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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与家训

家史与家训

家史部分

一、曾祖篇

曾祖父王渊民出生于1914民国3年,自幼家贫,他的父亲上过学堂,文化知识丰富,一生以卖文为生。

曾祖父在他父亲的指教下,颇晓礼仪和为人处世之道,小小年纪为改变家境贫穷落后状况,为了生存决定走出去闯荡自己的一条路,1878年也就是他刚满17岁时,不听父辈劝阻只身去兴化城,来到兴化城举目无亲、人生面不熟,自己找了一家酱菜馆当学徒,跟着师傅学习酱菜制造,干了一段时间市场信息掌握了不少,同时曾祖父人又懂事机灵,学什么都很快,甚得师傅欢心。

又过了几年,曾祖父向师傅诉说了自己的家境和志向,取得了师傅的信任,由于师傅年事已高,曾祖父不久就被“三元”酱菜馆任命为新掌柜,经过一年总柜的业务实践,曾祖父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老掌柜的认可,酱菜馆也越做越大,名气越做越响。

再到后来,老掌柜去世,膝下无子,便把这酱菜馆全盘托付给了曾祖父。

曾祖父凭借多年的经验,融入自己的心得体会,创造出一套独有的酱菜制作配方来,他制出的酱菜颜色纯净,香飘十里,口感醇厚,让人欲罢不能,”三元”酱菜也成为当时兴化无人不知的著名酱菜馆。

在曾祖父25岁时,由媒人牵线,认识了曾祖母,两人携手经营酱菜馆,曾祖父负责进货、出售、账目统计,曾祖母则主要负责酱菜制作与店铺打理。

制作酱菜是一件不易的事,听曾祖母讲,当时条件差,都是靠一双手,高脚菜很重,一捆,好几十斤呢。

曾祖母一般一天要处理几百斤的菜。

菜买回来,晒两个好太阳,曾祖母便开始工作了。

首先是洗干净。

大冷的天,要把二三百斤菜洗干净还真是不容易的事,菜桠间脏得很,有烂泥甚至有粪便,曾祖母总是亲自上阵,两手冻得通红——曾祖母的手,一到冬天就皲裂,口子还不小,总是抹歪歪油(蛤蜊油,对治疗手脚皲裂有特效)。

终于,洗完了,放到大桌上晾几个时辰。

干了,就开始抹盐,是那种粗盐,一棵一棵的,内内外外。

然后,一层层码到大缸里,根朝外。

码好,曾祖母就穿起长筒雨靴,站上去,使劲踩,严实后,搬起家里一块不小的青石,枕在上面。

二十多天的样子,卤水便出来了,咸菜全部漾在卤中,缸里泛起泡沫。

这个时候,就准备晾晒了。

找一个通风朝阳的地方,扣好绳子,把咸菜一棵棵“骑”到绳上。

这是个漫长的日子,必须不厌其烦。

要知道,把丰满水灵的水咸菜变成干瘪的老咸菜,没有一点耐心自然是不行的。

慢慢地,在不知不觉间,水咸菜颜色变深了,变“老”了,干瘦的老人一般。

等彻底风干,收下来,切成两厘米长,塞进坛里,越紧越好,曾祖母常常借助于槌棒,让曾祖父帮忙。

到了后来,有了一定的资本,酱菜馆的员工也逐渐多了起来,曾祖母亲身上阵的时候就少了,大部分是教授员工制作技巧,酱菜馆就这样蒸蒸日上。

曾祖父经商是很有一套的,他深谙经商之道,了解商业信誉是第一位的。

他经常施舍饭菜给门口的一些乞丐,或是给他们一些工作让他们混口饭吃。

有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朋友,他总是慷慨解囊。

有一些穷苦的家庭,常年赊账来买酱菜,曾祖父也没有过一句恼人的话,总是对乡亲们满脸和气,在县城里人缘很好。

有的时候有那种“地头蛇”来找麻烦,曾祖父也总是笑脸相迎,秉承着“和气生财,不招惹是非”的家庭精神,一次次化解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祖父也曾为国民党军队提供过酱菜,为国家贡献了自己微薄的力量。

