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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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2011-03-09人气:
71小中大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题号】B5
【复印期号】2004年12期
【原文出处】《湖南大学学报：
社科版》（长沙）2004年05期第3～12页
【英文标题】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Neo-ConfucianismandStudyofConfucianClassicsinSongandMingDynasties
JIANGGuang-hui
（InstituteofHistoryStudy,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Beijing100001,China）
【作者简介】姜广辉（1948-），男，黑龙江安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1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4）05-0003-10
关于宋明儒学研究，当今学术界有两种类型的学术著作，一是关于宋明理学史的研究，主要讨论宋明理学家关于理气心性等问题的哲学思想；一是关于宋明经学史的研究，主要讨论经学沿革传承、经书校定、疑经辨伪及科考程式等问题。
以上两种类型的著作畛域清楚，基本不相交错。
那么，宋明时期的理学与经学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只要稍加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所谓理学与经学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为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
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设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
假如我们要以宋明时期的"经学思想"为研究课题，那这"经学思想"的"灵魂"就是理学。
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应以怎样的写作形式来反映这一特点，我们既不能将宋明经学思想史写成与汉唐经学无多少差别的著作，也不能写成类似宋明理学史的著作。
必须看到，写宋明经学思想史，其难度更大于写宋明理学史，因为写宋明理学史，可以寻着理学的理论逻辑写，从而避开经学的内容；而要写宋明经学思想史，若不弄清理学，就根本不会理解宋明儒者经典诠释意义之所在。
因此这里有双重的压力摆在研究者的面前，既要懂经学，还要懂理学。
也正因为如此，研究和处理好理学与经学的关系问题，理论意义重大。
下文拟从四个方面讨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一 宋明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
（一）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
宋代经学以发明义理为主要特点。
而理学是当时诸多义理之学的一个主要流派。
从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的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
儒家经学正式确立于汉武帝时期，这是适应大一统政治的一次重大的文化选择。
当时董仲舒建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注：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汉武帝接受了这一建议，《汉书•武帝纪》赞曰：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在"六艺"或"六经"中，《诗》、《书》、《礼》、《乐》、《易》，乃是西周以来的公共文本，非儒家所独有，《春秋》虽为孔子所修，然他所依据的乃是鲁国《春秋》，也可以说是一种公共文本。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即意味回归先圣的公共文本，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包括孟子、荀子的儒家都在罢黜之列。
（注：
关于这一观点，我们采纳了钱穆先生的意见，钱穆先生曾说：
"汉武帝表彰的是战国以前的五经，而非表彰战国以后的儒家。
汉武帝表章五经的另一句，是罢黜百家。
儒家只能算百家中的一家，则也在汉武帝罢黜之列。
我们读《汉书•艺文志》，这是汉代皇家图书馆藏书的目录分类，把一切书籍编目，分归七类。
第一类为六艺，便是经。
第二类为诸子，便是百家。
百家中第一家，便是儒家。
可见罢黜百家，儒家亦在内。
六艺与诸子，这是当时学术上的一个大分野。
讲汉代史，这点不能不知。
……汉武帝以前，文帝时《孟子》、《老子》皆曾立博士。
到了武帝，只许五经立博士，其他百家博士都一起罢免。
《孟子》、《老子》博士也罢黜了，这就是罢黜百家的事实证明。
可见当时汉武帝表章五经，并非表章儒家。
"（《钱宾四先生全集》卷五十四，联经出版社版，第294页．））这就是说经学高于百家之学，也高于一般儒学。
这是一种学术导向，它标示今后儒学的发展必须走经学的路线，而不能走子学的路线。
但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上距秦始皇"焚书坑儒"已经八十年，五经重现于秦火劫余，简编残阙，传本不一，因而经典文本及文义的确定须依据经师的"师法"与"家法"，这种情况决定了此后经学缓慢而曲折的发展。
