陈用志、支选、梁忠信四人，学生侯封；神宗时期画院人数有所增多，待诏有侯文庆、董祥、钟文秀、王可训，祗候葛守昌、勾龙爽二人，艺学增加至崔白、郭熙、李吉、徐易、徐白五人，另有何渊、能仁甫二人；徽宗时期，待诏有勾处士、黄宗道、朱渐、和成忠、马贲、郭信，画学正陈尧臣、学生刘坚、石珏，另外还有韩若拙、任安、朱宗翼、赵宣、刘益、富燮、薛志、田逸民、趙廉、超师、侯宗古、孟应之、宣亨、卢章、周照、张戬、战德淳、李希成等不明官职的十八人供奉画院。

通过对比人数不难看出，徽宗时期画院较之前有明显的发展。

后人曾把宋徽宗赵佶主持的皇家画院称为“宣和画院”。

这个时期的绘画风貌称为“宣和体”，这昭示出两点含义：

其一，标示出此时的画院已与前代不同，是画院体制演变到了一个更加高级的阶段；其二，此时的宫廷绘画已与前代不同，属于更加成熟完美的形态，而且构成了一个独具时代特色的绘画艺术流派。

宋徽宗的宣和画院内，花鸟题材又重新占据了主流地位。

从它的艺术风格特征来看，首先一点就是把五代初确立的“黄派”体貌更进一步的完善化，兼具徐、黄二人之长，不仅设色富丽动人，而且刻画更加精工、神态逼真，充分体现了宋代宫廷绘画艺术，淋漓尽致表达了其高级的审美内涵。

赵佶朝廷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下，黄筌、徐熙体系也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延展和传扬，具有时代意义的艺术高度繁荣的局面已然形成。

四道法自然的审美追求

当然，艺术趣味跟饮食趣味相比，不知要复杂多少倍。

它还不仅仅是发现各种细微风味的问题，而是更严肃、更重要的问题。

那些艺术大师毕竟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艺术作品，备尝艰辛，呕心沥血，他们至少也有权利要求我们设法弄清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

——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导论》

宋代绘画的繁荣凝聚了几代艺术家的辛勤努力，他们的审美追求和艺术成果也是一个值得研究学习的内容。

纯粹感官上的主观浅显认知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更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继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后，相继出现了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南宋邓椿《画继》等著作，对唐会昌年间以后至南宋时期的绘画作延续性记载的书籍。

断代史有北宋刘道醇记载五代画家活动的《五代名画补遗》，他的《圣朝名画录》则汇集了北宋前期画家的生平史料。

北宋黄修复《益州名画录》记载了唐中期以后至北宋前期四川地区画家的生平活动以及作品，是一部材料丰富而生动具体的地方画史专著。

这些专著除了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外，还留下了许多关于绘画创作、评判理念的论述。

宋代宫廷也重视对于书画的收藏访鉴，宋太宗时即在整理宫廷藏画的基础上编纂了《名画断》。

徽宗时期，又将宫中所藏书画依画家分门别类加以著录，成《宣和画谱》，共收录魏晋以来画家二百三十一人，分十门，作品六千二百九十六件，并有画家专辑和作品目录，是历史上最为丰富最为完备的宫廷藏画著录。

另外，还有高宗时期的《思陵名画记》、宁总时期的《秘阁画目》、、米芾所著《画史》、李廌所编《德隅斋画品》、董逌所写《广川画跋》也颇具学术价值。

此外，宋金诗词文集中也有大量关于书画品鉴评论的文字。

所有这些为我们了解宋代绘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们更加立体地认知宋代绘画理念也有了更大的可能。

崇尚自然逼真是宋代工笔花鸟画的最主要特点，这一点贯穿于宋代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