解放后,随着国家一五计划的开展,曾祖父的酱菜馆也已经变成了“顺民”酱菜厂,后来,由于国家大力开展“公有化”、“国营化”,曾祖父的私营酱菜厂理所当然的被国有酱菜厂合并,曾祖父也终于离开了他所热爱的酱菜行业,和曾祖母一起安享晚年。

曾祖父与2003年去世,享年89岁。

曾祖父平凡而不平凡的一生,不屈不饶的创业史给我很大的启示,他为人心地善良、开朗豁达、乐于助人、帮助穷人、不畏艰险、敢于吃苦,也奠定了我们家“乐而不淫,怨而不怒“的家庭精神。

二、祖父篇:

在解放战争时期,祖父(1946-)降生在我的家乡——兴化,从此开始了我祖父坎坷的上辈子,其实祖父还算幸运,至少不必承受战争带来的死亡的恐惧。

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这段期间,我国对农业的改造影响着祖父一家人的生活。

一开始土地改革,祖父家已经不是地主好多年了,自然也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1953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造,从农业互助组-初级生产合作社-高级生产合作社,1955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这些时候日子还算好过,至少能吃饱。

曾祖的家底也算殷实,祖父有着幸福的童年,衣食无忧,一直念书到中专毕业(在当时绝对是高学历)。

从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祖父一家劳力少,只有曾祖父一个人顶着只求三餐有吃就行了,那时候祖父没有成家,自然日子也好过些,但接下来的几年中,祖父经历了许多苦难。

祖父娶了祖母后生活刚开始时还好,但随着我父亲的出生,我三个姑姑我叔叔也相继出生,日子越过越难,家中都快开不了锅了。

那时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已经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祖父也早和曾祖父分家(当地的习俗,儿子结婚后自成一户,与父母分屋分粮食)了,当时没有谁有能力照顾谁太多。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家里实在是开不了锅了,祖父想去找人借点粮食,这事让村里管粮仓那个姓刘的人知道了,他来家里找到祖父给了我祖父仓库的钥匙说让我祖父去先去拿点粮食渡过难关,就当是借的,但必须在晚上去不能让人看见,那不然人人都要粮食了,粮食可以以后再还,祖父信以为真,晚上拿着钥匙去仓库,没想到刚打开门,就有人拿着火跑过来说抓小偷,祖父当时十分害怕,就跑进了山里不敢出来。

那个疯狂的年代人命不值钱,全国都在动乱中,都在搞革命,谁还管一个小乡村如何,这要是被抓到还不被打死啊。

就这样祖父在山里一躲就是一年多,除了祖母外没有谁知道他躲在哪,而祖母就定时给祖父送吃的过去,家里的重担全落在祖母肩上,祖母是一个坚韧伟大的女人,没有她这个家早就散了。

再后来,因为曾祖母的弟弟在解放战争时期去了台湾,祖父不知怎么的,又被扣上了“海外关系“的帽子,遭到了反对派的批斗,挨了打被下放到牛棚,祖父也没有怎么反抗,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一切都是颠倒的。

我记得爷爷在生产队一直是饲养员。

除了喂牲口,就是三个饲养员有分工,我爷爷是负责四五十头牲口的草料,就是每天从生产队的打谷场把预先铡好的草料,用大单子背到马棚的草池子里。

爷爷七十多岁还在生产队做饲养员,到雨雪天,妈妈就叫我去马棚帮爷爷背草料。

有时爷爷生病,我就去马棚帮爷爷喂牲口,晚上几个饲养员轮班,我有时很瞌睡,爷爷就拖着病弱的身体去给牲口上料。

那时爷爷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男劳力,因为父亲在为工作,工资又底,所以爷爷是家里天。