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汉代今文经学家讲"微言大义"，后来出现了"说尧典二字三万言"的烦琐流弊。
到了东汉，古文经学兴起，以笺注原典字词的方法解经，当时一种好的注经著作，大体符合"简当无浮义"的标准，即注文简洁恰当，而无浮诞之语。
郑玄的《三礼注》和《毛诗笺》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但笺注形式并非字皆加注，后人读经，仍不能通晓经旨，因此南北朝以后经学家创造了一种"义疏"形式，对经注作进一步串讲和疏解，而一种好的义疏著作，则应大体符合"详正无剩义"的标准，即对经注文义的解说周详明正，而能通贯其大义。
唐代孔颖达所领衔修纂的《五经正义》作为官修经典，是对南北朝以来义疏之学的规范和统一。
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大多谨守官书，莫敢异义。
总体说来，汉唐经学是章句训诂之学。
然而，章句训诂不过是理解经典文本的一种手段，即以理解经典文本的目的而言，这种手段也还是不够的。
因为经典所记叙的是古人行事之迹及其价值选择，每一种记叙都有其历史事件的原型，古人之所以如此行事，如此做出他们的价值选择，自有他们的一番大道理。
但古人由于当时书写条件和社会政治条件的种种限制，反映在经典中的文字，无论记事和记言，都相当简略。
后人依据这些简略的文字，如何再现历史事件的原型，如何体会寄寓经典中的"圣人之意"呢？
显然，要达到这样的认识，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经典文字的注疏之上。
更何况经典所记叙的并不单纯是"历史事件"，还有许多"思想观念"，如"太极"、"道"、"天命"、"阴阳"、"性"、"理"、"仁"、"义"、"诚"等概念反复出现在各经书之中，这些思想概念与一般日常用语不同，一般日常用语是公众性的、往往是直接指陈某种具体事物的，而思想概念则明显带有思想家个性化的特征，它反映为思想家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抽象认识，而每一个概念背后都有一套理论。
这种概念及其理论只有被人们普遍接受，才能转化为公众的语言。
因此如何熟读经典，会通其精神，体悟其境界，使经典义理得以阐发出来，这是经学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要。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学习经典并不仅仅以理解经典文本为最终目的，还要将经典思想运用于社会实践。
五经之被称为"经典"，乃在于强调其对于社会的思想指导作用。
但五经所承载的毕竟是先秦的文化信息，虽然荀子曾盛赞五经"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认为这些经典涵盖了当时的所有学问，但千百年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实已超过前人，而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也大为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经学如何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呢？
五经中的许多思想观念本来具有进一步发挥哲理的潜质，只是为传统的依经注疏的形式所束缚，使它很难演绎出丰富的义理来。
因此，儒家学者要想继续担负"师道"的责任，就必须突破传统的经典章句之学的狭隘局限，广泛融汇吸收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养料，发展儒家经典的义理之学，以增强经典解释世界、主导社会的理论力度。
宋代中期以后，"学统四起"，义理之学勃兴，经学从此走上开新之路。
这时，义理之学的概念是广义的，王安石、王雱父子所代表的新学，程颢、程颐兄弟所代表的洛学，张载、张戬兄弟所代表的关学，苏轼、苏辙兄弟所代表的蜀学，等等，都属于义理之学。
各家义理之学的内容、观点不同，究竟哪一家更适应学术史的发展要求呢？
我们知道，在诸家义理之学的争鸣中，最后是二程的洛学占了上风，这其中有什么必然性吗？
我们以为是有的。
首先，唐迄宋初，儒、释、道三家思想交流互渗，相反相成，其中面临一个"谁主沉浮"的问题。
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对佛、道思想的态度很重要。
由于原始儒学理论思辨性差等自身缺陷，需要佛、道思想作为补充，而不能绝对排斥它。
但儒家又不能与佛、道思想平分秋色或和光同尘。
恰当的态度是，坚持儒学为主导，反对佛、老的宗教思想，而又改造、吸收它的合理因素。
相比之下，洛学较之其他各家更符合这样的条件。
另一方面，王安石熙宁变法失败，其功利主义的思想主张到后来发生蜕变，被吕惠卿、蔡京之流利用为党同伐异、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以"道德性命"之学作为安身立命根本的理学，在逆境中崛起，成为此后儒家义理之学的中流砥柱。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乃是历史上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
（二）"道学"的产生及其名称的转换
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背景看，唐代以来佛老之学鼎盛，由此构成对儒学的深刻刺激，使得儒学精英感受到莫大的屈辱，因而提出要接续和弘扬儒家"圣人之道"，这种情结可以追溯到唐代的韩愈。
韩愈在其名文《原道》中说：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昌黎文集》卷一）
佛老之学对儒学的刺激，可以说是一种外部机缘，但它在儒学精英那里，实际已转化为一种弘扬儒家"圣人之道"的内在诉求，这种诉求持续而强烈，它一直激励北宋的儒学精英发愤重建儒家人文精神，以抵制佛老之学。