多年后与母亲聊天问起,母亲说:

“你爷爷厉害的很,抽烟、喝酒、泡茶、打牌,花销大,有一次未遂他意,马上写信过来大骂,扬言要从老家过来教训你父亲。

”母亲还说:

“你爷爷坐了牢,对你父亲的影响很大。

已是成年人的我,第一次听说爷爷坐过牢。

“是你大姑父抓起来的,”母亲轻声的说。

“你大姑父是陕西西安郊区人,四九年跟随部队南下,解放了兴化县城就留下了,转到县公安局工作。

那时你大姑妈是兴化县医院的护士,追求进步的她自作主张解除了和一个地主儿子的婚约,嫁给了大姑父。

印象中的大姑妈身材中等,胖胖的,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特别漂亮。

至于她和大姑父是如何认识的,母亲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大姑妈待人热情,爱聊天。

有次住她家时,清晨她去买菜,我们左等右等不见人回,结果母亲被大姑父拉到窗口看,大姑妈还挽着个空菜篮在楼下和人聊天呢。

“你大姑父文革的时候当了红卫兵,因为根正苗红,还成了卫兵队队长,为了体现‘公平’,你大姑父六亲不认,把你爷爷抓进牢里关了半个月。

文革结束后,祖父得到了平反,被安排进全县最大的百货中心工作,因为工作勤奋又有文化,被领导看中,升了职。

后来,领导被调任进粮食局,祖父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科员。

祖父小的时候练就一手好书法,又会写文章,在做科员时经常帮领导写稿子,拉近了关系,领导也很欣赏有才干的祖父,于是祖父一路升迁,最终成为了粮食局办公室主任。

要知道,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背景下,粮食就是百姓的命根子,祖父俨然成了全县的父母官,尽管身居高位,但是祖父两袖清风,不拿公家一粒米,平时用的穿的都很朴素,从未听说有什么污点。

那些思想不正的人也常常吃闭门羹。

但是天妒英才,由于工作繁忙,应酬也多,祖父在四十多岁时就中了风,幸好得到及时的救治,没有什么大碍,但此后,组织上为了防止祖父过于操劳,便把祖父安排到二线工作,不再亲自处理公务,于是祖父也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从忙碌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又回到了舞文弄墨、花鸟鱼虫做伴的悠闲生活,他笔耕不辍,一直坚持向报社、杂志投稿,到退休时,已经有百余篇作品变成了铅字,退休后,他还是热爱文学,写家乡,写亲人,一篇篇质朴而感人的文字连缀成一部个人文集,日前已经自费出版。

祖父是幸运的,因为曾祖父,祖父不是文盲;因为祖母不离不弃,祖父才能渡过那段艰难的岁月;虽然只是平凡简单的一生,但祖父是满足的,平凡简单才是真实。

祖父有两个弟弟,二弟小时候没有去学校,十几岁就进了工厂,后来一个人出去打拼,又赶上文革,与家里断了联系

文革后,二爷有了音讯,在南方参加了军队,后来二爷还穿着军装回了老家,老爷爷老奶奶很高兴。

因为,在家里很艰难的时候,老爷爷,让二爷断断续续的上了两年多成人学校,能识文断字,后来二爷很用功,在那时他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文章。

给报社写稿件,开会做报告,都是亲自操刀。

所以,老爷爷见自己的孩子当“官”了很高兴。

我稍微纪事的时候,那天下着小雨,爷爷抱着我,滑到了,爸爸又把我抱回了家,后来才知道,一般来说每隔两年,爷爷总要在秋后生产队种上麦子后,农活不忙了,到南方去看看二爷,在那里住上一段日子,那次就是想叫我跟他一起去,由于我还不到三岁,又下着雨,爸爸才从火车站把我抱了回去。