理学最初的名称是"道学"。
北宋儒者最先提出"道学"概念的是王开祖。
王开祖，字景山，于宋仁宗皇祜癸巳（公元1053年）中进士第，试秘书省校书郎，后退居讲学，听者常数百人，著作有《儒志编》，其末章有云：
"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
"王开祖享年不永，三十二岁就辞世了。
在南宋时有两位朝臣出来证明"道学"概念的发明权应归于王开祖，一位是宝谟阁待制陈乾于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作《儒志先生学业传》说：
当庆历、皇祜间，宋兴未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
……后四十余年，伊洛儒宗始出。
（《儒志编•附录》）
另一位是枢密院参知政事许及之在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作《儒志先生像赞》说：
"公讳开祖，字景山，登皇祜癸巳郑獬榜进士第，……退居郡城东山设塾，倡鸣理学于濂洛未作之先。
"（《儒志编•附录》）两位儒者都认为王开祖提出"道学"（南宋时"理学"已成为"道学"的同义语）概念要比二程早许多年。
但发明了"道学"概念并不意味提出了道学的思想。
王开祖当时虽有发明经蕴、倡鸣"道学"的意愿，但因其英年早逝，并未能提出道学的思想，更遑论建构起道学的思想体系。
真正提出道学思想，并建构起道学思想体系从而成为道学奠基人的是程颢、程颐兄弟。
二程早年曾问学于周敦颐，周敦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名气，但却是一位能"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的旷世高人。
受到周敦颐的启迪，二程兄弟慨然立志求道，此后曾出入佛、老之学几十年，受到了佛道理论思维的锻炼，而后返求儒家六经，对儒家之"道"颇有体悟，由此建构起"道学"的思想体系。
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讲到程颢早年的求道阅历时说：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二程文集》卷十一）在程颢去世后，程颐用"道学"概念概括其兄弟二人的学术，如其文集中《祭李端伯文》说：
"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
"（《二程文集》卷十一）到了南宋，道学发展成为主流学术。
南宋叶适曾分析道学思潮兴起的原因，比较准确而客观，他说：
"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
吾道固有之矣……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
"（《习学记言》卷四十九）
这里，我们捎带讨论一下"道学"和"理学"的名称转换问题。
自二程以后无论朱子一派，还是陆王一派都以"理"或"天理"为最高范畴，但在二程之时，不名其学为"理学"而称其学为"道学"，盖与当时韩愈《原道》的持续影响有关，而程颐当时特别强调他们直接孔孟"道统"，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意。
程颢死后，程颐表彰其兄"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注：
《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9页．）。
到了南宋之时，朱熹同样也有自居"道统"的心理。
由于此派骄矜过甚，引起其他学者的反感与抵制，甚至被目为"道学之党"。
叶适当时曾批评说：
"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
其意曰：
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
"（《水心文集》卷二十七《答吴明辅书》）叶适的分析是非常中肯的。
陈亮的批评则极尽描摹挖苦之能事：
"以为得不传之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
"他表示自己"本非闭眉合眼，朦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陈亮集》卷二十）。
最值得注意的是陆九渊的态度，陆九渊本是道学中人，但他对道学中过事标榜的作风十分警惕，他曾告诫学生说：
"此道本日用常行。
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
此风一长，岂不可惧？
"（《陆九渊集》卷三十五）又说：
"世之人所以攻道学者，亦未可全责他，盖自家骄其声色，立门户与之为敌，哓哓腾口实，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尝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读语录精义者。
程士南最攻道学，人或语之以某，程云：
"道学如陆某，无可攻者。
"（《陆九渊集》卷三十五）陆九渊默认自己在学问取向上是道学中人，但他却反对以"道学"自诩的虚骄作风，甚至在日常论学中刻意回避使用"道学"一词，而改用不甚突显"道统"意义的"理学"概念，如他说：
"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
"（《陆九渊集》卷一《与李省干》）他所说的"理学"实质就是"道学"，只不过他不认为此学自宋儒始有。
在当时，大概不只陆九渊持这种态度，凡在学术取向上认同二程之学，而在学风上反对一般道学人物虚骄之气者，大都持这种态度，因此他们在述学之时宁愿选用"理学"的称谓。
明末孙奇逢著《理学宗传》，选用"理学"的称谓，而弃用"道学"的称谓。
《理学宗传》对后世治学术史者影响很大，现代学者也多以"理学"概括程、朱、陆、王所代表的学术。
如果今天我们再次反省，在"道学"与"理学"两个称谓之间重新选择，到底用哪一个称谓来概括这一特定的学术思潮和流派更好呢？
我们以为，"道学"一词虽然出现较早，但它包含有"道统"的虚骄成分，有"话语霸权"之嫌，并且在学术史上容易与道家之学相混；"理学"一词出现较晚，但它包容性较大，语义平实且平等，并且已为今日学术界所习用。
两者相权衡，还是以"理学"称之为好。
但在研究北宋二程等人的学术思想史时，因当时尚无"理学"的称谓，我们也不妨使用"道学"的称谓。
二 宋明理学是经学史上的一种特殊形态
（一）没有超越于经典之上的所谓"理学"
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日学者写宋明理学史，按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大都以唐代韩愈为远源，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山，以张载、二程兄弟为开创者和奠基人，但他们几位的学问，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学问区别究竟有多大呢？
其实，他们只是当时儒家众多讲经论道的学者中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所谓"道统"，也很难说是一个流派，所谓"道统"、"流派"云云，是南宋时期的学界领袖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人虚构出来的。
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太极图说》、《通书》、《西铭》、《近思录》以及各种语录类著作开始陆续编纂、刊行出来，到了这时，"道学"的理论形态渐渐清晰，标志"道学"或"理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元代对"道学"的看法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突出表现在以脱脱领衔修纂的《宋史》之中，《宋史》于《儒林传》之前更立《道学传》，以为"道学"高出于"儒林"。
其《儒林传》入传者有邢昺、孙奭、李之才、孙复、石介、胡瑗、李觏、邵伯温、杨万里、吕祖谦、陆九渊、陈傅良、叶适、朱震、胡安国、陈亮、真德秀、魏了翁、王柏、王应麟、黄震等人。
而其《道学传》入传者则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二程门人、朱熹、张栻、朱熹门人等。
这一修史体例是前所未有的。
按《宋史•道学传》的说法，圣人之道至孟子没而无传，直至宋代周、张、二程、朱熹一脉始得古圣"传心之奥"，因而得以称为"道学"；而汉唐及宋代的一般传经之儒和事功之儒，则不得称之为"道学"。
这正如江藩《宋学渊源记序》所说：
"自宋儒道统之说起，谓二程心传直接邹鲁，从此心性、事功分为二道，儒林、道学判为两途。
"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宋明时期的"道学"（或曰"理学"）与传统经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学问。
但是，到了清代，经学考据学兴起，学者对宋明学者的所谓"道学"或"理学"颇不以为然。
清人顾炎武说：
"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
故曰：
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
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
"（注：
《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五十八页．）
顾炎武此语中有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即认为经学即是理学，舍经学，无所谓理学。
他首先指出，"理学"的名称，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这话是很正确的。
但他接着指出，古代虽无"理学"之名，却有理学之实。
显然，顾炎武对"非数十年不能通"的"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一点是与《宋史•道学传》的态度很不相同的。
反之，他对那种"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的"今之所谓理学"，则表达了一种不予承认的态度。
但顾炎武此语也有模糊之处，即他对宋元经学是持肯定态度呢，还是持批评的态度？
他所说的"今之所谓理学"，范围到底有多大，它是指明末以来的阳明后学呢，还是整个明朝的理学呢，或者也包括宋元时代的理学在内呢？
这里未作明确的交待。
（注：
钱穆先生说他从写《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始，曾反复体会顾炎武这段话，过了四十年，对顾氏此语才算讲清楚了，他认为顾炎武这段话的意思是：
"经学就是理学，要读经才有理学，舍掉经学就没有理学了。
粗看这话好像只要讲经学不要讲理学，顾亭林是处在反理学的态度。
这样说最多讲对了一半。
因为顾亭林《日知录》里讲得很详细，宋朝、元朝都有经学，所以那个时候也有理学。
明朝人没有经学了，有什么理学呢？
不讲经学的理学，只有明朝，王学不能叫理学。
顾亭林是这样的意思。
他是反王学，不是反理学。
"（《钱宾四先生全集》卷五十四，联经出版社版，第八五○～八五一页）钱穆先生认为，顾炎武对于宋元时期的理学是持肯定态度的，理由是宋元时期的理学没有脱离经学。
假如这是顾炎武本人的见解，当然不失为一种真知灼见。
而实际上顾炎武对于二程的语录之学却多有批评，因此顾炎武对宋代理学究竟持一种什么态度，尚需进一步探讨。
另外，顾炎武所说的"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只符合晚明社会的思想实际，顾氏是否反对整个明朝的理学，也需进一步探讨．）