1969年快过元旦了,我上小学,爷爷说去看二爷,我就请了假,随爷爷一起到南方去了,那是个很美丽的小城,依山而建,山青青,水悠悠,古老的城墙,高大的城门,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

记得开始在市委住着,市委在山坡上建着。

那里的山不是很高,要说就好像我们这里的岭,不过,山上都是树,各种叫不上名来的树,青枝绿叶,郁郁葱葱,那时的古城墙还很完好,古城墙边就是河,那水清的跟镜子一样。

我两个堂叔比我大不了多少,二叔比我才大一岁,我们玩的很开心。

后来,二爷说,我们看看你玉莲姑姑,我们在中午,从水路去,坐在船上时,很高兴,到晚上7点多才到,在姑姑家的县城里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到她乡下的婆婆家去。

二爷说,他在南方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当地的土话一句听不懂,还要姑姑做翻译,那天晚上爷爷与二爷两个住在一起,我与二叔住一起。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雪,听二爷讲这里难得见这么大的雪。

我与叔叔一起出来看雪,那小山包上的竹子被雪压得枝条都是弯弯的。

那里的农民,尽管冬天很冷,还下了雪,可是依旧穿着草鞋。

从乡下,回到崇阳城,由于水路不能走,公路也不通车,就只好滞留在那里了,晚上二爷讲起了家史。

说起了早年的苦难,说那段历史是血泪斑斑,斑斑血泪。

当时我与叔叔都是泣不成声。

二爷关心时事,常叹世风日下。

他最怀念传统社会和计划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列思想在他脑子里协调成一个极美好的中国模式,他时时以这二者来对照现实社会。

变完了,变完了,是他评价现代社会的固定模式。

他常说过去是怎样怎样,有一种牧歌式的惋叹。

三爷年纪小,在成了人之后,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工作,由于他工作积极认真,被单位选送到学校学习建筑专业。

后来,在经济改革大潮的推动下,他离开了单位,下了海。

在外打拼了几年,离开单位后的三爷打过工、卖过手表。

在生活拮据时,他吃了上顿愁下顿,甚至居无定所,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县里经济开发区的开始建立,三爷也回到家乡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他凭借着扎实的建筑专业知识,承包了一批建筑工程,由于他讲诚信、重质量,很快就得到了众多客户的认可。

  望着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其间流下了自己的多少汗水啊?

选三爷对高邮这块充满着希望的红土地产生了难舍的亲情,高邮成了三爷的第二故乡。

  当高邮县政府开始向各界发出招商引资的信息时,三爷就决定将他在建筑生涯中积累的资金投入到这一片热土中,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表达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三爷决定从事建筑业和旅游商务服务业,以形成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经营实体。

2001年他投资兴建的三星级酒店——高邮大酒店落成开业了,三爷迈出了新型私企多元化发展的第一步,他的企业渐渐成长起来。

  高邮大酒店虽然是一个私营企业,但三爷为了实现从建筑业到酒店管理的角色转换,他还亲自到广州中山大学学习酒店管理知识,并取得国家旅游局岗位职务培训指导委员会颁发的酒店总经理合格证书。

  酒店试营业期间,他高薪委托有着丰富酒店管理经验的昆明“红河宾馆”对酒店进行管理,并请来当地驻军对新招员工进行军事化训练,使酒店一开始就规范化和标准化,走上了良性发展之路。

  同时,三爷非常注重培养和引进高层次管理人才,三年间使员工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经营业绩不断增长。

  三爷立足于培养自己的员工走向管理岗位,为让他们从理论到操作都能适应服务要求,酒店出资让选中的思想品质好、业务能力强、有上进心的员工到云南师大旅游管理大专班进行系统学习,还从昆明请来酒店管理专家到酒店进行知识讲座,每年还请公安干警到酒店给员工进行安全业务知识培训,还请县消防大队专业人员给员工进行消防知识培训。

  三爷成功了,但他并没有坐享其成,而是富而思进。

  酒店开业三年多来,为促进高邮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解决了20多名下岗工人、2名残疾人、70多名待业人员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700多万元,上缴国家税金120多万元。

再后来,三爷不再管理酒店,把酒店交给了后辈,但高邮大酒店已经成为高邮的地标性建筑,是两代人共同的记忆。

三、父辈篇:

我爸爸出生在六十年代,小时候体弱多病,两三岁的时候的一次大病几乎夺走了他的生命,那时候我奶奶还狠下心把他丢了,还好我曾祖母把他捡回来了,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那时候全国上下穷得厉害,吃不饱穿不暖,奶奶这一决定也是情有可原的。

爸爸读书不认真,他说六七岁的时候上小学每天在课室上课的时间很少,基本上的都是劳动课。

一放学就去捡牛粪云云之类的。

然后送到生产队去记工分。

那时候还没到改革开放时期,加上又是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日子,当然是过得艰难了。

还好我爸爸不是一个读书人,否则说不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会被牵涉其中呢。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父亲从我懂事起就一直教导我要好好念书,不要学他当年。

我的父亲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就是老实本分的平头百姓,他爱好二胡,爱好养鸽子,最近还在市里举行的信鸽大赛里拿了奖。

我相信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有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父亲,但是这影响不了我们对父亲的浓浓爱意。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大叔,198x年的夏天,我大叔考上了高中,录取名单里也有他的名字,但他却总也找不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熟悉其中规则的老师告诉他,他被别人冒名顶替了。

当时还没有我,我不知道大叔有没有痛哭流涕,有没有怨天尤人,等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大叔已经是小学里最优秀的代课老师了。

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大叔自己大中午的经常出去,那么毒的太阳,叔叔去干吗了哪?

我想不清楚,跟奶奶要了一毛钱,然后去买冰棍吃了。

两个月后,叔叔买了一个冰柜,然后在冰柜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雪糕,有一毛的,有两毛的,甚至有五毛、一块的“奢侈品”在冰柜里。

他教书的时候婶婶就看着冰柜摊子,他下班了草草吃过饭就马上接替婶婶的工作,到了周末更是一盯就是一天。

守旧的老人们想不懂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个冰柜去卖几毛钱的冰棍?

花20块钱用木板加保温泡沫做一个不就行了?

可是,冰柜的成本半年就收回来了。

卖冰棍是个厚利行业,批发五分的冰棍就能卖一毛,批发两毛的冰淇淋就能卖五毛,孩子的钱,很好赚哪!

但是我也只找奶奶要一毛钱卖冰棍,并不是奶奶不疼我,而是五毛钱一个的冰淇淋很难买到。

别人用木柜子卖冰棍,因为怕化了,只敢买卖最廉价的冰棍,雪糕、冰淇淋这类高档货色,每次都只敢在进货的时候捎带着卖几个。

因为中间环节堵住了,孩子们没养成吃好雪糕的习惯,生产厂商也不会生产太多好东西。

大叔正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去农田里捡别人丢弃的农药瓶,捡完了周围几个村子的药瓶,最终用卖废品的钱买到了全村第一个冰柜。

孩子们吃上了更好的冷饮,叔叔也成了冰棍加工厂里最大的客户。

这只是第一步,大叔发现村里的商店只卖最畅销的商品,对比较偏门的商品敬而远之,村民们买个塑料薄膜,买个漆胶涂料都要跑到十几里路以外的村镇。

他就用卖冰棍赚的钱开了一个百货商店,凭借良好的态度和认真的经营,很快也获得了成功。

顾客来他的店里如果发现没有某种货品,他两三天就会去进货,然后亲自通知顾客。

久而久之,顾客相信他的商店是一个应有尽有,充满奇迹的地方,遇到什么生僻商品,很自然的就来找叔叔了。

如果说前面的事例只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青年农民如何聚焦客户需求,从客户的手里接过钱;接下来大叔做的事情就是主动进行业务创新,劝客户主动从腰包里掏钱了。

这些东西到现在我觉得城里人也未必会想到,会做到。

每个村子都有公立的广播站,用于宣传计划生育一类事情,偶尔也会有游商用一包烟打动广播员大爷帮他们广播一下“村头广场上有个卖韭菜的!