《宋史•道学传》将"道学"凌驾于"儒林"（包括传经之儒）之上，而顾炎武则以经学为学问的根本，并指出"理学"（"道学"）后来的发展已经脱离了经学。
两者观点看似对立，却也有相通之处，即它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宋明理学家是轻视经学的。
（注：
《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一三一页．）
我们必须指出，宋明时期的大多数理学家是重视经学的，他们并没有超越于经典之上的所谓"理学"，在他们那里，理学与经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两者既有区别，又密不可分。
理学家中即使像陆九渊、王阳明等人没有注经专著，但他们的思想大体根柢于儒家经典，这是没有疑义的。
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宋明理学家的经学确实又与汉唐儒者的经学有很大的区别，从思维方法来看，汉唐儒者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偏重历史学的、语言学的方法；而宋明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则偏重哲学的、心理学的方法。
从一种广义的经学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宋明理学看作经学发展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形态。
从经典解释学的观点看，宋明理学家的解经方法未可厚非。
当人们学习经典的时候，固然有追问经典本意的诉求，但经典一旦作为经典，它便开始了一个不断被理解和诠释的过程。
客观地说，若无宋明时期经学方法论的革新，那传统经学早已寿终正寝了。
（二）"由经穷理"的语录之学
以今天的学术分类的观点看，宋明时期的思想资料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经学家的经注类著作；一类是理学家的语录类著作。
从经学史角度而言，只有经注类著作称得上"经学"，而语录类著作只能名之为"理学"或"道学"，而称不上"经学"。
理学的传播形式主要是"讲学"，语录是理学家讲学的内容和师生问答之语，由当时学生记录下来，经后人整理成书。
理学语录之学由二程开其端，二程语录所记多为"由经穷理"之语。
程颐称其兄弟"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所谓"遗经"是指传世的儒家经典，并非于传世儒家经典之外，别有秘传。
这也就是说，二程兄弟所称之"道学"是从传世儒家经典中体悟出来的。
理学家的语录，有很多是就儒家经典的某句话提出新的见解，今人读之，会觉得其中多为无用之言。
然而在当时传统经注长期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这些语录却使人耳目一新，它渐渐使当时的儒者形成一种共识：
经典确有重新理解的必要。
语录之学是经典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对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
明末阳明后学渐染"狂禅"之风，以所谓"悟道"相标尚，这时的语录类著作多反映他们的心境。
顾炎武将这类语录与禅僧语录相类比，狠批语录之学，认为语录之学即意味染于禅学。
他说：
"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
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
"顾炎武是一位学术权威，他的话对后人影响很大。
但他所批评的现象衡之于明末阳明后学则可，以此衡之于程朱之学，则有欠公允。
实际上宋明时期多数理学家的语录还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以《朱子语类》为例，该书为南宋黎靖德所编，编得极有条理。
该书共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其中四书类：
《大学》五卷，《论语》三十二卷，《孟子》十一卷，《中庸》三卷，共五十一卷；六经类：
《周易》十三卷，《尚书》二卷，《诗经》三卷，《春秋》一卷，《仪礼》、《周礼》和大、小戴《礼记》八卷，论乐一卷，共二十八卷。
我们研究宋明时期的"经学思想"，应该清楚地了解，不仅经注类著作中有经学思想，语录类著作也有经学思想。
而且许多有思想闪光的经学观点恰恰在语录类的著作中，如朱熹关于《周易》曾提出很多重要观点，如"易本卜筮之书"、"易只是个空底物事"、"易只是一阴一阳"、"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等，而有关的思想资料则主要见于《朱子语类》。
就程朱理学而言，不仅从他们的著作的数量上看是以讨论儒家经学为主的，即从他们的思想倾向而言，他们对佛老之学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不能说他们"淫于禅学"。
在宋明儒者中，许多人既是理学家，又是经学家，一身而二任。
如程颐、朱熹等人既有重要的语录类著作，又有重要的经注类著作。
宋明理学家在其一生的讲学和著书的实践中，思想经常会发生变化，这反映在其经注类著作与语录类著作中有时思想不一致，即使同在一部语录类著作中前后思想也可能不一致。
因此语录类著作往往成为考察理学家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文献。
由于经注类著作受到体裁限制，理学家不能在其中更充分地发挥其思想，因此要对某位理学家的经学思想取得完整认识，其语录类著作尤显珍贵。
总而言之，我们研究宋明理学家的经学思想，不能只看其经注类著作，还要仔细研究与之密切相关的语录类著作，乃至作者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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