”这类商机。

大叔并没有租用公立广播站,而是直接自建了一个。

从那以后,他再进货就不仅仅是考虑村里人有没有买过这个东西,而是村里人有没有可能买下来。

各种或新奇或实用的玩意从村民的耳边一过,可能半个月、一年以后的闲聊中他们就会想起大叔的商店里有哪样商品可以做更好的解决方案。

大叔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这个时候打击私盐私烟的风潮蔓延到了我们的村子,两毛钱一斤的私盐买不到了,五毛钱一包的廉价烟也买不到了。

像大叔一样开大商店的几个商人都弄到一张官方的供应执照,继续买卖官烟官盐,而那些小商店却发愁了货源。

很快他们发现从大叔那里可用以成本价拿到烟草和食盐,而其他的大商人则会在成本上加上一点点利润,于是不仅我们村,临近村里的小商贩都去我叔叔那里转买烟草和食盐。

可能其他大商人会笑我叔叔傻,一年以后,我叔叔一家的出货量就超过了他们几家,年审的时候,他们也都失去了烟草和食盐的供应执照。

叔叔虽然还用成本价卖盐给商人们,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隐隐的控制力。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事情,这两年的几件事情让我更感到震撼。

几年前,我们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因为金融诈骗被连根拔起,普通村民只能跑到几十里外的镇子上去存款、取款。

当大部分人把这个当作牢骚和谈资的时候,大叔却看到了商机。

他自费购买了几大银行的转账机,然后往自己的帐户里存了几万块钱,然后在商店的收银台上储备了一万现金。

然后他就向全村广播了一条消息“老乡们注意了!

我的商店可用代为存款,你将存款交给我,我就会从自己卡里将钱转到你的帐户上;你将自己帐户里的钱转给我,我就会会给你现金,每一千元收一块钱手续费!

”。

我在此并不是想说他赚到了这一块钱手续费,而是他引来了客流,而这些客流都是怀揣现金,极易勾起购买欲望的!

去年我回家的时候随口和大叔说了一声现在买火车票真难,咱家也弄个代售点吧。

说完我就后悔了,怎么能跟长辈提这种不可能的建议哪?

然后又改口说火车票代售点很难批下来,算了再说吧云云……

今年叔叔的QQ签名改成“三乐百货商店代售火车票”,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细细打听,原来是他和一个交通便利的代售点合作,村民们在我叔叔家交钱,去代售点取票。

这次叔叔不仅仅赚到了手续费,旅行用品也是大卖特卖了。

很多商家跟叔叔学着去买冰柜存冰棍,也有一些商家学着叔叔做自己的广播站,也有商家狠狠心大范围的进货,像转账机存款、代售火车票的点子早晚也会被他们学去。

但他们的生意不温不火,而我大叔却真的知道,买冰柜是因为顾客要买优质雪糕,做广播站是为了提醒顾客自己有一套更好的解决方案,大范围进货是为了让顾客认为这里应有尽有,所以他的生意才会特别红火。

任何事情都不难,再难的事情也怕用心的人。

 

家训部分

我们家的家训大概可以总结为“乐而不淫,怨而不怒“,无论遇到喜事或是祸事,尽量不声张,不招摇,遇到麻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许有人说这是一种消极思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平庸主义“。

但平平安安才是福,经历了沧桑与变迁,希望有稳定,安宁的生活,体现的是儒家中庸之美,凡事都不可过度,表现感情点到为止,要内敛而不可外露。

一言蔽之:

不嗔不喜、以和为贵。

这恐怕也是大部分中国平凡百姓的共同心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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